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17日，在“《财经》年会2017：预测与战略”“全会三：供给侧改革的路径选择”环节，联办财经研究院院长、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等大佬展开了精彩对话，以下为现场实录：
“今年的供给侧改革是非常艰难的，包括如何进行供给侧改革，在认识上还是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必须有一个思想准备，这个任务完成需要好几年的时间。”11月17日，联办财经研究院院长、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在“《财经》年会2017：预测与战略”上如此表示。
许善达认为，以前改革重点都是需求改革，今年开始转到以供给侧改革为主。这比执行4万亿投资，提高杠杆率、扩大投资要困难，因为找项目银行给钱、扩大投资买钢材买水泥，相对比较容易。供给侧改革也不是一年全部完成，从具体任务上说，今年还是有一些进展。
去产能，消除产能过剩的目标离完成还差得很远，而且目标也不高，真正完成也未必能实现希望的产能利用率。
去库存，农产品的库存最主要的是玉米，今年年初已经改变了国家对玉米收购价格的体制，但信号传到农村已经很晚了，很多农民仍然种了很多的玉米。玉米去库存的目标今年是很难实现的。
房地产去库存出现了问题，光注意了总量没有偏重结构，效果也出现跟预期不一样的情况。许善达认为不能算总量，实际上一、二线房地产去库存的压力并不大，主要是一部分三线城市或者四线城市过剩的情况比较严重。
去杠杆，今年杠杆率还是在提高，只是提出一些措施。比如僵尸企业的坏账怎么处理，政府不能去买单，应该让它违约，所以去杠杆还没有出现扭转态势。
降成本，最大的举措是营业税改增值税，决策上已经有6000多亿降税费的措施出台，现在财政部、税务局正在核算减税的效果。这一项，对很多企业来说还是很有效的。
补短板，搞一些科技创新，搞一些进口替代产品，在一些地区效果还是很好的。
许善达表示，当前“三去一降一补”是非常艰难的，必须有一个思想准备，这个任务完成得需要好几年的时间。
以下为许善达发言实录：
许善达：去年12月底提出供给侧改革有一个相对的概念，在以前我们的改革里，或者宏观经济工作里，重点都是需求改革，并不是过去就不搞供给，现在也不是不做需求，过去以4万亿为代表通过提高杠杆率，扩大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从今年开始，我们转到以供给侧改革为主。现在搞供给侧改革，也不是需求方面就不做工作，但工作重点要放到供给侧，这是一个很大的转换。相比而言，这个转换执行起来，比执行4万亿投资，提高杠杆率、扩大投资要困难，因为找项目，银行给钱，扩大投资，买钢材，买水泥，相对比较容易。但供给侧改革就比较难，我觉得今年的供给侧改革是非常艰难的，包括了如何进行供给侧改革，怎么才能完成这个任务，在认识上还是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但我认为，供给侧改革也不是一年就全部完成的，今年从具体任务上说，还是有一些进展。比如去产能，我们产能过剩的领域是很多的，重点是钢铁和煤炭，实际上发电等等还有很多产能都过剩。
现在来看，消除产能过剩的目标离完成还差得很远，我觉得目标也不高，真正完成了也未必就已经实现了我们希望的产能利用率。比如煤炭要减5亿吨，五十几亿吨，今年煤炭是去产能和控产量，这两个措施同时实行，才取得了现在煤炭的状态。所以，去产能有效果，但不能很乐观。
去库存，农产品的库存最主要的是玉米，今年年初，我们已经改变了国家对玉米收购价格的体制，但信号传到农村就已经很晚了，很多农民仍然种了很多的玉米。今年一方面库存多，但产量还很高，玉米去库存的目标，今年是很难实现的。但今年的价格信号已经发出去了，可能明年才能真正把玉米的面积减下来，它的产量才能减少。所以，从玉米来看，今年只是发出一个信号，效果并不是很明显。
房地产去库存，当时一些分析不够准确。房地产不能算总量，现在有一种说法我国有多少房地产的待建面积。我认为一、二线房地产去库存的压力并不大，主要是一部分三线城市或者是四线城市过剩的情况比较严重。房地产去库存的情况，到了几月份又发生问题了，房价涨得很厉害，这跟房地产去库存，光注意了总量没有偏重结构有关系，效果也会出现跟预期不一样的情况。
去杠杆的问题，今年杠杆率还是在提高，去杠杆只是提出一些措施。比如，对于一些僵尸企业的坏账怎么处理，政府不能去买单，采取一些措施，包括让它违约，去杠杆的目的还没有出现扭转的态势。
降成本，有了很重要的举措，最大的举措是营业税改增值税，预期要减5000个亿的税收负担，社保又减了差不多5个点，加上一些地方又自己减了一点，大概有1000多亿。今年从决策上说，已经有了6000多亿的降税费的措施出台，现在财政部、税务局正在核算减税的效果。我认为，降成本这一项，对很多企业来说还是很有效的。
补短板，主要是我们供给不足的地方，这就不详细说了，搞一些科技创新，搞一些进口替代产品，在一些地区效果还是很好的。
所以，当前这个“三去一降一补”是非常艰难的，我们得有一个思想准备，这个任务完成得需要好几年的时间。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要用市场手段。当我们整个宏观调控和经济改革的侧重点，从需求侧转到供应侧之后，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意味着一个很大的变化。简单说，意味着从侧重于政府调控转向侧重于市场调控，但这并不意味着就一定会有市场经济，就一定会有市场化的操控手段。”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在“《财经》年会2017：预测与战略”上如此表示。
李扬按照供给侧改革的五大任务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第一，去产能。大家原本认为我们的产能很过剩，然而今天出现了钢不够、煤不够的情况，那么到底够不够，产能多不多。事实上，问题出在用非常行政化的手段去算产能和产量。众所周知，去产能是书记责任制。而我们在进行供给侧结构性调整时，要靠市场机制和企业。
第二，去库存。提及库存问题，房地产是重要领域。全国的房地产已经连跌两年多，为何一下子涨起来了？为何各地政府一定要用行政化手段去库存？房地产问题主要是债务问题。借款买房子，马上变成发散性风险、系统性风险。从现在看，调控手段起作用，还是提高首付率，为何当时不采取？
第三，去杠杆。自危机以来，各个国家都把去杠杆作为危机恢复的一个最主要的内容，但迄今为止，杠杆一律都在提高。美国2007年的杠杆率是229%，到了2015年是250.4%。中国2008年是157%，到2014年是217.3%，2015年又跃增为222.8%。增长非常快，杠杆的上升有必然性，去杠杆是在它不得不做的时候提出的，然而那时时机已经过去了。去杠杆也罢，债务也罢，只是表面现象，如果债务都是优良的就无所谓。所以，关键问题是不良债务，如果不良债务占的比重比较高，问题就大了，现在中国还没到发生危机的程度。
第四，降成本。我们用行政的手段降利率，但又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管制，成本非常大。
第五，补短板。补短板按说是比较好做的，哪个不行就鼓励，但一鼓励就过头，马上就过剩。
除战略上的策略外，关于去杠杆问题的专业性手段，李扬也分享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的杠杆率在全世界是中等，但中间两个部门非常突出：企业和政府。企业里有65%左右是国企，因此可以说，中国企业的杠杆率高的问题，主要是中国国企杠杆率高的问题。政府总体来说不算很高，但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是个大问题。民企去杠杆过程基本完成，但国企的去杠杆过程仍在继续。国企必须增加贷款，维持着，僵尸企业。企业改革的关键在于，敢不敢下决心，允许企业破产。
地方政府的债务和杠杆的问题更复杂。地方政府所说的很多债务，财政部认为产权是企业的。然而这些企业认为都是政府办的，自己完成了一定的公共任务，所以，我不是一般的企业。于是就造成野蛮生长，这边不认那边也不认，这边不管那边也不管。现在有个建议，针对政府机构所办的企业，以及它的金融行为，应当有一个专门的债，叫做政府机构债，在国外非常通行，像房利美，房贷美，政府机构有专门的法实行管理。
以下为李扬对话实录：
张燕冬：谢谢许老师。听起来供给侧改革跟我们的实际还是有很大的距离，在执行当中，尤其担忧的是去杠杆的问题。其他几项看上去有一些进展，去杠杆的问题相对让人担忧，我们就把这个问题抛给李院长，您觉得去杠杆到底焦点在哪儿？如果进行供给侧的改革，到底应该怎么改？
李扬：去杠杆的问题，我会稍微多说几句，但我还是老老实实的按照命题作文讲。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观点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要用市场手段。当我们整个宏观调控和经济改革的侧重点，从需求侧转到供应侧之后，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意味着一个很大的变化，简单说，意味着从侧重于政府调控转向侧重于市场调控，但这并不意味着转到供给侧和结构层面就一定会有市场经济，就一定会有市场化的操控手段。不妨按照供给侧改革的五大任务一一说。
第一，去产能，本来大家对这个事情没有什么怀疑，都觉得我们的产能很过剩，今天怎么就出现了钢不够的问题，怎么出现了煤不够的问题呢，前面的账是怎么算的呢？到底够还是不够，产能多还是不多，到底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用非常行政化的手段去算产能和产量。大家都知道，去产能是书记责任制，特别是一些重点省份，每一个领导都要下去压的，这边没压完那边价格上来了，谁之罪？这个问题是非常突出的。我们在进行供给侧结构性调整的时候，要靠市场机制，要靠企业，而不能靠去算帐，不能靠用行政化的手段去调整。
第二，去库存。库存在定义上是很泛的，各个领域都有库存问题。我们决策者定去库存战略的时候，心里想的比较多的是房地产。在去库存战略提出之前，全国的房地产已经连续跌了两年多，怎么一下子涨起来了呢，库存到底是多还是少？原来的判断是对还是不对？特别是在去库存的过程中，为什么各地政府迟迟就不肯用提高首付率的市场化手段，而就一定要用行政化的手段去做呢？我们知道，房地产的问题主要是债务的问题。在3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早就说过了，问题不在乎过度的投资，甚至也不在乎是过度的投机，而在乎过度的借债。百分之百用自己的钱去买房子，它不会有别的影响，一借款，一有杠杆，马上变成了一个发散性的风险，马上就会有系统性风险。从现在看，调控手段主要起作用，还是提高首付率，为什么那时候就不采取呢？这里面背后到底有些什么样的考虑？这也让人怀疑。
我在今年年初的时候，香港记者问我，我脱口而出，我说这是一些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共谋，果然共谋的结果看到了，很多地方政府说今年财政任务完成了，半年刚过任务就完成了。如果这么伟大的任务，背后掺杂这么多的私心杂念，夹杂着这么多的行政化，甚至统治性的手段，我觉得供给侧结构改革是有问题的。
第三，去杠杆。自从危机以来，各个国家都把去杠杆作为危机恢复的一个最主要的内容，但迄今为止，一律的杠杆都在提高。美国2007年的杠杆率是229%，到了2015年是250.4%。中国2008年是157%，到2014年是217.3%，2015年又跃增为222.8%。增长非常快，杠杆的上升有必然性，去杠杆是在它不得不做的时候提出的，当你不得不做的时候，时机已经过去了。去杠杆，在经济好的时候做，去杠杆任务的提出，最大意义在于让我们整个经济管理、经济改革的侧重点，从反反复复的需求调控转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现在转到关注劳动、资本、科技和制度。我想跟大家说的，去杠杆也罢，债务也罢，只是表面现象，如果债务都是优良的无所谓，如果杠杆率很高，它能够撬动更大的财富生产是好事，所以，关键问题是不良债务，如果不良债务占的比重比较高，问题就大了，现在中国还没到发生危机的程度。
第四，降成本，也做了很多事，但现在制度性交易成本还是很高，这又是一个问题。我们用行政的手段想去降利率，降别的东西，但又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管制，现在门好进了，脸好看了，事不办了，成本非常大。
第五，补短板，也做了大发了一点，补短板按说是比较好做的，哪个不行就鼓励，但一鼓励就过头，马上就过剩。
总的意思，确实中央有一个好的战略，方向也非常明确，下一步要贯彻落实这一战略，必须必须要用市场手段，否则会适得其反。谢谢！
张燕冬：非常感谢李扬院长的分析。我接着问，在去库存、去杠杆等这个过程当中，您的核心观点是用市场化的手段进行供给侧的改革，我想问的是，在去杠杆问题上，除了战略上的策略以外，有没有专业性的手段，能够使我们在去杠杆的问题上得以补救呢？
李扬：中国的杠杆率在全世界是中等，但我们中间两个部门非常突出：企业和政府。企业里有65%左右是国企，因此可以说，中国企业的杠杆率高的问题，主要是中国国企杠杆率高的问题。政府总体来说不算很高，但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是个大问题。我们始终在跟踪这个变化，中国的民企的去杠杆过程基本完成，但国企的去杠杆过程仍在继续。民企去杠杆可以做，破产，国企不能做，必须增加贷款，维持着，僵尸企业，现在是这样的问题。企业改革中，敢不敢下决心，就像民企去杠杆那样，允许企业破产，当然背后会有很多的社会问题，社会政策要托底，要考虑到这些问题。其实在一定意义上维持着国企，也是维持着就业，我们有充分的理解。
地方政府的债务和杠杆的问题就更复杂了，财政部的眼光，地方政府所说的很多债务，他不认，他说产权上不是我的，说是企业的。可以，我们就从企业角度做分析，找到这些企业，他说怎么会是企业呢，都是政府办的，我是完成了一定的公共任务，所以，我不是一般的企业。于是就造成这一块野蛮生长，这边不认，那边也不认，这边不管那边也不管。今年上半年的政府债务主要在这块，财政部不断在下文件，其实下文件解决不了，因为体制没理顺。我们现在有个建议，针对政府机构所办的企业，以及它的金融行为，应当有一个专门的债，叫做政府机构债，在国外非常通行，像房利美，房贷美，政府机构有专门的法实行管理。
“2008年以来，政府经济建设的支出在大幅增加，从宏观上看，总体的经济效率是下降的。我们应该加强政府资产的管理，提高政府经济建设支出的效率。”11月17日，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白重恩在“《财经》年会2017：预测与战略”上作出表示。
白重恩指出，目前政府支出主要为两部分，一类是比较直接的基础设施投资，另一类是政府给企业的补助，包括税收优惠。“如果这些支出效率很低，很快效果就消失了，短期效益可能会好于长期的效益，而我们的制度中，可能又会使得各级政府比较关注短期的效益，对长期的效益有所忽视。所以，我们需要解决这种短期和长期效益的平衡问题。”
“在我们的财政体制中，预算管理已经在向前推进，债务的管理也在推进，但资产的管理还很不够，李院长在推进资产负债表的建设，但这个资产负债表的建设对于地方政府的行为还没有产生有效的约束的作用，希望在这个地方我们推进的更快。”
以下为白重恩发言实录：
白重恩：我讲一个观点，就是应该加强政府资产的管理，提高政府经济建设支出的效率。在我们的政府支出中，可能是我们在全世界比较独特的地方，我们的各级政府花很多钱做经济建设，大概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比较直接的，政府要做很多基础设施的投资。一类是政府给企业各种各样的补助，这也是一笔不小的钱，包括税收优惠，如果统计一下，这是很大一笔钱。这两笔钱是政府直接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以及对企业的补助，它的效率到底是什么样，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事。
在这里面有一个可能的激励的偏差，政府做经济建设的支出时，短期来说会立竿见影的看到GDP的数值涨上去了，不管是自己投资，还是给企业补助，这都会在GDP里面显现出来。如果这些投资效率很低，很快效果就消失了，它的短期效益可能会好于长期的效益，而我们的制度中，可能又会使得各级政府比较关注短期的效益，对长期的效益有所忽视。所以，我们需要解决这种短期和长期效益的平衡问题。
我们看2008年以来的经验，到现在政府经济建设的支出是在大幅增加，从宏观上看，总体的经济效率是下降的。我举两个例子，总体的投资回报率在下降，总体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在2008年之后也比之前低了很多。微观层面的数据，企业的效率分化非常严重，以前有效率的企业依然比较有效率，以前没有效率的企业变得更加没有效率。所以，这些都使得整体的经济效率在下降。如果说政府的经济建设支出跟这个有关，怎么让政府的经济建设支出变得效率更高呢，其实我们已经采取了很多的措施。比如，大大加强预算管理，我们的预算变得更加全面，更加规范化，归公共财政的预算，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对债务的管理也做了很多工作，2014年通过了新的《预算法》，后来有43号文，都是对地方政府债务进行更加有效的管理，这星期一国务院又发了一个文，对地方政府债务可能出现的危机，一旦出现危机，用什么样的应急方案，也做了很多规范化的管理。我觉得这些措施都非常非常重要，但是还有漏洞，比如对债务的应急管理，如果看一下管理的方法，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一旦出现了债务风险的时候，要做财政重组，财政重组是什么呢？就是把政府的财政做一些调整，尤其是对资产做调整，把一些资产变现就可以还债了，就不会出现违约的问题。这样的做法，对于控制风险是非常重要的，否则你还不起债，就可能触发区域性的风险，甚至带来更大的风险，做一些财政重组，让资产变现还上债，这对控制风险度过眼前的难关是有效的。但是从长期来看，使得我们债务的控制变得更难，因为各级政府是有很多资产的，这些资产都用来还债，而借来的这些债用来做的投资，可能又是效率很低的，就有问题了。如果政府没有这个资产，他借债的能力受到了限制，他的投资能力也受到了约束，但因为有这么多资产，就有可能使得我们地方政府有很强的能力继续借债，继续做这些投资。如果这些投资的效率很低，我们就把很好的资产变成了低效的投资，这对我们的经济发展是非常非常不利的。
它带来的其他的后果是什么呢？一方面我们本来是期待政府的资产可以用来帮助企业降低成本，比如社会保障的缴费，很多人都认为社会保障的缴费率很高，对企业带来的负担很重，所以，我们期待政府用划拨资产的方式补助社会保障，这样就可以降低企业的成本，增加经济的活力。如果这些资产都用到低效的投资，用资产来支持社会保障，来支持降成本的能力，就会减弱，这是直接的。另外，我们的政府支出，很多不是普惠的，政府的一部分支出是用来给各种企业补助，而这些补助是有选择的，选择这些行业去补助，其他行业就不补助。这些行业的选择是不是就选的好呢？我们也看到很多例子，并不是选的好，甚至造成了产能过剩。如果我们政府的这些资产不有效的控制，然后不对地方政府的资产存量进行考核，地方政府就可能把这些资产用到各个方面去，有些还可能会造成扭曲，使得不同企业获得要素的成本不同。
总结一下，在我们的财政体制中，我们的预算管理已经在向前推进，债务的管理也在推进，但资产的管理还很不够，李院长在推进资产负债表的建设，但这个资产负债表的建设对于地方政府的行为，还没有产生有效的约束的作用，希望在这个地方我们推进的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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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更需要的是一个市场化的制度环境。政府应该通过改革减少准入的壁垒，减少行政垄断，减少政府对微观活动的干预，特别是地方保护，使得企业家能够更便利的组合、配置各种要素。”11月17日，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司长徐林在“《财经》年会2017：预测与战略”上如此表示。
徐林认为，全球经济贸易都处于比较低迷的状态，国内的要素条件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尤其是成本处在持续上升的阶段。建立在原有比较优势基础上的产业结构，已经难以适应新的增长目标的要求。所以“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的提出，要把供给侧改革作为主线加以推进，通过创新驱动实现产业转型升级。而如果没有产生升级，我们就难以实现原定的增长预期目标，且有可能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更长的时间。
而产业升级有两个主要推动力，一是创新，二是结构升级。但目前的产业结构升级，还有点滞后于需求结构的升级。因此，我们需要更好的激励机制，包括更完备的产权制度，尤其是知识产权和收益权的保护。对于建立市场化的制度环境，政府应该通过改革减少准入壁垒和行政垄断，减少政府对微观活动的干预，特别是地方保护，使得企业家能够更便利的组合、配置各种要素。
在谈到前段时间的产业政策争论时，徐林表示，对于官员来说，不存在做和不做的选择，官员议论的是怎么能够使产业政策更有效。即由过去的歧视性的产业政策，更多的转向功能性的产业政策，即强化对产业升级一些共性、薄弱环节的资源配置和支持。 而不同时期的薄弱环节也相应不同，90年代，中国普遍的薄弱环节是在一些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领域，过去我们以弥补短缺为主要目标的产业政策，相对比较成功。但在目前的阶段，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目标是提高效率品质，因此，政府会同企业和产业交流，来判断何为薄弱领域。
徐林最后总结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内容是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它的结果是供给结构的升级和效率的提高。
以下为徐林发言实录：
徐林：给我安排在最后，说我是当局的，当局的人要在最后收尾。我是做规划的，今年完成的是“十三五”规划纲要。在“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我们确定了未来五年年均增长的预期目标是6.5%。但是，我们在分析的时候心里很清楚，全球经济、全球贸易都处于比较低迷的状态，国内的要素条件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特别是成本在持续上升。所以，建立在原有比较优势基础上的产业结构，已经难以适应新的增长目标的要求。我们一直也在探讨出路在哪儿，所以“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的提出，要把供给侧改革作为主线加以推进，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是通过创新驱动实现产业的转型升级，因为没有这样的转型升级，中国有可能就难以实现“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的增长预期目标，我们有可能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更长的时间。
产业升级的推动有两个主要的动力：第一，创新。有些通过技术创新，可以直接实现供给创造需求。第二，需求结构升级的拉动。中国目前收入水平在持续提升，需求结构升级的趋势是很明显的。但从供给侧，产业结构升级，还有点滞后于需求结构的升级。所以，我们要建立一个更好的制度和政策框架，来推动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从创新来看，我们认为最需要的是一个更好的激励机制，要有更完备的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的保护和收益权的保护，这样的话，从事创新的人才会有足够的动力去更多的投入资源，来促进创新。从吻合需求结构变动的角度来看，我们更加需要的是一个市场化的制度环境。政府应该通过改革减少准入的壁垒，减少行政垄断，减少政府对微观活动干预，特别是地方的保护，使得企业家能够更便利的组合、配置各种要素，说白了，就是让企业家办事更容易。只有这样，产业结构吻合需求结构的变动才更容易。
从政策角度来说，产业政策也不是没有作为的，前不久有很著名的产业政策的争论，对我们这些做官员的问题来说，不存在做和不做的选择，我们议论的是怎么能够使产业政策更有效。我们认为，产业政策需要转型，怎么转型呢？由过去的歧视性的产业政策，由政府来选定重点的产业政策，更多的转向功能性的产业政策，功能性的产业政策的主要功能是什么呢？就是要强化对产业升级的一些共性、薄弱环节的资源配置和支持，特别是一些技术瓶颈，一些基础材料、基础元器件、基础工艺的薄弱环节的支持，优化政策的工具，使得这些领域的突破可以让所有的企业，所有的产业，根据需要去分享。
总结起来，我的最核心的一句话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内容是改革，是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它的结果是供给结构的升级和效率的提高。
薄弱环节在不同的时期是不太一样的，我们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普遍的薄弱环节是在一些基础产业，基础设施领域，过去我们以弥补短缺为主要目标的产业政策，相对是比较成功的，目前阶段，产业结构升级主要的目标是以提高效率、提高品质为导向的，这样的升级比过去弥补短缺更复杂。这时候政府要一个一个领域选择重点会变得很困难。但是，我们通过和企业的交流，通过和各个产业的交流，可以判断到哪些领域是薄弱的环节，比如科技创新领域，大家很快就能说出一些我们的薄弱环节。在制造业领域，普遍的反映是基础工艺、基础材料、基础零部件，我们可以瞄准大家公认的薄弱环节，政府组织配置一些资源，调动一些资源，进行重点的突破。如果这种突破能够取得成功，它的成果是可以被所有的企业，所有的产业所享用的。所以，这是我们未来产业政策的重点。
“现在民营企业绝大多数都从事实体企业，过去十年、二十年，实体企业是民营企业主要的方向。现在一方面实体企业过剩，利润特别低。另一方面，各项要素成本都在增长，工资、税收、环境保护成本、合规成本，所以说，现在实体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压力比较大。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在“《财经》年会2017：预测与战略”上如此表示。
对于经济相对下行的背景下，民企的难点及其应该采取的做法，刘永好分享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今年以来民企规模越大，成本越高，国家也提出转型新要求。但是对于绝大多数企业而言，做了十年、二十年同样的东西，要转是相当难的。这种情况下，民营企业民间投资的积极性不够。去年以来，民间投资的增速大幅度降低。大家不知道在自己的主业上还能不能投，该怎么投，投不投，这是最大的问题。另一方面，有的区域依然存在对民营企业的歧视，所谓的脸好看了、门好进了，有的地方事更难办了，这两方面共同导致了投资的弱化。
另外，民营企业对市场的了解不够。我们成立了一个川商总会，全球的四川商人成立一个总会，抱团取暖，协调发展，反映问题，再联合投资。我效果还是有的。
首先，成立了一个川商基金。两三个月时间，募集了42个亿。有不少企业手里面还是有钱的，但不知道该怎么办。炒股吧，股票不行，炒房吧，现在又限制了，做什么呢？能够抱团取暖，投资一些好的项目，现在看来是可取的。不到半年的时间，我们已经投出去五、六个亿，都是以实体和新兴产业为主的，我觉得非常好，抱团取暖是一个办法。
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一个四川旅游产业投资基金，又成立了一个四川大健康产业基金。我想通过基金的方式，通过政府支持，市场化手段，联合做投资。
联合投资有什么好处呢？第一，能够看一些相对比较大的项目；第二，能够做深度的研究；第三，能够参与一些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的改革改制；第四，能够对一些重点的项目进行跟踪和投资。在这种新的格局下，用抱团取暖的投资办法，或许也是一个解决的办法。
刘永好表示，新希望投入的新产业包括钢铁，衣服鞋帽，肉蛋奶。但在这方面再做大投资显然是不对的。比如旅游产业投资是消费升级的一方面。再比如现在大家普遍感觉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方便，这时候大城市大的医院非常火，中小城市，特别是县一级的医院，其实是不饱和的，这时候发挥多层次的医疗体系，包括大城市的、小城市的、乡镇的就非常有价值。
现在普通的肉蛋奶、粮食几乎都够了，大家需求的是什么呢？高等的牛肉、羊肉，海鲜，需求量蛮大，往后走还是成长的，中国供给是不足的，这些需要草原、需要海、需要天气、需要水，在这方面进行国际市场的配置是非常有价值的。我们过去这几年一直在美国、欧洲进行布局，争取有比较优势的区域获取高端动物蛋白的资源。
同时，我们发觉把肉蛋奶运到中国来，又保鲜，价格又合理，又安全，供销体系，运输体系，物流体系，还有相当大的一个提升空间，这些空间的提升是我们的投资行为。围绕吃的升级换代还有好多事可走，有的走出去，有的在国内做整合，这些都是很具体的转型升级的措施。
以下为刘永好发言实录：
张燕冬：这个问题很专业，也很重要，不仅谈到民企，也谈到了政府，以及地方政府所管的债务问题。我们这儿有一个大民营企业家刘永好先生，刘总，我想问您的是，在这样一个经济相对下行的背景下，民企都有哪些难点？民企应该怎么做？
刘永好：现在民营企业绝大多数都从事实体企业，过去十年、二十年，实体企业是民营企业主要的方向。现在一方面实体企业过剩，利润特别低。另一方面，各项要素成本都在增长，工资、税收、环境保护成本、合规成本，所以说，现在实体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压力比较大。以前不行的话，扩大规模就能盈利，今年不是这样的，因为规模越大，成本也越高，这时候要转型，国家提出了要创新，要变革，这是好的，确实有的企业这样做了。但是绝大多数企业怎么转呢？他做了十年、二十年同样的东西，要转是相当难的。这种情况下，民营企业民间投资的积极性现在是不够的，前几年民间投资都是很高的，高过国有企业，高过外国企业，去年以来，民间投资的增速大幅度降低，大家不知道在自己的主业上还能不能投，该怎么投，投不投，这是最大的问题。再加上有的区域，对民营企业的歧视性的情况还是存在的，所谓的脸好看了、门好进了，有的地方事更难办了，这两方面就导致了投资的弱化。
还有，民营企业对市场的了解是不够的，我是四川的企业，在四川省委省政府的支持下，我们成立了一个川商总会，全球的四川商人成立一个总会，抱团取暖，协调发展，反映问题，再联合投资。我觉得效果还是有的，首先，我们成立了一个川商基金，省财政拿点钱，川商的会员拿点钱，原来说12个亿，财政储3个亿，放大四倍，结果没想到两三个月时间，募集了42个亿，第一期打住了，后面还有很多，说是有上百亿的资金等着，有不少企业手里面还是有钱的，但不知道该怎么办？炒股吧，股票不行，炒房吧，现在又限制了，做什么呢？能够抱团取暖，投资一些好的项目，现在看来是一个可取的。不到半年的时间，我们已经投出去五、六个亿，都是以实体和新兴产业为主的，我觉得非常好。我们川商在全球都有很多优秀的企业，他们想做投资实力不够，需要解决很多的问题，而我们通过川商支持的方式是挺好的，抱团取暖是一个办法。
在此基础上，我们成立了一个四川旅游产业投资基金，又成立了一个四川大健康产业基金，还准备跟浙江省搞一个浙江旅游产业基金，跟云南省搞一个大健康产业基金，等等。我想通过基金的方式，通过政府支持，市场化的手段，联合做投资。联合投资有什么好处呢？第一，能够看一些相对比较大的项目。第二，能够做深度的研究。第三，能够参与一些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的改革改制。第四，能够对一些重点的项目进行跟踪和投资。以前单个民营企业要做投资是很难的，而联合起来就能够做到这一点。现在我们投的几个项目都相当好，由于投资的项目好，又有政府的支持，又是市场化的行为，得到了认同，所以我们的不少投资人也找上门来，有好多好的项目也过来了，给我们选择的机会比较多。另外，很多能人也过来了，这形成了新的格局。在这种新的格局下，用抱团取暖的投资办法，或许也是一个解决的办法。
张燕冬：非常感谢徐司长。他强调的是产业转型升级的结构性改革。谈到产业升级，传统产业的空间也不是很大，但一些新型产业、新业态能不能支撑这些，请刘总介绍一下，你们新希望投入的新产业到底有哪些？
刘永好：包括钢铁，衣服鞋帽，肉蛋奶，几乎都满足了，在这方面再做大投资显然是不对的，我理解升级换代，瞄准市场有需求，还不足满足的空间。比如旅游产业发展的特别快，过去三年平均都是百分之二十、三十的增长，特别是西部，四川、云南、贵州，以前我们更多解决的是吃得饱，穿得暖，怎么样日子过的更好呢？旅游产业是消费升级的方面，旅游产业的投资值得去做，旅游产业投资是消费升级的一方面。现在大家普遍感觉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方便，这时候大城市大的医院非常火，中小城市，特别是县一级的医院，其实是不饱和的，这时候发挥多层次的医疗体系，包括大城市的、小城市的、乡镇的就非常有价值，这些领域缺人、缺资金，缺好的医生，缺好的组织和管理，在这方面做一些依靠健康产业的投资有价值。
现在普通的肉蛋奶、粮食几乎都够了，大家需求的是什么呢？高等的牛肉、羊肉，海鲜，需求量蛮大，往后走还是成长的，中国供给是不足的，这些需要草原、需要海、需要天气、需要水，在这方面进行国际市场的配置是非常有价值的。我们过去这几年一直在美国、欧洲进行布局，争取有比较优势的区域获取高端动物蛋白的资源，这就是转型，而不是在中国再养多少鸡，再生产多少饲料，我们走出去发现天地进一步开阔。同时，我们发觉把肉蛋奶运到中国来，又保鲜，价格又合理，又安全，供销体系，运输体系，物流体系，还有相当大的一个提升空间，这些空间的提升是我们的投资行为。比如我们把自己好几个工厂的冷链物流抽出来组建一个公司，有相当的规模了，在外面收购了几个冷链物流公司，现在我们成了西南最大的冷链物流配送中心了，我们有仓库、有车、有体系，在这方面，我们今后搭配的更好，组织的更好，更多的从内部变成外部，为社会服务，或许今后又成为新的上市公司，这就是很大的需求。这些都是转型，在这方面，围绕吃的升级换代还有好多事可走，有的走出去，有的在国内做整合，这些都是很具体的转型升级的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