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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通控股董事长冯仑:从中国百年看民企的四种死法

冯仑说曾以为自己迷了路,但其实是在去天堂的路上。他说人生大体上的方向你是知道的,但是每个细节,完全不能规划,不像编个剧本,你都能编清楚了。

 他是“92派”企业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弃官从商,带领万通前进20年。他说曾以为自己迷了路,但其实是在去天堂的路上。他就是万通控股董事长冯仑。近日,凤凰财经《总裁在线》*对话万通控股董事长冯仑,以下是访谈实录:

  凤凰财经:感谢冯总做客凤凰财经演播室,首先请冯总与各位网友打一个招呼。

  冯仑: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很高兴在凤凰网跟大家一起来谈一下大家关心的问题。

  92年下海创业 像小孩一样的幸福感

  凤凰财经: 91年和92年,你从海南体改委出来,创立“万通”的前身“农高投”公司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一个怎样的环境,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梦想,激发你从体制内走出来,当时你们都是体制内的有为青年好干部。

  冯仑:这个人生境遇,理想你可以坚守,人生不能规划,人生是很难能规划的,就是大体上的方向你是知道的,但是每个细节,完全不能规划,不像编个剧本,你都能编清楚了。

  我是因为89年国内有一些实践,我就离开了体制,我91年创办那间公司,到92年突然一下,我的感觉就是我们正在,因为我们刚办公司*个项目很困难,去融资,借钱,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突然到92、93年的时候,一下空间巨大,人都兴奋得不得了,特别在海南,兴奋到大家眼睛全都放光,每一个人都是梦想,后来梦想实现了叫传奇,没实现叫诈骗,有很多哥们,最后梦想没有实现,最后被别人说是诈骗。

  我就讲一个故事,海南当年最有意思一个故事,这个小哥们呢,当时说要在经贸局建一片房子,世贸中心,当时所有的人,都弄不懂他要干什么,他到处去借钱,借钱钱也花完了,什么也没有建起来,人家都说把他当骗子要打他,抓他,这个时候突然呢,92年,93年了,海南开始热起来了,他居然把这个项目,拆开了给卖出去了,卖出去挣了很多钱,天天找大家,他所有它的债权人,也就是他欠钱的这些人走招呼来,给大家道歉,然后加倍给人还钱,于是他就成了那个时候在海南的一个财富传奇故事,所以我说就差了命悬一线,也就是说在92、93年,特别是南巡之后,掀起了整个的一个热潮,就是全民重新认识市场经济,投身市场经济,当然包括体制内机关的下海,所以我是感觉那段时间,最兴奋。

  你要说我现在活了一半,这人生啊,最快乐的时间,是什么时间,就是那段时间,*无知,确实我也不知道怎么,你看人呢,儿童都很快乐,儿童的笑点特别低,幸福感特别容易满足,我在生意上,在那个时间,就相当于一个儿童,很开心,因为我也不知道这些后面的风险了,当时也没有显露出来,反正每天都是充满了梦想、激情在那里去跑,炒房,做地这些事情。

  另外一个确实,眼看着一个个梦想能落地,又不断的给自己正面的鼓励,给自己正面的信心,总是很兴奋,很有梦想,最后每一个梦想都不落地,最后你就会有一个负面的心理,越来越消极。

  所以我们呢,一方面有梦想,还总得实现几个梦想,这样才能够形成社会创业的高潮,这样的话,即使有破灭,破灭了泡沫以后,还有活下来的,也让大家知道了,人是怎么样活下来的,所以我是觉得在,92、93年对我们从机关出来的这批人,最主要的是,确实是在梦想的同时,里面还有理想的理性因素在里面,这也完全跟一些可能单纯的年轻人创业略有不同,这些理性因素,可能曾经在体制内的时候,已经是比较成熟思考,在这种情况下,你再有梦想的时候,你会在梦想的实现过程中,不断的用这个理想来矫正你的事业的脚步,就是你来矫正它,当你突然有一个梦想,也许偏离你起初的理想,你再把它矫正过来。

  所以这样的一种,导致了后来这样一些人发展到今天呢,仍然能够比较理性从容的来处理商业上的事务,我觉得这个呢,是那个时代特别大的一个烙印。

  从体制内出来是在去天堂的路上

  凤凰财经:想当初在体制内,中央党校的研究生,后来在中宣部,又到海南去,其实都是非常受器重的,也有很好的仕途的前景,您有没有想过,如果不出来,在体制内,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冯仑:你这个问题,我大概这两天,自己也在想,为什么呢?11号我们同学要聚会,我们硕士同学聚会,我们要入学30年聚会,中央党校的这些同学,如果我要是不做生意,那就跟他们一样,当然我也可能,我博士大学也会聚会,大学的同学也会聚会,有时候这些同事也聚会,比如说我原来机关的同事聚会。

  那么每一次聚会,其实都提醒我,我要不做生意,大概都是跟他们一样,所以也就是说无非就是两种可能,一种去在机关里去比如说像现在这样,做公务员体系,做司局长,做的好一点,做个副部长,最多这样,我们同学里,硕士同学里,大概有三分之一吧,做到副部以上,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做学问了,第三个就是退休了。我是77级的,在那样一个特殊背景下,当时知识人才比较缺乏,所以他们这批人,到现在都发展的不错,那么我觉得非常恭喜,也非常的高兴,这么多的同学、朋友,同事都发展的很好。

  那么对于我来说,我这个道路,属于我们那一代人当中的一个特例。我所在的一个单位,和时代突然来了一个急刹车拐弯了,把我给扔地下了,扔地下以后,我爬起来,车又走了,不带我玩儿了,那我自己又拍拍屁股,找了几个哥们,咱另走一条路,结果又赶上很多逃难的人,然后这些逃难人跑了一个新的地方,又建了一个新的城市,又建立了一个新的大家觉得不错的,可以发展的天地,这个新的天地叫市场经济,叫民营企业,我的身份就改成民营企业了。

  然后回过头来,再跟原来这些没下车的这些朋友会合到一起一看,原来你落下,还以为你死了呢,后来发现你走到那个城市,那边也不错啊,现在,我们是在老城,你在新城里,都是围城,他们要出来,我要进去,我们这个民营企业在体制内的人看来,也是一个围城,也有人要进要出,所以我觉得其实台湾讲的那个话很有意思,叫同理心,我觉得同理心,就是站在别人的角度来想,,其实我觉得无论做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其实都是公平的,也就是说你付出一份辛苦,会有一份回报,你要守法守纪规规矩矩的去经营你的事业,你都会有收获,无论是在体制内,体制外。

  只不过我觉得,给我一点些许安慰的是,当时我从车上掉下来的时候,我以为我迷路了,我再也找不到天堂了,后来发现在路上的人越来越多,都告诉我前面是天堂,虽然我现在还没有到天堂,我已经走在进入天堂的路上,而且有多少呢?大量的民营企业的朋友跟我一起走。

  保持心灵自由 像儿童一样触摸真实

  凤凰财经:我们还想聊聊你的生活,在外人看来,你又写书,你又做企业家,说你是一个社会的观察家,思想家,这种多个角色,您做得都非常的成功,您对生活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冯仑:其实就两件事,你做事要想做的努力一点,*就是心灵自由,保持我的心灵自由,儿童能触摸到真实,所以我心灵自由,保持你触摸到真实,所以的话,可能观察一些事情,讲一些事情,似乎是有点道理,另外你也不装,就是心灵自由,我觉得很重要。当然做企业,也需要心灵自由。

  第二个就是少睡觉,是很重要的,因为你睡觉比别人少,你就能多做一点事情,你比如说写《理想丰满》的时候,这8个月,我大概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连续几个月的时间,这样的话,你才能够多做一点事情,所以也都是笨办法。

  心灵自由是一种人生的态度,然后呢,少睡觉是一种物理,体力的活,那你要把人生这段时间,有限的时间让它价值*化。

  我最近一直在我想,我希望我能做的事情,都是对社会,对个人人生有增量的事情,所谓有增量的事情,比如说赚钱,同样多赚一块钱,如果说这一块钱是在台湾那边做一个项目赚的和在河南、山西做的,那就我选台湾了,所以我们在台湾投了一个小项目,叫台北2011,做了一个渡假公寓,既然做房地产做渡假式,我海南也能做,我台湾再做一个。这样的话,是不是对社会有增量,两岸经贸往来,作为大陆*个投台湾的地产项目,我一个投了,当然我对台湾的了解,会越来越深,对我人生也有增量,对台湾和大陆的经贸合作,两岸投资协议,将来都保护,那都是有增量的,所以我愿意做人生有增量的事情,这样的话我虽然可能生意做的不是全球*的,赚钱也不是最多的,但是每件事都是对全球,对社会,对个人有增量,这就是我的一个选择。

  另外一个就是,心灵自由非常重要,你能够有效的去思考问题,因为每天有些人也思考,比如说村里的一个农村妇女,没有太多的文化在山里头,她也思考,只是说她的思想没有传播,或者说传播以后没有引起共鸣。

  那么你心灵自由,就可以不断的打破这些超级的意识形态和传统习惯,以及一些成见带来的壁垒,你可以想的很开阔,你能够对人生抱着一个乐观的态度。

  所以的话,你就叫无时间,无角色,无是非,无金钱,你就变成了一个淡定了,神不讲钱,神不讲人间是非,他讲人和我的是非,另外神它没有时间的概念,24小时找他老在,什么时候你跟他讨论,你都讨论不过来,所以我就说,如果你要心灵自由,你几乎成了神的邻居,那当然你就俯瞰所有的事情,开阔,有历史感,纵深感,有开阔,有思辨,你都可以出现,这样的话,你看问题,就能够我讲的不光是看见,看到,看清,你就能够看透、看破,看穿,最后你成为一个享受思考的乐趣。

  再一个呢,就是你做事情,在决策的时候,你能够看见别人看不见的地方,犯别人算不清的帐,做别人不做的事情,你才能做出一些商业上的决定会比别人可能有所不同,有所创新。

  中国企业家成为乔布斯有素质没土壤

  凤凰财经:冯总,有人评价您为中国地产界的思想家,或者说中国商界的思想家,我最近听到一个对您新的评价,说您是中国的商界的乔布斯,您怎么样看这个评价?

  冯仑:这个事情,我觉得中国所有的企业家,从创新能力,从民营企业来说,执着,这方面来看和乔布斯都是大同小异的,但是我们能不能把这种企业家精神在现实的环境中,长出一个苹果这样的企业,确实偶然性很大。

  我们民营企业都有乔布斯的这个素质,你比如说冒险、偏执,甚至是很古怪的那些性格,另外做事情非常的有想象力,很执着,执着到几乎是不能让人忍受,周围的人都不堪忍受,但这些素质,所有的企业家,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全都有。

  那为什么长不出苹果这样的企业?所以不是说中国企业家能不能成为乔布斯,而是中国企业家这种素质,这种乔布斯式的素质,能不能长出苹果来,其实是这样。如果没有苹果,乔布斯不值钱,你再大的古怪性格没有用,它关键就是在一个充分竞争的,鼓励创新的,权益保障的,法制完善的,这样一个环境中,这样一种个人的这种企业家的能力和素质,长成了苹果。

  当然我们马上看到这已经不稀罕了,为什么?28岁的扎克伯格,比乔布斯还悬乎呢,对吧?一千亿美金的公司,所以我们应该去思考的,更重要的是,这种能力和什么样的制度结合,体制结合能长出苹果来,能长出现在Facebook这样的东西来,所以美国的这种市场经济的生命力,不在于有这样的企业家,中国民营企业家多的是,在于人家还有这个体制,把这个体制和企业家结合起来,才不断的出,你看多少,可能Facebook过几年也落后了,又冒出一个什么东西来。

  但是从我们这边就的确光有素质,没有土壤,稍微有点土壤,你看我们的公司都是在国外的体制下长起来的,在境外上市,什么百度腾讯阿里巴巴,都是在外面上市,所以为什么我们自己不能有这个土壤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本身没有什么,我不是乔布斯,我拥有的所有的创业过程中形成的一些性格特点,或者说一些想象力,一些想法、做法,中国的民营企业家都有,我现在最关心的,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有长出苹果的土壤。

  丧失了对企业家的定价能力 没人去创业

  凤凰财经:为什么我们没有长出苹果公司的土壤,你刚才也聊到中国企业家具有企业家的那种精神,冒险、敢想、努力、勤奋等等,现在企业家所处于的生存环境,哪些对我们企业家精神产生制肘?

  冯仑:这个东西,其实非常简单,就是说对企业家来说,*的鼓励,就是对创新的一个定价,对企业家能力和创新的一个定价,如果一个市场没有这个定价的功能了,这是一个巨大的失败。

  比如说我今天有一个想象,像扎克伯格他开始用网络泡妞, 但是最后变成一个巨大的公司。市场不光给他定价,连给那个油漆工都定价了,给这么多人都定价。哪怕靠直觉,靠一个偶然性做出的创新,最后市场给了一个这么高的定价,这样的一个定价是什么意思呢?会激励无数多的人前仆后继再去做这样的创新。

  如果没有了这个定价功能,比如说不可能有再融资,不可能有再上市,甚至是上市的时候,还有国企、民企的限制,境内、境外的限制,那首先它不可能有这么高的定价,另外也没有价钱,最后一定是国有控制,没他事儿了。

  那你想民间谁还创业呢?民间都不创业了,一个乔布斯,一个扎克伯格,背后可能死的是无数多的人,一将功成万骨枯,死多少人呢,所以有效的市场经济,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对创新和企业家能力的定价,而这个定价,应该不受歧视,不受所有制身份,不受个人的身份,不受年龄,不受包括政治观点,什么都不受,你就是企业,他即使对别的事儿说错话了,但是对这个经济上的定价,一定要很好。

  所以市场我们目前*的问题,就是已经失去了这种定价功能,公务员系统有定价功能,于是大家就去公务员,因为那能定价,潜规则很多,表面上的定价不高,实际定价很多,你比如说当到一个什么长,那就潜在的利益,福利就非常大,这就是一个定价功能。

  所以我是觉得,这是一个*的问题,如果不能够解决我们创业和企业家最后的成果给予定价,现在企业家的身价,都是这么定出来的。扎克伯格我看现在定的快300亿,那28岁你说这300亿,这就是一个定价权,他能不能拿到300亿,其实不重要,甚至他可能根本就拿不到这么多钱,那定价到这。

  我们国内的这些,为什么在民间,互联网创业前仆后继呢?也是有这种定价功能在这里,你比如说李彦宏定价了,大家就多少人就学这个,然后腾讯马化腾上市也定价,马云也定价,都是资本市场给他们定价的,有了这个定价,机制,大家就开始去创业,所以我是觉得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对整个民营经济,民营发展来说,我们现在目前的市场效率降低,市场效率高低有两个重要的标志,一个就是交易速度的快和慢,你比如说交易速度慢,这就市场无效,比如说我要买瓶水,20个人审批,这就交易速度慢,然后支付手段很困难,一定要用现金,现金里头还要分哪种,交易速度越来越慢,市场效率就降低。

  为什么呢?经济活动的效率是靠重复交易来体现的,如果这一个交易总也达不成,要达成非常之复杂,所以就叫市场效率低。

  第二个交易成本高,今天、明天马上就能达成交易,但是中间的成本很高,这个成本就包括显性的和隐性的成本,你比如我们说有腐败存在,那就是隐性成本,这些隐性成本很高,市场效率就低,那有些人送不进去,就出现了不公平,那就是市场资源配置的交易的成本高。

  另外效率低,我们目前逐步这几年发展我认为体制环境上就出现了这样的欠缺,就是交易速度越来越慢,交易成本越来越高,另外加上前面讲的,跟企业家的定价功能越来越差,所以民营经济的发展就越来越不好。

 92派的家国情怀是被强加的

  凤凰财经:我们把以你为代表的,包括陈东升、田源、毛振华这样的一批,叫做92派,能不能跟我们谈一下92派为代表的这批人和您的的家国情怀是什么样的?

  冯仑:往远了说吧,这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的一点情结,你比如说很简单,你比如说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那么左宗棠还在山里教书的时候,他想的,惦记的都是大事,我前一段我也去隆中,去看诸葛亮,他在隆中的时候,他想的也净是大事,其实这都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精神,在现代人身上的一个折射,也就是说所谓家国情怀。

  因为从最早,中国古人就讲,修齐治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实际上这一套功夫呢,在中国传统的读书人身上都很强烈,特别是在社会封闭,个体,个性不够发达,而群体,国家意志,民族意志要超过个体意志的时候,这个时候个人,特别容易用国家民族来代替自己的发展路径,去想更多的国家社会问题。

  所以我觉得从这点上来说,不光是所谓92派,其实传统的中国读书人,无非就是体制内、体制外,认为全都是一样,你不能说现在这些互联网时代的创业者,没有这种家国情怀,但是他表达的方式不够那么主动,他不够主动,不够这么直白,另外也不够那么生动,有时候也不大愿意表达,但是他内心也是有的,我知道。

  这就是中国传统读书人嘛,比如说我认识陈东升,在83年,他是《青年论坛》北京记者站站长,然后是武汉一杂志的,然后我在中央党校读研究生,读硕士,然后我给他写稿,然后我去找他,在人民大学的一个学生宿舍,黑乎乎的,那时候灯光很昏暗,然后在学生宿舍里开会,那时候就认识了。你想我们操心的事儿都不是个人发财,也不是个人生活的事儿,都是很大的事儿,都是别人的事儿,这是一个时代下的,特别的一个话语系统和特别的一个人格特质和精神气质。

  但是这个精神气质呢?我认为,有两个特别的外在条件加给我们。

  凤凰财经:哪两个?

  冯仑:一个就是封闭的集权社会,封闭的集权社会的士大夫,所谓精英全部被强加了一个外在的理想。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长期的一个习惯,你比如说小孩上小学,讲的全是大事,为人民服务,烈士鲜血,不是你个人生活,都是政党历史形态。

  所以在集权社会下的知识精英,或者说你的政治、社会、文化精英各方面的,最后都在重复一种,他人的,或者说被强加的一种意识形态和关键、文化、价值体系,都说别人的事儿,不说自己的事儿,你所谓的家国情怀,说的是别人的事儿,不是自己的。

  但是你对照一下,开放社会,民主社会,自由的社会,所有人是通过说自己的事儿,但是在法律的给定的规范的渠道下,合法的表达自己的意见,说的全是小事,说的自己的事儿,按照自己的个人理想去奋斗,最后集合成一个民族的共同的特征,自由、创新、法制,就这么一个特征。

  所以这两件事,是个反的,是被外在的原因加上这个东西,不是说,我是有特别,我也没有什么特别伟大,那个时代人全这样。

  所以这就叫做外在强加,连情感都是外在强加的,这是一个原因,我觉得造成我们这种所谓家国情怀,跟集权社会下的超级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有关。

  第二个跟我们社会提供的自由发展的通路太少有关,我们为什么都关心这些事儿呢?假定说社会,我捏脚能捏成十亿富翁,那我还关心这事吗?我做互联网,我能够成为社会主流价值的英雄,主流价值对我都是英雄,那我还去弄这事,我还会天天管国家的这些闲事嘛,那就是你只要给现实的发展空间越来越大,我们就不大可能去关心这些所谓家国情怀的事情,我们就一定去关心我身边的这些具体的小事和我个人发展的路径。

  所以也就说,由于个人发展的制度环境,自由空间太小,所以没办法只能想大事了,再加上外在又有强制力,你不想还不对,你比如说封建社会,你考试,你都考的是修齐治平这一套,那哪行,你不考行吗?或者说,我们在过去改革开放前,你一考试前,谈的全是世界革命,中国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什么都要谈,你不考这个试,你又没有别的地方发展,你能活吗?于是就落下了一个病根了。

  所以我认为讲92派,讲到他们的所谓家国情怀,不要完全简单的从正面来理解,也可以从反面来理解,这是他们的不幸,也许是他们的不幸,就是如果说我们这个体制,更早的改革开放,给我们发展更多的空间,那我都不一定,我成扎克伯格了,扎克伯格*不会说家国情怀的事儿。

  从中国百年看民企的四种死法

  凤凰财经:我们知道《野蛮生长》的时候,在里面有比较重的篇幅,讲正常的关系,五年过后,您对这个正常的关系有什么新的观察和思考?

  冯仑:我们原来在《野蛮生长》,正常关系无非三个方面,企业和政策、法制规范的关系和外部体制的关系,企业家和政治家的关系,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的关系,这个道理上没有什么补充。

  但是我每年元月份,1号都会写一篇文章,来作为我一年的思考,今年的这篇文章标题叫做“玉墨的光辉”,因为《金陵十三钗》的主角叫玉墨,为什么叫玉墨的光辉呢?她特别像民营企业的处境,不断在道德上被人批评,在社会过程中扮演很负面的角色,虽然也给大家带来实际的满足、快乐,但永远得不到正面的评价。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在关键的时候,他还可以用生命保护最纯洁的希望,就是说贡献了70%的就业,60%的GDP,50%多的税收,但是占用了公共资源,就是它这个角色和主流价值观的评价,民营企业还是保护改革的希望。

  但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一个有趣的逻辑,就是在过去一百年里,民营企业怎样穿越死亡的逻辑,就是民营企业都是怎么死的?那么当然市场竞争会让它死,但是我觉得这个在中国民营企业里,令人扼腕,捶胸顿足的是什么?是制度给绞杀死的。

  中国过去一百年,从辛亥革命开始,我们社会制度变了至少四次,每一次制度转型,都对私人经济,民营企业重新定位,甚至完全剥夺,这样就绞杀了。所以民营企业都活不过二十年,不到二十年社会制度要变一次,变一次就要折腾一次,中间还有战乱,加起来,所以民营企业更多是被制度的摩擦和转型,以及战乱绞死的。

  凤凰财经: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有几种关系?

  冯仑:在这种情况下,民营企业所谓穿越死亡的逻辑,就是要穿越制度摩擦,穿越社会变革,穿越战乱然后能活下来。你要有这本事,那这民营企业就牛了。所以我现在观察,我看到了民营企业所能采取的,你的定位和角色无非就是四个定位,四种角色和四种结局。

  凤凰财经:哪四种?

  冯仑:*种就是张謇式的,类似于今天讲的92派,他体制内下海,是怀揣理想,那是典型的家国情怀。他明显不是想个人发财,股份非常少,自己家里也很节减。然后做大量的公益,办教育,当时新式的一种公司,发展的很好。

  但是呢,他又有这种家国情怀,驱使他不断的参与社会变革。当时最主要的社会变革是立宪运动最后辛亥革命以后,他又做了孙中山的实业部长,又做了袁世凯的实业部长。这种就是所谓经典的士大夫经商,可以跟今天92派来类比,就叫“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第二种荣毅仁的故事,荣毅仁是富二代,49年的时候,大陆政权由共产党革命成功来执政,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点名,说要公私合营,他自己说我的血液要跟共产党血脉相通,然后他在很多场合高调表态,就是我失去的只是剥削所得,得到的是劳动人民的身份,最后要买爱国公债,积极的和政权、政府、政党高度的融合,这是一种。

  然后改革开放以后,他又秘密参加共产党,我也弄不清,执政党这么强大了,秘密参加共产党。然后到去世的时候,覆盖党旗,同一天他儿子荣智健在香港,被福布斯杂志评为当年的首富,这是一种民营企业的选择。

  第三种就是大多数的民营企业,49年以后,没穿越过来,到56年穿越不动,因为什么呢?52年无法从道德上和意识形态上。三反是反政府里面的,五反是反资本家,反民营经济,反民族资本,所以五反等于从主流的意识形态上,已经给打入到另外的一层,变成了坏人。

  然后统购包销,把你经营的原料采购和商品销售的两个渠道管死,最后发动工人起来斗争,实际上是在政治的压力下搞公私合营。这个时候又实行赎买,赎买的办法,很简单,就是用很少的钱, 7亿搞定了23亿,所以陈云当时就说,这是最划算的一个事情。

  而毛泽东当时说,对待民营资本,毛泽东原来有15到20年的计划,来慢慢的改造,到后来说要加快,说我们的良心从来是不能说,就是我们的良心就是不好的,就是要搞的。

  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些当时的民营企业,也就是后来的一些资本家,他们每一天都还保存仅有的一点幻想,自己前面积累了的家业和财产,总还能留一点。当比如说公私合营的时候,他还是股东,公司没钱的时候,他把自己私人家里钱拿来维持企业,所以当要说给定期的时候,好歹还能有点也就答应了。但是你不答应,前面说的已经统购包销了,政治上已经被定成一个主流意识形态完全打击的一个对象。

  所以这种情况下,像钝刀子割肉,温水煮青蛙,一步步到那个时候,彻底就消失了,而在这种情况下呢,最可怕的是这种,因为大部分民营企业,民族资本都很软弱,都很脆弱都很小,这样的一点点把空气抽走了以后,最后表面上是给钱的,实际上也是剥夺的。

  我觉得是最可怕的,就是相当于意识形态批判,经济上卡死,政治上压力,简单的以小钱来赎买,这是最可怕,我现在就说最担心的,下一步,如果经济发展的改革不加快,最后形成重复这段历史。

  第四种,就是抗战以后,很多民族资本,跑到,因为要躲避内战,当时国共三大战役,解放战争,跑到香港,也有少数跑到台湾、美国的,最多是跑到香港,而这批人后来活下来了,改革开放以后又回来,穿越了制度变革和政治斗争。

  我讲的这四个故事,这四种,这就是玉墨的光辉,你这个民营企业,你最后怎么样迸发出你的光辉,在这个时代的可能给你的选择的机会下,也就这四种选择了,你找一种学就行了,没有办法了。

  指责民企移民极其霸道和残忍

  凤凰财经:我们看媒体报道,有不少的这种移民,有媒体上说叫外逃,那么对于这个事情,您怎么样看,媒体是一种批评的态度,说你不爱国?

  冯仑:我觉得这个媒体,包括一些很有影响的人讲的话,是一个极其霸道和一种残忍的指责,为什么?你首先要检讨人家为什么走?举个例子,假定说,这个地方社会治安特别不好,强盗出没,土匪出没,良家妇女走夜路,经常被侮辱,在这种情况下,会怎么办呢?这些良家妇女*会不出门,第二多穿件衣服吧,第三实在不行搬个家,换到安全的地方,无非就是这样,现在民营企业所谓的移民也好,干什么也好,所处的环境和状况,就是这种良家妇女,是软弱,无奈的表现,都可怜成这样了,但是你不能再指责,你要指责他跑,那就相当于你天天要出来调戏这妇女,最后人家搬家了,你还骂人家,为什么不出来让我调戏?你为什么要逃走,你是不爱我这个坏人,我天天在这闲着,你不出来,还敢跑,你就成了这样了。

  所以我就说是极其霸道,极其残忍的一个指责。

  凤凰财经:我们应该反思。

  冯仑:你首先要搞好社会治安,你首先把土匪消灭了,你首先要变成法治,首先要变成夜不闭户,良家妇女夜晚穿行心里毫无忐忑,你要是能做到这样,你再说,比如说他还要搬走,那就是不爱乡不爱土。我们现在如果这几年,不是民营企业发展的空间,氧气在被抽走,那它走什么呀?它没事干了,都是你缺氧,缺氧他找一个有氧的地方,治安不好,他找一个治安好的地方。所以这个时候你再谴责他,我觉得那就是太霸道,我觉得这是一个极其霸道的一个谴责,我们一些民营企业,已经软弱的,像我说的良家妇女,实在是没有招儿了,他走是一个自我保护的事情,他没有害任何人,就相当于社会治安不好,他搬个家,那是他实在是弱小,他要强大,他组织一支军队把土匪剿灭了,他搬什么家?他不搬家了,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应该更多的不要去指责这些,所谓移民呢,转移资产呢,合法转移资产,不要去指责,你要去看,你要更多的去检讨,这个体制当中出了什么问题,你怎么把社会治安搞好,怎么让这些本来想在这儿守土爱乡创业致富保子孙,最后保子孙很重要,这样一些人能够安下心来。你怎么样不要变成强盗,你变成了强盗人家都靠了,你想什么时候人家才跑,强盗来了,你要君子来了,他能跑吗?如果来一个儒生,来一个君子,来一个大哥保护这些良家妇女,她走嘛,她不走,她可能又从外地回来了,因为他祖坟还在这,又回来了。

  所以我觉得现在更多的应该检讨我们体制当中,有哪些不利于民营企业发展的,不利于爱乡爱土保子孙,不利于我们能够安心、创业、创富,不利于我们怎么安心公益慈善,不利于我们能够参与社会发展的所有的积极的一些活动,那么这样的话,大家就留下来了,其实非常简单,那么为什么早几年不想这事儿,现在才想,是因为社会治安不好了。

  赎买既得利益者的权力绝不可能

  凤凰财经:香港的经济学家张五常,提出了一个观点,他认为应该用现在的这种利益去赎买,现在既得利益者,当然他指的是权力的部门,权力部门既得利益者,赎买他们的权力,再回头让他们或者说以什么样的方式,来为我们民营企业来创造一个,为我们的社会创造一个更好的这种经营,发展的一个环境,您怎么样看这种观点,用利益去赎买权力的拥有者?

  冯仑:*这是一种书生之见了,一种幻想,另外一种我觉得也绝无可能了,我觉得世界上的事情,中国尤其这么大,这么多人,转型社会这么复杂,不是做一两个交易的事情,应该最重要的,还是要让法律成为我们,因为十几亿人总得信个什么。

  凤凰财经:我们这个社会现在没有可信的东西?

  冯仑:对,举一个例子很有意思,在台湾去观察很有意思的事情,把陈水扁审判了,民进党也接受了,为什么?他相信法律,老百姓都接受,那就是法律嘛。我没听说,我在仔细观察,马英九有没有批示,关于陈水扁的案子,没有,他也没有讲过什么。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只要碰一下,他就要死,就是法律上相对独立、公正,人民要信。比如蔡英文选举以后,为什么她说我接受这个选举的结果?她信呢,信点票,她得信一个东西,信一个游戏规则,信第三方给制定的一个规则,是不是,另外一个呢,你比如很有意思,我们看拳击比赛,我们从来这俩人打成那样了,我们从来不怀疑,他俩之间还是朋友,我们从来就不怀疑这个打会引出世界大战,我们认为不可能。

  为什么?我们相信这个裁判是公正的,相信这是一个游戏而已,相信这个竞赛是一个文明的竞赛,所以我们就让他们打了,如果你不相信这是文明的竞赛,你也让他打嘛,一打结死仇了,所以为什么打野全为什么不行呢?最近有一个河南人,打野拳被打死了,那个打他的人就躲起来了,因为你打野拳呢。如果你打的是奥运会,为什么不怕,我们这么多人在场上鼓掌,还鼓掌,就是我们相信规则,相信透明度,相信科学训练,相信两个运动员的理性。

  所以你发现社会只要信了这个东西,就可以让拳击手都打,社会都乱不了,所以我们现在就说,*的危机是我们信什么?要解决。我们比如说宗教,我们十几亿人,我们国内现在信三大宗教,大概两亿多,党员有信仰,有七八千万,三亿啊,还有10亿人信什么呢?没信仰,那你都不信,咱信点法律行不行,怎么样让法律成为十几亿人行为和准则,另外也是大家能够相信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相信了,维稳的成本低了,就是我说的拳击都不怕,你还怕打官司,但是问题是,如果大家既不相信法律,也不相信权威。因为我们现在对权威是已经不大相信了,我说的这个权威,不仅是我们通常的政治权威来学术权威,民心,企业家,道德偶像,都不相信了,权威都不相信了,法律也不相信了,那只能是宗教吧,所以现在*能维系的宗教,但是宗教也就两三亿人,十几亿人怎么办呢?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不是赎买的问题,赎买这件事情,是后面若干选项之一,但最重要的是尽快的建立一个,使人民都信赖的,相信的,可以有效运行的,相对独立的法治系统,我说是相对独立,我不是说要做到西方的那种,要相对独立,至少是民事裁判要独立吧,刑事裁判独立吧,我们有一些案件,是完全可以独立的,但也有一些案件不太容易独立的,所以我说是相对独立的一个完善的法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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