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写：达沃斯名利场，中国企业家在世界舞台众生相

　　从腾讯《一线》的住处到达沃斯主会场有二十分钟的步行距离，今年达沃斯会议期间，这个冰雪小镇气温高，无风，只剩阿尔卑斯山的美景，是对参会者的善待。

　　走去会场的路上，《华尔街日报》的工作人员会沿路派发免费的报纸。实际上，在会场内，也有包括《金融时报》在内的西方主流媒体，免费向与会者提供内容。在达沃斯这个舆论场，与其说这是媒体的免费付出，不如说是无偿的宣传。

　　一边参会，一边阅读主流媒体对自己的评价，是参会者的日常生活。很多对国际大事的看法，对行业动态的研究，都在参会者的观点与精英媒体的相互确认中，得到加强。

　　一个全球的舆论场这样运转已经几十年，直到2016年以美国大选为代表的民粹主义的叠影重现。过度依赖自我确认的精英们终于知道自己为什么被贴以“傲慢”的标签。

　　自下而上的改变同时在拷问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简称WEF）---这个精英圈子的象征，本身是否将在未来会变为明日黄花。不可否认的是，它今天仍是最被广泛认可的国际平台。

　　WEF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家的身影，又再一次提醒我们，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迫切心情---这是中国企业对自己创新不足等原生缺陷的自知，此前，不少中国企业因劳动力，市场等结构性发展优势起家。因此，如今的WEF，也提供了一幅复杂多层的中国企业家群体向世界伸出右手相握的众生相。

中国企业家的国际化展示平台

马云在世界经济论坛的现身总是会引来各国“围观群众”，在政商两界众星云集的“达沃斯论坛”上，可以与之媲美的，可能只有比尔·盖茨和特朗普等少数*。他们被围观的原因稍有差别，蝉联全球首富多年的比尔·盖茨自不必说，对于特朗普，我在达沃斯遇到的多数参会者，提起他时，曾经顺理成章的戏谑，已经变为认真的批判、沉默或者倾听。

　　而马云，在国际舞台上，算是“小人物，大梦想”的代表。在1月23日，马云在PwC举办的私人派对上，多国元首、国际组织总裁和跨国公司CEO是座上宾，而当天晚宴场外，一位来自美国的创业者，看到我的中国面孔，将我拦下说，“你能介绍我给马云认识吗？”他穿着西服正装，运动鞋，努力在和休息厅的每个嘉宾攀谈。我们的对话之后，他告诉我，自己决定在场外蹲守，等晚宴结束。

　　马云和论坛渊源已久。一位论坛的工作人员对我回忆说，2007年自己负责论坛的青年*项目时，马云正是青年*之一：“当时马云很安静，但是别人和我说，你应该和坐在最后一排的那个人聊聊，他很有意思。”

　　我们不知道11年前，坐在论坛后排的马云是否意识到，这在日后将会是他的重要舞台，但多年之后，马云曾在数次采访中表示，是论坛这个平台，让他有了国际化初体验。而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家，也正希望将论坛当做其国际化形象的输出通道。

　　首次亮相本届达沃斯论坛的京东集团创始人刘强东就是之一。

　　本届论坛，他和私募巨头凯雷创始人鲁宾斯坦有一场对谈。鲁宾斯坦并非记者式中规中矩提问的风格，配合刘强东的“中式幽默”，使得这场谈话成为四天论坛中笑声最多的一场。

　　鲁宾斯坦事后对我说，本来准备了一些商业相关的问题，“但我想整个对话就三十分钟，不可能面面俱到，我也不是记者，专业的商业问题应该是记者来问，我觉得达沃斯的采访最重要的功能是娱乐呀。”

　　这显然出乎刘强东的预料，这位“从只有一张办公桌就要做*”的企业家在会后则对我说，问题有点简单，我希望他问更深入一点的问题。刘强东的妻子章泽天说，“其实他可以用英文讲的。”这么说时，章泽天仍是梨涡浅笑，但是也流露出些许遗憾。

　　这也许是中国企业和企业家在国际舞台上面临的共同困境---刘强东们期待深入的分享、企业理念和价值观的输出，鲁宾斯坦们的问题仍然停留在“你是谁，你的公司在做什么”。马云用11年走过这条路，后起之秀虽有后发优势，但国际化进程也需要随着业务和理念的国际化逐渐获得认可。

那些场外的中国“商务旅行团”

　　今年年会，除了参会者，我在场外也频繁路遇中国面孔。他们有的大张旗鼓，在达沃斯年会期间，在场外自己搞起了活动,其中，以火箭速度发展但又急需背书的区块链论坛最多；有的则坦承是来“打酱油”---据称达沃斯当地有一种门票，只需50欧元，即可获得进入当地数个酒店的机会，而这些酒店里也有各种论坛及相关会议，虽然无法参会，但是能一睹来参会大佬的身影，对于他们这些人来说，也足够有吸引力。

　　这让我想起了每年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年会，有“投资之神”巴菲特坐镇，因而吸引了众多中国“商务旅行团”。他们当中，很多人不懂英语，但是仍然热衷在美国小镇奥马哈参加为期两天的全英文会议。一方面，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蕴含劳动力红利、市场红利等结构化优势，在思想和理念上向国际最高水平的学习和超越，是下一个增长点；另一方面，晒包晒房晒车已经不能满足中国新富阶层的需求，这些国际会议，正是“晒体验”的*产品。

　　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兼大中华区首席代表David Aikman有个儒雅的中文名字叫艾德维。“人们通常把David翻译成大卫，我觉得那太粗糙了，”艾德维对我说，“我注意到这些中国团队，他们在场外搞活动，其实是很不划算的，不如通过达沃斯官方渠道，寻求正式的参与方式。”

拯救达沃斯的新生力量

　　艾德维在世界经济论坛工作多年，并于两年前常驻北京，专司论坛在中国的业务。在艾德维看来，世界经济论坛虽然被翻译成“论坛”，但不同于其它只是具备“连接”功能的国际平台，它其实是可以为会员解决问题的组织。

　　1971年，日内瓦大学教授施瓦布组织了444位西欧企业高管在达沃斯小镇召开欧洲管理论坛，这个活动更像是一场商学院研讨会。彼时，二战后一跃成为全球*经济体的美国经济增长速度惊人，施瓦布希望通过研讨会向这些欧洲公司高管们介绍“先进的美国式企业管理经验”。

　　之后，论坛顺应瞬息万变的时代潮流，完成了一次次“产品升级”，从单一经济管理维度向政经跨领域过度。这种变化建立在尚处于互联网前的世界，论坛自身组织形式也*于信息相对闭塞的各国家区域性平台。

　　于是，论坛大事记上添上了一笔笔重要的历史瞬间：1988年土耳其和希腊签署《达沃斯宣言》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1989年，在WEF框架下，韩国和朝鲜实现*次部长级对话；1992年，南非总统弗雷德里克·威廉姆·德克勒*次在南非之外，会见了南非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两位黑人*曼德拉和曼戈苏图·布特；1994年那年年会使参会者记忆犹新的是，佩雷斯和阿拉法特在掌声雷鸣中自然地握手并一起走上议会大厅的台阶。

　　而论坛现在能给这个世界提供什么，是否仍能击中时代痛点？

　　艾德维告诉我，WEF已经将用行业划分论坛改成用系统来看：“有意思的趋势是行业高管不再热衷和本行业的人交流，比如汽车行业的人，更希望知道Facebook和苹果这样的公司正在做什么，怎么合作。”

　　达沃斯对中国和印度的重视显而易见，其每年分别在非洲、东亚、腊梅和中东地区举办10余场会议。过去十年中，中国和印度已经成为论坛的长期主办国家。“没有人会忽略中国。”艾德维说。

　　1979年，改革开放的大门刚打开，论坛创始人施瓦布便踏上了中国的土地。1981年，WEF在中国正式开始业务，戴维德介绍说，1980年代，来到WEF的都是大型国有重工业企业，而在90年代，则出现了私营企业前仆后继的潮流。两年前，受到政策的鼓励，国有公司再次出海。

　　去年参会的中国公司为120家，今年已经达到136家，为历史之最。已经成立47年，可谓年近半百的WEF，是否能再次成为时代的解药？我想到在会场中采访*次参加冬季达沃斯的宜信创始人唐宁所回应的，“看中国天团能否让它重获生机。”

　　这种自信也是我在会场内听到的主流中国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