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界消息，2015年12月11日-13日，由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主办，《财经》杂志承办的2015三亚·财经国际论坛在海南三亚举行，论坛主题为：“新经济 新动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尹中卿，北京联办财经研究院院长、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巡视员、研究员魏加宁，国务院研究室宏观经济研究司原司长、北师大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李晓西，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大中华区经济研究主管朱海斌，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常务干事、财讯传媒集团总裁戴小京参与了主题论坛“探寻经济增长压力下的新动能”。
戴小京：中国经济下滑像车失速 不知油路坏还是电路坏
（图为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常务干事、财讯传媒集团总裁戴小京）
戴小京：中国经济长期开快车，这两年突然降下来，虽然经济增长看起来还有6%-7%，但企业和地方有一种失速的感觉，就像车突然失速，不知道是油路坏了还是电路坏了。
谈到中国经济新动能，戴小京表示，所谓新动能基本上是将来式，不是已经切换完成的，最多也就是进行时。中国仍然需要调结构，深入地机制变革，才能把新动能释放出来。
“无论是调结构还是改革，都需要环境，如果没有好的思想解放，改革也很难推进”，他表示，一个良好的治理体系需要把行政权、司法、立法、社会组织、市场机制，进行合理的配置，这是启动新动能的关键。
另外，他还称，除了思想氛围环境，在宏观经济环境上也需要调结构。
尹中卿：经济新动能未培育 不能抵御旧动能下降所造成的压力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尹中卿）
尹中卿：中国这辆列车从高速发展每年平均9.8%的速度，甚至两位数的速度，现在下降到保8%没保住，现在又到7%，7%也很悬，还会不会继续下行，在于中国经济的动能，我认为我们在寻找新动能，更需要培育新动能，更需要发展新动能。
总体来说，现在有些新动能还没有找到。即使找到了，还没有把它培育出来，更没有能够抵御住原来旧动能下降所造成的失速的压力。中央五中全会提出了五个理念，包括协调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等。我这里想提出五个结构性改革和五个体制性改革。
我们经济发展速度下行，最主要是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性问题，解决这些结构性的矛盾，我认为：首先，要推进需求结构改革。需求结构改革很容易，主要是通过发展服务业和战略性的支柱产业，新型产业，主要是通过扩大消费，提高投资的效益，稳定住出口。第二、产业结构改革。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第三、要素结构改革。主要对劳动、知识、技术、管理的创新，需要探索新的途径。第四、地域性改革。特别是发挥四大板块，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的作用，包括城乡结构，解决二元矛盾，特别是城市内部的新的二元矛盾。第五、收入结构改革，主要是调整收入格局，当前影响中国内需的是主要是居民的收入结构不合理，甚至在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出现了差距过大。
这五个改革，基础性的是农地改革，除了所有权、使用权、经营权和处置权，当年最主要的是农业承包权、经营权，把农村的土地，包括宅基地解放出来，特别是把承包权和经营权分开，促进土地规模的流转。
国企改革，这些年我们一直没有探讨出合适的方法。
市场体系的改革，特别是市场体系怎么建立，怎么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以及发挥政府的调控，这个问题没有解决。
财税改革，财税体制改革还是滞后的，去年6月份，中央深改组拿出了财税综合体制改革方案，去年8月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对《预算法》的修改。这之后国务院作出了创新财税改革的决定，但是财税改革还没有完全破题。最后一个改革是金融改革，怎么处理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关系，怎么为实体经济提供比较好的血液，也使我们现代服务业和金融业得到比较好的发展，建立在世界上比较强大的金融业。我认为体制机制的改革和创新，也是我们寻找新动力很重要的途径。
调结构促改革肯定需要一个环境，我讲另外一点，就是发展速度。调结构、促改革与稳增长，既有统一性也有矛盾，如果把经济增长看得过重，如果把经济增长的预期指标定的太高，没有足够的空间，整个经济绷的很紧，这个指挥棒会影响结构改革和体制改革。例如现在争论的中高速增长到底是多少，未来五年，是6.5%还是7%，还是6.5%—7%之间，可能都叫中高速增长，具体确定到哪一点，这个指挥棒对各级政府具有致命的作用。我最近去了两三个省，大家都打探说，“十三五”规划你听到了吗，到底中央定多少了？我们省委已经定了，如果中央定7%，我们肯定是8%，如果中央是6.5%，我们肯定是7.5%。这样的一个把GDP的增长看得过重，对增长速度看得过重，某种程度上会影响到结构性改革和体制性改革。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这也影响到经济增长的长期可持续的增长。
许善达谈调结构：清除僵尸企业的制度环境还有不足
（图为北京联办财经研究院院长、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
许善达：现在调结构是说的比较多的一个新的战略。我个人觉得，调结构现在有两个重点：一是产能中间有一部分要淘汰的产能，这些要淘汰的产能，所谓僵尸企业要倒闭、关闭，这个方向是没有问题。但是，现在很多制度环境还不能完全适应这样的一种工作的安排。比如，一些企业倒闭的话，这些企业的职工是要领失业保险的，我们现在失业保险金收支的情况，能不能支撑有这么多所谓僵尸企业的职工去领。包括失业以后自找就业岗位的宽松程度，能不能容纳下这么多新的需要新增就业的。我们过去考虑，每年新的就业人口和新的就业岗位，现在看就业的存量也会出现很多问题。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制度环境，对于很多僵尸企业真的要倒闭，可能承受这种倒闭的结果，还有很多制度环境不足的地方，需要改革来推动。要是完全按照现在的制度格局，把一大批僵尸企业都破产、倒闭，我们的整个经济可能还会出现很多问题。这是*。
第二，创新。现在讲新的增长动力，新动能，就特别提高创新，现在的经济体制有很多内容对于创新的导向是负面的。我们曾经有一个报告，联合国发布了一个新的国民经济统计指标体系，美国等这些发达国家都已经跟进了，中国还没有跟进。按中国的指标体系是哪个地区的研发投入越多，哪个地区的GDP增长率越低，哪个企业的研发投入越多，哪个企业的利润越低。这样的一种统计制度和财务制度，包括税收在内，都对企业加大研发的力度是个负面的导向，类似这样的还有，比如折旧率，对于技术进步的折旧，企业考虑的成份是很弱的。事实上，我们有很多资产，从物理上还是很好的，但是从市场上，它的资产已经没有价值了。这样的一种制度，也对科技创新体制是一种逆向的东西。类似这样的东西还有很多，我们真想把作为一个创新作为经济发展主要的动力，不是国家仅仅拿出一些钱来鼓励搞一些科研项目，还必须有一些制度的改革，使得整个经济制度形成一个对创新是正面导向为主的制度，这样才能使得新的动能实现。
魏加宁：政府改革首先是统计制度的改革 主张统计局对人大负责
（图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巡视员、研究员魏加宁）
魏加宁：我想，寻找新动能，首先要把现在经济下行的原因说清楚。为什么经济下行这么快？一般来讲，影响经济走势有三种因素：一是趋势性因素。二是周期性因素。三是短期因素。
从长期看，所谓新常态的理论依据，就是说潜在的增长率下降了，我们也看到，不管经济学家用什么样的方法分析，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普遍的结论是潜在的增长率在下降。我想说潜在增长率下降固然有客观因素，包括人口红利的减弱、创新跟不上、投资的效率降低。但是，我想说一个意思，我很赞成汇丰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邱宏斌先生的观点，他说改革是可以提高潜在增长率的。当前潜在增长率下降，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过去一段时间改革放缓、滞后造成的。光用潜在增长率下降，能解释一部分原因，但是解释不了为什么经济下行这么快，还要从其它角度找原因。
第二个角度就是从中期的角度，或者周期的角度看。我们这些年研究改革，最近出了一本书《改革方法论与推进方式》，我们改革的时候回顾过去改革经验的时候，发现中国存在明显的改革周期，改革开放35年来出现过三轮改革周期。而这个三轮改革周期，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先有思想解放，带动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带动经济增长。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是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推进了联产承包、吸引外资等等，80年代中国经济快速升温，以致于出现两次过热。90年代初，我们围绕着姓资姓社的问题展开了大讨论，邓小平南巡讲话一下子把改革开放局面翻过来之后，投资者信心上来了，消费者信心上来了，经济快速升温。90年代末，国内经济速度放缓，我们提出保8%的口号，甚至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通货紧缩，我们围绕着加入WTO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的问题展开了第三次思想解放，朱镕基抓住机遇，推动国企改革，推动住房制度改革，推动金融改革。到了本世纪，上届政府经济快速增长靠什么，中国不加入世贸能出现那么快的增长吗，如果没有住房制度的改革，房地产相关产业能那么快增长吗？显然不可能。从中期的角度看，改革具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今天经济下行，我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思想解放还没有到位，思想解放没有到位，改革开放就没法向前推进，改革开放不能大踏步往前推进，经济不可能止跌回升。
世界经济不景气，中国的出口遇到了阻力，政府主导的消费遇到了八项规定，投资遇到了什么？政府主导的投资遇到了审计地方债。作为各级政府官员，你整天查我欠多少债，我还有心情借新钱搞投资吗。一方面，不能因为这些举措，政治上的正确性，就否定它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实事求是地讲，它对经济增长确实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反过来讲话，也不能因为它对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就否定政治上的正确性，该干还得干，而且我认为应该制度化。像八项规定、反腐败、审计地方债。中国未来*的出路就是加快改革，通过改革把民间消费搞上来，通过改革把民间投资搞上来，让民间投资替代政府投资。最近老说换档，从高速档换到中高速档，我认为换档的更重要的意义是从政府的档换到民间的档，这是中国经济*的出路。无论你是从长期看，还是从中期看，以及短期看，都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改革。改革还没有到位，改革之所以没有到位，是因为思想解放力度还不够大。
戴小京：各位嘉宾有一个比较共同的，所谓新动能基本上是一个将来式，不是一个已经切换完成的，最多也就是一个进行时。显然还需要调结构，需要深入地改革，机制变革，才能把新动能释放出来。当然我就在想，无论是调结构，还是改革，它本身又是需要一个环境的，魏加宁先生也谈到，如果没有一个好的思想氛围，思想解放，这种改革也是很难推进的。除了思想氛围的环境，作为调结构和改革，在宏观经济的环境上，也需要一定的环境。比如调结构，基本上是用把大家给憋住的办法，这个憋住的结果，会不会该长的没长出来，反而憋死，该调下去的没调，僵而不死。请教一下各位有什么看法？
魏加宁：我是这么看，面对当前经济下行，实际上存在着三种主张：一是输血，打激素，继续大力的投放财政资金、货币信贷来刺激经济。二是把新常态理解为什么都不要做，忍一忍，适应一下就好了。就好像打麻药一样。三是动手术，止血。为什么要动手术止血呢？国有企业在大量失血，地方政府债务在大量失血，主动脉在输血，你这边发货币，你发多少货币也流不到实体经济，流不到中小企业，不仅流不到，而且还可能心脏受不了了，人民银行会出问题，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会出问题。如果为了动手术，输一点血打一点麻药，是可以理解的，也可能是必要的，如果光输血，不打麻药，光手术，中国经济可能会出大问题。大家知道，阑尾炎最忌讳的是吃止痛药，吃了以后，会感觉好一点，等到药劲过去以后，可能会发现已经穿孔了。谈到改革，我认为首先最重要的改革，好像和这个动能没有世界关系，但是它是最重要的，就是政府改革，政府自身不改革，光是改别人，改国企，改商业银行，没有用的。现在这一轮改革，很多改革都是在改别人。我一直研究政府改革，提出一点政府改革首先是统计制度的改革，我很担心我们现在的统计制度，有可能掩盖了现在问题的严重性，经济下行的严重性。
再有希腊债务危机，现在说了各种原因，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加入欧盟统计数据全面造假，现在IMF逼着希腊改革，*件事情就是统计。再有昨天媒体上报出来，东北的数据造假多么严重。
从这些事情上，我想说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赶紧把事情搞清楚，统计独立。我是主张统计局应该对人大负责，去年我在《财经》杂志上专门发了一篇文章，专门讲统计制度的，如何防止各级统计部门数据的造假动机，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
李晓西：强政府不是件坏事 强政府的同时要强市场
（图为国务院研究室宏观经济研究司原司长、北师大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李晓西）
李晓西：这个题目非常有意思，什么叫“新”，以前也有动能，现在叫新动能，动就是有人愿意干，什么人愿意干，有这个动机，有这个动力，“能”呢，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条件。我从绿色发展谈起吧，我们发现一个问题，搞绿色的时候，经常感觉到它对经济的发展是一种制约，是一种成本更多的支出，我们环境的红利现在不多了，资源的红利也不能再搞这个了，北京的雾霾我们也看到了。因此，我们就要想办法，想这个办法，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现在提到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怎么理解呢？绿色经济怎么能给我们提供机遇呢？我今天就这一点看看这里面有没有新的动能。
绿水青山真是给我们带来很多新的机遇，虽然其中有很多是挑战，有五个方面的支持：*、我们搞绿水青山，搞环保，搞绿色发展，首先是新的业态得到了支持，比如旅游业，旅游业在我们的产业中间，在联合国排的二十多个产业，和我们统计局发的三十多个产业中间，相对而言对环保的要求是比较高的。还有我们的办公室，所谓的高端服务业，我们的环保产业，新能源产业，现代生态农业等等，这些的发展都意味着绿色产业，而这些业态给我们的增长提供了一种支持。
第二、政府的政策支持。现在政府是非常希望能发展产业，使得环境得到保护。如果你要做的好，我们的政府不管是减息、减税，或者财政的扶持，政府的购买，要跟上来。简单的例子，比如新能源车，好多城市都出台新能源车的购买，政府有支持。
第三、金融方面的支持。我们现在很多银行，银监会已经搞了关于绿色金融的专门研究，我们了解了一下，不少银行业都在做绿色信贷，也有绿色保险，绿色的证券等等。在绿色方面，银行业都在动脑子，但是盈利性和社会公益性怎么能不矛盾呢？政府其中也会有些支持，德国最早的生态银行，贴息的部分是由政府来贴。金融的支持现在已经形成一个大势所趋。
第四、消费者支持。消费者现在对健康的产品、对绿色的产品，对周边的环境，都是非常非常关注的，你是绿色企业，你的社会形象就会提升，老百姓喜欢买你的产品，消费者的支持，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市场的支持。
第五、国际的支持。今天巴黎的气候大会就要落下帷幕了，巴黎气候大会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是关于绿色发展，这个共识是已经达成的，只不过在绿色发展中谁要承担多大的责任，谁要拿多少钱来支持谁还有些争论。淡绿色发展是非常争议的，只要做好绿色发展，一定能在进出口方面得到很多的好处，至少那些绿色的壁垒，就能够突破。同时，在绿色方面，科技方面的作用就会发挥越来越多的作用，现在大量的科技工作者都在这方面加强研究，我听到很多企业家介绍他们的产品，如何在节能、如何对环保有作用。绿色发展，原来如果说是一种约束，现在更要从把它当成一种动力、一种条件来看待，使得老百姓生活的更好，我们自己也能得到发展的新动能。
戴小京：各位嘉宾有一个比较共同的，所谓新动能基本上是一个将来式，不是一个已经切换完成的，最多也就是一个进行时。显然还需要调结构，需要深入地改革，机制变革，才能把新动能释放出来。当然我就在想，无论是调结构，还是改革，它本身又是需要一个环境的，魏加宁先生也谈到，如果没有一个好的思想氛围，思想解放，这种改革也是很难推进的。除了思想氛围的环境，作为调结构和改革，在宏观经济的环境上，也需要一定的环境。比如调结构，基本上是用把大家给憋住的办法，这个憋住的结果，会不会该长的没长出来，反而憋死，该调下去的没调，僵而不死。请教一下各位有什么看法？
李晓西：结构改革涉及到政府、企业、各个方面，现在我们特别关注三中全会提出来的，关于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我觉得特别特别重要，既包含了政治改革，又包含了经济体制改革，既包含了对政府管理的问题，又包含了对我们的企业怎么定位。我们现在是东亚模式，所谓东亚模式，政府是强政府，东亚模式在某种程度上给世界银行的概括，也是比较成功的一种模式，使得经济多年发展。但是我们现在想一想，政府很强的含义是什么呢？政府管理，别人是被管理的对象。国家治理的含义是什么呢？各个方面都是国家治理的主体，包括法律的部分，民众部分，包括企业部分，如果这些都是治理主体，就会涉及到很大很大的变化。比如环境，只有政府管是管不住的，要动员起民众，靠你派两个人去盯不住污染的问题。现在说要关掉污染的部门，环保部门说拿回来他们的东西往哪里放，美国就有环保警察，它的管理是整个配套的。包括我们的企业，如果企业自己都没有感觉到环保对他的重要性，整天靠吃环境红利，靠损害大家的身体来发财，这怎么能行呢。不仅仅是被别人监管的问题，而是企业努力自己做到，从环境保护中间要获利，这*是要靠创新，靠科技的，要有投入。这一切都意味着国家治理体系，国体不等于政体，这是太基础的东西了，这些年来，我们一直把政府和民众、各个方面都当做我们管理的对象，这样做的结果是政府累得要死，最后好多事情办不了。所以，我们把中央提出的这句话好好理解，只有这样在根上才能解决问题。
李晓西：朱总讲的很有道理，我讲国家治理能力的时候，不是说政府不重要，而是说政府和市场都要强，都重要。我去年在哈佛待了半年，我问他们为什么从波斯顿到纽约没有高铁呢？他们告诉你，市场化国家很难办到。这一点上，中国有显示出了优势，但是他们的公路协会特别厉害，不那么容易。所以，我们看到强政府不是件坏事，强政府的同时要强市场。
李晓西：谈到新动能，我自己特别想说的一句话，就是希望在年轻人身上，现在很多年轻人在创业，他们还很微小，希望可能就在这些微小的年轻人身上，今天的微小，可能就在二十年后发展起来，我相信年轻人身上有很大的动量，我们有没有好的体制支持他们，只要能做到，我相信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是大有希望的。
朱海斌：中国未来经济新的增长动能主要来自三方面
（图为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大中华区经济研究主管朱海斌）
朱海斌：“未来的一段时间，可能新的增长会来自于三个方面：户籍改革跟新型城镇化概念、创新，以及开放。”
2015年中国经济分化是非常明显的。据了解，今年三季度最新数字，制造业名义增长率0.2%，服务业11%到12%左右，中间的差距是有纪录以来最多的。因此，新的经济增长动能到底会来自于哪里，是国际上投资者关心最多的问题。
朱海斌表示，未来的一段时间，可能新的增长会来自于三个方面：
*、城市土地改革跟土地财政相对应的，新一轮是农村的土地改革对应的是户籍改革跟新型城镇化概念，这是在未来10到15年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济增长点。相同的都是土地制度的改革内容，农村的话，主要是农村的土地承包权、经营权，包括农村土地的流转。跟以往不同，农村的土地改革产生的收入具体支持什么，上一轮是支持住房、土地财政、基建工业化。这一轮更多的保障的是社会保障体系。
第二、五中全会提的最多的一个词汇就是“创新”。狭义的创新就是技术升级跟产业创新。联系到最近几年经济下滑，从供给方生产要素方面来看，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07、08年以后，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大幅度下降，相对应的，产能过剩、投资回报率大幅下滑。现在谈调结构，从投资到消费，投资和消费是不是能够解决生产率下降的问题，从经济上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中国在中长期，劳动生产率小优抚的话，关键的一点是从中高端的制造业和中高端的服务业的发展开始。
第三、开放。这一轮开放，朱海斌表示更多的并不是对外开放，而是对内的开放。对外开放，像中国的一带一路概念等等，中国都会尽力往前推。但从全球的环境来看，随着全球经济的下滑，贸易保护主义在抬头，再加上中美之间的战略的关系，可能变得更加微妙。对外开放对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速有多大的提升，很大程度上并不取决于中国一家的努力，需要全球的共同努力。
中国能掌控的是对内的开放，打破国内的贸易壁垒。
在目前的调结构过程之中，地方保护主义为代表的贸易壁垒，对经济，尤其对调结构方面的负面影响越来越明显，主要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去产能，目前现在很多地方上涉及的问题，如果关掉当地的煤炭企业、钢铁厂，政府财政怎么办，就业怎么办。所以政府更多强调的是并和转，而不是关和停。另一方面是新的增长动力，比如电动车、新能源汽车，未来肯定有很大的增长空间。但是，进入其他省份的市场里，经常看到各个地方要保护自己当地的汽车企业，对外地的新能源汽车设很多障碍。如果在中国未来能打破过么的地方区域的保护主义，对未来的经济增长，也会形成非常强的增长点。朱海斌表示，最近互联网+或电商为什么能发展这么快，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互联网提供了一个平台，它可以打破在物理上空间的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