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够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在2020年翻一番，城乡居民收入也翻一番，这个目标实现就叫中高速”11月1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在“《财经》年会2016：预测与战略”上如此表示。
刚刚闭幕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对十三五时期的各项经济社会发展任务做出了部署，其中目标是要实现2020年GDP翻一番的目标，经济增速的底线是6.5％。蔡昉认为，在十三五时期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大约为6.2%。“我们需要得到不低于0.3个百分点的额外的潜在增长率实现翻番的要求。”
“潜在增长率与目标增长率之间缺口（6.5%-6.2%≧0.3个百分点）要从供给方施策。”
蔡昉认为人口红利的消失造成了潜在增长率下降，供给方遇到了结构性的困难。也就是说，人口因素通过影响劳动力，进而应该到所有生产要素和经济增长变量来导致你的潜在增长率下降。真正困难的时候，更突出的劳动力不足的表现，是在2017年。那个时候到达了峰值，经济活动人口从2017年以后是负增长，这是真正的困难，我们的劳动力短缺，那时候才进一步暴露出来。这是从绝对意义上看我们的劳动力供给问题。
户籍制度改革是改革红利中非常重要的部分，稳定农民工就业，就可以提高劳动参与率，保持劳动力的继续转移，也可以提高劳动参与率，同时可以增加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保持我们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增长。
“未来即使我们的潜在增长率维持在6.2%了，我们要正确认识自己经济增长下行的本质原因是新常态，是结构性的，而不是周期性的。并且通过不低于0.3个百分点的改革红利即可
才能实现在潜在增长率上有所改善的经济增长速度。”蔡昉说。
在“《财经》年会2016：预测与战略”上蔡昉解释了“通过刺激的办法使经济实际增长速度高于潜在增长率是错误的。”因为潜在增长率下降的含义是没有比较优势了，实体经济没有相应的需求和扩大生产需求。基础设施作为一种派生的需求，在这个时候也没有那么多的货币需求、投资需求。这个时候不能故意刺激它。为什么？第一，可能根本不管用，钱到不了实体经济领域去。第二，当你把钱、货币放出去了，流动性反而会溢出实体经济，溢出基础设施，溢到那些和你的比较优势无关的产业里去了。
谈到“劳动力供给问题”蔡昉认为，到2014年中国务农的劳动力比重只有19.1%，低于了20%的界限。因此，他们向外转移的可能性越来越小。通过结构变化增加劳动力供给在减弱。
而真正向外转移的人口才是农业转移人口，或者叫农民工。这部分人群在2014年达到了它的峰值，从2015年开始，也是负增长。也就是说，农村这部分可以转移的人口的减少，决定了我们的外出农民工速度的减缓，甚至可能从今年开始以后，就大幅度减缓了。这就是说，结构调整可能增加劳动力供给的可能性，也大幅度下降。
“两个翻番”的目标决定了我们的中高速有两部分，而两个部分要有两种不同的努力。而这两种努力，应该是不同的政策手段。为什么说我们现在的经济增长面临的问题不是周期现象，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承认新常态，就应该不从周期问题角度去理解。没有增长缺口的话，就不应该采用需求刺激的办法，应该采取提高潜在增长率的供给方的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