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摇滚的和搞金融的，郑钧和孙陶然站在一起，总让人觉得有点儿诧异。一个叫“合音量”的项目让两个人联系起来，他们要做传统唱片行业的革命者，更要做互联网音乐行业的先行者。
郑钧是创业者，孙陶然是投资人。他们俩往那里一坐，分分钟都在聊工作。拉卡拉的创始人孙陶然说自己不懂音乐，但知道互联网可以给音乐带来什么。郑钧从词曲创作到歌手，从编曲制作到老板，在音乐行业里混了二十多年，他需要互联网拉他一把，帮他完成一场行业革命。他们并没有把传统唱片行业当成竞争对手，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将是互联网音乐行业里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这是个理想主义的事儿
孙陶然说，对于郑钧的这次创业，他就是一个小天使，帮忙实现一个理想。关于这个理想，就连郑钧自己也不确定最终是否一定能成功，但他最在意的并不是成功与否，而是能否踏出理想主义的这一步。不管前浪会不会死在沙滩上，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们是做定了。
孙陶然：我和郑老师第一次认识是在一个共同朋友的生日宴上，那天还有高晓松，他提议大伙开车去十三陵水库。那会儿我还真没有听过郑钧的歌。但是我们这种理科生对他们是特羡慕，拿起吉他就能唱首歌儿，走到哪儿都能吸引女孩子的目光。第一次听郑老师谈起“合音量”的想法，是在飞机上。我们一块儿去欧洲家庭旅行，飞机上时间长也没什么事儿。我听了几分钟觉得很有意思，但也没好意思说投资，就小心翼翼地说希望能参与一下。说到底文艺细胞我没有，顶多只能算热爱。音乐也不行，我唱歌老跑调。
郑钧：其实，六年前我就想做合音量，因为我知道音乐产业、唱片产业的困难在哪里。现在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跟互联网如何巧妙地结合，借助互联网重新激活。合音量是干这个事情的：建立起创作者和消费者之间的良好关系，而且是以一种合理的方式。合音量贡献了新的游戏规则，制定了怎么样来完成中间的利益分配和规则，这也是我的一个发明。科技这么发达，音乐创作不需要很高的门槛，你能发短信、发微信就可以写歌词，你可以唱卡拉OK就可以作曲。要知道一首歌最主要的是词曲，你想到《回到拉萨》这个名字，就可以享受一半以上的效益和价值。
孙陶然：我当时听他说到这些的时候，就觉得我俩的理念和想法是契合的，所以我特别想加入。当然，作为天使投资人，只是我投一个赞成票，我觉得这个想法是对的，我愿意参与一下。我对合音量真的充满希望，如果做成了，真的是非常好的事情。我觉得，中国有很多做文化产业的人，都是把文化当做自己赚钱的工具，并不是真正想去做点事儿。但是他不一样，我听郑钧说起合音量的时候，那是充满理想的。
郑钧：我干这件事，不是抄袭，而是创造。就像我当初写《回到拉萨》一样，那是我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现在和我一起工作的人如此亢奋地做这件事，就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在创造历史。因为我们查过，全世界都没有人想到这样一个模式。没准儿它哪天就成了新一代的“脸书”，谁也不知道。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有很多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我是唯一了解整盘棋的人，我得去制定游戏规则，还得去规划发展方向。对我来说，我是热爱音乐行业的人，我只求把这个事儿做成了。
甚至说可能最终我没成功，但是我想意义并不在于结果，而在于我尝试了这个方向。并且，我可以预言，这个模式将来一定是会成功的，即便不是我，别人抄袭我做成功了，那都是一件好事。因为合音量的模式成功了之后，它解决的是整个音乐行业的问题。我的收获是什么呢？我最起码能听到更多好听的歌了，然后我认识的很多有才华的年轻人，他们有机会靠音乐生活了，这就是收获。你要说钱，现在有的也足够我这辈子不愁吃喝了，可能很多人比我有钱也没我活得潇洒。就像我当年做歌手一样，一个工科生拼了命要当歌手，我为的压根儿就不是挣钱，我想要的是大家都能听到我的歌。
所以我干的所有的事儿，第一条绝对都是热爱和喜欢，绝对不是冲着发财挣大钱去的，这不是我做事的方式。大学毕业我放弃了到电子工业部做外贸，也放弃了去美国留学，因为我要唱歌。后来开酒吧是因为我喜欢喝大酒，投资动漫公司也是因为热爱这件事，做合音量也是如此。其实我也会投资一些项目，但是纯粹为了挣钱的事儿，我经常就不投了。比如说你给人送药、送咖啡的这种互联网+，不好意思，我“加”不动这个，因为不感兴趣。
让写歌的人重新拿起笔
在郑钧看来，传统唱片行业的没落就是因为利益分配不均，歌手和唱片公司赚得盆满钵满，但是词曲创作者却苦寒无依。孙陶然也说，互联网就是来革命这个中间环节的。
郑钧：说实话，我觉得世界上最悠闲的职业就是歌手。对我来说，绝对不会指着这东西发财，那太辛苦了。我做合音量的原因是唱片行业已经完蛋了，但是歌手们混得也不错，电视节目上着，商业演出也多。但是音乐行业不是只有歌手，还有词曲作者、编曲制作这幕后的一整套系统。这个系统也快死了，因为他们没有获利的机会，获利的机会全被传统行业的中间环节霸占完了。一张唱片录音好之后，最大的获益者是歌手，他们可以演出挣钱，然后是唱片公司，他们有版权费。但是版权费中，真正到创作者手中，10%就算高了，这很可怕。
创造东西的人却处在利益分配的最末端，而销售者却抽掉了中间最大的利润。所以我想为这个行业做一点事情，互联网最大的好处就是把中间的环节去掉。互联网革命，革的就是这些中间环节。所以我们做这个合音量，实际上是为创作者，让词曲作者尽早获利。在这个行业里，我担任过几乎所有的角色，作词、作曲、歌手、编曲，甚至录音、制作，连老板我也干过。所以每一个环节、每一个人的痛苦和贡献我都知道。毫无疑问地说，一首歌最大的贡献者就是词曲作者，但在传统的唱片行业里，他们却是获益最少的人。这就是唱片行业今天走到谷底的原因，因为种粮食的人天天吃不上饭。
孙陶然：郑老师这个说得对，互联网就是来闹革命的，革掉这些中间的手。其实我的投资也并不是为了赚钱，所有伟大的企业都不是为了赚钱才做这个事情。我不敢说拉卡拉就是一个伟大的企业，但是做一个伟大的企业是我的梦想。本着梦想去，最后它带来的经济利益是一个附属品。这个我愿意参与进去，除了梦想本身之外，另外也是基于自己的理念。每个人都应该回报社会，企业家回报社会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做天使。用做天使的方式投出去，让那些好的想法或者有好的想法的人能够实现他的梦想，如果还可以把你的智力贡献出来帮助他们实现想法的话，这就是对社会最好的回报。
郑钧：其实有好多人问过我，为什么别人不来闹革命？为什么是你郑钧来革呢？很简单，因为传统唱片行业过得太舒服了，制定规则的人不会想着革自己的命的。我们现在都知道维珍航空，但是理查德·布兰森原来是做唱片的，是靠维珍唱片发家之后才做的航空公司。所以说当时的唱片行业利润是巨大的，那种暴利跟军火差不多。我们现在都知道百代唱片，他们原来就是一家英国的军火公司，后来发现唱片行业有利可图，就投钱做了百代唱片公司。然后百代看见维珍做得好就想收购人家，二十多年前，百代花了十亿美元收购了维珍。可想而知当时的唱片行业利润有多大，印唱片就像印钞票一样。
为什么要闹革命？因为我了解创作者的艰辛和伟大。我经常在某个时间点脑子里突然会冒出一些东西来，会把它写下来，可能是半夜三点钟睡觉，突然跳起来就写，也可能是走在路上，突然冒出一个旋律，然后就记下来了。所以创作随时随地都可以去考虑这些东西，纯粹的歌手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因为他们是站在前台，摆好姿势，妆扮美丽，然后唱一首歌，挣到大钱。创作者其实特别可怜，他们要绞尽脑汁，随时像雷达一样准备接收信息，每天都这样。
我最初定的利益分配是：编曲占20%，演唱占20%，词、曲创作各占30%。现在我又改了，词、曲创作不变，编曲提升到30%，演唱只拿10%。演唱者不用搭理他们，因为歌手就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一首歌火了，人们会记住这个歌手，他出名了自然有钱挣，商业可以挣钱，节目也可以挣钱，附加值很高。但是词曲创作，包括编曲这些幕后的人，他们只能从版权上获。歌手不需要帮助，这些幕后创作者才需要帮助。
孙陶然：就是因为郑钧在音乐行业里是过得最好的人，愿意站出来革自己的命，所以我对合音量特别看好。我一直觉得，在这个行业里，如果有人能够跨界，用互联网改变传统的音乐行业，在中国基本上就只有郑钧了。一个互联网人或者一个金融人，他来做合音量，其实都做不起来。因为这个创业者必须得对音乐行业非常了解，而且必须在音乐行业里面能够有巨大资源的动员能力，这点只有音乐圈的人懂。但是音乐圈又是一个特别特殊的圈，这个圈的人是特别奔放、特别不羁。你是一个特别有能力的人，商业思维让我非常吃惊，从商业的缜密性、有条不紊、综合布局这方面，郑钧的能力是很强的。比如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合音量第一个事件营销：拉卡拉拿出一百万现金，我们想全民合写一首歌。这是一个新的尝试，以前写一首歌谁能给一百万？现在就有机会通过碎片时间来获得这一百万。
郑钧：我不是一个摇旗呐喊的人
Q：为什么会愿意站出来为创作人摇旗呐喊？
A：我从来都不是一个会站出来摇旗呐喊的人，这不是我的性格。而且我觉得，与其摇旗呐喊，还不如你踏踏实实地做一件事，那起到的作用可能更大、更好。所以你看那些打击盗版的倡议、维权之类的活动，我都很少去站台，因为我觉得解决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说你的呼声有多大。这些问题在音乐行业里存在好多年了，你再呼吁它可能也还是这个样子。所以我的思维是解决问题，可能我是工科男，特点就是找问题想办法，而不在于怎么去宣传这个事情的重要性，呼吁各方关注什么的。
Q：你这么酷的人为什么会去参加《爸爸回来了》？
A：我想能促进我跟儿子的感情，改变一下我们相处的模式，所以就参加了。我觉得挺好的，我不活在任何人的期待里。很多人想象我应该有什么状态，难道要为了维持他们心中的形象要去扮演那种状态？这不可能。如果让有些人失望了，那也只能说非常遗憾。一个伟大的人，如果因为他坐了地铁就不伟大了，那就没有任何意义了。我还看过一个日本的电视节目，我极其敬重的一位导演北野武，他在电视上光着屁股抱着一个气球，然后拿竹签去扎另一个人的气球，当时我就震惊了。但后来我领悟到，所谓的牛逼，是他真实的生活状态就是这样，他内心的富足就是这样，这就是自在。
孙陶然：我24小时都在琢磨工作
Q：你觉得创业者最需要具备怎样的能力？
A：做企业确实是一个特别难的事，它要求你不断的随机应变，并且在任何的变化的情况下，你都得达成目标，这是作为一个领军人物来讲最大的挑战。所以做企业的人，睡觉的时候可能都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脑袋里边随时随地都在想企业的事。这种脑力上24小时天天都在琢磨事情的行为，是创业者最大的工作量。比如做拉卡拉，首先必须具备通道能力，就是你的系统要跟所有的银行、银联这些系统去打通，要有自己的风险控制的能力，就是的征信能力。然后你自己要能够去设计出你的信贷产品，设计出来之后，你能不能把它的风险给评估好、控制住，把钱放出去。别人不归还的时候，你能不能把后续的这个催讨的体系都做完，这个全部做起来，才叫你在做金融。
Q：互联网可以给音乐产业带来什么呢？
A：互联网有这几个特点：第一，它是可以提高效率。第二，可以降低成本。第三，可以扩大渗透率，原来渗透不到的地方可以去渗透。互联网音乐就可以让天南海北的人一起去写一首歌，让只会写两句歌词的人，也能参与到写歌里边去。让能够做后期的人，也能参与到里边去。所以互联网是把渗透率给扩大了，然后它大量的提高了效率、降低了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