江湖与庙堂向来被认为是两个世界，江湖中素无皇族，但在本土的PE大江湖中，有这么一类有着深厚国有资本属性的机构，尤其是以众多央企为首，成为了PE江湖中正宗的*贵族。
*PE版图
去年年底，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国家开发银行全资子公司国开金融作为主发起人的*只国家级股权投资复合基金国创母基金正式成立，业内俗称“国母”。
在这个庆典当天，各类大大小小PE至少来了几十家，其中包括厚朴投资的创始合伙人方风雷、鼎晖投资董事长吴尚志、春华基金的创始合伙人胡祖六、中信产业基金董事长兼CEO刘乐飞、KKR投资集团全球合伙人刘海峰、清科集团创始人倪正东等等。
有这么多大佬的捧场，但与其说是国创母基金的FOF属性的吸引力，还不如说是国家级基金的威震四方。“国母”显然并不是*贵族群落中的*一员，与国际上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股权投资发展路径不同，中国本土的PE江湖上有国家资本背景的机构比比皆是。
我们姑且简单地以该基金主要的资本来源或管理公司的股东是否有中央级别的国资背景（央企）为标准，大致勾勒出它们在PE江湖上的势力版图：首先，国家资本属性非常鲜明的投资基金，比如财政部拟发起设立的中国文化产业投资基金，财政部等发起设立的中比产业基金，还有中投公司旗下的中信资本等。其次，由中央大型企业主导的各种大型产业投资基金，尤其是国家发改委最早所批准设立的近十家产业基金们，如中国银行背景的渤海产业基金、中航工业集团航空产业基金、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旗下的航天产业基金等等，还有诸如国开行背景的开信创投、建设银行旗下的建银国际等。
和坐落于南方上海、深圳的帮派相比，在离中国政治权力中心最近的地方北京，成为了这些*PE们云集之处。
从时间上来看，这些PE基本上都是在发改委批复*家产业基金渤海产业基金后陆续出现的，尽管它们年纪轻轻但却举足轻重。而从参与方式上来看，呈现出了往深度参与发展的势头，前期是以资金投资参与为主，但现在央企开始自己发起设立PE基金者越来越多，如中粮集团在今年年初也发起设立了首只农业产业基金。
中国式*基因
对于一个市场化程度极高的投资门类，国企如此高的参与度不得不说是又一个“中国特色”。中投公司副总经理谢平就曾表示，中国的PE很有特色，因其存在国有资本控股，中国的LP、GP大部分是由国有资金控股，投资对象也是国有企业。
清科集团日前发布的一份数据也印证了这样的说法，即超出半数在2010年完成募资或完成首轮募资的新基金有国企的参与。而从募资金额来看，国企参与的基金所募集的金额占比达到了69%。
当初渤海产业基金成立时，一期基金为60亿元，总规模期望达200亿元，在当时看来已经是PE行业中的巨无霸了。但此后，这些*PE们接连登场，数百亿元的基金接连成立，中信绵阳科技城产业投资基金首期便达到了90亿元。总规模计划达到200亿元者也比比皆是：航天产业基金总规模也达200亿元，筹备中的中国文化产业基金规模也将到200亿元……
一直以来，政府对于国企开展投资类活动的监管都非常严格，一般而言，国企参与股权投资的主要目的应是为了做好主业。
不可否认的是，作为国企的核心力量，央企拥有的资源自然更多，无疑也为旗下PE基金提供了一个丰富的矿产。如中航工业，集团内部近3000亿资产的整合与重组，以及为了实现“万亿”规模而进行的外部吸纳与并购，肥水不流外人田，中航工业与建设银行共同发起设立的航空产业基金无疑找到了一个金矿。
业内人士都赞同一个观点，在国内做大型企业的投资（甚至包括很多民企），关键要素并不在于商业谈判，而在于“谁能获得政府的首肯”，这类*贵族与庙堂的微妙关系无疑凸显出了它真正的实力。
九鼎投资一位人士还记得和一家国字头PE寻求合作的难堪经历，为了争取能够跟投一个该PE势力范围内的国企改制上市项目，他专门去拜会其大老板，但在门外等了数小时后都未曾如愿见到。
当然，让人更感兴趣的是这些*贵族们身上那隐约可见的特权，外媒则以“红色PE家”来称谓这些机构中有高干家庭背景的核心管理人士。事实上，这早已不是行业的秘密，尤其要在*贵族的PE中寻找到这类身份特殊者是件非常容易的事，这些PE机构的员工也向来不会拒绝业内人士的八卦，并甚至成为他们津津乐道展示基金实力的一种方式。
另一家民营PE东方汇富创投也曾经遇到过的一个经历是，在它所投资的华锐风电项目上差点被“权贵”PE挤出去。
*PE路在何方
当然，特殊的地位和资源优势注定了*PE们出生时就能享有到的荣华富贵，然而，这种表面的风光终究会因内部资源消耗殆尽及市场化的大势所淹没，实际上，对它们的质疑之声已经不绝于耳，尤其是冗长的决策流程和缺失的权责匹配机制最受诟病，当然它们中也有少数是市场化道路较为彻底的。
兼任中国股权投资协会副会长的北京大学知名教授何小锋也明确呼吁国企切莫自己做PE。“国企讲的文化是行政控制权的在行政手上，这点它跟PE强调个人才能的文化是相冲突的。因为它不是要放在*秀的管理人手上，还是放在权力级别高的人手上。”何小锋说。
央企身上的国企特性无疑表现得更浓，记者曾与多位央企背景的PE机构人士交流，在其所在的基金风风光光的表面，他们也早已意识到背后深藏的发展隐患，他们比外部人更清楚国企机制所存在的问题，只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比如，一些由多家国有企业联合组织设立的PE机构由于股东较为分散而能够具有较强的市场化机制，不会太受国企考核的影响。而由一家央企主导而发起设立的PE机构，则很难以逃避国企体制的束缚。以渤海产业基金为例，在中银国际为首的国企联合组建下成为了国内*家产业投资基金，尽管它已经非常淡化行政色彩，但它刚出世一年就因高管离职等陷入了非市场化质疑的漩涡中。
一家知名产业基金人士对记者称，尽管公司内部也设有专职的律师、会计师等，但他们平常的做法往往是大量聘请第三方机构对项目进行评估和出具专业意见，这么做的目的就是尽可能规避潜在的风险发生后所出现的追责。
“权利和责任不匹配，我们没有获取回报的权利为什么要承担那么大的责任？国企做PE就是死路一条。”该人士称。
特殊的机制造就了中国特色的怪状：就以募集资金为例，与国际上通常依靠核心管理团队的实力去募集基金不同，它们反而反其道而行之，往往是先初步确定了募集资金后再招募管理团队。
更多富有中国特色的现象是：它们没有市场化基金常见的如项目跟投等激励约束机制；它们几乎都是采用公司制的组织形式而非国际主流的有限合伙制；它们的核心管理层忌讳公开露面，仍然笃信闷声发大财的守则；它们不愿意打造明星项目团队；它们永远也解不开内部复杂的人事关系那个死结……
出身高贵但机制所致早已注定发育不良，在PE浪潮中，这些PE贵族尽得“天时地利”却无“人和”，长远来看占得了先机却未必能赢得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