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旧动能转换已经是进行时，改革亟需再出发。”这是2017年第八届财新峰会上被各界人士反复提及的重要议题。
国内，近年来以出口和投资主导的传统增长模式逐渐失去动力，中国经济迫切需要寻找新的动能；中共十九大提出主要矛盾转变的任务，也给予中国经济变革巨大压力；随着中产阶级崛起，老年人口剧增，科学技术进步，中国市场的消费也早已“升级”。
国际上，2017年全球经济初步回暖，但全球政治更加充满不确定性，世界经济中长期结构性问题待解，而中国以“一带一路”重大战略积极参与全球政经格局重构，却是历史性的机遇。
然而，这条“革新”之路并非坦途。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过去十年，中美两国最终消费对GDP贡献率的差距一直保持在30%左右，换句话说，即使大家都在谈变革、“消费升级”，可企业乃至产业并没有充分地将机遇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成果。
究竟，是什么阻碍了产业升级？当传统产业增长放慢时，新的增长动能能否快速成长起来？除了政府需要着力提升的领域外，众多的企业和企业家又能解决哪些关键问题？11月16日第八届财新峰会上，政、商界权威人士唇枪舌战，共同探索2018年后的中国，还原一个真实的「中国梦」。
新纪元的曙光：金融科技时代， 「新金融」该往哪儿走？
要谈中国的改革，怎么也绕不开「金融」二字。近年来，金融业借力互联网、普惠金融、P2P、无卡支付等新业态跨越发展。
然而当过渡到「新金融」时代，互联网对于金融行业的影响逐渐消弭，取而代之的是以智能科技、大数据为代表的新技术的加持。相对于互联网时代的浅尝辄止，新时代的金融行业发展更加深入行业底层，给行业发展带来的改变也更彻底。
BAT等互联网巨头们对于新技术的不断加注，导致行业发展的方向同样开始了偏移。重技术、轻运营的时代正在来临，通过技术来优化金融行业原有的运作逻辑，从而找到更多金融行业发展的全新风口，成为当下金融行业发展的主题。
峰会上，亚洲金融合作协会秘书长、中国银行业协会原专职副会长杨再平表示，由于新型科技的发展，当下的金融业已经与过去有所不同：第一，去物理场所，比如银行柜台用得越来越少；第二，去现金交易，比如用银行卡代替现金。第三，必将由表及里渗透到金融业内部并进一步改变金融业。
他认为，技术金融不需要物理网点，能够突破时空局限，并且具有大数据、云计算的信息优势、巨大的成本优势，还有长尾效应，“电话银行很快会被云端银行取代”。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直言，金融业迄今为止赚的是制度性利差、垄断利差，而并非比别的领域更有效率。“再没有这样的好日子了，银行业今后要以客户为导向、以服务创造价值、靠竞争力吃饭”。
李扬也强调，我国金融业存在风险易发、高发的趋势，但我们有足够的能力和智慧战胜风险挑战。他称，过去人们认为金融业是企业，而企业就要利益最大化。但在现代金融体系下，应当摒弃这种概念，金融业应实现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的统一。“过去的制度安排使得金融业居于特殊的地位，能够挣钱，一直以来也要求金融业履行其社会责任，现在看起来这个要求是不过分的。但是在新时期，这种要求应当变成自觉的行动”。
而在金融专业人士朱云来看来，金融科技扩展了传统金融机构服务的时间、空间边界，为消费者带来了方便的同时，但是也带来了诸如“现金贷”等问题。这就需要认识到什么是“金融的核心”。“让金融正常运行需要一个制度，它的基本原则是什么？随着时间积淀，不断总结提炼，既不过度监管，又不产生过度混乱，最终还是要回归金融服务的本质”。
新金融发展的同时，也出现裸条、暴力催收、欺诈交易等问题，与金融服务相对应的监管就变得同样重要。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副院长朱宁在谈到监管目标时分析称，近年来，金融之所以有很多创新，一部分原因是为了绕过监管，所以监管和创新永远是猫和老鼠的关系。国外更多地在讲规则的制定和执行，而国内更多的是在微观层面或者窗口指导，两者各有优势，但控制金融风险不能“一刀切”。
朱宁强调，一定要从主体监管向功能监管转移。“可能有这么一个企业，它既不叫银行也不叫保险，但是它各种业务都做全了，它所发生的风险是不在我们任何职权范围内的，这一点要杜绝”。此外，过度的交叉监管也扼制了金融创新的发展，他提到。
值得注意的是，证监会副主席李超今日在第八届财新峰会上表示，今年以来证监会逐步校正理念，回归监管本位，推进依法监管、全面监管、从严监管，真正让市场纪律立起来、规矩严起来，强化稽查执法，坚决整治市场乱象，对内幕交易、操纵市场、欺诈发行、虚假披露、忽悠式重组等违法违规行为露头就打，公开曝光。
此等力度，金融科技领域的创业者和投资人们需要注意了。
“一带一路”政策下，海外投资有了新思路
近几年，中国企业“走出去”一直处于迅速增长的快车道上。接下来，在“一带一路”战略不断推进中，还会有更多中国企业走进沿线国家。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1—6月，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的47个国家有新增投资，合计66.1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13.7%，比去年同期增加6个百分点。
不过，“豪掷千金”的背后依然隐藏着诸多困惑，众多中国企业面临到海外市场投资什么以及“买买买”之后的管理挑战。那么，在世界变革中，中国落实“一带一路”的前景如何？
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高坚认为，中国正进入一个新阶段，金融市场的一个变化是债券资本市场将成为金融市场的主体，债券资本市场国际化会为国际投资者、市场参与人提供流动性最好的工具，大家愿意持有人民币。
在他看来，“一带一路”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第二阶段，需要尽快转变思路，从国家主导转变到企业主导，从国企主导逐渐转变到民企主导，除了利用外储资金，还要利用民营资本和国际资本。
央行参事盛松成认为，目前看来中国金融去杠杆已经取得明显成效，预计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和M2的增速以后会逐渐缩小，明年M2增速可能会有所上升。他表示，尽管M2增速比较低，但是对实体经济的融资也就是社会融资规模并没有很低，还是13%左右。未来一段时间内，市场流动性还会处于紧平衡的状态，不会马上放松。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张斌给未来十年后的中国贴上了一个标签：“未来研发和科技大国”。他认为，中国房地产过去五年的平均增速大概在12%至13%，金融在16%左右，但服务业大类行业增长最快的科研和技术服务，平均增速在21%，这已经超出了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此外，中国经济崛起对全球新兴市场是非常大的利好，因为随着中国退出劳动密集型产品市场，给低收入的新兴市场经济体留下了很大的出口市场份额；而当中国生产的东西愈发便宜，新兴市场的进口成本也会下降，这两点加在一起，“对他们是一个经济腾飞的机会”。
谈及明年的全球大类资产配置，敦和资产管理董事兼总经理张志洲表示，全球可配置的资产优先级，排在第一的应是股票类资产、其次是大宗商品、第三类是现金、第四类是债券。
工银国际资产管理部主管、董事总经理汤熠最后发表了他对明年全球股市的看法。他认为，美国已经进入加息中段，美股正在经历相对平整的调整。他建议投资者关注股市中段的公司，而非估值最高、最领先的公司。对于香港股市，汤熠认为，其在今年领先于全球的表现，在明年还会延续；港股内部可以主要研究香港的中资企业，如石油、电信及和光纤有关领域。此外，以香港企业为代表的亚太中小盘股也值得关注。
果壳网、首汽约车、优客工场……中国需要这样的“新经济”
随着传统经济继续调整、新经济逐步崛起，应运而生的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为中国经济发展不断注入新动力。新经济的发展给各行各业带来了哪些变化？又带来什么样的机会？
果壳网创始人姬十三以知识经济为案例指出，知识付费是“教育+出版的合体”。目前知识付费领域最大的问题在于供给端良莠不齐。但他认为：“这其实是一个好现象，一个新的形态出现的时候，如果差的内容在市场上都能够变现的话，说明用户的购买行为在增加，这是一个好的机会。”
首汽约车CEO魏东表示，首汽从2015年开始研发自己的汽车，当时的出发点是共享汽车随处都有，后来发现要有高密度的停车场，所以面临很大挑战。“直到2016年，共享单车的发展解决了3公里以内同行工具的问题，我们开始改变了思路。”魏东由此总结：新、老出行之间不是谁替代谁，而是结合各自的定位重新找位置。
在原创电子唱作人、黑金时尚公司合伙人尚雯婕看来，互联网时代也给偶像经济带来了新的转变。她认为，现在年轻人接触信息和处理信息的方式以非常快的节奏变化着。因此，经纪公司需要在年轻艺人身上发现新的赢利点、新的突破口。
优客工场、共享际创始人毛大庆则认为，中国的房地产和城市经济进入到租赁经济时代以后，住户对房屋的需求产生巨变。如何能够创造出来更多丰富场景的城市空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制造过程，而不是房地产制造的过程。因此内容制造会成为下一阶段城市发展非常重要的手段。
美团点评高级副总裁王慧文指出，现在美团点评在经营方法、经营理念、业务中心的战略上发生了一些变化：由传统的想办法满足消费者倒推商家的模式，转向让旧行业焕发新的生命力、改造供给侧。
易凯资本创始人兼CEO王冉在演讲中表示，新的玩法正在全面颠覆旧有规则，但与此同时，新的模型尚未成熟。“所以对于旧世界的产业巨头来说，他们有机会进入到新世界，前提是他们要敢于在新世界里去建立自己新的城堡，而不是在自己旧的世界里危房改造。”
清华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徐井宏表示，新的经济形态下商业本质并不会改变。他指出商业的本质主要包含四方面内容：首先，企业要提供好的产品和服务，这些产品和服务是市场所需要的，能够创造价值；其次，企业要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通过互联网+降低成本，让更多的人共享；再次，企业要具备高效率，和其他同业竞争；最后，企业要学会快速地对外传播自己的产品。
中国企业家的“权”与“责”
11月16日，许久未露面的万科集团创始人、万科公益基金会理事长王石出现在峰会上，在谈到“企业家的权责”问题时，他表示，企业享受权利的前提是理清与政府的关系，按照规则办事。
王石表示，讲求规则是他的底线。虽然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80年代有一些不好的风气，目前也有很多地方不清楚，但未来会是讲规则、讲法治的。
在他看来，企业家享受的权利应该与责任相匹配，权利是不能孤立存在的。企业家需要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并为社会服务。改革开放之后，先富起来又有资源的一批既得利益企业家，应该首选承担责任，如在碳减排等环保方面的责任。不过他也表示，目前民营企业的自我约束做得还不够。
“鼓励创业和善待中小企业是一个硬币的两个面，”创业黑马创始人牛文文在发言时指出。他谈到，一个人进入到创业市场，从小到大的成长是必然过程。因此，鼓励创业精神和保护企业家精神是一件事，都是对创新创业最大的推动。
SOHO中国首席执行官张欣则认为，企业除了追求利润还应追求社会财富。以开发商为例，推行共享办公业务符合这两个诉求，既抓住了中国创业者的办公需求，又履行了开发商的社会责任。一方面，中国有大量闲置的办公楼可以利用，另一方面很多创业公司有办公需求且资金有限。她表示，企业家需要最关键、最重要的权利是在一个公平的环境里竞争。
而埃森哲大中华区董事总经理黄伟强认为，企业家的责任在于创造经济效益，即给股东和员工带来收益。其次是履行社会责任，包括做慈善捐赠，保持公平公正等。至于企业家应享有的权利，他认为，十九大报告已经提出了明确的概念：即要允许企业家犯错，尤其是央企领导，在一定程度上要给他们一定犯错的权利，让他们能试着去创业，或者去做一些应该要做的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