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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400万到5000万,毕赣还是没找到“合适的钱”!

毕赣不是第一个不懂控制成本的文艺片导演。

贾樟柯的秘诀

“娄烨、贾樟柯这些文艺片导演怎么挣钱?”“为什么有人会给他们投资?”各种互动平台上总有人这么问。

问这种问题的人,既不了解文艺片,也不了解文艺片导演。

早在很多年前,贾樟柯就掌握了解答这个问题的秘诀——2002年,拍过《禁闭岛》的好莱坞导演马丁·斯科塞斯看到了贾樟柯的处女作《小武》,非常感兴趣,约他去自己的工作室聊聊,并告诉他这个秘诀:一定要低成本。

多年来,贾樟柯都严格遵守这条铁律——虽然票房低,但凭借“低成本+海外版权”,活成了一个“不差钱”的文艺片导演。

如果青年导演毕赣有同样的“慧根”,结局或许会不一样。

2019年新年钟声敲响之时,一大批观影人群走出电影院——他们刚刚度过了一个“地球最困的夜晚”。

带着未消的余困和“被欺骗”的愤怒,不少人涌入售票平台,毫不手软地给电影打出低分,并在朋友圈里提醒身边的人不要“踩雷”。

传说中的2018最后一部爆款电影遭遇“开年黑”。猫眼电影显示,至1月5日,《地球最后的夜晚》累计票房2.8亿,评分却只有2.6分。

对于毕赣来说,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或许不是我本可以,而是,我本不至于。

很多人都把这次事故归因于错位的营销,但故事的本质,也许是一个野心太大而经验尚浅的年轻文艺片导演,低估了“钱”,低估了规律,却高估了自己。

都是女神惹的祸?

2015年,毕赣的*部电影、成本20万的《路边野餐》在国际电影节上崭露头角。接着他开始筹备第二部电影,也就是《地球最后的夜晚》。

半年前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毕赣坦言,*部电影成功之后“确实不差钱了”。于是,他大着胆子将新电影的成本预算提升到400万。

400万其实很低了——从20万到400万,也符合一个文艺片导演电影成本增长的一般规律。

但问题是,这部电影,毕赣的意向演员是汤唯。

根据网上公布的明星片酬排行榜,2018年汤唯的电影片酬是1000万,即使有报道称汤唯这次是降价出演,但这个预算大概刚刚够付女主角一个人的片酬。

低成本和女神不可兼得,毕赣选择了后者。

为了女神,他和制片人单佐龙小心翼翼地将预算提升到2000万。

作为一个文艺片新人导演的第二部作品,这已经有点冒险了。而邀请电影明星,这被毕赣认为是电影“商业化”的部分。

可是,就连许鞍华这样的香港老牌导演,即便此前已凭借《女人四十》摘得金马奖大满贯,拍《天水围的日与夜》这样的小众文艺片时,也把成本压缩在200万以内。

《小武》《站台》之后,贾樟柯的第三部电影《三峡好人》,和另一部纪录片加起来,成本也才600万。

对于很多导演来说,爱老婆的最高境界就是让老婆当自己的电影女主角;对于文艺片导演来说,这不仅可以表达爱,还可以省钱。贾樟柯就是这么做的。

当然,女神也不是不可以用。

当年高圆圆就是第六代一众文艺片导演最喜欢的女主角,范冰冰也与文艺女导演李玉互相成就了对方。

但问题是,那时的高圆圆还只是“清嘴女孩”,范冰冰也还不是范爷,商业价值远远比不上现在的汤唯。

可见,聪明的文艺片导演擅长挖掘“未来时的女神”,而不是用“现在时的女神”。

然而,《地球最后的夜晚》项目的后续发展,却远远不能简单归罪于女神了。

失控的预算

毕赣不是*个不懂控制成本的文艺片导演。

1993年,姜文开拍自己的导演处女作《阳光灿烂的日子》。

姜文性格强势,拍电影追求*,投入不惜成本——影片素材总共拍了25万英尺,创下了中国导演耗片比最高的记录——加上投资人中途撤资,电影一度难以为继。

最后还是“中国模范前女友”刘晓庆伸出援手,主动扛起电影监制的重任,帮姜文四处打点,筹得一大笔钱给他续上了命。后来刘晓庆身陷囹圄,姜文报之以李,也被传为一段佳话。

《阳光灿烂的日子》后期制作资金链断裂,又得到德国导演、“新德国电影四杰”之一施隆多夫相助,惺惺相惜的两人也以“哥们”相称。

《阳光》的投入最后达到200多万美金。那还是上世纪90年代,按照当时汇率已经接近毕赣这次的2000万人民币了。

好在,过程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阳光》不仅以5000万票房拿下当年内地电影票房冠军,口碑也炸裂到被影迷奉为“90年代最伟大的电影之一”。姜文一战封神,但电影最终还是因为成本太高,亏了1000万。

对于*主义的追求和对成本的忽视,以及多次资金链断裂的经历,毕赣跟姜文很像。

《〈地球〉背后融资局:一部高额投资艺术片的求生之旅》一文,详细讲述了毕赣多次追加投资的经过。简单来说,一共有三次:

*次,剧组原定6月开机,但因为美术团队出现问题拖延了一个多月,每天30-40万的开销,*批投资方——上市公司华策、韩寒的东亭、台湾的华文创、以及太和营业,都认下了超支的钱。

第二次,7月复机以后,剧组仍然入不敷出,引入第二批投资。这次投资方来自剧组内部发动的“关系”——监制沈暘引入的中影国际基金,演员黄觉介绍的张歆艺的道来影业,以及监制万娟找来的黄晓明与郭亭婷的境界文化新沂有限公司。

第三次,因为计划3个月完成的电影最终耗时9个月,后期制作为了赶工参加国外电影节。为此,第三批资方,优酷、腾讯、猫眼、蓝色星空纷纷入局。

“原本的预算不合理。我们拍了九个月,大家待在一块有很多基础消耗,花了一大部分钱;还有一大部分花在了美学的试错上,比如场景、道具。”毕赣这样总结超额的原因。

最终,预算的2000万膨胀到最终的5000万。

每一次困难都有投资方伸出援手,这看起来又是一个“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续集。

然而,所有命运的馈赠,早已暗中标注了价格。

至此,16家投资方的庞大格局尘埃落定,几乎占据了影视投资圈的半壁江山,刚好凑成4桌麻将,热闹得很。

电影的70分钟长镜头能不能载入影史不好说,但一部文艺片背后搞得这么热闹,可以说是前所未有。

那篇文章最后得出一个结论,总结起来就是:人多好办事,组建多方资本可以分摊风险,利用多家资源优势。

然而,这话有点片面了。

人多,有时候好办事,但有时候,也可能会坏事——这么多市场化的投资方“各显神通”,难保不整出点事来。

于是,就有了后来的错位营销事件:

为了票房,宣发方把这部小众文艺片装扮成一个浪漫唯美的爱情故事,押注于电影结尾女神汤唯和男主角黄觉的那场吻戏,打出了“与最重要的人一起度过一个最有仪式感的夜晚,一吻跨年”的旗号——因此,电影选择在12月31日21:50分开场,影片结束时恰好就是0点0分跨年那一刻。

有人总结:这是用卖保健品的方法卖艺术品。

于是,那些抱着“一吻跨年”简单目标的情侣们走进电影院,却听不懂接吻前黄觉念出的那句咒语:

用刀尖入水,用显微镜看雪,就算反复如此,还是忍不住问一问,你数过天上的星星吗,它们和小鸟一样,总在我胸口跳伞。

花投资人的钱试错,没问题;投资人犯的错,也只能受着。

算来算去,根儿上可能是自己犯的错。所以,也只能咬着牙,自己消化。

于是,毕赣只能对媒体说:

“我的宣发同事不偷不抢不下跪,靠自己的能力,靠自己的知识做一件事情,我没有觉得他们有任何过错。”
“我感觉投资人对我挺好的,大家都希望我创作出很好的艺术作品。他们对我的创作零干预,要不我怎么可能拍成这样呢?”

好在,跟姜文不一样的是,预算虽然超了,但票房足够高,这次不会亏钱了。

找到“合适的钱”

在拍电影的前十年,娄烨和老搭档、监制耐安经常用自己的钱拍电影——耐安当演员、娄烨拍MV,用挣来的钱做电影。

如今,耐安认为,不少电影项目都“很有钱”了,现在应该讨论的是,每一部电影要找到“合适它的钱”。

显然,“不再缺钱”的毕赣,因为没有控制好成本引发了下一个错误——这5000万当中,到底有多少是真正适合他的钱呢?

跟同时期的青年导演忻钰坤相比,毕赣对“钱”的把控力更显得不足。

忻钰坤的处女作《心迷宫》跟毕赣的《路边野餐》一样,都是从FIRST青年影展走出来的,豆瓣评分高达8.7分,逼近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更入围了豆瓣电影Top250。

忻钰坤第二部作品《暴裂无声》预算同样是2000万,但他比毕赣聪明的地方有两点:

*,他没有超支;第二,两个投资方——并驰影业、和和影业,前者是2016年FIRST创投会赞助方,后者是FIRST影展的主要创办和支持机构——都不把盈利当成*诉求。

许鞍华虽然拍电影经常亏,但看人是一看一个准,找钱是一找一个成。

2008年许鞍华拍《天水围的夜与雾》,找不到投资,她去找“烂片*”王晶,自己心里都没底。结果王晶给了她700万,还让她“不要考虑赔不赔”。

接着许鞍华又拍了《得闲炒饭》这种明知道会扑街的电影,王晶继续给她砸钱。

王晶上《吐槽大会》,有人吐槽他,用自己拍烂片挣的钱去投资别人的文艺片,就像偷电瓶车去劫富济贫。

到了《桃姐》的时候,许鞍华实在不好意思再去“坑”王晶了,这回她盯上了刘德华,“没人愿意给我投资,你帮帮我好不好?”

刘天王不忘当年许鞍华提携之情,拿出了3000万。“大家都是为帮忙,而且即使亏也是亏我的片酬,就当玩了”。

没想到,最后他不仅小赚一笔,还一举拿下香港电影金像奖影帝。

总结起来,文艺片导演的“合适的钱”主要有三个渠道:

*,国外的专业基金——这是老一代文艺片导演沿用至今的;

第二,有情怀、不差钱的好朋友;

第三,国内专业的资金,或者了解文艺电影运行规律的专业机构。

这三类资金有一个共同特点——对票房没有过高的期待,有的甚至做好了有去无回的准备,导演可以牢牢把握主导权。

急于证明自己的毕赣,似乎忘了考虑这些。

新锐导演孙渤涵在知乎上回答了一个问题:新导演如何寻找靠谱的投资方?他的答案或许可以供毕赣参考:

作为创作者你应该对于你作品的商业属性有一个清晰的判断,它到底是纯粹的艺术电影还是商业产品电影。分清这两点至关重要,主要原因是这两种电影商业回报模式完全不同。

目前状况是,艺术电影主要靠参加国外影展寻找境外片商或基金来完成资金回报,而商业产品电影靠的是国内院线公映所得票房来完成。分清这些,你寻找投资的方向、量级就会有一个相对准确的目标。但遗憾的是多数的初创者或者已经所谓成熟的创作者依然分不清。

毕赣似乎就没分清,还是身不由己?

不知如今深陷舆论漩涡的他,会不会想回到三年前《路边野餐》以20万成本拿下500万票房的那个最后的夜晚?

参考资料:

《不在乎观众,才什么都要讲得清楚明白导演毕赣在“地球最后的夜晚”中追寻记忆》 南方周末

《〈地球〉背后融资局:一部高额投资艺术片的求生之旅》 娱乐资本论

《贾导不差钱》 AI财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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