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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改革背后的逻辑是什么?什么是国企改革的关键?

张文魁说,十八届三中全会似乎给人一种共识,混合所有制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重要的实现形式,提到一个很高的高度,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现在这样一种语气的变化,是不是这种共识又不存在了呢?这反映国企改革背后的逻辑,还有一种纠结,还没有共识。

  2015年11月19日,“《财经》年会2016:预测与战略”召开,在大会六:国企改革共识与突破环节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发表了演讲。

“财经年会-2016预测与战略”于2015年11月17日-19日在北京举行。上图为《财经》杂志社高级观察员兼副总经理张燕冬。(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财经》杂志社高级观察员兼副总经理张燕冬

  李若谷:国有企业一把手如何选择是国企改革的关键

  “过去有一种说法,只要一上市这个公司治理问题就大体上解决了,现在是不是还是坚持这种看法,国有企业怎样不把它办成一个机关,而是办成一个真正的市场主体,这是首先要回答的问题。国有企业绝大多数都已经上市了,上市以后,就有各种股东,这算不算混合所有制?如果这个定义不解决,事就不好办。我个人以为,凡是上市的企业,都已经实现了混合所有制。”2015年11月19日原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行长李若谷在“财经年会2016预测与战略”上表示。

  国企改革当中最关键的几问题是什么?李若谷总结称:

  *,如何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原则,实现国有企业市场主体的地位,这是深化国企改革的关键。过去有一种说法,只要一上市这个公司治理问题就大体上解决了,现在是不是还是坚持这种看法,国有企业怎样不把它办成一个机关,而是办成一个真正的市场主体,这是首先要回答的问题。

  第二,如果坚持让市场在资源分配上起决定性作用,坚持市场化的导向,国有企业董事会人员的构成以及职责,发挥董事会在企业经营决策中的决定性作用,就变成国企改革的重要问题。让国企成为市场主体,我们怎么做?国有企业的一把手怎么选择?对于现在国企出现的问题,应该用系统性思维去解决。

第三,规范的公司治理,客观上要求选好国有企业“一把手”,这是今后深化国企改革面临的又一个大问题。国外已经从行政化变成市场化的选择,中国怎么办?国有企业要不要企业家管理,还是用其他的什么方式来管理?国有企业的一把手选择因此就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

  针对目前国企改革存在的这些问题,李若谷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

*,国企改革方案中对国有企业的管理都是正面的叙述,要不要增加一个负面清单。正面叙述有点不太容易操作,负面清单容易操作。

第二,要加强监督,加强党的领导,五个文件里都有了。但文件里也提到,加强监管和放活同等重视,涉及放活方面的文件要不要更具体一些,现在是没有的。

第三,国外的经验,好的企业是不上市的,上市是不是一个*的选择?这些问题应该讨论。

  以下为演讲实录:

  张燕冬:*个问题请问李行长,9月13日公布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结合您在进出口银行当行长那么多年,您认为在国企改革当中,哪些是最关键的问题?您怎么看?

  李若谷:谢谢主持人,也很感谢《财经》邀请我就这个话题讲点意见。燕冬已经说到了有关国企的改革五份文件,我都仔细看过了,文件都很好,该说到的情况,基本上都说到了。现在是如何落实的问题。

  我觉得有几个问题比较重要:*,如何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原则,实现国有企业市场主体的地位,这是深化国企改革的关键。国企改革已经三十多年了,应该总结一下得与失,哪些东西改革到位了,哪些改革还没有到位,应该针对没有到位的部分进行设计。有几个问题,国企市场主体地位到目前为止是不是已经实现了?国家对国有企业应该怎么管?应该管多少?文件中已经列出了很多原则性的很好的意见,但是怎样落实?现在国家对国有企业,或者政府对国有企业是管多了还是管少了?不论是管多了还是管少了,管的方向和内容是不是正确的?国企的公司治理模式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过去有一种说法,只要一上市这个公司治理问题就大体上解决了,现在是不是还是坚持这种看法,国有企业怎样不把它办成一个机关,而是办成一个真正的市场主体,这是首先要回答的问题。

  第二,如果坚持让市场在资源分配上起决定性作用,坚持市场化的导向,国有企业董事会人员的构成以及职责,发挥董事会在企业经营决策中的决定性作用,就变成国企改革的重要问题。国外的做法很简单,大家都知道,我就不重复了,国内怎么办?董事会怎么选择,是很关键的问题。其他国家很少对国有企业派出政府官员。让国企成为市场主体,我们怎么做?国有企业的一把手怎么选择?对于现在国企出现的问题,应该用系统性思维去解决。

第三,规范的公司治理,客观上要求选好国有企业“一把手”,这是今后深化国企改革面临的又一个大问题。国外已经从行政化变成市场化的选择,中国怎么办?国有企业要不要企业家管理,还是用其他的什么方式来管理?国有企业的一把手选择因此就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

  另外,我提几条建议。

  *,国企改革方案中对国有企业的管理都是正面的叙述,要不要增加一个负面清单。正面叙述有点不太容易操作,负面清单容易操作。

  第二,要加强监督,加强党的领导,五个文件里都有了。但文件里也提到,加强监管和放活同等重视,涉及放活方面的文件要不要更具体一些,现在是没有的。

  第三,国外的经验,好的企业是不上市的,上市是不是一个*的选择?这些问题应该讨论。

  张燕冬:您怎么看国企混合所有制?

李若谷:关键是定义,什么叫混合所有制,刚才我在发言里已经讲了,国有企业绝大多数都已经上市了,上市以后,就有各种股东,算不算混合所有制,如果这个定义不解决,事就不好办。我个人以为,凡是上市的企业,都已经实现了混合所有制。

  张燕冬:关键还是执行落实。是国企的市场化地位的问题,您提出了问题,但您是怎么看的呢?

  李若谷:这个问题要用一两句话,一两分钟讲清楚,是不存在可能性的。因此,我提出问题,让大家思考。经过了三十多年的改革,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实现没有,现在关心的很多问题,最后的效益怎么样?我们关心增长速度,关心这个,关心那个,我们现在经济发展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是效益太低,劳动生产率太低,如果把这些问题解决了,速度什么的不是问题。所以说,国有企业的改革要实现增效。

  许善达:调整国有资本布局可为改革提供巨大资本推动力

  “国有资本是国家手里掌握的一个重要资源,如果调整一下布局,可以给我们的改革和发展提供很大的资本推动力。”11月19日,北京联办财经研究院院长、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在“《财经》年会2016:预测与战略”上如此表示。

  许善达表示,整个国有资本总量超过一百万亿,上市的国有企业中,国有控股的比例都在75%左右,*控股的比例大大高于一般市场上*控股所要求的比例。但同时,很多改革、调整结构都需要国有资本,但又没有钱,比如社保。

  “如果把一百多万亿的国有资本划二十万亿给社保基金,用这个盈利就可以解决历史的遗留问题,个人和单位的缴费率就可以下降,这么一调整,企业负担减轻了,职工的负担减轻了,经济就有活力。”

  关于国有资产转移到社保遇到的主要问题,许善达表示,由于国家社保是分省的,但国有资本*的份额在央企,国有资产划给社保时如何分配等问题需要研究。要解决这个问题,还得解决社保改革的问题,需要一揽子的全国统筹设计。

  许善达还表示,很多国有企业上市是剥离优质资产上市,还有很多冗员都留在集团公司,现在集团公司的负担很重,都得靠上市公司的增值解决,如果能够把上市公司的资本拿出一部分,把集团公司的资产处理掉,社保体系能够进入,整个国企就甩掉了包袱,整个集团进入上市公司或者集团本身上市,国企发展会有更好的空间。但要做到这一步,也得需要调整国有资本布局。

  此外,许善达还指出,国有资本布局的调整,还有助于国产大飞机研制、推动国家减税等工作的进行,也会给民营企业释放出很多领域的经营空间。

以下为许善达发言实录:

主持人张燕冬:下面问一下许善达老师,记得去年许老师在去年财经年会上提出了国有股减持的事,许老师认为降低国有股到51%也是可以的,现在许老师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进一步深入的研究,提出了国有资本的布局与调整。我们请许老师谈一谈,因为这次文件谈到了管资本为主。

许善达:我谈谈我们研究院最近写的一个国有企业改革的报告,发表在《财经》杂志上。现在整个的国家改革里,有很多的改革方案都有共识,但这些改革要实施的时候,确实需要资源,在现有分配的蛋糕格局下,很多改革是很难推动的,需要重新调整资源来解决。我们研究中心认为,国有资本是国家手里掌握的一个重要的资源,如果调整一下布局,可以给我们的改革和发展提供很大的资本推动力。比如说,我们计算上市公司的国有企业,市值是70万亿,还有很多没有上市的国有企业,我们估计大概有二、三十万亿的价值,整个国有资本总量超过一百万亿。还有另外一个指标,从上市公司来看,国有控股的比例都在75%左右,*控股的比例大大高于一般市场上*控股所要求的比例。但同时,我们还面临着很多改革、调整结构,需要国有资本,但又没有钱。

  比如社保,应该划转30%国有资产补充到社保,这在各部长、各个学术界、企业里没有分歧,但这么多年也没有落实。光是五险来算,个人和单位缴纳社保的比例达到工资的45%。(养老保险单位需要缴纳职工工资的20%,个人需要缴纳8%,合计28%;医疗保险单位缴纳9%,个人缴纳2%,合计11%;失业保险单位缴纳2%,个人缴纳1%,合计3%。仅就三险来看,已经合计约为个人工资比例的42%了。)

  中国的养老保险比例占到工资的28%,美国的养老保险,个人只有六点多,企业只有六点多,加起来不到13%。所以,事实上我们的负担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定这么重呢?因为过去计划经济的时候,很多人没有提留保险,只能通过现在人比较多缴来解决过去的遗留问题。已经说了很多次要把国有资本划过来,但始终没有落实。如果把一百多万亿的国有资本划二十万亿给社保基金,用这个盈利就可以解决历史的遗留问题,个人和单位的缴费率就可以下降。这么一调整,企业负担减轻了,职工的负担减轻了,经济就有了活力。而且从理论和实践上,这都是能够说得通的。这样的决策,必须是把国有资本在企业所持有的划出来一部分,这个划出来并不是国有资本就减少了,仍然有一个管理经营的问题。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现在很多国有企业,当时是剥离优质资产上市的,还有很多冗员都留在集团公司,现在集团公司的负担是很重的,都得靠上市公司的增值解决,如果我们能够把上市公司的资本拿出一部分,把集团公司的资产处理掉,社保体系能够进入,整个国企就甩掉了包袱。既然我们能把优质资产做好,整个集团进入上市公司或者集团本身上市,国企发展会有更好的空间。但要做到这一步,也得需要调整国有资本布局,还有很多我们需要做的事,比如大飞机需要钱,航空发动机需要钱,现在要让财政拿钱投资到里面去,这个余地很小。我们调整一部分国有资本,把控股70%的国有资本减少一点比例,同样还是国有资本,但从这个公司里拿出来,投到国家更需要发展的领域里去,这种布局的调整,仍然对整个国家是有好处的。国家减税,根据财政部的测算,还有几千亿要减,要拿财政一般预算解决增收和平衡预算,是非常困难的。如果国有资本能够解决一部分,我们的减税工作也可以推进。

  所以,现在好几项改革,包括国家的一些战略需求,需要我们下决心调整布局。在调整布局的时候,丝毫不影响那些需要控股的比例,从75%降到51%也是国有*控股,但是可以释放出来19%到20%的国有控股的资本。我们的看法,调整国有资产布局,可能是对全局影响*的一项。

主持人张燕冬:这里讲到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把国有资本部分转移到社保,这个观念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郭树清就提出来了,当时叫“一石三鸟”,为什么这么多年这个问题就难以做到呢?在您看来,主要问题是什么?

许善达:在朱镕基当总理时期,他做了一个决定,凡是国企上市,要把上市公司的10%划给社保基金理事会,现在社保基金理事会有12000亿。现有的国有资本往社保划转有很多实践层面的具体问题,我们国家社保是分省的,但我们国有资本*的份额在央企,央企划给谁,要划给中央,不解决各省的问题,要划给各省,给多少,这些问题都需要研究。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还得解决社保改革的问题。郭树清现在在山东当省长,他已经划了山东省的国有资本的30%,委托社保基金理事会经营,划完还是山东省的,如果央企不能划转的话,全国按这个办法做,也需要做,但需要一揽子的全国统筹设计这个方案。

提问:国企改革的题目从上世纪80年代已经开始了,同样的问题讨论了三十年,国企改革讨论是不是本身就是一个误区,重点应该放在行业开放,让民营企业和外企都在各个行业开始竞争,市场决定最后谁是成功者?

许善达:我讲把一部分国有资本从上市公司里面拿出来,比如搞大飞机,需要国有资本,搞发动机,需要国有资本。这些一般民营企业不会投的,可是如果把国有资本拿出来,等于把原来的空间释放出来了。有些国有资本分布在一些跟国计民生关系不大的领域。举个例子,上海就把家化集团卖掉,并不意味着国有资本流失了或者减少了,他把这个资本金投到芯片里,它释放出来的这个家化,就给民营企业进入,并不是因为它亏损卖掉,而是国家有更需要的资本金的领域,把这部分释放出来了。我们如果把国有资本的布局调整好,一定会给民营企业释放出很多领域的经营空间来。

  楚序平:国有企业中是有企业家的

  “在市场经济舞台上,开始有了卓有影响的国有企业的企业家身影。客观看,中国国有企业已经涌现出一大批*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企业家。”11月19日,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楚序平在“《财经》年会2016:预测与战略”上如此表示。

  他认为,经过30多年的改革,深化了对企业家重要作用的认识,而且初步形成了企业家成长的体制环境,涌现出一批*的企业家。

  针对如何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问题,他提出了三点建议:

  一是要完善企业家脱颖而出的制度环境。要建立分类分层的管理制度,按照市场化的方式进行选聘。

  二是要完善企业家发挥作用的激励机制。要实行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分配制度,建立企业的分配权,由企业自行依法依规决定,同时,建立与企业家考核任命挂钩的分配体系,探索企业家的年金、期权、分红等中长期模式。

  三是要完善企业家发挥作用的现代企业制度。要使企业成为独立的市场竞争主体和法人主体,下一步要强化董事会的建设,建立一个企业自主经营的防火墙。

以下为楚序平发言实录:

  女士们,先生们,各位嘉宾,媒体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我就发挥好国有企业企业家作用,谈几点想法。

  当前经济形势不容乐观。2015年1-9月,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487774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9%。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数据显示,2015年9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49.8%,在荣枯线下。根据财政部披露的数据,2015年1-9月,中央企业营业收入199497.6亿元,同比下降8%;中央企业利润12459.4亿元,同比下降10.2%;税金28044亿元,同比增长0.2%,中央企业大多处于重化工行业,从钢铁到煤炭,产能过剩问题更加严重,面临的压力比其他行业更大,恢复的周期也更长,调结构转方式任务也更艰巨。应对当前的发展困境,无论是宏观来说,还是企业微观来说,企业家都发挥着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信心比黄金重要,企业家的信心比钻石还重要。在这个方面,2经过30多年的改革,我总结,取得了三个成绩:

一是深化了对企业家重要作用的认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意义十分重大。要充分认识国有企业企业家的重要作用。主要是三点,其一,企业家是企业的战略引领者,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的企业家是率领企业在市场竞争打拼中的领军人才、灵魂人物,在企业居于核心重要地位,是企业关键的少数。企业家具有少有的的洞察力、创造力和统帅力,能够敏锐地发现市场机会,发现和消除市场不均衡性,优化配置企业资源,做出有远见的战略性决断。企业家是国有企业的稀缺资源。其二,企业家是创新开拓者,无论什么行业的企业家,都需要敢于创新、勇于承担风险。可以说企业家的最核心作用就是创新,通过新技术、新产品、新市场、新模式、新人才等创新,为企业赢得更强大的竞争力。其三,企业家是企业的风险决策者。在现实的市场竞争中,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完全、市场高度不确定,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企业家进行的大多是充满风险的、不确定的决策。特别是,即使是国有企业的企业家,虽然在创办企业时没有直接的资本投入,但是,国有企业的企业家都是经过了毕生的职业生涯投入,其决策承担着政治声誉、社会声誉、职业声誉的巨大压力。没有人告诉企业家做出什么决策、怎么做决策,但是决策一旦做出,或者功成名就,或者身败名裂,都必须自己承担决策的后果。大家看到,大家认识提高了,以前有“企业经营管理者”、“企业领导人员”等称谓,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从“者和员”到“家”,称谓变化反映出党对市场经济和企业家认识的深化。

二是初步形成了企业家成长的体制环境。一般来说,现代企业中的企业家,大体分为二类,*类是作为企业所有者的企业家,这类企业家即拥有企业,也仍从事企业的经营管理工作;第二类是受雇于所有者的职业企业家。制度经济学派从“技术决定论”出发,认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决定社会权力转移和社会制度演进,在封建时代的最重要的生产力要素是“土地”,在资本主义初期最重要的生产力要素是“资本”,当储蓄超过投资时,资本的决定力下降,步入后资本主义时代,最重要的生产力要素变成“专门知识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组织形式”,这时权力也从资本家转向“技术阶层”,即企业的科学技术和管理阶层。美国经济学家钱得勒称这是“经理革命”。

  我国国企改革的路径选择是大力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目标是建立以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为特征的新型企业制度。简言之,就是确立国家与国有企业之间的正确关系,明确政府和企业在社会经济体制中的不同地位,在经济运行中实行国有资产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通过拨款改贷款、上缴利润改照章纳税、撤销政府产业部门,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并硬化企业的预算约束。通过健全股权激励、任期激励、中长期考核,消弭、消除企业的短期行为。可以说,经过3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形成了培育企业家成长的沃土。

三是涌现出了一批*的企业家。2015年美国《财富》杂志世界500强企业,中国大陆地区共有94家企业上榜,其中88家国企,6家民营企业上榜,中石化名列第二。按照营业收入排行,今年前三名的公司依次为:沃尔玛、中石化、壳牌石油。而按利润排行,*钱的前三家公司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苹果、中国建设银行。中央企业在高铁行业、核电行业、电力行业、*行业、电信行业、能源行业、制造行业,都涌现出了一批代表世界同行业先进水平的大企业,这些企业的企业家,驾驭者世界级的大企业航母,在当今的国际竞争中,在国际产能合作中,在一带一路中,成为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排头兵,国际化经营的领头羊,赢得了国内外同行业的尊敬。经过30多年市场磨砺和风雨洗礼,成长出了一批*的企业家群体,这是我们国家最可宝贵的人力资源财富。

  2015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提出,到2020年要造就一大批德才兼备、善于经营、充满活力的优秀企业家,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实行内部培养和外部引进相结合,畅通现有经营管理者与职业经理人身份转换通道,董事会按市场化方法选聘和管理职业经理人,合理增加市场化选聘比例,加快建立退出机制”。《指导意见》还就充分发挥企业家的作用提出一系列的重要政策和措施。下一步,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三个制度。

一是要完善企业家脱颖而出的制度环境。经过30多年的改革发展,在市场经济舞台上,开始有了卓有影响的国有企业的企业家身影。客观看,中国国有企业已经涌现出一大批*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企业家。深入分析,国有企业的企业家可以分为战略型企业家和经营型企业家。就中央企业来说,中央企业的董事长应当具备战略型企业家的素质和能力,中央企业的总经理应当具备经营型企业家的素质和能力。要贯彻好《指导意见》要求,“建立企业领导人员分类分层管理制度。根据不同企业类别和层级,实行选任制、委任制、聘任制等不同选人用人方式”。同时,要充分认识到,当前又出现了企业领导人员行政任命和市场选聘“双轨制”新问题,双轨制不利于统一标准、统一尺度,不利于企业家成长,不利于搞活国有企业。

  下一步,需要抓住改革的窗口期,进一步发挥市场在人力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实现领导人员管理方式由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转变,由集中统一向分层授权、市场配置转变。企业不是公务员,实际上即使是中央企业领导,除了政治学习、政治纪律待遇,其他医疗、住房、保险都不享受行政机关的相应待遇。要按照市场经济要求,建立一套国有企业企业家的发现、评价、培养、筛选机制,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将军是在战场里打出来的,千里马是在赛场里赛出来的,企业家要通过激烈的市场竞争靠真本事脱颖而出,栽好梧桐树凤凰自然来,要进一步拓宽猎头公司、公开选聘等形式,营造一个优秀的企业家能够脱颖而出环境,只有这样,才能培养造就一支德才兼备、善于经营、充满活力的优秀企业家队伍。

二是要完善企业家发挥作用的激励机制。国有企业企业家薪酬制度改革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一项重要内容。《指导意见》对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考核分配提出了要求,要实行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企业薪酬分配制度,企业内部的薪酬分配权是企业的法定权利,由企业依法依规自主决定。对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实行与选任方式相匹配、与企业功能性质相适应、与经营业绩相挂钩的差异化薪酬分配办法。对党中央、国务院和地方党委、政府任命的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合理确定基本年薪、绩效年薪和任期激励收入。对市场化选聘的职业经理人实行市场化薪酬分配机制,探索完善中长期激励机制。

  当前,要重视解决企业董事长收入不如秘书的“收入倒挂”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合理的激励约束机制,是激发企业家的动力源泉。激发企业家搞好企业的动力,要完善企业家薪酬结构,企业家的风险性质,决定了企业家不能拿死钱,只能拿活钱;不能大比例拿固定工资,而要更多拿风险性不固定收益;要将国有企业负责人的薪酬由基本年薪和绩效年薪两部分构成,调整为由基本年薪、绩效年薪、任期激励收入三部分构成,增加任期激励收入。要探索建立企业家持股、利润分享等中长期激励制度,探索合伙人制度,把经营者的利益和出资人的利益紧密联系起来,建立企业家与企业利益共同体,引导国有企业负责人更加重视企业长远发展,解决经营者行为短期化问题。要建立允许失败、鼓励创新的考核机制,对于一些周期长、投入大、风险高但非常重要和关键的领域,应当建立更加完善的考核制度,而不是简单地只盯着考核利润。要区别主观故意的国有资产流失和一般经营性失误,避免国有企业赢得起、输不起僵局,打破不敢作为、不敢担当的慵懒懈怠。要建立对企业家探索拓展新产品、新技术、新市场、新服务,要有宽容失败的精神,企业家的创新是企业走出困境的领路人,创新伴随着巨大的风险,要么成功,要么失败,只能对冲不能交易。美国3M公司的口号:“为了发现王子,你必须和无数个青蛙接吻”。“接吻青蛙”常常意味着冒险与失败,但是“如果你不想犯错误,那么什么也别干”;避免“什么程序都对了,却在市场竞争中失败了”悲剧。

三是要完善企业家发挥作用的现代企业制度。企业家发挥作用,只能是在政企分开、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的基础上。《指导意见》提出,“促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独立市场主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有企业,要成为自觉履行社会责任的表率。”国有企业改革一个核心任务就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企业成为独立的市场竞争主体和法人主体,任何部门和机构,法无授权,不得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这为企业家发挥聪明才智提供一个理想的舞台。

  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是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搞好国有企业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发挥好企业家的关键作用至关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在长春考察时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国有企业改革要有利于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要以提高国有资本效率、增强国有企业活力为中心,把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为如期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建设目标作出更大贡献。

  张燕冬:我们再问一下楚主任,您来自国资委研究中心,现在外界有人议论,认为国企没有企业家,也有人认为国企有企业家,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楚序平:我谈一点纯粹个人的看法,先说一个数据,截止到2014年年底,全国国有企业净资产,大概是35万亿左右,平均全国每一个人净资产2.6万,这是国有企业奉献给全国人民的真金白银,大多数资产都在上市公司。由于国有企业的属性,属于全民所有,可以说跟民营企业一样,是我们国家最忠诚的纳税者,对国家的建设作出了贡献,对这片土地,国有企业不弃不离。

  另外,社会上有的人认为国企没有企业家,我个人认为,国有企业是有企业家的,为什么呢?*、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从中央到各个方面,深化了对国有企业企业家重要作用的认识。大家都知道,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更好地发挥企业家作用,这是在最权威的文献里*次出现“企业家”三个字。以前在中央的规范性文件里,对企业*的称呼是企业经营管理者,企业领导人员,一个叫者,一个叫员,现在不是了,现在叫“家”,从者、员到家的变化,可能是一两个字的差别,但体现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企业家认识的一个深化。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可以说国有企业在无数企业家的领导下,为国家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企业家是一个客观存在,不管你承认还是不承认,他一直就在那里,不管你爱或者不爱,他就在那里。可以说三中全会的决定非常重要,我个人认为,国有企业的企业家确实是存在的,国有企业的企业家是企业战略的引领者,国有企业的企业家率领企业在市场竞争打拼,是企业的灵魂人物,是企业中最关键的少数。企业家具有少有的洞察力、创造力、统率力,能够做出富有远见的战略。国有企业的企业家是创新的开拓者。

  企业家是风险决策的承担者,国有企业的企业家都付出了毕生的职业生涯的信誉和能力,他承担了所有决策的风险。

  国有企业形成了一个企业家成长的制度环境,政企分开,国有权、经营权分开,激励约束机制的建立,使企业家可以从企业的长远利益做出重要的决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成为了国有企业家成长的一个沃土。

  国有企业现在涌现出了一批*的企业家。2015年的美国财富杂志世界五*中,88家国有企业,他们是我们的骄傲,也是世界同行里引以为自豪的人物。可以说为我们国家的转型升级,走出去,产能合作,一带一路,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我们相当一批企业家,还是在竞争性领域产生的,这更凸显了我们的制度优势。

  国有企业有战略性企业家和经营性企业家,并且是广泛的存在,是我们国家和全国人民最宝贵的人力资源财富。

  张燕冬:我在想企业家的建立的制度环境,在国企应该怎么建立?怎么样更好地促进更大环境的建设和改善?

  楚序平:我个人认为,应该按照指导意见的要求,22号文做了非常全面的规定。

  *,要完善企业家脱颖而出的制度环境,要贯彻好指导意见的要求。同时,建立分类分层的管理制度,按照市场化的方式进行选聘。当前还要特别重视一个情况,在国有企业的企业家中,出现了一种双轨制,行政任命和市场选聘的双轨制问题,我们应当抓住这次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的机遇窗口,来解决中国企业企业家双轨制的问题,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进一步发挥决定性作用。

  第二,要完善企业家发挥作用的激励机制。要实行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分配制度,建立企业的分配权,由企业自行依法依规决定,同时,建立与企业的企业家考核任命挂钩的分配体系,同时探索企业家的年金、期权、分红等等的中长期模式。由于企业家性质的特点,最重要的是企业家要和企业形成利益共同体,要对他进行强有力的长期激励,这样使企业家的角色能够符合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同时,企业的重要决策会出现风险,要建立一种宽容失败的体制和制度,如果国有企业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这个企业是不可能取得可持续发展的。尤其是在当前的情况下,要避免那种什么程序都对了,但却在市场竞争中失败的这样的悲剧,国有企业尤其需要强化内在的活力和动力。

  第三,建立企业家发挥作用的现代企业制度,核心就是一句话,法无授权任何部门和机构不得干预企业的经营,现在干预的手太多,下一步要强化董事会的建设,建立一个企业自主经营的防火墙。

  最终还是要紧紧围绕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这次国有企业的改革,就是要以提高国有资本的效率,增强国有企业的活力为中心,什么有利于这个就做,没有利于这个的事情就不要做,使国有企业更好更健康的发展。

  张燕冬:非常感谢徐总。在结束之前,让每位嘉宾用一句话表述国企改革的共识和突破。

  楚序平:这个世界*不变的就是变,改革像每一天的太阳,都会有新的色彩,新的内容。

  张文魁:国企改革背后的逻辑仍然纠结 还没有共识

  “十八届三中全会似乎给人一种共识,混合所有制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重要的实现形式,提到一个很高的高度,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现在这样一种语气的变化,是不是这种共识又不存在了呢?这反映国企改革背后的逻辑,还有一种纠结,还没有共识。”11月19日,针对国务院文件提出的“稳妥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在“《财经》年会2016:预测与战略”上如此评价。

关于改革的逻辑纠结在哪里?

张文魁表示,国企改革背后的逻辑,一种是控制权改革为主,另一种是所有权改革为主。

  80年代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1992年有关于转换经营机制的条例。但是到现在为止,公司总的决定权还是上面。控制权改革的逻辑,最后落实不了,而且可能失控产生了腐败,于是加强对国企的监管,监管网织的密密麻麻。

  控制权改革的路不能完全走通,于是推动所有权改革,搞所有权的多元化,也就是混合所有制,在这种情况下,国企改革才能有突破。

  “从目前的文件来看,所有权改革的逻辑稍微有一点摇摆不定,下一步到底所有权改革,也就是以混合所有制为主的逻辑,能不能全面形成共识,还是有疑问的。所以,国企改革有没有突破,我也是有疑问的。”张文魁坦承。

以下为张文魁发言实录:

  张燕冬:这是一个系统工程,既需要把相关的关系找清楚,同时要找到复杂关系当中的突破口,才能具体的落实。张所长,我们注意到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时候,在混合所有制方面提出的是积极推进混合所有制,这次国务院的文件提到了稳妥做这件事情,这有什么区别,您怎么看混合所有制?

  张文魁:你心细如发,两个字的差别,你能看出来,而且你的问题提的非常关键。从十八届三中全会讲的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到这次党中央、国务院22号的稳妥发展混合所有制,这两个字的变化,反映了我们现在可能还没有共识,十八届三中全会似乎给人一种共识,混合所有制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重要的实现形式,提到一个很高的高度,后面就讲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现在这样一种语气的变化,是不是这种共识又不存在了呢?这反映对于国企改革背后的逻辑,还有一种纠结,还没有共识。关于改革的逻辑纠结在哪里呢?一种逻辑是搞控制权改革为主,另一种逻辑是所有权改革为主。控制权改革为主是什么意思呢?从80年代就讲两权分离,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政企分开,政府不怎么去管企业经营的事情,把原来由政府控制的很多企业生产经营的权力转移给企业,变成企业的自主权。控制权改革的思路,1992年就有关于转换经营机制的条例,把14项政府的权力转给企业自主权,又怎么样呢?到现在为止,公司总额的决定权还是上面。所以,控制权改革的逻辑,最后落实不了,不但落实不了,可能还发现控制权本身失控了,什么意思呢?控制权给企业太多了,有腐败了,就要加强对国企的监管,把一些控制权收回来,监管网织的密密麻麻的。

  控制权改革的路不能完全走通,我们就做所有权改革,搞所有权的多元化,也就是混合所有制,在这种情况下,国企改革才能有突破。从目前的文件来看,所有权改革的逻辑稍微有一点摇摆不定,下一步到底所有权改革,也就是以混合所有制为主的逻辑,能不能全面形成共识,还是有疑问的。所以,国企改革有没有突破,我也是有疑问的。

  张燕冬:混合所有制在执行和认知方面,这种共识还没有完全建立。当时中石化在做,整体感觉,地方对混合所有制更积极一些,央企不像地方那么积极,不知道为什么形成这样一种现象?

  张文魁:央企也不是不积极,他有些顾虑,顾虑在哪里呢?央企大部分是我们国家有关行业的龙头企业,或者*企业,这种企业混到什么程度,国有股还是 百分之七、八十的控制,像中石化,把29.9%让出来,把它搞分散,每个搞一点几,这个有多大意思呢,搞多了,国有股比例降到更低的水平,这是有顾虑的。*的顾虑国有资产流失,这是个酒肉,可以捏一辈子的,现在出了指导意见,但还是不清楚。这些东西不解决的话,即使有共识了,人家也不敢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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