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神奇的“2005年”（2004年—2007年）
2004年—2005年，在中国的创业投资历史上是个奇妙的年份。2004年可谓是酝酿年，2005年可谓是爆发年。
对于本土创投机构来说，2004年，中小板开启；2005年，中国证券市场迎来了“股改全流通”，守候多时的本土创投们看到了曙光。
同期，20多位美国顶级VC到中国考察之后，一个宏大的连接中美资本市场的计划正在悄然进行。
第一节 股改全流通，本土创投的曙光
2004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中国证监会批复同意深圳证券交易所在主板市场内设立中小企业板块。
2005年4月29日，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宣布启动股权分置改革试点，这就是载入中国资本历史的“股改全流通”。
2001年便进入寒冬的本土创投，在漫长踽踽独行的黑夜里终见曙光。
达晨创投董事长刘昼后来曾回忆那段本土创投举步维艰的岁月：“2005年之前，本土创投面临着两难的问题——募资到不了位，投资无法退出，于是很多人便对这个行业产生了困惑和质疑。”
历史的积瘤
我国的证券市场在设立之初，对国有股流通问题总体上采取了搁置的办法，而因此在事实上形成了股权分置的格局。一般国有企业的控股股东是国家或各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即所谓的国有股和法人股，但国有股和法人股不能像普通股一样上市流通，由此，国有股、法人股、普通股这三者就形成了“同股不同权，同股不同利”的局面，本该利于资本市场长久发展的上市公司成为利益的冲突体，这也损害了资本市场的定价功能。
曾经有人算过这样一笔账，如果一个公司有7 000万元资产，公司非流通股就划分为7 000万元股，每股一元，那么公司的总资产就是7 000万元。如果公司以5元的价格发行3 000万元流通股，募资1.5亿元用于生产，那么公司的资产规模就是2.2亿，总股本是1亿股，其中3 000万是流通股，剩余的是非流通股，为国家持有。那么如果今年公司实现盈利1亿元，要将这1亿元分给股东，每股可分得1元，国家成本是1元/股，分红是1元，收益是100%，而普通股民的成本是5元/股，分红同样是1元，收益是20%。
从1998年开始，为了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资金需求和完善社会保障机制，国家开始进行国有股减持的探索性尝试，但具体效果与市场预期的差距，让这些试点与尝试屡屡被叫停。截至2004年底，中国上市公司总股本中非流通股份4 433.19亿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63.78%，国有股份在非流通股份中占77.86%。而对于本土创投而言，大量存在的非流通股让退出变得异常艰难。
被救赎的本土创投
这种退出无门的无奈一直延续到2005年。
早在2004年伊始，国务院就颁布了《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确定了解决股权分置问题的目标和原则，标志着改革进入崭新阶段。但“非改不可”和“可改可不改”的争论依旧处于僵持中。
2005年初，中国股市一片低迷，指数两度跌破1 200点，创68个月的新低，100多支股票跌破净资产，1 000余家股票市净率不足2.5倍。但此后政策利好也频频发出，包括削减股票交易的印花税、发布保险公司股票交易指导方针和允许商业银行设立基金管理公司等，然而这些无论对于普通股民还是本土创投都未能起到实质性的影响，中国股市依旧处于阴风晦雨之中，本土创投也依旧无路退出。
经过几个月的僵持，2005年4月29日，中国证监会正式发布《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宣布启动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工作。施行之时，依旧有反对之声，甚至有人危言“中国股市将会崩盘”，但时任中国证监会主席的尚福林果断喊出了“开弓没有回头箭”，为股改“一锤定音”。
然而在股改进行的过程中，股市也不断发出失望信号，甚至逼近千点。在千点即将再次告破之际，管理层发布决定，“在股权分置改革实施新老划断前暂停新股发行”“允许基金公司用股票质押融资”“加大社保基金和国有保险公司入市力度”等利好政策，此后大盘一路上扬。截至当年12月29日，完成股改和进入股改程序的上市公司总数达到403家，占沪深两市1 358家上市公司（不含纯B股公司）的
29.68%，市值达到10 738.51亿元，占A股总市值的34.07%。
事实证明，2005年的这次股改并未再蹈此前三次试错的覆辙。这项被载入史册的改革终结了制约中国股市的流通股和法人股分裂的历史制度，造就了2005年至2008年一波长达4年的牛市。
而股改的成功，更是对本土创投的救赎，随着后来牵引出的新股发行的全流通，本土创投此前投资的项目终于可以开始在二级市场退出。虽然由于股权分置改革，IPO暂停了一年，成为A股历史上新股发行暂停时间最长的一次，但与此前本土创投在一片萧索中画饼充饥不同的是，他们开始积极推动积压多年项目的上市退出。
中国风投首个成功案例
2000年，创业板将不日开板的消息在创投圈里被炒得甚是火热，深圳市政府更是推荐了23家企业上创业板，创投们拼命争抢这些即将进入资本市场的企业，同洲电子就是其中之一。2001年，达晨创投、深创投、产学研、高新投曾分别向同洲电子投资960万元、768万元、480万元、192万元，持股比例分别为10%、8%、5%、2%。然而他们却并未等来想要的答案，“狼来了”的故事一再上演，几度传言要开的创业板始终不曾露面，同洲电子的上市计划也不得不被一再搁置。
时任达晨主管副总裁的陈立北彼时正负责同洲电子这个项目。2003年6月1日，他带着达晨创投一个有证券背景的投资经理入驻同洲电子，开始帮助其完成上市之路。同年11月，同洲电子完成所有上市资料并上报证监会，陈立北以同洲电子高管身份带队赴京，而直到次年7月，同洲电子才正式过会。2004年5月27日，作为创业板的过渡的中小板正式开板，但中国股市正处于低迷期，股改全流通还未真正发挥作用，同洲电子的上市路也因此屡屡受阻，直到两年后才成行。
2006年6月27日，无论对于同洲电子、达晨创投、深创投，还是本土创投，都是有着重大意义的一天。2006年，A股IPO重启，同洲电子作为第一批全流通发行上市的公司在深交所中小板挂牌上市。其IPO发行价为16元，上市首日最高达44元，收盘价为35.63元。达晨创投作为早期投资方，在此投资项目上赚了40倍。2007年所持股份解禁后，深创投第一次部分减持就套现6 000多万元，全部退出后，深创投获利近32倍。这也是深创投第一个完成了全过程的投资案例。
而这个在股改全流通后上市的案例，也标志着中国本土创业投资在国内资本市场迎来首个真正意义上的成功退出。在日后的回忆中，达晨创投董事长刘昼和深创投前董事长靳海涛都将同洲电子比喻为本土创投的划时代节点。
无疑，达晨创投和深创投是股改全流通最大的受益者。伴随着同洲电子的上市，这两家老牌本土创投重新焕发了活力。
2005年前，深创投曾投资了60多家公司，而随着中小板开板，股改全流通的施行以及IPO的重启，这些公司开始迎来集体退出期，深创投参与投资的橡果国际、怡亚通、远望谷、西部材料、易居中国、东方纪元、慧视通讯等多家公司此后纷纷在全球各地的资本市场挂牌，深创投从中皆获得了数倍乃至数十倍的投资回报，深创投也迎来了靳海涛掌舵时代的黄金期。靳海涛后来回忆说：“真正到了2006年，我们才开始进入正常的状态，长舒了一口气，欢欣鼓舞起来。”
刚刚萌芽便进入寒冬的本土创投终于得到救赎。那一年，创投圈一派欣欣向荣。
第二节 美国顶级VC组团入华
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后，美国的创业投资者们经历了一段短暂的阵痛，不过2004年这一状况发生了改变。2004年8月19日，一宗IPO结束了美国互联网的低迷时代。这一天，搜索引擎公司Google的上市为投资者们带来了史无前例的高达1 500倍的回报。一时间，Google的投资者美国红杉资本、KPCB成为硅谷投资界最耀眼的明星。美国投资者重燃对私募股权投资的兴趣。
这股风潮延续到2005年，私募股权投资的金额几乎要超越2000年网络泡沫之前创下的历史纪录，成为富有人群的理财新宠。嗅觉敏锐的投资人自然不会错失这样一个好机会。投资需求的激增使得他们急需寻找一些新的成长点，此时中国的互联网公司适时地出现在了他们眼前。
2004年夏天，一封赴华考察征集函在硅谷和华尔街传阅，硅谷银行正在组织一个为期6天的北京和上海之旅，出乎意料的是，这次邀请吸引了诸多顶级VC们的关注，报名人数不断超标。负责接待的戈壁创投创始人曹嘉泰回忆说：“考察团真的很豪华，包括红杉资本、KPCB、Accel Partners、NEA等世界最顶尖投资机构的投资人都在里面。最初我们拟定了一个10人的名单，后来加到20人，最终来了24人。因为头等舱有限，这些大佬们都只能挤在公务舱里。”
没有人会想到这次考察对于后来的中国创业投资行业带来什么影响。美国的创业投资者们只是去了当时刚刚起步的中关村还有长城逛了逛，创业这个词似乎在中国还比较陌生。考察结束后，红杉资本的唐•瓦伦丁曾开玩笑地说：“红杉到东边投资，最远只会到伯克利（仅在红杉办公室所在地沙丘路以东20公里左右，半小时的车程）。”在另外一个场合，唐•瓦伦丁表示，中国市场的法律、财务环境不完善，银行、股票市场都不尽如人意，其与华尔街完全不同。这次中国之行只会让他决定更加远离对中国市场的投资。
没想到，众人信服的投资大佬其实也是狡猾的，或者用一个文雅的词叫“兵不厌诈”。事实证明，在是否进入中国的问题上，红杉并不如他们所说的那样。转年红杉就请到了携程创始人沈南鹏和全球创业投资基金亚太区的两位主管之一的张帆，组建了中国投资团队。红杉是那波考察团中第一批在中国设立基金的投资机构。在后来的报道中，红杉这样解释当时的情况：考察中国市场行之后，考虑过收购、合资、合作等多种方式，但迟迟未做推进，主要原因就是不愿为利益牺牲价值观。而最终选择沈南鹏、张帆这对组合，也不只是因为他们有过多么辉煌的投资履历，还因为双方能在一些核心价值观上一拍即合。
2006年8月3日，美国早期知名的创业投资商DCM在北京宣布，公司新一轮募集的5亿美元准备全部投向中国。原新浪网共同创始人和首席运营官林欣禾出任DCM中国合伙人。
作为同属美国前三位的VC机构，KPCB进入中国比红杉明显晚了很多，2007年，KPCB 决定与已经进入中国市场多年的华盈基金（TDF Capital）合作，成立自己的中国基金——凯鹏华盈中国（KPCB China）。根据 KPCB 的官方说法，这是KPCB 首个海外基金，为此他们已经酝酿了3年。凯鹏华盈中国的核心团队由来自华盈基金的汝林琪、徐传陞、钟晓林，加上刚从赛富离开的周志雄共 4 名合伙人组成。
或许是因为2005年百度、分众传媒、尚德电力等中国公司先后在纳斯达克上市促动了美国投资者们进入中国市场的决定。“那个时候，美国投资者似乎很愿意听中国故事，比如中国的Google、中国的雅虎、中国的亚马逊等，这样的故事也帮助许多中国早期的互联网创业者拿到了钱。”一位参与过当时路演的互联网企业创始人回忆道。
在这次访问中国的考察团中，还出现了几个中国人的身影。他们大多在硅谷或者华尔街打拼多年，已经适应了美国市场的竞争，对中国市场的了解几乎为零。
邓锋就是其中一员。他1990年赴美留学，后来一直留在美国。2004年，邓锋创立的NetScreen被瞻博网络公司（Juniper Networks）以40亿美元并购后，这位昔日清华“学霸”可以“悠闲”地选择他未来的人生：成为一名科学家，去一家硅谷公司做一名职业经理人，或者是到那个看似距离有些远的资本圈里找寻新鲜的东西。
机缘巧合的是，2004年那次考察团中正好有此前投资过邓锋的投资人，他们邀请邓锋一起到中国看一看，邓锋受邀参加，命运也因此发生改变。
在他看来，那次考察确实没有看到什么和创业投资直接相关的东西，但是考察团的每一个人都对中国巨大的市场产生了兴趣。拥有美国创业公司经验，深谙资本市场运作，又有中国背景，邓锋无疑成为美国风投眼中的香饽饽。
和邓锋一起回国的还有蒋晓冬与朱敏、朱磊父子。“朱磊找到我说，不如一起做基金，我就被他‘忽悠’创业了，不过他没和我一起做，他做了赛伯乐，我做了北极光，算是都在中国扎了根。”邓峰回忆说。
NEA是美国最大的创业投资公司，管理着超过100亿美元的资本。NEA于1978年成立后，先后投资了超过500家企业。朱敏在2004年3月加入NEA。在NEA期间，他帮助公司成功投资了中芯国际、展讯科技、红孩子等一批自主创新型企业，奠定了NEA在中国投资的良好基础。2005年8月，朱敏辞去了首席技术官一职，决定回国创业；2006年，由NEA和朱敏合资，赛伯乐（中国）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成立，英文名为Cybernaut。同一年，朱敏的儿子朱磊从斯坦福毕业后回国加入赛伯乐，负责管理中国业务。
几乎在朱敏离开NEA的同时，蒋晓冬加入了NEA。2005年12月，后者设立了NEA（北京）公司并在北京上海两地开设办事处，主要管理及支持公司所有与中国市场相关的业务。这之后，北极光、赛伯乐、NEA之间出现了多次合投案例，“抱团取暖”成为当时一批进军中国的外国VC的写照。
2005年是中国VC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黄金时间。除了2004年那次载入史册的考察带回来的一批新生投资机构，2005年，赛富独立，也成为中国VC发展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从此中国VC行业第一次裂变的大幕正式拉开。
2001年成立的软银亚洲，第一期基金规模是4亿美元，共投资了30多个项目。这30多个项目基本都是阎焱操盘投资的，其中盛大网络的投资取得了惊人的成功：投入4 000万美元，不到2年的时间便获得回报6.8亿美元，回报总额比软银亚洲一期基金的总额还多2.8亿美元。
2004年初，孙正义从银行贷款290亿美金收购日本电信，当时银行提出的条件是软银必须从所有投资中退出。2004年11月，孙正义和阎焱就赛富基金的独立问题在日本东京进行会谈，结果是双方友好分手，软银还决定在阎焱后来新独立的基金——软银亚洲投资基金二期里投资5000万美元。2015年初，阎焱获得了原软银亚洲的唯一LP思科集团的支持，在国际资本市场一共募资6.4亿美元，创立了第二支基金——软银亚洲投资基金二期，同时软银亚洲也更名为软银赛富。这就是中国创投史上著名的赛富独立事件。阎焱后来将在国际资本市场成功的募资经验分享给了老朋友IDGVC的熊晓鸽、周全，以行动告诉他们，凭借我们自己的力量也可以募到资。
“独立是每一个基金投资管理人的梦想。”事后阎焱曾说，“能否融到资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你融不到钱，就只好跟着别人玩，取得独立的唯一途径就是这个团队能够单独融到资。”
在盛产VC机构的2005年，离职创业的还有如今的“投资女王”徐新。2005年，徐新离开霸菱投资，创办今日资本集团。日后声名鹊起的高瓴资本也同样诞生在2005年。
事实上，当时的中国互联网商业模式确实与美国差距较大，但投资人看到的永远是十年甚至更久之后的机会。大部分美国创业投资人都承认，中国消费者的潜在需求很大，即使是一个微小的改变，也可能创造巨大的公司，这一点在十年后得到了印证。
第三节 沈南鹏与红杉中国的崛起
在中国风投历史上，沈南鹏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几乎主导了整个中国互联网时代的经典投资案例，多家“独角兽”公司背后都不乏他的身影。
1999 年，沈南鹏离开了德意志银行。“很难说清楚为什么，当时的确犹豫过，毕竟已经做了8 年投行，离开的成本很大，但还是怀着一股激情出来创业了。现在想来，互联网的泡沫也不全是坏事，在那个挺‘忽悠’的年代里，‘泡沫’刺激了我们的创业神经。”他说。
沈南鹏相信自己的创业源于一个偶然，更源于一种潮流。他意识到，如果没有互联网的依托，他很难下定决心创业，但是有了互联网，有了可以看到无限可能性的未来，他最终告别了优渥的薪水、令人羡慕的职位，点燃了自己的梦想。
他拉来了一个叫梁建章的人一起创业。有一篇文章描述说：“当15岁的沈南鹏和14岁的梁建章第一次相识时， 这两个懵懂少年不会意识到17 年后他俩会联手创造一个中国互联网产业的奇迹。”
1999 年，沈南鹏32 岁，梁建章31 岁。他们拥有差不多的履历。他们曾在1982 年第一届全国中学生计算机竞赛上同时获奖，后来都在上海读了大学，1989 年同时去了美国，毕业后一个在花旗银行，一个进了甲骨文。
1999 年的某天，他们偶然在上海相遇。沈南鹏后来描述道：“那时在上海，一顿非常普通的午餐，我和建章、季崎三个人聊天。当时恰逢互联网第一波浪潮，我们自然就谈到了能否在互联网上做些文章。大家谈到了新浪、网易、搜狐，想着还有什么产业能和互联网结合擦出火花，建章首先提出了改造传统旅游产业的想法，就这样，携程网随后诞生了。当我们发现彼此的理念竟有着惊人相似的时候，那瞬间思维上的化学反应无法形容。”
他们“化学反应”出的公司叫携程网，如今已经变成了一个被无限叙述的“神话”。这家创办于1999 年的互联网公司，2003 年 12 月 9 日在纳斯达克上市，代码为 “NASDAQ：CTRP”，初始发行价 18 美元，开盘价 24.01 美 元，当日收盘价33.94 美元。沈南鹏这些人一下子像那款金钱游戏一样，变成了“大富翁”。
沈南鹏说：“我们做携程那一段时间正好是中国旅游业发展特别迅速的时间，而且当时做个人旅游服务存在巨大的真空。当时国家旅游局管旅行社、景点、酒店，没人做个人的商务旅行服务。在那个时间，在那个节点上，我们一批人用了一种技术——互联网呼叫中心来解决这样的问题。我们当时都没想到这个公司能够做这么大。所以当携程市值最后变成40 多亿美元时，说实话我们都没想到。这个成功来得很快，当然这里边也有我们的付出。但很大程度上我认为，在大潮当中，我们是被推着往前走。”
携程网的故事事实上是一个潮流的故事，它虽然出类拔萃，却并非独一无二。不少媒体都认为，“沈梁配”在携程网的成功是风云际会的产物。几个生于大时代的年轻人，凭借自己的热情、执著、远见以及对中国的信心，最终创造了一个奇迹。
据一些媒体描述，携程融资过程中有个插曲——直到敲定投资前一周，其中一家创投基金的负责人还没有仔细阅读携程的商业计划书，当沈南鹏向他征询结果时，他要走了携程从5 月到9 月的财务报表。第二天早上，携程收到了这位投资人追加投资的决定。“所以，漂亮的计划书没有用，关键是把计划书变成赚来的钱。”沈南鹏说。在创办携程网的同时，这4 个年轻人又创办了如家快捷连锁酒店。他们创办如家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有携程的顾客在订旅馆的时候提出有没有既干净、舒适又价廉的酒店。沈南鹏发现这样的酒店很难找到。“高档酒店往往价格昂贵，而便宜的招待所却无法保证卫生和舒适。”
他们了解了美国的经济型酒店现状，通过美国酒店业协会的统计发现，美国经济型酒店约有6 万家，数量上占到酒店总数的 88%，但在中国，这一类酒店却寥若晨星。
沈南鹏说：“以前酒店业的问题是，对所有的人都是同一种产品。如家的对象是中低端的商业人士，这一类人最关心的是价格以及有限的舒适，于是传统酒店中的很多设施在如家都被取消了。如家的酒店没有豪华的大堂，没有浴缸，但是加强了中低端商务人士注重的卫生、实惠的特点，价格一般在120元到298元不等。”然而到了今天，“如家”正在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代名词，很多中高端的商业人士也开始选择如家，因为如家所拥有的意识形态、所传递的价值与他们的生活契合了起来。
一开始，创业投资机构并不看好如家，因为它不是一家互联网公司，不代表高科技，而代表“传统”。可是如家代表了潮流，它从2001年底开始创立，只用了5年时间就超越了历史更长的锦江之星连锁酒店，成为同类市场的第一名。
北京时间2006 年 10 月 26 日 21:30，如家快捷酒店正式在美国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代码为 “NASDAQ:HMIN”，开盘价22 美元，高出发行价59.4%， 融资金额达 1.09 亿美元。
这是沈南鹏等人继携程之后，3 年内第二次带领公司登陆纳斯达克，又一个财富神话被他们复制了出来。
2005 年夏天的时候，沈南鹏决定告别创业家的角色。当年9 月，沈南鹏正式创立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并出任创始及执行合伙人，开始专注于中国市场的投资机会。
在加入红杉之前，沈南鹏曾以个人身份投资了包括分众传媒、易居中国在内的很多公司。红杉给予沈南鹏的，除了更大的舞台，还有一个组织、一种基因。
红杉资本自1972年在美国成立以来，作为第一家机构投资人投资了众多创新公司，包括苹果、思科、甲骨文、雅虎、谷歌等产业潮流的领导者。目前，红杉资本投资的公司占有纳斯达克股票市场20%以上的市值。
“红杉有理由自豪，它帮助创造了很多‘帝国’。”沈南鹏说。他相信红杉“一定有一些特殊的成功基因”，他决定去寻找这些基因，并且在中国进行“改良”实验。
“我们还和唐• 瓦伦丁、迈克尔• 莫里茨、道格• 莱昂内等红杉资本创始人及合伙人经常保持各种形式的交流和沟通。”他说。
最初，沈南鹏领导的团队只管理着一支2亿美元的红杉中国创业基金I，2007 年 5 月，他们又成功募集2.5 亿美元的红杉中国创业基金II 和 5 亿美元的红杉资本中国成长基金 I，将地盘从 VC 扩张到了PE。时至今日，红杉中国管理的基金规模已经超过百亿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