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22日，由清科集团主办的《2017投资界大健康投资峰会》在上海如期举行，峰会邀请了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大健康领域的企业高管与著名机构合伙人共同探讨产业投资趋势，明晰细分行业的发展前景。
随着新医改的不断深入推进，医药行业政策的变革也在持续。新的格局下如何破局而出，获得巨大的发展机会呢?
在本次峰会上，史带资本执行合伙人董颖、建信资本总裁兼合伙人苑全红、国药资本创始合伙人兼董事总经理张翼、毓承资本合伙人朱忠远、上海医药执行董事兼总裁左敏等人围绕《重塑医药市场格局——大变局里的大机遇》话题分享了他们的见解，其中，华平投资董事总经理方敏为本场圆桌论坛的主持人，以下为现场实录：
董颖：从2006年开始史带基金会主要发展两块业务，一是史带保险，另外是投资，我们拥有保险和基金会的双背景；从2007年开始我们在中国的投资就超过了10亿美金，主要是在医疗健康领域。
苑全红：建信资本80%的投资都与药相关，在制药企业里投了6、7家仿制药企业、13家新药研发的企业。
张翼：国药资本是2012年设立在国药旗下的，是一家以产业并购和产品创新为主导的机构。目前管理近50亿的人民币基金，投资项目50起，领域主要涉及药、医疗器械等。
朱忠远：毓承资本是一家专注于生命科学领域跨国投资早期风险投资公司。
左敏：上海医药是一家超过百年历史的上市公司，业务布局全产业链，从生产、制造、销售、分销到零售都有，现在我们主要大力在做转型发展、创新、国际化。
控费、质量、创新，医药行业的“变”与“不变”
左敏：前段时间科技部刚刚颁布《十三五生物医药规划》文件，里面把生物医药的整个产业规划的非常清楚，各位身在其中，应该也感受到我国生物医药企业发展的变化，两年130多个新政文件，归集起来有这几个特点，控费、质量、创新。
1.以前大手笔花钱的时代已经结束，控费不是一件小事，很多人迈不过控费这一关，医药产业的平均利润大概只有10%左右，一个降价就百分之十好几，这会导致很多比较低端的企业做不下去。
2.这两年监管部门对药品质量的要求和监管方式跟以前有所不同，随着各种药品质量一致性评价等相关政策出台，使得以前蒙混过关，不注重药品质量的一些企业面临着大考；尤其是这次仿制药质量一致性评价过不去的，大概需要花费700、800万左右。
3.此外，新药审评制度改革和医保制度改革等政策也很大程度上地鼓励了中国医药企业的创新，这会导致未来5—10年，会涌现出一批能够迈入世界优秀行业的企业，也会消耗掉一批能力不够、水平不足的企业，使得行业的集中度大大提高了。
张翼：医疗健康包含了若干个不同的子行业，例如医药、创新药、仿制药还有医疗器械等。
大家都在谈医疗健康投资蓬勃的未来，但是我个人认为，在这个过程中，道路仍旧曲折，特别是在医药流通端，随着医药流通监管的加强，很多之前在医药流通领域做得非常好的企业，目前都面临着很大的困境。
“新药”新机遇
朱忠远：还有一个现象就是行业在加速，基因编辑、主流免疫都是这几年的事情；对投资人而言，机遇就是一定要知道行业的趋势在哪里，并且能够提前布局，因为投资不光是投项目，公司、团队也很重要，这涉及到了企业对新药研发是不是熟悉，因为新药研发是长期的过程，从后端走到临床，每一个环节都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而目前大家看得比较多的是与主流免疫、基因编辑、大数据相关的项目，其实大方向上大家看的都差不多，关键是具体是什么样的产品线，在哪些免疫监测点，才是机构需要更深入讨论的问题。
苑全红：从政策导向上看，过去临床批了20个左右的新药，从十三五的方向来看国家提出有30个新药指标，因此未来新药会出来得越来越多。从市场结构看，目前市场上销售的药还是仿制药偏多，中国自己生产药的比例相对较低。从自费上谈，目前中国的商业保险不是很发达，有一定支付能力，愿意自己付费来买药的消费市场仅仅是在逐渐变大，但还不够。
因此从创新药的发展而言，未来应该会越来越好，但作为投资机构，未来5—10年里能不能投到那些能做成药的公司，同时生产出来的药对临床有价值，市场也愿意买单，这很挑战一个投资机构的判断能力，有几条路：
第一，从国外引进创新的产品，在中国做临床开发，已经有一批公司走在这条路上，今年或者明年这些公司可能会有成果。
第二，针对中国的临床需求，自己去做研发，比如像消化道领域的疾病、抗病毒乙肝领域等在这些中国发病率都很高，这些领域中国未来应该都会出药，而作为投资机构要找的团队最好是在药品的早期研发和临床研发上都有熟悉的经验且团队能够形成接力的会较好。
大佬如何玩“跨界”医疗？
董颖：在医疗医药健康领域，除了“专”，还有一个字可以充分地反映目前的现状就是“跨”字，目前这个领域不光是跨界、跨行业、跨学界那么简单，同时对投资人和整个医疗、医药行业的创业者、企业家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刚才几位说到的新药开发，目前这一部分在中国历史上也处于一个活跃时期，当然这也得益于很多海归的归来，他们把国外一些新的药、靶点带到了中国，新药开发有一个通用的说法就是RMD，在中国我们看到更多的是D的团队，D的团队并不是寻找新靶点，新方向，可能是在现有的靶向上做适应症的开发、新剂型的开发，有些已经在美国做了前期的研究，在这个时候把它引入进来成本低一些，中国的临床案例更多一些，成功性也会更高一些。
另外，药和医疗从某种角度上来说都是非常“属地性”的行业，因为有非常高的准入的标准，一般的病人也是在当地，从今天来看医药的行业已经成为属地到了无国界，因为只有站在国际的角度才能更好的服务本地的市场，更好的服务本地的病人，否则你是不可能取得非常大的成功的。
新药投资退出，把握“灵活机制”
朱忠远：我们当时投了制药公司，现有7家公司上市，主要是在纳斯达克。比如说我们的一家上市企业“百济神州”在纳斯达克上市的时候估值是7.2亿美金，现在到了15亿美金的市值，这说明纳斯达克对它的产品还是非常认可的。
张翼：投资一定要退出来，不然LP会有意见，那是选择你目标的资本市场，还是设定特殊的退出方案，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因为我们今天谈得比较多的是新药，在医疗领域随着整个医疗改革、创新技术的不断推进使得一批企业冒出头来，特别是在垂直领域的项目，仅凭一两个特点就能找到非常好的商业模式，这些都是我们国药目前比较关注，而我们的方式就是通过整合性创新的方式来做国内的投资，这是我们的经营融资策略。
苑全红：关于退出我补充一点，新药的研发周期本身就比较长，上市之后还有推广的过程，所以我们做基金的时候会把基金的期限设立得稍微长一点，这里面就要给投资人匹配，一定要找到投资人的投资期限及资金的期限，资金跟投资的企业是匹配关系，匹配不好的话再怎么做也没用。
董颖：对投资人来说退出的灵活机制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只有单一IPO的退出机制，特别是对很多做药的企业来说是非常痛苦的，本身做药就要10年的时间，还要符合IPO的标准，还可能做一辈子也不一定做好。
在国外有很多做新药的公司比较灵活，所以它往往能找到新的靶点、机制，在研发上更有成效，可能做到一定程度会把它卖给大的药企。其实企业收购别人和被收购都是成功，而且现在中国市场越来越成熟，有很多没有上市的药也会有定价和分析，对投资人而言是非常好的事情。
未来3年，医药投资“策略”
张翼：我们主要是贴着产业去发展投资机会，我们觉得在市场端“小、散、乱”的现象依旧非常明显，之前没有办法整合的原因是因为市场秩序非常乱，有很多不合规的东西，现在整个环境、政策也给了这样的机会，让真正学术营销、真正的医生给患者提供学术服务的机构能够体现价值，所以我们接下来会做比较多的在市场端的整合。
另外零售端还远远没有到达市场稳定状态，这也是我们现在在看的一个方向。同时外口腔的整合和很多的机构整合不太一样的是做中间环节，我们参照了一些海外成型的商业形态，认为在中国进行复制会比较好。
朱忠远：我们是一个跨界基金，在波士顿和旧金山都有，我们发现同样的阶段，在中国比美国就会贵2到3倍，所以我们会继续从海外引进优质的产品、技术，在中国打造一批像“百济神州”这样的企业，充分利用产业的资源，以后再寻找国药或者上药帮我们销售。
苑全红：我们最近在看在免疫治疗领域相关项目，未来2、3年也会去投，有三个分支：
一是，肿瘤的免疫治疗，现在会有很多新的机会。
二是，自身免疫性疾病，目前没有非常好的药物，免疫治疗应该是目前看来比较有效的方式。三是，细胞的免疫治疗，一个是干细胞，一个是免疫细胞，细胞免疫治疗这一块儿中国的指南都出来了，已经有一些项目进入到临床审批阶段，我相信中国在细胞治疗领域可能会出现第一个临床上市的公司，所以这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机会。
董颖：我们是一个长期的基金公司，在医疗健康领域我们可能会做两层的布局，第一层是比较早期的项目，像生物药、免疫治疗等相关项目，我们会找比较专业的VC基金做布局，同时我们也会做LP；相对来说比较后期的项目我们可能更多会关注医改下对医疗资源的重新再分配，这些领域是我们会关注而且会布局的。
方敏：华平投资主要关注两点，因为我们的基金时间比较长，体量比较大，所以我们关注两点，第一不管是在产品端还是服务端大家都谈到了中国整个的医疗行业相当分散，这一块儿通过大资金最优秀的企业家去投，打造投资的方向。第二是跨境，我们通过自身机构优势，可以很好的帮助企业对接海外资源进行海外布局和收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