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份，一年一度的“世界500强”榜单出炉，中国有110家企业上榜，稳居全球第二。其中，三大房地产商万达、万科、恒大联袂首次入榜，京东则成了*家入选500强的中国互联网企业。这张榜单中，依旧找不到阿里、腾讯的身影。
“世界500大”并非“世界500强”
阿里和腾讯不仅是当下中国乃至世界互联网领域的两座大山，在整个企业界也是“门面担当”，这样的两家王牌企业，为什么从来没有入选过“世界500强”？
解答这个问题之前，首先得了解什么是“世界500强”。所谓的“世界500强”，是中国对于美国《财富》杂志每年评选的“全球*五百家公司”排行榜的一种约定俗称的叫法。
全球做企业排行榜的不止《财富》一家，但《财富》榜单一直是衡量全球大型企业最著名、最权威的榜单。在中国，很多企业都将入选“世界500强”视为至高荣耀以及*的宣传点，藉此彰显企业的强大。
但是，“世界500强”这个称呼并不准确。《财富》榜单的原名是“The World’s Largest Corporations”，其标准翻译应该是“世界500大”而非“世界500强”。
《财富》判断一家企业大不大的核心标准是其营业收入(revenue)，即一共入账多少钱。这样的评判标准更倾向于能源、交通、金融、零售等重资产类型的企业，科技、互联网企业则处于天然弱势地位。
2016年的500强榜单中，排名前5的都来自传统行业，其中沃尔玛连续3年登顶，国家电网、中石油、中石化和荷兰*壳牌分列2-5位。
该榜单中的最后一位是英国耆卫保险公司，其年营收209.2亿美元，相较之下，阿里（146.01亿美元）、腾讯（158.41亿美元）离入榜尚有一段不小的差距。
那么，直接根据营收来判断“全球最强”的标准是否公允？答案应该是否定的。
以营收评判的好处在于，其统计方式简单、数据相对客观不容易被操纵，另外营收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对于资源的掌握和市场的影响力。但是，这样的标准并不适用于高新技术和互联网催生的新经济模式，因为在新模式下，掌握技术、品牌的平台，其本身的话语权越来越大，甚至缔造了全新的产业链。
以阿里巴巴和沃尔玛这两家都与“交易平台”相关的企业为例，单看营收，阿里只有沃尔玛的1/40，但是从交易规模的角度看，刚刚过去的财年里，阿里的交易额突破3万亿，超越沃尔玛成为世界*。
其中的差别在于，如果说沃尔玛是商场，那阿里就是交易中心或是批发市场，后者的交易额并不纳入营业收入。
模式不同，优势点也不一样。以运营效率为例，沃尔玛在全球共有220万名员工，而阿里从事“中国零售市场”与GMV（商品交易总额）的员工人数在一万左右，这些员工支撑了3万亿人民币的交易额，占中国零售消费总额的近10%。
看看就好 不必较真
企业的“强”是一个很综合的概念，仅数据部分就包括4大重要指标：营收、利润、市值、资产。而其他非数据的因素还包括品牌形象、企业文化、发展前景等。
在市值和利润这两项指标上，阿里和腾讯都是不折不扣的世界级强者。截至目前，阿里的市值为2416.93亿美元（约合16031亿人民币），腾讯市值则为19103.03亿港币（约合16337亿人民币）。过去的一年间，虽然全球股票市场起起伏伏，但这两家企业的市值从未跌出世界前20。
利润方面，2015财年，腾讯以158.41亿美元的营收创造了44.36亿美元的净利润，阿里更是以146.01亿美元的营收创造了56.43亿美元的净利润，是不折不扣的赚钱机器。
关乎企业“强”的数据很多，因此很难将企业的座次精准化。有的榜单以企业市值为核心标准，但是不同地区的资本市场对于企业价值的判断不一，这样的榜单很难真实反映全球企业的状况。
《福布斯》企业排行版虽然兼列营收、利润、市值、资产四项核心指标，但4项数据应当如何权重，其中必然夹杂主观标准，因此，“统筹兼顾”的《福布斯》企业榜单反而最受争议。
不论哪类榜单，都只能概括企业某些方面的成绩，拿榜单来判断企业孰优孰劣，是一种错误的类比方法。
即便是最简单的《财富》世界500强，近年来争议也越来越大，因为其统计数据来自各大企业的“自我报告”，某些未上市企业也以“不合常理”的营收排在了很前的位置。因此，对于这类榜单，看客们看看就好，不必过于较真，这样的观榜态度同样适用于个人财富榜。（想看看胡润如何制榜，点击阅读：胡润富豪榜，名利游戏背后的真实与荒诞）
2006年，马云曾称阿里巴巴将于10年内进入《财富》世界500强，如今，自营模式下的京东已经杀入榜单（年营收288.47亿美元，位列第366位），但“做平台，淘金子”的阿里何时入榜仍是一个未知数。
不过，马云已经很久没提及过“世界500强”，马化腾更是从未就这类榜单发表过看法。个中原因并不是马云没能兑现10年前的夸下的“海口”，而是阿里和腾讯现在干的事情，不少世界500强拍马都赶不上。
大而不强 盈利堪忧
强大如阿里、腾讯都入不了世界500强，那么入选的110家中国企业都有哪些？
华商韬略通过梳理发现，入榜的很多中国企业有两大特征：要么来自垄断或者准垄断行业，要么来自产能趋于过剩、利润严重下滑甚至亏损的行业。这些企业大多分布在石油、金融、电力、钢铁、汽车、煤炭、有色金属等领域，中国最早入榜的就是这类企业，经过多年发展，情况依旧没有变化。
曾经，中国企业将进入《财富》500强视为*目标和莫大的荣誉，地区500强的数量甚至和政府的政绩直接挂钩。这样的思维和改革开放之后国家在经济上追求速度、规模的理念一致，是GDP为先的体现之一。
而时至今日，仍然有大批中国企业将入选世界500强视为*目标，这样的理念已经落伍。实际上，500强所体现的已经不完全是荣誉，仅从榜单上看，就暴露了中国企业的很多问题，其中最致命的一点就是大而不强。
企业的核心目标是盈利，而中国上榜企业普遍盈利能力不足。110家企业中，有15家是金融类企业（10家银行、5家保险公司），这15家企业的利润总和是2017亿美元，占据了上榜中国企业总利润的60%。
非金融类企业的平均利润只有14.5亿美元，远远低于世界入榜企业的平均盈利水平。一些低谷中的行业，如有色金属、钢铁等企业，则总计亏损21亿美元。作为*入榜的互联网企业，京东在2015年也交出了亏损94亿人民币的财务报表。
只有银行能挣“大钱”。2015年，全球*钱的公司除苹果外，2-5位分别是中国的“工建农中”四大行。银行的利润来自垄断，作为服务型行业，银行挣大钱对于经济、民生是一件大好事吗？未必。
在电子、互联网、现代制造业、医疗等代表未来经济的领域，中国的入选企业数量很少，而且普遍盈利能力不强。以联想集团为例，这家“国民级”企业在2015财年净亏损8.4亿人民币，更严重的危机则来自其PC业务正随着行业的低潮而下落，其移动业务、服务器业务同样无甚亮点。
Google正计划全数抛出其持有的联想集团股份，而摩根大通已经抢先和联想告别，其核心原因只有一点：不挣钱。
不挣钱不是联想的*问题，而是中国企业的通病。科技是利润率较高的产业，相较其他全球*的公司，中国大陆科技企业的盈利能力明显逊色一筹。
华为是大陆科技企业的代表，是“又大又强”的典范，2015财年，华为实现营收3950亿人民币，净利润369亿。而在海峡的另一端，台积电以1671亿元人民币的营收，创造了604.26亿的净利润。其营收不及华为的一半，但利润是华为的1.6倍。
科技业尚且如此，其他产业的全球竞争中，大陆企业的盈利能力更为尴尬。
变现式的低级产出与发展方式
中国企业喜欢讲规模：产品加起来绕地球多少圈，全世界每卖出多少台XX，就有一台是我的……这些数据是中国企业最喜欢炫耀的成绩。
但是“大和不大”，并不是评判企业成功的标准。*时期的苹果，以20%的市场份额，狂揽全球智能手机行业92%的利润；在PC领域，苹果也以不足7%的市场份额，独占全球近50%的净利润，联想、惠普、戴尔、华硕、宏碁五大巨头加起来都没有苹果挣得多。
追求“大”并不是问题，但是一味地追求“大”则成了问题。很多中国企业“大而不强”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其作为产品(服务)公司，却不是靠着做强产品(服务)为导向来扩大占有率。
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模式做了非常多的总结和评论，各种说法莫衷一是。华商韬略主编毕亚军曾以一句话来概括中国经济过去30年的核心逻辑：以兑现或变现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对发展机会的快速规模化兑现，对自然和人力等原始资源的低级变现。
如今，中国的经济发展主要还是来自以房地产和基础设施为主导的投资、以自然和人力资源低级变现为支撑的出口、以前两者所产生的财富来支持消费和需求的发展机会兑现。
500强榜单中，中国有17家专营地产或是和地产业务相关的企业入榜，这一数字冠绝全球。在某种程度上，这反应了中国经济对于房地产的依赖。
类似房地产行业的以兑现或变现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可以在短时间内通过对自然、人力资源的低层次变现产生大量财富，但其中也蕴藏着危机：它不靠做强产品和服务为导向，进而变相地鼓励其他企业不靠产品为导向去做大公司，政府不以做强产业竞争力为导向去主导经济。
什么是以做强产品和服务为导向？通俗点来说，就是企业的产品（服务）比同行强，能靠产品挣更多的钱，而不是依赖其他因素（资本、政策、资源）。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只有以产品（服务）为导向，将其做到无可取代，客户才愿意掏腰包，企业才能持续挣钱，这是最基本的逻辑。但是过去30年间，中国飞速发展的经济催生了大量机会，很多企业不靠更强的产品和服务就能赚钱。
其中的具体原因有很多。比如，在产品服务供不应求的市场经济初级阶段，很多行业内，哪家企业的产量*、人手最多，就最有话语权。时至今日，消费者对于某些产品的了解依旧很匮乏，部分企业不需要把产品做得很好，只需要将其“说得”很好，就可以做大规模。
再比如，过去的发展模式里，经济环境本身对产品和服务没有提出很强的要求。麦肯锡去年的债务研报《Debt and(not much)deleveraging》显示，中国有接近一半的债务和房地产有关，民间财富的积累，很大的比重由房地产支撑。房地产这种低级产出模式，需要很多产品和服务上的创新吗？同理还有能源、矿产等行业，这些产业里不仅巨头频出，还带动养活了一大批周边的企业。
另一方面，在特殊阶段、特殊行业，企业的管理者也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没办法将心思完全集中在做强产品和服务上，因为没有政策和批文，再强也拿不到入场的门票。这种情况不仅体现在垄断和准垄断产业，在充分竞争的行业里同样如此。
联想集团成立之初，柳传志最重要的课程就是研究批文和政策环境。联想很早就设立了外联公关部，专门研究如何跟国家各个部委打交道，研究如何才能尽可能得到国家的支持。柳传志说：“这是学问，是中国的特殊情况，是哈佛课程里不会讲的。”这种学问和投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不少中国企业脱颖而出的制胜之策。
聚焦产品 谋求长远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出于上述种种原因，在时代和产业更迭的变迁中缔造辉煌成绩的一大批中国企业，尤其是生产型企业，已然走到了非常危险的时刻，其基本表现就是盈利能力的持续下滑。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如今消费者有机会选择更好的产品和服务，整体经济也需要更强的产品和服务来刺激消费，推动市场持续发展。在这样的竞争中，那些不以产品和服务为导向的企业，正面临难以为继的窘境，他们不得不将市场拱手让给那些具有更强产品的跨国公司和新兴企业。在一些特殊行业内，“大”反而成了累赘。
不少企业将危机归结于互联网的冲击或是全球经济的低迷，这并不是根本原因。中国企业要想摆脱困局，在做大的同时提升国际竞争力和盈利水平，通过创新来做强产品是*的出路。
政府实际上已经在为这样的出路提供政策和机会，比如倡导双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句外界烂熟于心口号的背后，是和当年“发展才是硬道理”一个级别的历史机遇：它指明了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是要以创新为主导的创业，要靠更强的产品和服务、更强的产业来作为支撑。根据这一口号，政府还配套出台了一系列简政放权、激活市场的政策，目的就是让企业聚焦产品。
市场是企业家*的老师，哈佛商学院不是，长江商学院也不是。想要在新的发展阶段取胜，企业的的途径应该是先强后大，在力所能及的市场内将产品和服务做强，再靠着产品去做大规模。
这样的逻辑适用于每个行业。即便是在媒体（新媒体）行业，真正能长远发展的也理应是两类人：一是原创，二是服务原创。
真正把产品和服务做好，不能指着一个主意就发大财，指着几页PPT和一个新鲜的点子就找融资，然后就是上市圈钱。资本市场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好“糊弄”，新三板排队和等待套现的市值是一个天文数字，而在美国，中概股也是水生火热，一家家企业等着退市回A股重新来过。
美国资本市场看衰这些企业，无外乎是出于对其产品和盈利能力的担忧，这种情况难道回归中国资本市场、再圈一波钱就能发生转变吗？同在纽交所的阿里巴巴，为什么能创造16260万亿人民币的市值？
回归正题，想要靠产品和服务实现持续盈利，就不能指望一蹴而就。创业者的出发点应该是研究比市场更强更好的产品和服务；大企业应该不再追求大，而是追求强，先抢利润、再抢市场份额。不论规模大小，都不要指着靠想出一个“点子”、吃透一项政策来一夜暴富，而应该像任正非那样，几十年对准一个城墙口冲锋。
任正非不接受采访、也不去拿各种奖项，有些人觉得他是谦虚到自傲。但实际上，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任正非在这些场合谈什么呢，谈“上头的意思”，还是谈“在风口上，猪也能飞”？
大批中国企业要像华为一样又大又强，需要长时间的耕耘与付出。如今科学在中国产生的原创性工作不多，能直接支撑的产业也不多。中国企业要想靠产品和服务来实现大笔盈利，一方面需要科学技术人才的支撑，另一方面也需要通过市场发展、待遇提升，来推动培育这类人才的成长。
只有从人才到企业，到产品和服务的链条摆脱低级变现为主导的模式，中国企业才能立足全球、持续发展，成为赚钱大户。那时候，中国企业所追求的荣誉，应该不再是入选《财富》全球500强，而是在充分竞争的行业里，成为全球最挣钱的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