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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人大战”背后:焦虑的灵魂与肉身应落户何处?

对于北京的打工者而言,一时被“天津落户”的话题所吸引。据相关媒体报道,20小时之内,就有30万人下载了App,可见其影响之广泛。

  天津落户新政一次次引爆头条。20小时,30万人下载App,在各地“疯狂”抢人的背景下,天津的火爆只是冰山一角。“有家不能回”、“有政策不想去”、“本地人惶恐不安”、“外地人只求扎根”,人们为生计奔波、为户口有苦难言。

“走一步算一步”

  品途:“为什么这么多人去天津落户?”

  亦先生:“北京的抢不到呗。”

  亦先生是一位物流公司HR,他所在的这家公司服务于铁路系统。作为一名人力资源员工,每逢“金三银四”招聘季他都要到全国各地为公司招人。为了招聘,他出差不比业务员少。在众多求职者中,询问户口问题的,主要是应届研究生。

  户口对于一个在大城市生活的人来说,好处显而易见。在北京,买车买房、小孩上学,而没有户口可谓“寸步难行”。

  每一年,大城市落户的限值标准都在水涨船高。“指标少得可怜,还不够照顾关系的,”亦先生说,“现在即便是国企也很难解决户口问题了。”

  除了“挂靠”排队,对于非应届在京工作的人来说,落户北京还有三种方式:结婚、公务员、积分落户。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前两个选项并不实际,即便在北京买了房,也不一定能落户。

  “北京工作居住证”的地位也比较“尴尬”。不能“世袭”、孩子高考只能报专科,一位旅游行业从业的员工对品途商业评论这样说“为了办下来这个证,差点跑断腿。”

  据她透露,如果没有北京工作居住证的话,买房要连缴社保60个月才能“获得资格”。如果孩子到了上学年龄,只能上私立学校或者公立学校下面“私立”的班,到了高考只能报考专科学校。

  对比之下,积分落户政策更为复杂。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HR对品途商业评论这样说:“现在我也没完全搞明白积分落户政策,好在公司还没有人申请,以后只能走一步算一步。”

  北京的难办,一些人将目光瞄准天津。

  知乎网友“乌压压”为了办天津户口历经周折,在这个过程中,他要为办理个各种相关证件跑东跑西,直到最后拿到“户口页”,他一直悬着的心才算暂时落了地。

  “主要还是为了孩子。”

  据另一位知乎网友爆料,为了落户天津,她自己花了7万元才办理完相关程序。在她的家庭中,有两个孩子,她和老公都是80后。

  之所以来天津落户,主要是孩子上学,另外这名网友的老公工作在北京,为了让孩子能感受到家庭温暖,只好选择离北京近的天津。

  不惜周折,谈到辛酸处时他说:“那些年错过北京落户,难道这些年还要错过天津落户吗?”

“还没吸引到我”

  对于北京的打工者而言,一时被“天津落户”的话题所吸引。据相关媒体报道,20小时之内,就有30万人下载了App,可见其影响之广泛。

  外界认为这次天津是“真的急了”。

  事实也是如此,近年来天津的人才在持续流失。

  据天津市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2017年末天津市常住人口为1556.87万人,较上年减少5.25万人,降幅0.34%。其中,外来常住人口总量498.23万人,减少9.31万人,降幅1.83%。

  一面是北京“人满为患”,一面是天津“入不敷出”。二者接壤,却相差地别。

  这种情况同样存在于其他二三线城市。一方面受困于一线城市的“虹吸效应”,而另一方面,新增劳动力的供给量也在降低。

  据《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16-64周岁的适龄劳动人口首次出现下降。其中,2013年减少244万,2014年减少371万,2015年减少487万,2016年减少349万。

  劳动力开始变少,是不争的事实。

  实际上,在天津抢人这件事爆出之前,这场全国的人才“战争”已陆续持续一年有余。这一年间,有的地区“战果累累”。据“侠客岛”公众号报道,2017年武汉常住人口比上年增加12.67万人、长沙增量为27.29万人。

  在光明日报的文章中,2017年大学生在武汉新落户14.2万人,是上年的6倍。2018年*季度,西安自市外迁入户籍24.49万人,人口机械增长是2017年全年的1.2倍。

  不得不承认,通过砸钱、砸房、砸户口的方式,许多城市短期内尝到了甜头。但盛况之下也必有隐忧。最后留下的人才有多少?人才会不会二次流失?都是值得注意的问题。

  这种担心并不是没来由。因为就以往经验,在“逃离”一线城市的人才里,就有相当一部分会“回流”。 BOSS直聘研究员院长常濛透露,根据其平台的数据追踪,有23%的人会在逃离北上广深15个月左右时,选择回归一线城市。

  究其原因,主要有三:


  • 重新建立社交关系,成本大;

  • 不具备处理复杂人际关系的能力;

  • 施展拳脚、工作的发挥空间不大。


  另一方面,对于很多应届生来讲,也把二线城市看作“跳板”。

  被誉为“中部之首”的武汉拥有89所高校、大学生数量多达百万。但一直以来,人才流失问题一直困扰着这座“教育大城”。多位在武汉的创业者都向品途商业评论指出:武汉融资环境较北上广深等老牌“创业高地”来说仍旧欠缺竞争力。

  在此之前,有创投圈知名人士曾对武汉做出过“企业之间闲聊多,互相帮忙的少”、“没氛围”、“创业也没人投资,不如去北京”等评价。如今,社会上对武汉补上融资短板的呼声越来越高。

  融资、人才、市场是创业公司头上的三把剑。多年城市发展,让各地方达成了一个不成文的共识:想要发展,既要有产业又要有特色。

  但对于地方政府来讲,这似乎又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即没有产业就很难吸引到人才,特色化产业需要特色化人才,而没有人才产业转型、制造升级也就无从谈起。

  就目前情况来看,各地方政府想在短期内想补上以上要素的短版难度较大。

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孙利军对此感触颇深。这家2003年港股上市的公司,主业是建筑,业务类型相对传统。但近两年,随着绿色节能、住宅产业化的潮流兴起,行业内对高素质人才的渴望与日俱增。

  原先的人才积累远远满足不了需求,“中专生”落伍,一时间企业对211、985毕业生甚至有国外留学背景人才需求量骤增。

和地方企业“求才心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高学历人才的“现实主义”。

  香港浸会大学计算机硕士学历的Lena这样说:“行业前景是关键,若二线城市能够有高资质的公司和吸引人的待遇,会考虑离家较近的城市。若再次选择会选择深圳”。

  她给出的理由是发展越快、争越激烈的地方就越公平,就越有机会在年轻的时候就快速成长。她不喜欢熬年头取得地位的公司。谈及她是否会到二线城市工作,她坦言:“目前看,相关政策还没吸引到我,有机会的话愿意去二线城市创业。”

“抢”来的人最后能保留多少,让人不禁捏一把汗。

“我不回家”

  品途:“各地都在‘抢人’,你对这个政策怎么看,你会选择回老家发展吗?”

陆海天:“我不相信,我也不会去。”

  陆海天2012年来到北京,从上一家单位离职后,他开设了一家猎头公司,主要业务是为创业公司做猎头服务,至今已累计推送几千名人才。

  这家猎头公司的客户遍布全国,每天都在和创业公司打交道,但对这个年轻的创始人来说,他对这个话题并不感冒。

  每一年,中国有2亿人往返于老家和打工地。每逢节假日,在他们之中不乏有人要跨越上千公里回到老家,看一看父母,串一串亲戚,在短暂的假期结束后,便又回来。在城市的喧闹和乡村的寂静中,来回切换。

  陆海天就是其中一位,每一次回到北京,他都会感慨家乡优美的环境。不过和众多“北漂”一样,他在都市的生活一开始的生活并不光鲜。

  毕业于湖南科技大学,陆的*份工作是在一家著名的律师事务所做底层业务员。刚到北京的时候,薪资不高,很长一段时间里,不得不租住在北京北六环的一处民宅里。

  民宅四处透风,洗浴设备简陋。每天早上,他要花十块钱打一辆“蹦蹦”到地铁站,因为这样可以节省十分钟时间。

  昌平地铁沿线的租客很多,每到早晨,他都要排着长队才能挤上车,换乘几次后,到达公司。冬天的时候,长队会排到地铁站外面,一阵风吹来,十分刺骨。

  环境恶劣,陆海天还是坚持下来了。渡过最初的几年,他开始创业。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境遇随之好转起来。

  但陆海天并不想离开北京,在回答相关问题的时候,他不想说更多,只给出了简短的回应:“No。”

  前创业邦新媒体运营经理,插坐学院副总裁,首席新媒体讲师粥左罗也持相同的看法。在其一篇题为《为什么我不建议你逃离北上广?》的文章中,详尽地罗列了四条原因。


  • 一线城市有更多聪明人,聪明人一起做事有助于提高效率;

  • 一线城市可以通过努力获得优质资源,但小地方不行;

  • 见过美好的事物后有助于一个人更加笃定;

  • 在一线城市,一个人的发展更自由。


  粥左罗的这篇文章一时间转载无数,凭借勤奋,他成功地打造出个人品牌。在他的个人公众号里,有不少文章是描写自己经历的。他做过保安、摆过地摊,靠着自学新媒体做到年薪50万。他在大城市找到了自己的立足之地,同时,他也建议更多的人能来一线城市打拼而不是返回老家。

  品途:“那有没有创业失败的?”

  陆海天:“多了去了。”

  在品途商业评论的追问下,陆海天直白地答道。他目睹到的现实是:不少人赔光了资金,甚至欠下“一屁股”债。其实,来到一线城市打工的人中,也并非每个人都像粥左罗一样成功。

  相比创业,大部分人的选择依旧是“打工”。

  但打工的生活实属不易。

  方女士是一位老媒体人,一毕业就在报社工作。这些年,她在房租上已经累计花费50万元。北京的东南西北她都住过了,遇到被迫搬家、和邻居吵架更是家常便饭。

  由于工作性质的原因,长期的写作让她一直以一个姿势坐着,时间一长,患上了偏头痛和颈椎病。夏天一来,单位会开中央空调,她受不了空调的冷气,只好把工位搬到远远的地方。

  “这都不算什么。”她说。最让方女士后悔的,是她应该在年轻的时候去上海工作。落户政策在那里开展的时间比北京更早。

  “如果那样的话,我或许可以因此省下不少钱。”方女士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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