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需很大，引领发展新动力还需创新驱动

内需很大，引领发展新动力还需创新驱动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大喜之年。面对更加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如何妥善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和地缘政治风险，如何继续平稳推进“一带一路”战略落实，如何保持经济社会大局稳定，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好“三大攻坚战”，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如何通过新一轮结构性改革令中国经济找到可持续新动能，均广受关注。

2018年12月8日~12月9日，三亚·财经国际论坛将再度召开。国内外政商学界精英深入分析全球热点，全面展望2019年全球及中国经济、政治、社会、科技新趋势，共同寻求中国与全球发展新动力。会上，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高建，海南第一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海南省肿瘤医院理事长蒋会成，优必选CFO张钜，香港铁路有限公司首席顾问易珉，捷豹路虎联合市场销售与服务机构市场执行副总裁胡波围绕《创新驱动——引领发展新动力》这一议题进行了探讨，本场讨论由《财经》杂志副主编苏琦主持。

以下为投资界（ID：pedaily2012）根据现场实录进行的整理：

高建：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来自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专业是关于创新创业的，我在的系叫创新创业与战略系。

今天的话题是探讨创新驱动，创新驱动，我想和大家交流的是什么驱动创新？因为作为新的发展的力量核动力，什么来驱动这个动力？驱动创新的基础是什么？简单说有三个方面：第一、企业是主体。第二、体系是支撑。第三、人才是第一资源。

为什么说企业是主体呢？2000年是个分水岭，中国2000年以后就进入到科技起飞的时代。所谓科技起飞，就是研究开发的投入战GDP的比重达到1%以后，往往会在10年左右的时间达到2%，而作为一个创新驱动的国家，达到2%是标志之一。中国是在2013年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达到2%。

作为一个国家，把资金投在研究开发，都投哪儿了呢？在2000年以前主要不在企业，2000年以后，主要在企业。为从现在经费的构成来看，企业在整个研发投入中占的比重是最高的，2015年已经达到了76%。

另外一方面，作为中间产品——发明专利。2000年以前，企业不是主要的，主要是大学和科研机构。2000年以后，发生了根本的变化，2015年企业能得到的发明专利已经超过了15万，大学和科研机构加起来也就它的1/3多一点。可以看到，中国创新发展中，企业主体性已经呈现了。

中国现在企业的创新能力的获得，主要不是靠引进和消化吸收，而是靠研发投入。从这三个方面就能说明，作为创新驱动发展，谁来驱动创新？首先，企业是主体。第二，体系是支撑。不管是现代的企业还是新企业。当你把一个企业做起来，从创新创业的角度来说，大概有这么几个阶段：首先得有来源，既来源于大学、机构，也可以来自于企业，企业可以自己做，也可以分拆出去和别人合作，这是源泉。大家知道，创新的努力是一种可再生的资源，它是无穷无尽的，只要激发这个源泉，后续不管是通过孵化、通过成长，还是通过资本市场，都能够让创新不断发展下去。所以说，这个体系是支撑。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要推动创新需要一个体系的建立。这地方也有一个支撑体系，既有政府的帮助，也有大学的支持，也包括了知识产权，土地的政策，以及提供一些便捷的服务，甚至商业性的创业投资基金和政府引导基金，它是一个体系化的、生态化的组成，才有可能推动创新。

第三，什么驱动创新？人才是第一资源。不管是经济发展还是社会发展，不管是技术创新还是商业模式创新，最后都是靠人，靠人的能力。对于人这种资源的能力产生，主要是靠两方面：一是现在已经形成的组织和培养的人才，主要要有好的激励。二是培养能够推动创新的人。所以，我们说未来人才靠培养，现有的人才靠激励。

苏琦：下面有请蒋董事长，从医疗行业的投资、技术进步进行发言。

蒋会成：我是在海南成长的企业，转型做医疗，结合自己的企业发展说两方面的创新。第一，在全国社会办业的潮流中，我们企业在省委省政府支持下，创新了一个全新的医疗机构的体制。海南省肿瘤医院是卫计委主办的机构，但投资又全部是民营企业，投资大概几十亿，同时给民营办的医院事业单位的法人。这个创新的意义是，海南省肿瘤医院作为省级肿瘤医院给社会办医，也是全国唯一。我们因为是海南肿瘤医院，因为是事业单位的法人机构，所以对我们在医疗行业吸引人才方面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否则在传统观念里，他不会到民营医院去。我想强调的是制度方面的创新。

胡波：我觉得创新对于汽车行业来说，尤其对于今天的汽车行业来说，尤其重要。汽车过去是传统的制造行业，从汽车发明到现在一百多年的时间以来，这个产品的形态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从奔驰设计出第一辆汽车，到很多很多汽车，它的物理形态或者产品属性并没有太大变化，无非就是一个车壳、四个轮子、有发动机等等，虽然过去几十年，它的电子设施、内饰有很多很多创新，但本身汽车作为一个产品，形态并没有太多的变化。

但在过去五年左右，汽车行业来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为什么呢？因为汽车行业跟互联网结合了起来，汽车行业跟电动化趋势结合了起来，汽车行业跟AI、人工智能结合了起来，汽车行业还跟新的分享经济结合起来，这就是最近行业内都在说的所谓汽车的“新四化”运动，即电动化、智能化、无人驾驶、共享化。

这些新的潮流给传统制造行业带来了很多创新的元素，未来的汽车产品形态跟今天的汽车会有很大的差异，因为有几个重大的变化：第一，这辆车可能不再喝油了，而是充电的，会对整个汽车产业和上下游、相关能源行业带来巨大的变化。第二，未来汽车可能不需要人开了，这又是对产业的上下游、驾驶者和乘坐者，以及行进过程中省出来的时间可以做什么事情，带来了很多新的想象力的空间。再往后展望，可能不需要每个人一辆汽车了，很多人可以分享一辆汽车，事实上今天这样的分享模式已经开始如雨后春笋一样崛起了，这又对未来的商业模式带来很多新的变化。有人问，这个创新的源泉和动力到底哪儿呢？我们认为创新有两条大的路径：一是技术驱动的，二是商业模式驱动的。很多行业以技术驱动为主，或者以商业模式驱动为主，两条路径选其一。我认为，汽车行业必须结合这两种模式并驾齐驱，仅仅有技术驱动也不行，必须要用技术作为支撑，在技术平台上构建新的商业模式，才能焕发出这个行业新的爆发力。

苏琦：下面有请优必选CFO张钜先生发言。

张钜：我们优必选是全球最顶尖的AI人工智能独角兽公司，今年年初我们完成了C轮融资，市值50亿美金，短期之内可能会做C+轮，估值可能会翻一番。我们的发展非常迅速，今年的销售收入增长，可能会超过800%以上，盈利也非常可观。我们的产品线，总体是有2B和2C两块的，2C有很大的产品线，一个是人机交互。我们认为未来一定是AI人工智能时代，而且是主动的人机交互。2B生产线有两大机器人，一个是商用导购机器人，比如居然之家每个楼层都有一个导购机器人，将来商场导购可能就没有了。

优必选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呢？有两个非常大的来自深圳高科技企业的基因：一是创新精神。我们有很多博士、博导、教授、两院院士。二是最接地气，我们的产品化做的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有这么高的净利润。

为什么说科技创新是中国发展的一个很大的驱动力呢？因为从AI人工智能来看，相当于农业社会进入了工业社会，是这么剧烈的变化，这个新增加的产业是无与伦比的，看不到天花板在哪里。很多人问我，AI人工智能机器人这么厉害，人类是不是就被淘汰了，就没有工作做了？这既对，也不对，就是变革一定会发生，我们不能害怕，不能抗拒，只能拥抱这个变革，甚至积极参与到这个变革中去。

苏琦：易珉，我一直把你们公司看成基础设施公司，不太看成科技公司。

易珉：我讲几个点：第一，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在世界上是否发达，除了它的国防军事能力，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指标，是公共服务做得最好。什么是公共服务？医疗、教育、交通、国防等等，公共服务这个议题非常有意思，它是由四个字两个完全极端的概念组成的，两个字叫“公共”，公共追求的是公平和大家共同的权利，“服务”两个字，被服务者追求服务的水准是没有上限的。我希望得到你的服务，但是你永远服务的不好，假如我坐着吃饭，恨不得你给我服务躺着吃饭，等我真的躺着吃饭了，我恨不得你给我服务喂午饭，服务是永远没有上限的。我从事的行业是公共交通，这个概念拿到社会上之后，就变成了大家说的公益性。如果一个机构做一件对社会有益的事，它是公益机构，你要不要让这个公益机构赚钱？很多人都认为不应该赚钱。我再问一个比较挑战的问题，如果一个机构，或者一个人，做了为社会有贡献的事情，做了好的事情，你要不要让他赚一点钱，还是你永远让他受穷？我相信这是一个社会的伦理和社会进步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想改变公共服务特别低下的服务方式，就要引进模式创新。

香港在模式创新方面做的是全球最好的，香港地有多大，1100多平方公里，其中有75%的珊瑚海，按说这个城市应该是世界上最拥堵、最不宜居、最烂的城市，但在世界城市的评分里，香港被评为公共交通和方便出行率第一。它怎么做的呢？模式创新，什么模式创新呢？社会资本在修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但它的服务水准随着企业的盈利在逐渐提高，它变成了一个上市的公司。上市的公司，政府拥有上市公司的70%的股份，政府不但不补贴，反而从这个上市公司手里每年挣钱，也就是说它做了公共服务，做了公益，因为做了对社会有贡献的好事，所以它是微利甚至盈利的企业，它的股东又是政府，所以进入了一种良性循环的过程。全球所有做轨道交通的机构全是赔钱的，唯一的全球有一个机构挣钱的，就是香港铁路。

大家去过纽约地铁，去过伦敦地铁，去过很多城市的地铁，特别是纽约地铁，脏的一塌糊涂。政府补贴的机制，公共服务，做完了之后变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也就是说做的社会公益越多越赔钱，灯光不亮就不亮吧，因为要想把灯修好得花钱。换句话说，很多年以前，我们有些城市的地铁为什么灯光不够亮，车速不够快，车厢不够新？没有钱。每年政府拿出补贴来给这些运营商，运行商只是维持一个最低端的公共服务，达到了公益性就行了，服务不做，因为服务的水准越高花的成本越高。

我的下一个议题是说，模式创新很重要，但创新里面还有一个领域，是在传统意义、传统技术上的创新。刚才讲的人工AI是颠覆性创新。但是，我们有没有在传统意义上、传统模式上创新呢？有，但可能不够注重这些领域。比如最近炒的比较热的是超级高铁，高铁已经350公里/时了，有没有可能再比它快，每小时1000公里、2000公里，一个小时坐到香港，甚至一个小时坐到纽约，有这个可能。但是，我们的掣肘和瓶颈在什么？高铁的动力来自于接触性的供电，可不可以无接触式的供电，创新有时候像多米诺骨牌一样，随着社会往前走，它慢慢倒，倒到了一定程度，你会发现到了这个时刻的瓶颈，如果不把它打开，新的创新做不下去。所以，传统模式下的再创新非常重要。

苏琦：我一直觉得医院和医疗研发方面，这么多年一直不尽如人意，公共的公平性和服务的差异化，包括医院怎么有一个合适的盈利水平，这方面我们一直理的不是太顺，比如社会资本引入医院，我们还特别强调不以营利为目的，这不完全是搞公益吗，当然也不能完全以营利为目的，这之间怎么平衡，以更好地激励企业家进入这一领域进行创新？

蒋会成：公共服务跟盈利关系，确实这几年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实际上这几十年国家的医改失败，就是这对矛盾没处理好，这是医改失败的根源。医改失败的意思是，不给医院拨钱，自己挣钱买设备，提高医护人员收入，所以这就造成了今天医患矛盾这么深的根源，必然多检查，多开药，必然是追求高收入。这个惯性形成以后，要把这个体扭转一下，我觉得再过十年也看不到很好的希望。

回到社会办医，现在国家鼓励社会资本举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其实这是一个悖论。为什么呢？非营利机构的核心是永远不能分配利润，鼓励社会资本做慈善开医院和学校，干脆讲清楚这是慈善事业。你们不要去赚钱，但实际上每个民营机构，只要不是捐出来，都要赚钱。所以，在有公益性质的医疗行业的盈利，我们一直在思考。最近国家规定，幼儿园培训项目不能进上市公司资产，也不能被并购，搞医疗的看到这个心里有点打鼓，万一哪一天说医院也不能上市，也不能资本化，开句玩笑，就纯粹是慈善机构。我

将来我们觉得社会资本办医疗，最后在服务和质量差异化上引领，而不是干坏事引领，公共服务管最基本的老百姓，是政府职能，但你想一个人住一件，收到很好的服务，可能就是我们的盈利点。作为社会办医，特别希望在公共服务部分做个有益的补充，也希望在模式、制度创新方面，国家能够制定出更好的适合行业发展的制度。否则，刚才说的两个悖论在短期内是解决不了的。

苏琦：问高书记一个问题，您讲的企业家为主体非常好，但我最近注意到一种现象，大家一下子对企业家赋予的期望过高，除了盈利之外，要加大研发投入，不能光唯利是图，好像企业投得多总量大，就是民族英雄，就有自主创新的能力，这里面是不是也存在企业有自己的产品盈利周期，研发有自己的规律，基础研发和企业研发怎么样更好的分工和兼顾，就像有的说的今年100亿搞芯片搞不成，明年200亿。

高建：企业家有两种形态：一种是生产型的，这个生产型不是指的生产产品和服务的概念，就是它能创造新价值。一种是属于寻租型的，套利，社会上这个事情不管有没有社会价值，只要挣钱就行。当我们去看一个企业家的时候，希望这个企业家创立一些正向的东西，而不是负向的东西。

从企业家来说，每个人的追求不一样，有的希望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改变自己的命运。最早是这样的。但也有些人把发展作为梦想实现的基础，不管是哪一种情况，主持人说的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从古到今或者从中到外是共通的。但你说企业家是不是应该有一些召唤就不去考虑自身的生存，这还是本末倒置的，可以有一些国家的使命，哪怕是一个普通的公民，也有这个使命。一个企业的生存还是得遵循基本的竞争和市场规律。一般的企业可能以烧钱为主，它每一次的花费是为了以后能够发展的更好，有更多的预期，有更多的投资，每次新的投资给它一个更高的估值，意味着有更好的未来。这是它成长的必经之路，虽然不盈利，但是具有的盈利的前景。如果一个企业自身在相对比较稳定的状态下，企业发展中现金流量越来越少，或者竞争力越来越差，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样是不可持续的。企业家有社会责任是正常的，对社会创造价值是必需的，但必须在市场竞争中遵循基本的发展规律，而不是超越这个规律，而做一些它承担不了的职责。

苏琦：请问胡波一个问题，本来想问这次贸易战对你们的影响，后来想想我们还是往好了想，我是技术上的门外汉，但我发现汽车变得非常有魅力，变成一个高科技产品，但有两条路线，一种是互联网企业造车，一种是汽车企业本身。您认为哪条路线更胜一筹，或者到最后汽车行业会不会就不存在了，给互联网打工？

胡波：汽车行业，过去是一个传统的制造行业，感觉没有太大的魅力，就是大的投入，资本密集型，人员密集型，汽车销售全世界进入了一个相对比较平稳的时期，只有在中国还在突飞猛进。但这两年来，由于汽车和高科技的结合，尤其跟资本的结合，一下子忽然就很多热钱涌入到了汽车行业。因为汽车跟互联网结合了以后，大家看到了这个产品在未来可能会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可以想象，汽车在智能化和互联网化以后，就变成了一个长着四个轮子的大手机，在行进的过程中，当你坐在一个有四个轮子的大手机里的时候，可以干很多事情，它能够引起的相关的商业模式的变革、创新，以及带来的相关产业的新的利润的增长点，这是可以想象的。在这样一个革新的过程中，确实有两条路径：传统的汽车行业+互联网；互联网+传统的汽车行业。我个人认为，最后还是殊途同归，因为最终还是传统制造业和互联网的结合，至于哪条路径更加成功，现在看来还不是特别好说。但从最近这几年的实践来看，传统汽车行业有一个实力的回归，因为在最初开始新能源汽车和互联网汽车兴起的时候，有很多新兴的造车势力喊出了弯道超车的概念，但实际中发现车还不太好超，因为汽车确实比较复杂，上万个零部件，尤其汽车的生产、制造、销售到售后服务，已经有一套比较完整的体系，在短时间内要打破这套完整的体系，恐怕不是那么容易，毕竟这个产品有安全性，有很多其他产品不太具备的特殊的属性，所以这个弯道超车不太好超。

传统的汽车行业可能起步比较慢，在一个中长跑的过程中，可能一开始出发没有别人快，但跑着跑着后劲就来了，因为长期制造业的沉淀，它具备了在创新的过程中的后劲。就中国来看，电动车的行业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在过去几年，大家看到电动车在刚刚雨后春笋冒出来的时候，有很多油改电的例子，简单把一个汽油车改成电动车，很多弯道超车用一些相对质量不是很高的，或者相对比较低价的产品很快占领了一些市场。但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传统的车企，尤其是技术沉淀比较深厚的传统车企开始发力了，这个发力应该在明年，明年主流的传统汽车的合资企业，在中国会大规模推出电动车。在这种情况下，一些起跑比较快的企业，可能会感到更大的压力，尤其是在产品的稳定性、质量和售后服务方面，传统车企还是有很大的优势。最后一定会有一些年轻的选手，一些新兴人类脱颖而出，在这个行业里一定会有几条鲶鱼，一定会有成功的新兴的选手，但不能否认的是，传统汽车行业还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包括内然发动机还远远没有走到它的历史使命的劲头，未来的5年、10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一定是传统汽车行业和新兴汽车行业并存，互相融合，触发新一轮创新的这样一个新的局面。

苏琦：我们作为消费者来说，肯定是愿意你们打的越狠越好，因为会降价。刚才张总讲到估值，我们听了很振奋，你们接下来准备去哪儿上市？是奔新三板，还是习主席刚刚在上海推出的科技板？其实我刨的坑是，咱们现在资本市场对于高科技企业的支撑作用到底是足还是不足呢？

张钜：AI人工智能是未来技术，需要很大的投入，投入来自于两个，自己拿出部分钱支撑。但同时风投机构对我们的投入，尤其在更早的初创期的支持太重要了。我们会去到A股市场，不管哪个市场，它的IPO融资，还是以后的再融资，对我们高科技企业太重要了。我们是来自深圳很接地气的，产品很商业化了，能够自己支撑自己，但自己支撑自己会慢，有资本市场支持会更快。我还是盈利的，像生物制药、芯片，可能很长时间都没法盈利，资本市场对它支持非常非常重要。今年一系列的科技创新试点企业的规则，无论是科创板还是创业板，我们相信会推出一系列新的改革措施，去支持芯片、AI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前期投入很大的企业的上市，而这些对于中国的国策，对于未来的产业和未来占据制高点非常重要的，这是资本市场非常值得做的一件事情，我相信做了之后它的回报也很高，我觉得是利国利民。

高建：我补充一下这个话题，推科创板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想促进科技企业的发展。科技企业发展有两个特点：第一、有的时候它的波动是比较大的，它的成长往往有爆发力，但不能很快有爆发力。第二、往往一开始以烧钱为主，不太容易有收益。一般的资本市场上市规则，他们是很难满足的。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如果IPO的通道是对它畅通的，VC也愿意承担一部分职责，它可以以非上市的公司作为投资对象。现在甚至说由于VC的追捧，有一些初创企业可能出现市值的倒挂，表明在上市之前，已经有资本的力量在那儿。如果上市和资本的力量对接，而不是与一般成熟的公司上市按照一个标准进行，肯定是有利于新兴企业发展的。包括要把一些在海外上市比较优质的企业吸引回来，这也是一个趋势，至少呈现了一种信号，只是这种信号是不是能够有助于新的企业发展，还要看。

我们一直研究新三板，新三板上万家企业，里面有一批企业是比较有成长性的。新三板可能不如科创版更有利于科技企业的发展，科创板的推出，对现在已经成为或者即将成为独角兽的科技企业是一个巨大的利好。

苏琦：作为一家深圳的企业，跑到上海去上市，会不会多少受到一点压力？

张钜：不管我们在哪儿上市，首先我们是中国企业在中国上市。上交所的科创板定位的不是一个上海的企业，是一个全球金融中心，所以我们的格局一定要大，不要有地域的歧视、限制，只要是科技创新企业，利国利民就应该支持，尤其我们要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可以看到，之前很多规则，希望你是一个完美的企业，但科技创新企业不是一个完美的企业，既然名字叫科创板，或者创业板，希望能够符合这些科创公司的特质，不要以成熟企业的眼光看待它，我们国家要不要芯片产业，要不要生物医药产业，要不要AI人工智能产业，占据这个制高点，通过资本的力量让我们的产业起来。既然是创新的东西，我希望制度上也去创新。

苏琦：我们每一次全球化遇挫，或者对外关系稍微有点波折的时候，我们一般会想到两点：一是自主，二是国内市场，内需很大。前几十年内引外联进步很大，这个空间是不是已经没有了？我们本身是民族自豪感很强的民族，我们中国人也不笨，到了一定阶段，要不要这个，要不要那个，肯定都要，我们担心在这个阶段被别人卡了脖子上不去，产业空心化，高不成低不就，上不去下来，如果我们都要了，上中下游都通吃，会不会引起别人更多的反弹，甚至围堵？

易珉：这个问题提的非常有挑战性，我试着回答一下。我在过去三十年从业的行业，英国做了19年，在美国的通用电器做了一段时间，在瑞士诺华，现在在香港铁路，这四个领域都是本领域排名第一的行业。我做了这么多年，有那么几层体会：第一，我们经常在提倡的是全球要多边化，不要单边化。多边化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所有产业链不可能由一个国家来完成，因为随着科技的发展，不可能由一个国家来完成。

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自力更生，要不要有？一定要有，最基本的安全，我们一定要做足做到。但有一点，如果我们所有的行业、所有的东西都自己来做，有可能在资源方面、在全球整合方面、产业链方面是浪费，说一句笑话，《全球时报》总编有一个讲话，他说网民来骂我，我用苹果手机发了一条中美关系的微信，网民说，你打着爱国的旗号用着苹果的手机来挺华为。其实苹果手机70%是在中国制造的，苹果手机在东莞、在深圳有上百个分销商或者零件制造商。波音飞机，由200个国家和不同地区做成的，很难说所有的事情都自己做，这从能源和社会的结构来说，不可以这样。但当我们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要引进先进的技术，比如在过去改革开放的40年，我们通过合资、通过技术引进，再学习，再开发，再创新，做出来很多东西。华为的东西确实有的地方做的比较好，但是它是建立在学习了别人的东西以后产生的。所以，全球一体化的方向，我们应该更进一步打开，打开技术领域，包括派留学人员出国学习，让我们融入世界，让世界融入我们，这是我们该做的一个大方向。

咱们国家在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公共服务方面的创新重要性在哪儿呢？西方社会公共服务发达，有很多领域都是公共服务，甚至连国防采购都是由公共服务来做，一个人、一个企业在社会上做了好事应该得到回报，而不是说做了好事以后，一分钱不拿，我们的慈善机构全是建立在有了钱之后做慈善。很多年前，我们的祖先把英文的一个词翻译成中文，就是“公司”，这是非常聪明的一个做法，为什么翻译成“公司”，中国虽然有商业，但公司这个概念是没有的，是后来引进的。为什么不翻译成私司？公是说要对社会有责任的事情。司是司职，要做该做的事情，有自己的领域和专业。把这两个字加在一块就变成了公司。只要你是一个公司，一定要对社会产生价值，只要你是公司就一定具有社会公益性，只不过大小的问题。作为医疗机构，一个好的医生治病救人，解决了人身体的疾病问题，他一定要有好的回报，让他好好生活。香港相信一件事，大街上遇到算命的一定不要让他算，因为他自己都不能算好自己的命运，他怎么能算好命呢。如果一个医生买不起房子，他做的事情也没办法做到对社会有益的事情。

苏琦：感谢在座的各位嘉宾，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时间到了，这个环节到此结束，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