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股历史上，股灾和救市总是如影随形。
于是，当A股出人预料地再次上演千股跌停，并击穿2500点时，我们又看到管理层不断发声，十余省市真金白银救市，人大也在四天内修改公司法，放宽股票回购条件和范围。
而证监会更是提出要减少干预，引导更多中长期资金进入市场。
这熟悉的一幕，让人浮想起历史上那些惊心动魄的救市时刻。
2亿驰援深交所
与海外市场相比，A股投资者遭遇的*场血洗，来得更快、更猛一些。
1990年底，沪深股市开业后，被压抑几十年的投资热情，瞬间迸发出来，将为数不多的几只股票疯狂推高至天价。
为了抑制泡沫，交易印花税横空出世，市场很快做出反应。
1991年4月3日，深综指开始发布，基数为100。到9月7日，该指数已跌至45点，五个月缩水近一半。慌恐之下，大量的抛盘涌出而无人接盘，以致市场一度出现零成交。
不到一年时间，从狂热做多到惨烈杀跌，让涉市不深的管理层措手不及。这年8月，深圳市政府连续五次召开“救市”会议，动员各大银行、信托公司、大型国企入市。
但踩踏之下，谁人愿意接下滚落的刀斧？
这是新中国历史上*次尝试资本市场，历史的责任，迫使深交所在征得市委书记李灏的允许下，破天荒动用了2亿资金救市。
而李书记的要求只有一个，行动保密，遵循市场规则，托起股价，恢复市场信心。
9月7日，A股历史上*批政府救市资金入市。当时的策略是：稳住龙头深发展，带动万科、金田、安达等股票，稳住大市。
一边是救市资金托底，一边是深交所副总经理禹国刚向投资者喊话：老乡别走，此刻抛售股票，会导致股价继续下跌，最后倒霉的是自己。
那个时候，市场规模很小，2亿资金到国庆节还没用完，股市就已经成功探底，市场的信心也逐渐恢复。
到11月中旬，深综指不但收复了100点，还创下136.9点的当年最高纪录。
事后，禹国刚心有余悸地表示：政府救市虽不符合市场原则，但只有10个月大的深圳股市还是“婴儿”，没什么免疫力，必须用点*药。救活股市比什么都重要。
史上*次大规模救市
2亿元救市，不过是首开先河。
令大多数投资者没想到的是，仅仅过了半年多，他们就又一次迎头撞上堪称史上最疯的一轮牛市。
1992年，总设计师南方谈话后，证券市场开始扩容。5月20日，上交所宣布放开涨跌停限制，一下子引爆了“好赌”投资者的做多热情。
第二天，五只新股齐刷刷涨了25到30倍，很多老股也在一日之内翻倍上涨。
在深圳，更是一夜之间涌入120万人，彻夜排队抢购新股，排队者前心贴后背地紧紧挤在一起长达10多小时之久。
由于出现严重的销售营私舞弊，甚至引发了轰动一时的深圳股票认购证“8·10”事件。
疯狂之后，是加倍的偿债。从8月10日开始，深成指从2918点猛跌到11月17日的1529点，跌幅近50%。监管部门不得不停发新股，时间长达一年。
这一措施后来也成了历次救市的标配。
同样身处水深火热之中的上证综指，在市场扩容和宏观紧缩政策的打压下，从1429点一路下探至386点。
之后，虽然沪深股市经历了一次强力反弹，但很快又踏上漫漫熊途。
到了1994年，面对一眼望不到尽头的漫漫熊途，监管层开始行动，拉开了中国证券市场*次大规模、高规格救市行动的序幕。
这年3月12日，证监会宣布“四不”政策： 55亿新股上半年不上市、当年不征收股票转让所得税、公股个人股年内不并轨、上市公司不得乱配股。
但市场对此并不领情。到了7月底，上证指数击穿前低，滑落至325点，累计跌幅已高达79%，录得史上*大跌幅，市场哀鸿遍野。
就在此时，管理层再次出手救市。8月1日，证监会紧急宣布三大“救市”政策：年内暂停新股上市，严格控制上市公司配股融资规模，组织养老基金入市。
在严重超跌和救市政策的刺激下，上证指数当天狂涨33%，并在随后短短30个交易日内大幅飙升至1052点。
一个多月上涨220%，A股再一次展现了其难以驯服的“上蹿下跳”。
跨世纪的5•19救市
历史的轮回，就是一个疯狂接着另一个疯狂。
从1996年1月开始，在香港“九七”回归的预期下，各路资金跑步入场，豪赌政府不会容忍下跌，并将指数从512点一路推升至年底的1258点。
两年前的血淋淋，似乎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以至于管理层连下“十二道金牌”，甚至撤掉两名拿信贷资金炒股的银行行长，仍未能阻止股指上扬。
然而，这些人显然低估了政府的意志。
彼时，朱相透过媒体向投资者喊话：股市已非理性，一旦下跌，风险自负，政府不会托市。
就在很多人还在憧憬更大的牛市时，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哐当”从天而降。1996年12月16日，管理层宣布恢复涨跌停制度。
这是一个注定要载入史册的大事。
也就是在那一天，全部A股齐刷刷全部跌停，交易量则从前一天的350亿大幅萎缩至21亿元。这意味着，能从这一股灾中逃出的人凤毛麟角。
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将前一段时间的暴涨定性为不正常和非理性的，这再次加深了投资者的恐慌情绪。
接下来几天，沪深股市几乎是以连续跌停的方式坠落，短短五个交易日，上证指数便从1258点跌落至869点。
但做多的情绪并没有消散，很快，指数便卷土重来，不但收复了全部失地，还创出1510点的新高。
而就在此时，牛市的终结者——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了。A股由此陷入两年的熊市调整期，指数也重新回落至千点附近。
在银行坏账和国家财政紧张的情况下，证券市场成为缓解国企债务危机、分散银行贷款风险的主要资金来源。
1999年4月，朱相针对股市提出8点意见，包括要求基金入市、降低印花税、允许商业银行为证券融资等。
5月19日，国务院批准包括降低B股印花税、改革股票发行体制、保险资金入市、允许证券公司发债融资等文件。央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再贷款和再贴现利率，还首次明确国有企业、国有资产控股企业、上市公司等三类企业可参与投资二级市场的股票。
在多重政策利好、以及全球互联网浪潮带动下，A股从1999年5月19日到2001年7月，经历了一轮历史上少见的长牛和慢牛市，沪指最高攀升至2245点。
这一轮史称“5.19行情”的大牛市，至今仍有不少投资者念念不忘，以至每次遭遇股灾，都会浮想管理层会不会像当年一样出手救市。
“5.19行情”还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A股的格局，中科系、农凯系、德隆系……各种资本派系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中国股市由此进入了庄家时代。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大型金融和企业集团进入证券市场，改变了整个市场的投资者结构、力量对比以及政策制定，对资本市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载入史册的股权分置改革
在很多老股民心中，国有股减持曾是一个谈虎色变的概念和伤心地。
A股建立早期，出于对国企控制权丧失的担忧，上市公司股权被人为割裂为非流通股和流通股两部分，前者占比三分之二，处于控股地位。
这一方面造成同股不同权、一股独大等弊端，另一方面也给股价下跌埋下了地雷。
90年代后期，随着大批国企陷入困境，大量工人下岗，社保资金缺口加大，国有股变现成为人们眼中解决一股独大、补充社保基金的好办法。
2001年6月，国务院发布《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保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提出上市国企要拿出10%的存量股份，按市价减持，收入全部上缴全国社保基金。
这一纸文件，在无形中让市场供给加倍放大。文件出台后的一周，沪指在创出2245点的高点后，急转直下。到2001年10月22日，*已跌至1514点。
眼看形势不妙，证监会于当天紧急叫停了“国有股减持”。
对于政策调整的原因，当时有一种声音认为，如果任由股指跌到1300点，包括上市公司大股东、券商、基金、庄家在内，整个盘面会全面崩溃，并影响到银行资金，进而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
但事后证明，光是叫停，并没能改变股指下跌的趋势，被叫停了的“国有股减持”反而成了悬在所有投资者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此后几年，A股陷入漫漫熊途，不但击穿1300点的心理关口，还跌破千点大关，创出了998点的历史大底。
而就在漫漫熊途中，一场注定载入史册的股权分置改革登上历史舞台。
2004年1月底，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核心是解决股权分置问题，消除证券市场定价机制中的扭曲，强化市场对上市公司的约束机制。
2005年4月，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工作启动，长期笼罩在人们头顶的限售股乌云开始散去，A股市场引来一轮波澜壮阔的大牛市。
从当年6月开始，直至2007年10月，沪指从998的低点飙升至6124点，两年内涨幅超过500%，很多个股甚至涨了数十倍。
然而，疯狂之后是直线坠落，这几乎成了A股的一种宿命。
2008年股灾
2007年夏天，就在A股投资者憧憬着万点大牛市时，美国次贷危机迅速蔓延。
这年10月16日，沪指在创出6124的历史最高点后，轰然倒下，短短一年时间便从高点狂泄至1664点，22万亿市值化为乌有。
面对失控的下跌，管理层连连出手救市。
2008年4月24日，沪指击穿3000点次日，交易印花税由3‰下调至1‰，新股也从8月起悄悄停发。
9月18日，沪指击穿2000点后，管理层又推出三大救市措施：
1. 交易印花税由双向征收改为卖出方单边征收；
2. 中央汇金公司将在二级市场上自主购入工、中、建三行股票；
3. 鼓励国企大股东回购公司股票。
在利好消息的强力刺激下，9月19日大盘开盘不久即涨停，一直保持到收盘。
之后，高层为了提振经济，将次贷危机造成的冲击降至*，连续出台刺激政策。先是央行在9月至11月，4次降息，3次降准。紧接着，国务院在2009年出台了“四万亿计划”。
同期，美国政府也开始量化宽容政策，并做出历史上最激进的一次对私人部门的干预，强力出手拯救了AIG、通用汽车等“大而不能倒”的企业。
全球行动一致的救市下，道琼斯指数在暴跌50%之后，从6470点开始强力反弹，由此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大牛市。
而A股也迎来一轮强劲的反弹，从1664点涨至3478点。
“四万亿计划”虽然针对的不是股市，却在客观上起到了救市效果。在全国大规模的投资和基建带动下，有色金属、钢铁等板块成为反弹的急先锋。
但大规模的救市并没能改变A股牛短熊长的投机特征，很多初衷是为了保护投资者的政策和制度，例如T+1、涨跌停、新股审批等，最后却成了埋葬韭菜的坟场。
一大批高成长的初创企业，因为发行门槛太高被挡在市场之外，使A股不断失去腾讯、阿里、京东等优质企业，进而无法孕育出价值投资的共识。
而对股价操纵、发布虚假信息等行为和责任人，处罚力度不够，以及强制退市等制度迟迟不能建立，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投机气氛。
由此带来的结果就是，几年后，投资者便迎来了一轮更加疯狂的牛熊轮回。
2015年“暴力”救市
2014年7月，A股在经历了长达七年的暴跌和调整后，估值进入历史底部区域。
经过最初的温和反弹后，在场内外杠杆资金的撬动下，A股迎来一轮疯狂的杠杆牛市。沪指从1849点开始，上涨至一年后的5178点。
两市成交额也随着杠杆资金的不断涌入，迭创新高。2015年4月至6月，两市日累计成交金额连续突破2万亿人民币，创造了至今依旧无法打破的天量纪录。
面对场外配资动辄四五倍，甚至上十倍的杠杆，管理层开始出手整顿。
6月15日，在沪指创出5178点后的第三天，证监会要求各大券商清理场外配资。甚至有传言称，监管部门派人驻在券商办公室，下令当天必须掐掉场外配资，不掐就不走。
一时间，市场资金犹如惊弓之鸟，夺路而逃。
于是，一场投资者从大喜到大悲的末日剧开始上演。6月26日，沪指一天之内暴跌7%，创下股灾后单日*跌幅。
次日，央行不得不紧急宣布降息、降准，财政部提出养老金入市办法意见，证监会则修改强制平仓线。短短数日间，遏市变成了救市。
央视在解读央行政策时，下方甚至出现字幕“一旦逃出火场后，不要再返回火场”，被视为对股民的劝诫。
但滚刀一旦落下，便很难接住。在杠杆资金的夺命狂奔中，沪指一路下跌至7月3日的3629点，短短14个交易日暴跌31.76%。
7月4日，政府开始托市，命令券商直接注资救市，并暂停了IPO。中证金公司也从银行系统获得上万亿的流动性支持，成为当时救市国家队的主力。
中金所则持续出台限制股指期货交易的措施，财政部支持国有金融企业增持，国资委也要求央企不得减持。
甚至出现了不准分析师发表负面评论、公安部派人进驻券商严惩恶意沽空这样的举措。
暴跌之下，很多公司为了规避风险，纷纷选择停牌。到7月8日，两市停牌数量暴增至 1429 家，占到所有上市公司的一半以上。
当日，证监会再推两条救市措施：一是限制上市公司股东和高管通过二级市场减持，二是要求已经减持的大股东及高管增持股票，共克时艰。
保监会也响应救市号召，鼓励险企投资股市以及举牌。7月中旬，保险机构持续净买入股票和股票型基金，金额达1122亿元。这也为后来险资频频举牌、滑向“野蛮人”埋下了隐患。
连续出台的救市措施，并没能挽回投资者的信心，沪指继续下挫至2850点。
面对失控的局面，管理层祭出大招，于9月7日出台熔断机制征求意见。然而，在原本就有涨跌停制度的A股市场，这一学自西方的制度，反而诱使股指加速滑落。
按照规定，沪深300指数触发5%的熔断阈值，交易所将暂停交易15分钟，而如果尾盘触发5%或全天任何时候触发7%则暂停交易，直至收市。
2016年1月4日，熔断机制实施*天，投资者便用脚投票，在触发*个阈值5%后，加速滑向7%。
1月7日，这一实施仅四个交易日的机制就被紧急叫停，成为中国证券史上最短命的股市政策。而它给投资者造成的市值损失却高达5.6万亿。
此后两年间，A股投资者依旧未能摆脱暴涨暴跌的宿命，于是便上演了最近的再一次千股跌停和再一次强力救市。
从1990年沪深两市开市，至今短短28年，A股取得了巨大成就，市值跻身全球第二。
但不可否认，这个市场仍然存在股价操纵、内幕交易、上市公司不分红、垃圾股无法退市等一系列扭曲市场的行为。
中国的资本市场要想走得远、走得稳，不能指望每一次暴跌，都由政府出面救市，而应该立足长远，通过建立有效的监管制度，让市场回归价值投资主线，把投资者的利益放在融资者的利益之上。
这才是救市的核心所在。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今天，在首届进博会上，官方宣布将在上交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
这一全新的制度尝试，似乎在预示着国内资本市场更加规范、更加国际化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