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临改革开放40周年的发展关口上，未来的科技体制、政策等创新，路径究竟何在？
“科技在国家发展中，应该如何重新定位？”
在9月21日召开的第七届新莫干山会议上，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提出了上述问题。
许善达认为，中国将科技在国家发展中重新定位的时机已经到来。
此次莫干山会议上，国家发改委原规划司司长徐林也提出，中国已经到了科技创新驱动发展的阶段，现有的国家规划中，包括一些重大政策，均在瞄准该目标。不过，站在现有国际经济发展的背景下思考，徐林认为，中国的政策模式在国际规则的约束下，需要做出转型。
科技创新
对于许善达“如何重新定位”的发问，莫干山研究院院长曹文炼回应：“实际上我们现在也有科技中长期规划，但都是处于专项规划的层次。我建议，从十四五规划开始，就应该把科技发展重大问题列入最高层次的五年规划一起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许善达提出的提升科技在国家发展中的重新定位问题。”
今年年初开始的新一轮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对国家科技部的行政管理范围的调整，传递给许善达的信息是，中国已经开始布局对科技的重新定位。
许善达认为，“科技是*生产力”这句话需要赋予新的内涵。原因在于，*生产力指的是创造财富，也就是说科技是创造财富最主要的资源，但从这方面来看，依旧不够。以苹果手机为例，中国虽然是全世界加工制造苹果手机的大国，但是中国所有生产苹果手机的公司均不如苹果公司挣的利润多。为什么？许善达解答道，这不是靠手机加工的利润，而是靠它的专利。所以，在这么大的市场里，真正分配到增值财富的，是其科技资源和掌握的专利。
许善达表示，从“科技是*生产力”需要提升到“科技是创造财富的*生产力”，这是首要的重要资源，实际上，科技也是分配财富的*资源。多年过去，通过科技、专利、技术等方面所获得的财富远远超过加工制造方面创造的财富。
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黄剑辉预估，未来各国经济发展规律都将由要素驱动、效率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以中国的情况看，上世纪80-90年代是以要素驱动为主，效率驱动为辅，发展到今天的中国，实现往发达国家迈进的目标时，上述创新驱动势在必行。
面临改革开放40周年的发展关口上，未来的科技体制、政策等创新，路径究竟何在？
徐林开出药方：在科技政策方面，政府未来的投入应该更多的放在基础研究领域，因为基础研究的成果一旦形成，便具有原创性，能对整个产业技术发展起到很好的支撑作用。
莫干山研究院学术委员会联席主任、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建言，科技创新需要扣住“四新”，即新体制安排、新供给、新的要素组合（即技术、科技、资本、土地、劳动力如何组合）、新的经济主体。
税制创新
在体制创新的过程中，还需挖掘中国企业的优势，尤其是中小企业。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常务副会长易中舸将中小企业比做中国经济的“两驾马车”之一。
而中国企业创新发展的关键一环，便在于税制创新。
京东金融副总裁沈建光对企业税负有着深切体会。他认为，未来有很多空间可以降低企业的负担。在目前税负较重的情况下，GDP增速低于税收增长的速度。
在税务系统从业几十年的许善达，对于税制问题有着自己的理解。他以“营改增”为例，透露曾收到不少反映，企业认为营改增的获得感不强。为了弄清楚企业“获得感不强”的问题，全国政协曾组织过专项调研组，许善达参与其中。
根据调研结论，营改增政策落实减税的情况基本是到位的。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依旧“获得感不强”，原因在于一方面真正减税的企业并不愿意去说，另一方面，确实也有很多企业没有拿到减税的份额。
当时，增值税的征收率比营业税高，对于购进商品发票，营业税纳税人不够关注。许善达说：“但是营业税改成增值税以后，这一情况出现了变化。对任何一个产业链供应商来说，不仅税务局要盯着你，你要交税，你的采购商也要盯着你，你得给他开增值税发票。”
对于下一步的税制改革创新，许善达认为需要决策综合来考虑。方向性的决策也已成熟，现在的关键，是看具体方案未来如何设计，以期平衡收入和支出，包括考虑企业负担和财政支出要求的细项等等。
许善达说：“我认为企业负担偏重，也是不平衡表现之一。”基于此，结合当前科技创新的重新定位，影响科技创新的制度环境更需要全面评估。那么财税便是其中一项，而这项里头最迫切需要来研究的就是增值税的留抵税款问题。
许善达说：“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了，对整个国家经济发展，都能得到一个有效的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