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高科技成果如何孵化成产品，科研人员如何面对市场，科学家创业以后如何跟体制、资本打交道，产业如何报国，这是一个痛苦的嬗变过程，经历了几代人的卓绝实践。
这中间，既有改革开放30年来的“知识分子下海”现象，也有开板近两年的创业板上的“科学家富豪”现象，既有王选当年“告别铅与火、迈入光与电”的革命，也有关于“贸工技”和“技工贸”路线孰是孰非的“倪柳之争”，既有中央“千人计划”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宏大布局，也有无锡尚德等成功模式背后的“政府VC”争议。
有一个数字可以反映科学家创业的巨大价值：截至2011年6月，创业板231家公司中，84个创始人具有科学家或工程师背景，共持有市值350亿元，约占创业板总市值的4%-5%。
并不是所有的科学家都要变成创业家，但创业的科学家应该遵循企业成长规律，处理好自身的“人格分裂”。柳传志说，“科学家和企业管理者有明显的性格上的不同，我到现在也弄不清楚哪些是天生的，哪些可以后天培养。但是事实表明，科学工作者要做好企业管理者，*要心胸开阔，凝聚更多的人一起工作，人家都是项链上的珍珠，你要做穿珍珠的这根线。”（详见附文：《柳传志：从科学家到创业家有多远？》）
有了一代代、一根根“穿珍珠的这根线”，科学家和创业家共同构成了这个国家的产业创新。但业界对于科学家创业仍然存在很多误区，很多科学家要变成创业家，尚未摆脱体制、产品、资本、技术情结、理想主义等“七宗罪”。
猴子进化成人难，人变成创业家很难，科学家变成创业家难上加难。很多科学家是“伪创业”，很多创业家“人格分裂”，但创业面前，人人平等，科学家尤其要自我革命。
实验室的产品难进车间
将实验室的科研成果转化为产品，并不比在实验室里发明这一成果容易。让实验成果达到批量生产，需要成熟的技术和设备，这是一条漫长曲折的道路。
“从技术到产品，最后到商品，每一个阶段都需要跨越鸿沟，这是外人很难看到的。”山河智能董事长何清华说。
有一些技术听起来非常动听，但是如果量产，成本高的离谱，还是不具备商业价值。一个科学家发明了一种设备，自称可以把低品位的矿变成高品位，但是设备里的螺旋工作时会产生1000度高温，必须要用航天耐高温材料，成本太高，根本无法在现实中使用。
产品变成商品，比人变猴子难
只有技术不行，只有产品不行，如何把产品与市场结合起来更重要。科学家以前只钻研技术，对市场感觉不敏感，在商业模式的设计上可能会走弯路。
2008年联想办了“联想之星”，希望通过发现并培育优秀的科技创业者，推动科技成果的技术转化和产业化。在筛选过程中他们发现，有些科技人员把自己的科技成果看得特别重，但是对科技成果怎么转化成为产品不屑一顾。
柳传志说，“在这个观念下，他是做不好的。如果只是一个科学家，只在科学家的角度考虑问题，就当不好CEO，企业很难办好。”
实际上，很多创业成功的科学家团队，都是走“技贸工”的路径，从最熟悉的技术入手，逐渐认识市场，这不啻为一条明路。
专利归属不明
体制问题是双刃剑。一些科研院所工作人员出来创业，其创业的技术属于职务专利，依照法律，科研院所在其创业公司也有股份。在这种情况下，公司的关键决策会很受影响。
“我们希望公司是一种纯粹的法人治理，在不违背原则的情况下，公司的发展由董事会、管理层来决策，但是有的领导习惯了多年的行政思维，有时会用命令来干涉公司的经营，这是最让人头疼的事情。”一位科学家的公司里有多个政府部门的股份，公司的决策要层层上报，周期很长，非常影响工作效率。
一位大学教授也很受困扰，因为科技部和教育部关于职务专利的规定并不一致，他的公司筹备上市的时候就受到了阻碍，股改方案在科技部的相关部门通过了，但是通不过教育部的签字，为此耽搁了公司的上市。
江西师范大学副校长廖维林创办的江西西林科股份有限公司，最近上市搁浅，其核心技术的归属就是大问题。
技术先行的弊端
科学研究追求技术的*性，但是做企业追求的是市场。很多科学家创业，总是下意识地去追求技术，花大力气高投入，最后市场效果很差，白白耗费人力物力。
汉王科技刘迎建就曾在这方面栽过跟头。2000年年底，刘迎建在观摩德国CeBIT电子展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新机会：智能电话，用户在座机上实现打电话、发短信、查询天气预报、读新闻等功能。汉王先后花费近一亿元独自建了一条智能电话生产线。产品很成功，汉王也几乎垄断了这个市场。但是直到今日，消费者始终没有养成用固话来书写短信的习惯，这次错误的判断，几乎使汉王陷入绝境。
去年3月，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召开期间，全国政协副主席、中科院院士王志珍在发言时指出，目前我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大约在25%左右，真正实现产业化的不足5%，与发达国家80%的转化率差距甚远。技术先行、脱离现实应该是其中很重要的原因。
资本和股权纠结
接受谁的投资，政府的钱还是市场的钱？对于科学家创业公司非常敏感。他们有优势吸引到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基金，也很受地方政府或高新园区资金的青睐，但他们要么满足于做“项目公司”，要么受困于“婆婆”的指手画脚。
在团队的股权结构上，科学家创始人也容易出现问题。他们一般是技术入股，贡献不同，股权比例不同，难免会有矛盾冲突。
以创业板上的奇迹——沃森生物为例，公司核心高管来自昆明医药生物所，后来几经股权变更，技术骨干加入，新老股东多了，矛盾出现了。他们设计了一个赎买政策，对公司估值，把所有人的股权买下来，然后再根据每个人对公司未来可能的贡献，重新分配股权。
沃森生物董事长李云春说，“早期创业的时候决策很简单，在一起吃个饭、喝个茶即可，再往后就要按照公司治理的要求，遵循股东意志行事。”他们最早几个人在昆明所经常一起打桥牌，关系熟稔。或许，这才是股权再分配得以顺利进行的原因。
个人英雄主义情结
科研人员长期与机器打交道，与人交流少，有书生意气，容易文人相轻，还会有个人英雄主义情节。一位从大学出来创业的教授说：“教授出来创业，要能接受别人的意见，容纳得了事情、也容纳得了同事，有人格魅力，这样他才能找到团队，个人再聪明也不行。”
他同时觉得，知识分子创业要有远大目标：“事实上，知识分子有好多贪财的，干某个事情非要挣多少钱，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很贫穷，他有那么高的知识，收入又不高，好多人心里不平衡，干企业有时候会为了挣钱，随便接项目。如果知识分子不贪财，力量会很大，但如果知识分子贪财就不行。”
理想主义的陷阱
知识分子大多有报国情怀，科学家创业往往迷失在报国情怀之中，在研发方向的决策上过多考虑“填补国际空白”，最终导致高投入低回报。
展讯前董事长武平就是一个例子。2004年，武平放弃跟踪开发国际上相对成熟的WCDMA芯片，投入巨资，全力主攻TD-SCDMA芯片。展讯在国内*个做出TD核心芯片，收获了不少政治荣誉和政府支持，但3G决策迟迟不出，展讯业绩受到极大影响，也导致了武平与董事会的分歧，他最终被迫辞掉CEO的职位。
“我们最初回国的这些人，还是有点理想主义的。一个从中国出来的技术人员，国家培养了半天，然后出国做成了点事情，要对国家有个交代。如果因为我们没有去做，中国的TD最后死掉了，那就是我的终生遗憾。”武平的这种心结，正是科技创业者最容易进入的误区。
如果你是一名正在创业或准备创业的科学家，请忘记你的其他所有身份：院士、教授、博士、工程师、学者、知识分子请忘记“填补国际空白”、技术报国、诺贝尔奖请直接面对市场、产品和管理本身，请不要再人格分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