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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永浩的敌人与战友

锤子科技创始人罗永浩大概是敌人最多的一位创业者。与此同时,因创立了一家能够输出鲜明价值观的企业,他也由此深信,认同这些价值观的同道战友遍布世界。

冒犯者

  2018年初,罗永浩在极客公园给现场观众们设置了一个大大的悬念:五月份,锤子科技将推出一款堪称革命性的科技产品。台下一片掌声,然后是将近半年内一天比一天狂热的期待。

  5月15日19:30,北京,鸟巢体育场,谜底终于被揭开了。除了坚果R1次世代旗舰手机,他还发布了一款代号为“TNT”的配合手机使用的工作站,售价9999元。那天下着小雨,观众们披着一次性雨衣坐在场地中央,台上站着湿漉漉的罗永浩。欢呼声比两个月前的坚果3发布会还要低一些,而那场发布会已经是锤子科技历次发布会中现场氛围最惨淡的一次了。

  罗永浩正在剥离创业初期那种活灵活现的DJ式现场调动力,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喜怒不形于色、欲言又止的成熟企业家形象。

  喜欢听段子和金句的朋友们如果在现场失望了,倒还是能在其个人微博上看到熟悉的“老罗语录”式调侃和相对发布会话术更加尖锐直白的评语。需要小心的是:在其微博留言,有被拉黑的风险,哪怕这条留言不是攻击而是表达称赞。从这个角度而言,罗永浩一点都没变,他依旧是一个对冲突毫不介意的冒犯者。

  人们喜欢那些看上去不偏不倚、态度温和的企业家,如果这企业家实在是有性格,那他*不是个话痨。这两种做派都不符合罗永浩的习惯,在智能手机界,他既不温和,更不缄默,于是在2012年5月创立锤子科技至今的六年里,罗永浩成了这家公司*的“黑点”,他一说话,就招黑。

  在中国,智能手机无论出货量、产品品质还是售价,短短几年里发生了巨变,在竞争中存活下来的国产厂商,各自积累了大批拥趸。此外,随着资本涌入行业,也自然吸引了大量从事手机软硬件开发、媒体报道的人员,这些人是*被罗永浩“冒犯”的群体。

  从他宣布进军手机行业的那一天开始,上述群体就觉得被正式冒犯了。这是情有可原的,因为商业世界有门槛和壁垒,与此相伴的是深深的门户之见。在这样的前提下,在该领域忽然冒出某个从未听闻过的外来人,高调宣称要颠覆整个行业,业内人士会产生本能的抵触心理,加之此人毫不掩饰自己对手机行业的尖锐批评,难免让人产生“别有用心”的怀疑和“你行你上”的愤怒。

  罗永浩就此被贴上了冒犯者的标签,他提前把自己置于全行业公敌的不利境地,这也是导致锤子科技此后数年颠簸不平的重要原因。但他这样做同样情有可原,除了发自本心地认为手机行业存在诸如“跑分作弊”“设计丑陋”“用户体验差”等等问题,更是为招揽资源而扯旗放炮之举,这是他时常被低估的部分——他喜欢发表言论,在容易被冒犯的人听来特别刺耳的言论,但这些言论其实不仅仅是说给他们听的,甚至恰恰相反,是说给那些有可能产生共鸣的人听的:

  “我认为智能手机这个领域里全是笨蛋(乔去世后),我的胜算简直不能更大了。”

  “很多人说,‘我就想不到老罗怎么能在安卓上做出不同的体验......老罗肯定做不出来!安卓就是安卓!’ 呵呵,如果你们都能想到,那我还做个屁呢。”

  “以后我不骂人了!昨天见了个投资人,他说你如果只骂那些有头有脸的主儿,不骂读者和粉丝,我们就放心投你的手机。”

  锤子科技初期的重要资源,如资金、人才、合作方等等,大多数是他作为冒犯者的名头在手机圈子里传开之后相继获得的,从商业策略角度而言,他成功地迈出了*步。

战友

  其实在创办锤子科技之前,罗永浩一直也是以批评者的姿态知名的,只不过他的批评被巧妙地渗透在精心演练过无数次的《老罗语录》中,显得不那么激烈而直接,而《老罗语录》的蹿红既是偶然的,又具有特定时代背景。

  2004年,前一年在非典中受到惊吓的人们终于缓过来了,网上集中涌现了一些色彩鲜明的新事物:一大批网络歌曲横扫中国,甚至有机会登上春晚;木子美写出了惊世骇俗的《遗情书》,个人博客风靡南北;淘宝网成为年轻人们的购物新渠道,与之相成的是“三通一达”构筑的快递江湖;芙蓉姐姐横空出世,在清华大学BBS上爆得大名;郭德纲的德云社小有名气,一年之后,他将通过互联网大红大紫……

  显然,那是一个娱乐精神和公民意识被正在崛起的互联网野蛮传播的年代,人性深处对庄严的反叛和消解本能在这个半地下空间里蓬勃生长,很多严肃的领域都被有意无意地加上了娱乐外衣,简而言之,大家喜欢“好玩儿”的东西。

  《老罗语录》就是这样一个“好玩儿”的东西。罗永浩当时是新东方英语培训学校*的GRE老师,受欢迎的*原因是他用相声包袱式的幽默感针砭时弊,在大学生群体中引燃了传播之火。

  比如以下几条:“GRE是什么,就是让中国人体验美国人愚蠢程度的考试。”“人民有没有品位低下的权利?当然有。”“政治比战争可怕一万倍。”“人们喜欢说枪打出头鸟,但有的鸟来到世间,是为了做它该做的事,而不是专门躲枪子儿的。”

  传播最广的一条语录名为《户口制度与新警察》,罗永浩在课堂上风趣幽默又不无悲凉地描述了自己和同事们在北京被查暂住证的往事,表达了“自由的国家没有权利限制人民自由迁徙和居住”的观点,还因此给新东方惹来了不大不小的麻烦。

  这种针砭时弊的习惯一直在罗永浩身上没有消失,也成了那些支持他的人们为之共鸣的*特点。

  离开新东方之后,老罗相继创办了牛博网、老罗英语培训,并开始形成了每年一次甚至多次公开演讲的企业传播方式,把散落在《老罗语录》中的价值观以更系统、更有实操性的形式公之于众。

  很多年后,老罗的支持者们依旧感谢他在他们年少时曾经提供过欢乐,以及难能可贵的明确价值观——公正和自由意味着什么,犬儒主义和坚强剽悍的区别是什么,是非标准该如何把握,阅读思考与付诸行动的时机……

  以此角度而论,罗永浩在过去这十多年来一直是这群人的无声战友,一如他们也是罗永浩的无声战友。

误会

  批评与冒犯,成了罗永浩的标签,与之相伴的是,他被误以为是一个无所畏惧的人;就像他被贴上“相声演员”这个标签之后,他也被误以为是一个嘻嘻哈哈、没有严肃思考的人。实际上,二者都不是真相。

  2012年,离开新东方六年、因老罗语录出名八年、乔布斯因病离世一年之后,罗永浩创办了锤子科技。

  很多人发现老罗不再“有趣”了,他变得认真甚至较真,有时还很沉重。于是有人喝倒彩,有人说他变了,有人讨厌他,这些人里不乏以前喜欢他的人。

  这样的误会,充满了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充满了老罗的战友与敌人,也充满了他自己。当初去新东方教书的直接动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年薪百万”。事实上,在那个年代能提供这一级别薪水的商业机构虽则不多,也绝非凤毛麟角(老罗自称在新东方最高也就拿过四五十万),他一心急切地加入新东方,更因为新东方在当时能提供其他机构罕见的自由开放。

  但他还是误会了,离开新东方的直接原因也是来自理想与现实的落差——他本以为新东方是理想主义者的阵营;他本以为自己从事的是教书育人、传道授业并获得理想回报的事业;他本以为在看似欢乐的外壳中努力塞进去严肃的馅料能让这份欢乐不那么简单……

  创办锤子科技之后很久,依旧有人追问,你为什么不讲段子了,你不是很搞笑吗?这些人对他的误会,和他对职业生涯的误会一样,需要用时间去纠正。在内心深处,罗永浩是一个认真做事、严肃思考、不希望仅限于“搞笑”的人,他有更大的雄心壮志。

  2012年,移动运营商刚从2G进入3G;vivo的X系列刚出了X1,今天已经出到了X21;摩托罗拉发布了最新的RAZR MAXX,索尼LT29i还能和iPhone4s掰一掰手腕;小米手机2代在北京798发布,价格战开始动摇传统硬件的产业生态;HTC、联想和中兴还雄心勃勃,诺基亚也尚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这是一个新生与旧主一起博弈的年代,激荡的气味漂浮在烈日红尘之下,谁也预测不到短短数年之后,几家欢喜,几家愁肠。

  罗永浩的锤子科技诞生在这样的年代里,对外宣称*产品将是基于安卓手机操作系统深度优化过的手机ROM,显得微不足道,只在支持者的小圈子里激起一点尘埃。在他自己眼里,情形全然不同——这个世界即将再次改变,而他站在最前线。

刻薄与正确的刻薄

  2018年4月9日,坚果3发布会的最后,老罗说下一阶段要开通更多的社交媒体账号以占领更广泛的宣传阵地,台下有人大喊:“知乎。”“知乎就算了,我还要脸。”笑着说出这话之后,观众们心领神会地哄堂大笑。

  知乎是罗永浩的敌人们最扎堆的网络社区。在这里,他常被认为是暴虎冯河的莽夫,也被认为是尖酸刻薄之徒。罗永浩有时候确实很刻薄,但大多数时候他只是表达方式不那么温和敦厚滴水不漏,他的锐利言论,通常是为了引出某个结论,而刻薄却只是倾泻低级情绪。对知乎的阴损确有刻薄之嫌,但与此同时,他也屡次提及,那里也确有真知灼见的高人,只不过大部分答题者不懂装懂罢了。

  抛开观点之争时的刻薄,罗永浩在另一些场合的刻薄则体现了一种理想主义层面的正确。比如他以个人名义发起的两次维权行动——一次是要求西门子承认旗下某型号冰箱门设计缺陷导致无法轻易关上门而出现积水等后果并实施大规模产品召回,另一次是要求国航公司对由于自身工作程序疏漏从而导致乘客无端受到怠慢、无礼对待进行道歉。

  在这两次事件中,罗永浩作为“著名的普通消费者”,在合理合法的前提下,要求商业机构对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广大用户遭受的糟糕体验付出必要的代价,结果并不如愿。在中国,官僚色彩浓重的商业机构通常对于明显的自身过错的*反应是设法掩盖和百般推脱,在这两起事件中也不例外。

  “有理则讲理,无理则道歉,光明磊落,善待用户”等等,本应是常识性的商业伦理,可是众所周知,在过去这些年的商业语境中,常识是缺位的。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常识缺位不仅存在于商业领域,更广泛地渗透到了各行各业。

  即便熟知这种现状,大多数人只能屈从现实,甚至随波逐流。罗永浩则以理想主义的坚决态度传递了不屈从、积极求变的行动。在维权过程中他保持了理性,同时也对此类机构用尽了刻薄之语。在理想主义者们眼中,这样的刻薄无疑是正确的,是有利于推动时代进步的必要之举。

  在他亲自创办锤子科技这一商业机构之后,这种理想主义的姿态也通过多种场景被刻意强调,并逐渐成为这家机构对外输出的最重要的东西之一。

成败悬念

  理想与现实仍有差距。

  罗永浩自认为洞悉了手机行业的所有秘密,当他陶醉于一战成名的梦想之际,他的产品遭遇了严重的挫败。这种挫败与其说是敌人的破坏,不如说是商业实践中的幼稚。有时候,理想主义者过于热情单纯的偏执,并不一定能带来令人满意的结局。

  锤子科技最开始推出的几款手机产品,由于经验不足,人手与资金短缺,供应链不畅等诸多问题而销量惨淡,锤子科技也几度濒临倒闭。他本人的言论似乎也陷入了“塔西佗陷阱”(失去公信力时,你做的任何事都被视为坏事),无论说什么,都会招致浓烈的敌对情绪。

  直到2017年底,坚果pro问世之后,关于罗永浩和锤子科技的市场反馈终于出现转机。在同级别手机产品的较量中,坚果pro和此后的坚果pro2,坚果3等产品由于出色的工业设计、优秀的UI和操作系统、调配成熟的生产线等原因,获得了较好的市场回报,第三方数据显示,该系列手机的出货量超过两百万台。他也坦承,公司已经不亏损了。与此相应,来自多方的资金支持则在背后充当了锤子科技得以继续的强大后盾。

  在过去这几年中,敌人们对于锤子科技*的疑问也在于此:这家屡战屡败的公司,凭什么在淘汰率极高的手机行业内居然没有死掉?

  对于一家并不以盈利为*目标的科技公司而言,生存的真谛不在于创造了多少利润,而在于对其信奉的原则能坚持多久。罗永浩与战友们信奉的原则被统称为理想主义。

  理想主义并不是一个复杂的词汇,但在就事论事非常困难的中国,这个词有一些特定的感情色彩。如果一个人被视作理想主义,那多半因为他天真简单,没经受变态现实的摧残;而如果一个人经受了变态现实的摧残依旧理想主义,那多半又是此人别有用心;如果以上两种情况都不是,那他可能就是罗永浩。

  关于什么是理想主义,借用他本人的只言片语可见一斑:

  “我们爱我们的倒霉工作,也爱这千疮百孔的世界。”

  “偏执于有用的细节,偏执于无用的细节,偏执于甚至不会被发现是有用还是无用的细节,这就是工匠精神。”

  “未来属于那些仍然愿意弄脏双手的少数分子。”

  “如果我们成功,很大程度上,这是正派、体面、原则性和理想主义的成功……如果我们失败,可以肯定,这是商业能力上的不成熟,跟我们没有采取流氓手段获益没有丝毫关系,更谈不上理想主义和情怀的失败。”

  为什么锤子科技仍然活着?这可视作一种解释。

  每当说起这些话时,罗永浩都会显露出少见的温和与真诚,而每逢此时,敌人与战友也都能表现出短暂的和平共处。对于美好的共同期待,是人们的同一目标,只是在各自号称通往这一目标的道路上,有理想主义与功利主义之类的区分,而这种区分事实上并不会殊途同归,这才是争辩无休无止的根源。

  罗永浩和锤子科技在现阶段最重要的价值,也在于此:他们如若成功,将证明即便在常识缺位的商业环境下,即便在理想主义败多胜少的国家,理想主义也拥有足以改变现状的力量。而在这背后,自然是那种尽管常被现实压得喘不过气的人们羞于提起,却又永远令人着迷的东西,叫做梦想与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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