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万人给它打工，一年赚走3000亿，苹果为何还要加倍“剥削”中国市场？

　　“苹果税”事件愈演愈烈。一夜之间，苹果在中国成了全民公敌，甚至有大量网民呼吁中国互联网企业联合起来抵制苹果，将其赶出中国。

　　苹果会失去中国市场吗？这是一个十分有意思的话题。如果真的失去了中国，这家世界*公司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国内的相关企业又将如何？

　　郑州航空港区有一家巨大的富士康工厂，鳞次栉比的厂房让它看起来仿佛一座城镇，上下班的时候，如织人流密密麻麻，一眼看不到尽头。

　　郑州共有三家富士康工厂，港区厂是其中*的一家。2014年“摸奖大会”时的统计显示，三厂共有31.8万人，这一数字仍在增加，已近乎一座中等城市的规模。

　　港区厂的周围是24小时运转的海关中心，里面随时堆积着成堆的货物，外面则排着超过1里长的卡车，等待着装货、运往世界各地。

生产iPhone是这座“城市”*的职能，《纽约时报》将之称为“苹果城”。全球一半的iPhone在这里生产，2016年底的数据显示，这里的海关已经经手了2.3亿部iPhone。

　　零件从世界各地涌来，变为成品涌向世界各地。在全球任何地方，你不可能找到比这里更适合iPhone生产的地方。

　　为了服务这款风靡世界的产品，当地政府倾注了大量心血。郑州为此设立了经济区，厂区的运营中心被设在保税区，进口零部件得以不用交税。

　　海关内，富士康将iPhone卖给苹果，苹果再将其卖给子公司，他们中的部分产品并没有出口，而是直接运往了中国其他城市。由于采用不同的进出口规则，苹果得以将成品以更低的成本卖给中国消费者。

　　港区厂数里之外，坐落着郑州新郑国际机场，政府承诺投入100多亿美元扩建机场，以更好地服务iPhone的进出口业务。

　　税收和交通只是支持计划的一部分。为了厂区的良好运转，地方政府向富士康提供了15亿美元的贷款，帮助其建设了工厂和宿舍，并且配套了公路与发电厂设施。

　　这样的特别援助是长期且持续的。工厂投产的前5年，政府免去了富士康的企业税和增值税，并在其后的5年内减半。*的2年时间里，每生产一部iPhone，富士康就能拿到1美元左右的补贴。

　　除此之外，政府还承担了部分能源和交通成本，iPhone生产线紧张的时候，他们甚至会帮忙招募员工。

如是中国力量，帮助苹果将利润做到了*。据估计，iPhone 7（32G）版本的成本在400美元左右，约合2715人民币，其中国地区的售价则为5388人民币——从出厂到入手消费者，这部手机的“价值”翻了一倍。

　　对于如今的苹果而言，iPhone的利润是不折不扣的命脉。2017财年第二季度的财报显示，iPhone类产品的营收为苹果贡献了62%的比例。与之相对应的另一项统计数据是，2016年，苹果手机销量虽然只占全球的12%，却霸占了手机产业超过90%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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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是苹果*的供应商，也是苹果产业链中最难替代的一环。为了牢牢握住代工链条，苹果在该领域相继培植了上海昌硕和伟创力，但是后者的良率与效率离富士康还有很大的差距——这还是建立在三者都“享受”中国劳动力、效率与政策的基础上。

　　无法想象，离开富士康、离开“苹果城”，iPhone的成本会有怎样幅度的上涨。2016年，特朗普曾威胁苹果将工厂搬回美国，相关分析认为，这项措施仅劳动力成本端，就将给苹果产品带来20%—30%的价格涨幅。

　　自2001年iPod起，富士康与苹果便成了最亲密的伙伴，郭台铭几乎满足了苹果对于每一款重磅产品的生产需求。富士康总能在*时间拿出生产原型设备，生产线全力运转的时候，这里是全世界*效率的地方。

富士康只是苹果中国产业链上的一环。iMac、iPad、iPhone……这些灵魂产品的从里至外，都可以找到中国企业的身影。

　　台积电的芯片、歌尔声学/瑞声科技的声学器件、蓝思科技的玻璃盖板、立讯精密的连接器、比亚迪的锂电池、安洁科技的功能性器件、信维通信的无线充电技术……未来，这串长长的名单上还将加入更多名字，比如中国企业的AMOLED显示面板。

“苹果供应商”是一个带有复杂情感纠葛的词汇，它是一种荣耀，也是一种桎梏。

　　加入苹果供应链给一众中国企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08年，莱宝高科通过电容式触摸屏模组进入苹果产业链，是年便拿下55%的毛利率，其股价在其后两年上涨20倍。立讯精密旗下的昆山联滔，进入苹果产业链后，业绩从亏损1300万变成了年盈利3.12亿。

即便是台积电、富士康这样的超级大户，都直接受益于苹果的成长，其他企业的例子更是不可枚举。

但是辉煌的背后，是残酷的厮杀、命悬一线的风险以及蓝领般的待遇。

苹果供应商拥有独特的标签，“业内*”和“高效率、高强度、低利润、服从”这种矛盾的特性，*地结合在了他们身上。

　　苹果对于供应商的核心策略是“竞争与制衡”，在其看来，没有哪家供应商是不可替代的。即便是芯片这样的核心领域，它都发展出了三星和台积电，而苹果则是永远的受益者，总能以*的价格拿到*的产品。

　　其他链条里则更是如此。每一代产品的更新换代，都伴随着苹果产业链的一次调整，新供应商加入，老供应商出局。

　　莱宝高科是其中的经典案例。2011年失去苹果订单后，公司的业绩连年大幅度下降，股价更是下跌超过80%。

　　这种还不算惨。苹果的订单对于很多企业而言是一场赌博，因为体量巨大、要求严苛，供应商不得不集中所有资源专攻一项，等同于赌上身家性命。2014年，因为技术不达苹果标准，台湾第二大触控面板厂商胜华科技直接宣布破产；同年，美国GT公司因蓝宝石屏幕质量问题瞬间“倒闭”；今年4月，Imagination失去苹果GPU订单的消息传出，股价大跌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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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苹果供应链里活下来的，都是狠角色”。

　　苹果对于产品的每个细节都*把控，这也要求其供应商做到*。换言之，能进入苹果体系的，无一不是业内的佼佼者。

苹果给这些优秀伙伴的分成并不高，在其供应体系里，更低成本是核心准则之一，苹果始终攫取*的利润。

　　要求高、利润低，却没有哪家企业愿意退出苹果体系，因为其好处同样显而易见。

　　苹果带来了大量、稳定的订单，使得企业实现规模效应。这种差别就像是服务100个人，每个赚1千，和服务1000万人，每个赚1块。

　　另一方面，出于苹果的“变态”要求，供应商们也逼迫自己不断进步。其中最出名的当属苹果显示器玻璃供应商、美国康宁公司，当初，正是出于乔布斯的反复施压，康宁才得以突破自我。如今，这家公司更是以超快的速度进化，产品每年都更新换代，其“秘方”甚至被拿来与可口可乐相媲美。

　　康宁的例子同样见于中国的苹果供应商们。苹果不断要求台积电拿出更精密的制程，要求瑞声科技拿出更好的声学器件，甚至逼迫富士康不断改良创新，以实现效率*化。有玩笑称，因为苹果的产能压力，富士康车间里最少培养出了几千名能胜任厂长的优秀车间主任。

　　可以说，苹果和中国供应商们是相辅相成的，后者联合打造了苹果的产品，并且成为其庞大利润的基石；而苹果则提供了大量订单、名声以及与时俱进的“精神”。

　　这种在痛苦中拥抱成就的状态，将在未来很长时间内继续下去。摩根士丹利的研报显示，仅iPhone 8产品，就会给供应商带来770亿美元的总需求，相较iPhone 7大涨62%。这笔资金，无疑会吸引更多中国厂商投身其中，“享受”高压与霸王条款。

　　无论苹果产品在中国市场表现如何，这样的供应链体系都坚不可破。企业总是流向洼地，这些中国供应商之所以能加入苹果体系，是用价格、技术一步步拼杀出来的，他们给苹果提供了*选择。

　　如果苹果式微，市场份额下降，这些优质企业或许依旧能从其他厂商那里得到订单，但很难说是否能像以前一样保持进取心。从某种程度来说，吝啬的地主也直接帮助了长工们增长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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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供应商们如旧，中国的市场却在变化，这种变化自上而下。

　　2014年11月，国务院向地方政府提出，要求评估并取消一系列优惠政策，包括提供给跨国出口商的补贴和税收减免政策。中国不再满足于做“世界工厂”，紫光、华为这类本土科技巨头们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扶持。

　　上周，华商韬略（微信号：hstl8888）报道了高通与紫光的暗战（他以千亿美元征战世界，却在家门口被里外合击？），事件的背后正是中国力量寻求突围，与外资巨头封锁中国产业间的较量。

　　外企曾经唾手可得的地方补贴，如今被北京要求严格审查。风向的变化给苹果造成了怎样的实际影响？情况不得而知，但面对这样的局面，苹果正积极斡旋。

自出任CEO后，库克11次造访中国，而前任乔布斯的次数是零。

　　期间，库克两次造访郑州“苹果城”，他脱下西装，换上白色的工作服并戴上鞋套，在车间里和一位女工人兴致盎然地聊了5分钟。末了，他还客串搬运工，亲自搬递箱子。

苹果和库克，谨慎地维护着苹果优质外企和中国经济重要贡献者的形象，他多次强调，苹果在中国创造了300多万个就业岗位，这个数据让他无比骄傲。另一边，库克不断与监管部门以及各类政府高层拉近关系，频繁走进省部级领导的会客厅。

从现有状况看来，库克在政府关系方面的维系相当成功，但市场的变化，却超出了他的掌控。

　　在中国，苹果不再像以前那样受欢迎了。几年前，iPhone4几乎是在瞬间征服了中国的消费者，这款高端手机系列被生生打造成了人手一部的“街机”。

　　此后的时间里，iPhone系列在中国愈卷愈烈，却在2016年开春骤然失重。是年*季度，苹果大中华区营收124.86亿美元，较去年同期的168.23亿美元下滑26%；第二季度是33%，第三季度是30%。

　　下滑态势持续至今。最新的财报中，苹果的全球业绩创下历史新高，但其他四个地区全部大涨，唯独大中华地区不增反跌，单季营降至107.26亿美元。

即便以当下的“坏状况”计算，苹果一年也能从大中华地区收获3000亿人民币的营收，但苹果显然并不满足。

　　表面上看，库克对于业绩相当淡然，他称中国销量下降不是因为产品不行，而是产品太有吸引力，因为“所有人都在等iPhone 8”。

　　事实是否如其所料，暂且不得而知，但仅从相关统计看来，在华为、OPPO、Vivo、小米等厂商集体发力中高端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选择国产品牌。

　　苹果在中国的举动，也表明了库克的心情并不像口头般轻松。4月起，这家公司在中国动作频频，先是力怼微信赞赏功能，后又出台条款，将所有赞赏、打赏强制纳入IAP体系。

这些动作引燃了中国民众的怒火，但说他垄断也好，骂其流氓也罢，网络上的流言蜚语，对苹果实际没什么影响。不管是罗永浩骂“傻X”还是专家学者说其垄断，苹果压根不用理会。

　　在连续5个季度营收同比下滑这个关键节点上，苹果必须做出改变。但问题在于，硬件销售下滑的同时，苹果似乎也不太懂中国的手机软件体系，或者说是移动互联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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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何一家公司可以永远站在舞台的中央，20层楼摔不坏的诺基亚也不行。

对于变老的科技公司而言，发力软件服务是惯常套路，即从扩大用户基数转向从每名用户处赚得更多钱。

　　苹果有没有变老？这个问题没有答案。它依旧是全世界最成功、市值*、最有钱的公司。但另一方面，苹果近年间在科技方面的进步却不尽如人意。

　　“再不创新苹果就老了”，这是一个全球性的话题。每一代iPhone出炉前，都被认为将出现划时代的科技与应用，但期待鲜有兑现。

　　不论“变老”与否，在日渐饱和的中国手机市场，苹果被认为遵循了向个体收取更多钱的经典转变。

　　实际上，苹果从不是一家真正意义上的硬件公司。尽管硬件贡献了绝大部分利润，但按照乔布斯的定义，苹果是一家软件公司，之所以做硬件，是为了互联网平台的流量入口。

　　随着硬件卖疯，苹果软件的地位趋于边缘化。库克一直试图重塑苹果的业务结构，通过Music、Pay、App Store等服务产生更多流量价值。2016年，他表示希望将用户牢牢捆绑在苹果生态中，使苹果成为一家名副其实的软件服务公司。

更早些时候，苹果就尝试在中国的软件生态中发力。2015年9月，苹果宣布将Apple Music、iTunes Movies和iBooks推向中国市场。但这项计划很不成功，2016年的4月份，苹果官方宣布，iTunes Movies和iBooks这两项业务在中国暂停运营。

*表现正常、甚至愈发强势的，是App Store。App Store是苹果的命脉，其大名鼎鼎的“苹果税”也是近期赞赏、打赏争议的核心。在App Store里，所有经手的钱，苹果都要抽走30%。

APP Store为苹果带来了巨大的、稳定的利润。据美国相关统计，2016年度，30%的分成为苹果贡献了超过90亿美金的收入，这部分收入几乎全是利润。90美金相当于620亿人民币，相较之下，腾讯2016财年的总利润为414.7亿人民币。

　　截至2017财年*季度，苹果的现金储备为2460.9亿美元，较2016财年同期增长84.9亿美元，可以说，APP Store的抽成完全覆盖了其现金储备的增长，是名副其实“躺着挣钱”的*典范。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iPhone在中国的占有率持续走低，但是现有iOS用户的花钱能力却越来越强。2016年第四季度，APP Store中国市场的收入超过20亿美金，创下单个市场的纪录，超越美国成为全球*。

单季、单市场营收20亿美金什么概念？只比百度单季度营收少那么一点点。

　　本次苹果扩大“征税”范畴事件中，有评论认为其目的并不在于钱，这种观念并不正确。虽然微信打赏涉及的钱不多，但诸如直播平台等其他打赏却是不折不扣巨款。有统计称，中国如今直播平台的年打赏总额超过一百亿人民币，这笔钱被抽走一部分，才是真正令企业肉疼。

如果失去中国的软件市场，单季20亿美元的营收归零，苹果也无疑会感到肉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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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更好地坐地收钱外，舆论普遍认为苹果近期的动作还有其他目的，比如强调话语权、抢占支付场景等等，各种说法不一而足。

　　虽然众说纷纭，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苹果希望App Store成为应用的*入口、用户接触任何产品的*途径，这一态度从未改变。

但随着移动互联网应用的推陈出新，苹果与开发者、尤其是中国开发者们的利益矛盾，正不断凸显。

　　如今，阿里和腾讯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尤其是前者旗下的微信，早已跳脱出社交工具的范畴，从内容分发、金融支付、生活服务到游戏娱乐，这款应用几乎无所不包。

由于微信支付和支付宝的存在，阿里和腾讯平台的业务，绝大部分跳过了App Store，架空了苹果，这样的局面令苹果感到不安。

中国对手们越做越好，苹果的表现则有点尴尬。App Store的IAP机制是什么水平，iOS用户们想必很熟悉。反应速度极慢、操作繁琐、经常需要输入密码、交易历史查询很麻烦、只能选择特定金额……对于习惯了微信和支付宝的中国用户而言，IAP机制可谓一无是处。

　　平心而论，在该领域的用户体验上，苹果做的不如阿里和腾讯。IAP机制之所以还在扩张，是出于庞大用户基数以及强制条款，而在外部支付上，苹果和对手的差距显而易见。

　　苹果曾试图发力移动支付，库克将Apple Pay视为苹果未来的核心增长点。Apple Pay在美国占据36%的支付市场份额，但气势汹汹进入中国后，却很快偃旗息鼓，2016年连1%的市场份额都不到。

　　移动支付的核心在于适用场景。在中国，用户可以通过支付宝、微信买路边红薯、坐电动三轮，扫遍大街小巷的店面，而Apple Pay只在有限的连锁店中可以得见。

　　其中的差别在于企业的线下推广能力，在这一点上，除非未来连续两次出现“微信红包”级别的革命性事件，再以此为基础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进行线下推广，否则Apple Pay几乎没有翻身之日。

　　近期的WWDC大会上，苹果接连公布了两项关于支付的新规定，一是增加P2P支付业务（个人转账），二是苹果摄像头可以直接扫描二维码。国外果粉们为之欢呼雀跃，消息传到中国，受众们一看：恩？这不都是微信、支付宝玩剩下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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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件一向被认为比硬件更具利润空间，当下的互联网江湖，成熟稳定的应用平台，生命力也强过硬件入口。阿里和腾讯依靠“软体系”不断开疆拓土，强如苹果或许对此也有所觊觎。

中国移动支付领域的争夺权，苹果或许可以放手，但对于App Store体系釜底抽薪的威胁，它却不得不防。

软件开发商做大了都想往上走，发展成为平台，甚至比App Store更高级的生态圈，矛盾也随之而来。

　　App Store曾是世界上*进的软件体系，但如今已初现疲态。用户手机上真正频繁用到的应用并不多，大部分应用躺在手机里，占着几十M的内存，耗着手机的电量，十天半个月才见一次天日。而且每款应用都需要密码，有些用户连账号都记不住。

随着APP越来越多，去“APP化”的理念也越传越广。腾讯的小程序，就是这样一款产品，无需账号密码，不用注册安装。

　　对于小程序，苹果有着很强的戒备。小程序出炉时，张小龙曾在朋友圈发长文阐述这一名字的由来，马化腾回复称“苹果不让叫应用号，也许反而是好事”。

　　小程序最早定名“应用号”，这一名称简单明了，不像“小程序”般充满技术味道，之所以改名，是因为“应用（APP）”这个词无法通过苹果审核。

小程序做大了，势必要和App Store抢饭碗，这也是舆论普遍认为腾讯和苹果必有一战的原因。

　　实际上不止腾讯，美国的互联网企业也想着做平台。Facebook开发了应用商店和信用平台，为此和苹果打了几次，最后还是乖乖交了30%的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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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拾”完了Facebook，苹果希望将这样的经验推广到中国。“冲突”发生后，不少网民呼吁中国互联网企业揭竿而起，联合抵制苹果。这样的情况并没有发生，是因为几方的矛盾还没有上升到如此高度。

　　牵涉其中的互联网企业，均没有太大的利益损失，微信赞赏端，腾讯本来就不收费，损失的只是作者和大V，知乎和今日头条等平台同样如此。而直播平台自诞生以来就给苹果交税，早就习惯了。

为了这点利益，这些企业断然不可能与苹果翻脸，毕竟行业竞争如此激烈，去掉IOS端的用户，几乎等同于退出市场。

在中国，要想真正对抗苹果，只有腾讯、阿里这种级别的老大站出来，团结一众“小弟”携手作战。

　　如果真有这么一天，苹果被联合抵制，APP Store告别中国，将给国内的开发者们带来怎样的影响？

2015年，苹果称在iOS应用开发上，公司为中国创造了150万个工作岗位——这意味着几乎所有的中国程序员，都和苹果系统打过交道。

和苹果供应商一样，开发者们对于iOS亦是爱恨交加。

　　主流的手机平台就两个，iOS占20%，Android占80%。相较国内安卓渠道与开发者五五开、四六开的分成，App Store与开发者为三七比例分成，让利较多。所以在利益分享方面，App Store很受欢迎。

　　iOS是相对封闭的系统，其编程规则较为统一，对于开发者也更便利。而安卓则有各种机型、各大厂商，因此带来了各式各样的bug。所以单论开发，iOS的困难性小于安卓。

　　但是想上APP Store并且一直留在APP Store，则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在这片“领土”上，苹果拥有*的权利。

　　开发者必须吃透苹果多达几十页纸的规则，还要经过严格审核，甚至是公开源代码。审核分为电脑和人工两部分，据说苹果的审核员不超过10个，能否“过关”纯属运气，经常被“毙”了都不知道具体原因。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涉及APP的企业，向苹果妥协是司空见惯之事。在中国，即便是腾讯这样的企业也不能幸免。

　　腾讯内部数据显示，2014年度，腾讯的相关审核被苹果拒绝超过100多次，其中超过50%以上是因为“IAP异常”，也就是付款机制的问题。腾讯不得不就此反复修改，以满足苹果的要求。

如果苹果想下架某款应用，则不需要什么正儿八经的理由。2016年底，诺基亚控告苹果侵权，后者直接将诺基亚的所有应用强制下架。还有报道称，今年截至4月，已有超过6万个中国应用被强制下架，很多连原因都不给。

对于中国开发者而言，在什么平台做开发都可以，关键是看平台的用户数和分成比例。iOS端聚集了10亿用户，面向全球，给中国APP的国际化提供了便利。另一方面，APP Store对于开发者的分成还算合理，如果苹果离开中国，出现新的平台，比如*的可能性腾讯，分成比例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苹果希望通过软件和互联网入口端的强势来维持其话语权，但对于这家公司而言，软件和硬件是一体的，在中国，苹果的硬件入口甚至比软件体系更为重要，毕竟很多消费者并不关心有没有APP Store。

　　如果硬件的市场份额越来越低，那在不久的将来，苹果或许真的会迎来中国互联网企业的群起攻之。

　　伴随着中国产业与企业向高端、向世界前进的步伐，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类似“苹果VS腾讯”的案例上演，甚至不可避免地短兵相接、狭路相逢。正如清华紫光的半导体刚有起色，国际对手已提前动手，试图扼杀其于摇篮之中。

　　这样的背景下，如何运筹帷幄、合纵连横，考验的不仅是某家企业或是某位企业家的智慧，也考验着更多相关者的韬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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