峰瑞资本长期坚持分享商业洞见，我们相信信息流通会带来美妙的结果。
丰叔是走在最前头的那一个。去年基金刚成立那会儿，VC 分享行业报告实在不多见，因为 VC 靠的是信息不对称。丰叔按下了部分同事的反对声，鼓励投资团队把行业研究报告分享出来。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发布了 11 份行业研究报告，意料之外得到了 “研究型 VC” 的称呼。
“现在，共享知识才是力量。” 我们新启了一个栏目【李丰专栏】，分享丰叔关于创业和投资的最新思考。熟悉丰叔的人都知道，他平时讲话语速极快，不过现在读多快你说了算。
专栏*篇，丰叔从美国的1950 年代说起，分析美国的产业变迁和国家转型，然后反观中国，探讨中国经济转型如何可能。全篇跨度60 多年，希望能带来启发。
有点烧脑，非常真诚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在 2013 年曾经对美国民众做过一次调查：如果时光可以倒流，你最想回到二十世纪哪一个年代？
得票最高的答案是五十年代。
美国作为*未受到二战侵袭的大国，凭借战争时期的资源积累与战后的复苏政策，牢牢把持住了经济总量*的位置。其钢铁产量在 1945 年达到世界顶峰。这个当时总人口不过 1.4 亿的国家，为世界贡献了 67% 的生铁与 72% 的钢。在此后的数年间，军人权利法案（G.I. Bill）通过补贴学费、生活费的方式鼓励退伍士兵入学，为美国带来了一大批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
到了 1955 年，10–15% 的美国人从事农业，30–35% 的美国人从事工业，剩下的 55% 均从事服务业。经济上的发展与生活体验的多元化，包括家用电器、广告的发展，让美国人时常将那段日子称为 “Good Old Days”（好日子）。
▲ 1840-2010 年，美国三大产业从业人口数量变化。数据来源：美国经济研究署（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1950 年代的美国与今日的中国有许多相似之处。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2015 年中国的人均 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 为 7990 美元，约等同于美国 1941 年的水平。人均可支配收入提高，消费主义盛行。更重要的是，1950 年代的美国也曾是 “世界工厂”。制造业对于美国经济的重要程度，比起今日的中国有过之而不及。
不过，美国并未停留在制造业大国的位置上。到 2014 年，农业占美国 GDP 降至 1.12%，从业人口占全美劳动人口 1.3%，工业占 GDP 19.1%。80% 人口从事服务业（见下图）。值得一提的是，从 1935 年到 1985 年，美国从事信息产业的劳动人口上涨了 2.2 倍。一个由重工业起家的大国，在半个世纪间成功转型为服务密集型经济，且不乏大规模专业人才（professional worker）出现，它是如何做到的？
▲ 美国三大产业从业人员数量对比。2014 年美国农业、工业、服务业从业人数分别占比为 2%、13%、85%。数据来源：美国劳工统计局。
美国做了两件事。
首先，伴随着城市化进程，大量低收入的美国人在 50–60 年代从乡村迁徙到城镇，削减了农业、工业占 GDP 的比重。随着新型城镇的成立，人口的聚集，让美国在 1955 年就有了*家购物中心。而公共交通资源的匮乏，使得汽车销量在五十年代达到新高。在这样的需求推动下，美国完成了消费升级。
▲ 美国拥有汽车的家庭数量在 1950 年代大幅增长。数据来源：美国统计局（US Census Bureau）。
其次，美国抓住了一次重大的技术升级，帮助美国完成了经济转型和消费升级。从 60 年代到今天，美国引领了从半导体、PC、互联网几乎所有的科技潮流。这使得劳动力的技能转化成为可能。在所有的泛信息类职业中（包括科学家、工程师、教师、秘书、操作员），只有与IT 从业人员占比在 1970 - 1995 年增加了 50%，其他类别的比例不是停滞就是下降。
1957 年，后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晶体管发明人之一 William Shockley 回到家乡 Palo Alto，创立了仙童半导体公司（Fairchild Semiconductor）。这家公司在科技史上的地位无需多言。它的员工日后成立了 Intel、AMD、国家半导体等芯片公司，以及红杉、KPCB这些风投基金。仙童和它的追随者们在 60–70 年代带动了全美泛信息行业的发展。到了 1970 年，泛信息行业从业人员已经占全美总雇佣人口的 40%。
时至今日，全世界前五大上市公司中，有三个均属于 IT 巨头（Apple、Google、Microsoft）。相较其他行业，信息业*的贡献是人均生产率高。正因如此，科技类大公司才会不断发展，以至于成为今天的*市值公司之列。而信息业就业人口和总量的大幅度增加，也带来了人均生产率的整体水平提高。
美国的转型成功，得益于带有新技能的劳动力聚集（硅谷），形成了大批量的科技公司；以及最重要恰恰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点：通过向军人提供免费教育、鼓励社区大学等政策，解决原来低技能的劳动力就业问题。当我们从马车过渡到汽车的时候，赶马车的人就基本上失业了。这些失业的人干什么去，是每一次经济转型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且不是一蹴而就的。一旦找到答案，拥有新技能的劳动人口将能与不断提高的生产效率产生乘数效应。
作为大国，美国凭借科技对劳动力技能进行大规模地转化，重新塑造了国家竞争力方向，并以此创造了世界上*的以服务业为主要驱动力的经济体，这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
其他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人口越少的地区，越容易发生经济转型。韩国选择了文化产业，香港、新加坡则转向了金融和旅游。*的例外可能是日本，还在寻找清晰的转型方向。
美国经验的宝贵在于，它是历史上*一个成功转型的大型国家，诀窍在于抓住了科技升级的 “风口”。美国现在有 1.6 亿的劳动力，其中 1900 万人从事工业。而 1978 年美国有 1 亿劳动力，其中 3200 万人从事工业（变化趋势可见文中*张图表）。也就是说，在这三十年的科技升级进程中，美国一共净转出了一千多万的制造业工人。
然而这样的成绩与中国的现状相比，似乎有点杯水车薪。中国目前有 7.8 亿的就业人口，农业、工业、服务业就业人口占比大约为 38%、27.8%，34.1%。农业、工业就业人口加起来接近 5.2 亿。假定短期时间内中国人口不会遇到明显变化，除非我们像美国一样抓住科技升级这样的机会，否则对五亿人口进行技能转化，是个很不容易的事。
▲ 图表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官网。
既然无法直接将劳动力技能转化，使得近五亿人口转向第三产业，中国应该将制造业留在国内，做一次升级以满足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而非任由其流向成本更低的地区。
这几乎是转型必须要完成的目标。因此，政府近日出台政策鼓励科研成果转化，明确 “鼓励科研人员通过科技成果转化获得合理收入。积极探索通过市场配置资源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实现知识价值的有效方式”，为的就是加速实际应用。受政策影响，资本也会关注一些制造行业科技升级项目，因为这类技术对于制造业转型而言，可谓刚需。
在创业者、政策、资本的合作下，中国已经拥有了一些非常好的公司，比如华为和大疆。这两家公司之所以诞生在今天，是因为中国已经在足够多的行业里拥有了生产制造供应链。在这次广义的消费升级进程中，创业者可以通过这些供应链基础来实现新技术，提高效率。只有这样，才能让中国大规模的熟练就业人口发挥优势，创造更大的价值。
中国作为工业制造国，为海外企业进行了大量的零部件简单代加工。经历这么多年的积累后，中国已经拥有全世界最完善的供应链和熟练工人，以及外国难以比拟的完整产业链环境。如果在某个工业领域出现新的技术应用，只要中国团队跟别人差得不远，就有可能在完整的产业链环境下出现独角兽，比如今天的大疆、华为。反观长尾理论发明者 Chris Anderson 创立无人机公司 3D Robotics，在烧掉 1 亿美元后开始走上裁员之路。除了本身管理的原因以外，*的软肋也是供应链。
在这次科技创新来临之前，阻碍中国制造业转型的现实因素，是起步时间过晚，导致中国赶不上其他国家通过多年积累而具备竞争优势的领域。但如果汽车从汽油发动机变成电池驱动的话，中国创业者就有可能在这样的缺口中找到机会。
原因很简单，中国在 2009 年后就成为了全世界*的汽车和汽车零部件的生产国，有极强的供应链和产业工人。如果在原来的工业基础上添加新技术应用，比如锂电池和新型动力材料，中国可以利用成熟的供应链、强大的购买需求加速技术发展。这有可能让中国在十五到二十年后成为全世界*的整车出口国之一，且自有核心技术。
▲ 2014 年各国汽车出口情况。
而这种以科技创新作为驱动力的经济转型，与消费升级的潮流是大致吻合的。巨大的人口基数，消费者对商品价格、性能要求的提高，再加上科技创新，这些条件加在一起，才能使得中国在经历这一次转型时给出与美国不一样的答案。而正是这种转型方式的 “独特性”，使得美国在科技革命的过程中既创造了世界型的企业，同时又转化和新增了很多劳动力技能，把*的人留在那儿。
所有国家度过转型都很艰难。日本，美国在六、七十年代和当下中国经历过一模一样的现象：经济滞胀、金融危机、大规模失业。这种周期性的衰退时常发生，如果再向前追溯则要回到两次工业革命。无数人上街卖苦力，因为原来做的事情已经被替代了。虽是正常的经济现象，却也为社会埋下不稳定因素。
小国尚且如此，更遑论中国这样庞大的经济体。解决就业问题几乎是转型应尽的责任。目前可以看到的趋势是，中国的政策逐步倾向用科技提高生产力，并已经通过多次发文支持科研机构相关人员进行创新转化。有了政策作为引导，中国的下一步将很大程度上依赖这这一代科技创业者的表现。如果我们有更多的华为、大疆，通往成功转型的道路会变得越来越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