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400万到5000万，毕赣还是没找到“合适的钱”！

贾樟柯的秘诀

“娄烨、贾樟柯这些文艺片导演怎么挣钱？”“为什么有人会给他们投资？”各种互动平台上总有人这么问。

问这种问题的人，既不了解文艺片，也不了解文艺片导演。

早在很多年前，贾樟柯就掌握了解答这个问题的秘诀——2002年，拍过《禁闭岛》的好莱坞导演马丁·斯科塞斯看到了贾樟柯的处女作《小武》，非常感兴趣，约他去自己的工作室聊聊，并告诉他这个秘诀：一定要低成本。

多年来，贾樟柯都严格遵守这条铁律——虽然票房低，但凭借“低成本+海外版权”，活成了一个“不差钱”的文艺片导演。

如果青年导演毕赣有同样的“慧根”，结局或许会不一样。

2019年新年钟声敲响之时，一大批观影人群走出电影院——他们刚刚度过了一个“地球最困的夜晚”。

带着未消的余困和“被欺骗”的愤怒，不少人涌入售票平台，毫不手软地给电影打出低分，并在朋友圈里提醒身边的人不要“踩雷”。

传说中的2018最后一部爆款电影遭遇“开年黑”。猫眼电影显示，至1月5日，《地球最后的夜晚》累计票房2.8亿，评分却只有2.6分。

对于毕赣来说，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或许不是我本可以，而是，我本不至于。

很多人都把这次事故归因于错位的营销，但故事的本质，也许是一个野心太大而经验尚浅的年轻文艺片导演，低估了“钱”，低估了规律，却高估了自己。

都是女神惹的祸？

2015年，毕赣的*部电影、成本20万的《路边野餐》在国际电影节上崭露头角。接着他开始筹备第二部电影，也就是《地球最后的夜晚》。

半年前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毕赣坦言，*部电影成功之后“确实不差钱了”。于是，他大着胆子将新电影的成本预算提升到400万。

400万其实很低了——从20万到400万，也符合一个文艺片导演电影成本增长的一般规律。

但问题是，这部电影，毕赣的意向演员是汤唯。

根据网上公布的明星片酬排行榜，2018年汤唯的电影片酬是1000万，即使有报道称汤唯这次是降价出演，但这个预算大概刚刚够付女主角一个人的片酬。

低成本和女神不可兼得，毕赣选择了后者。

为了女神，他和制片人单佐龙小心翼翼地将预算提升到2000万。

作为一个文艺片新人导演的第二部作品，这已经有点冒险了。而邀请电影明星，这被毕赣认为是电影“商业化”的部分。

可是，就连许鞍华这样的香港老牌导演，即便此前已凭借《女人四十》摘得金马奖大满贯，拍《天水围的日与夜》这样的小众文艺片时，也把成本压缩在200万以内。

《小武》《站台》之后，贾樟柯的第三部电影《三峡好人》，和另一部纪录片加起来，成本也才600万。

对于很多导演来说，爱老婆的最高境界就是让老婆当自己的电影女主角；对于文艺片导演来说，这不仅可以表达爱，还可以省钱。贾樟柯就是这么做的。

当然，女神也不是不可以用。

当年高圆圆就是第六代一众文艺片导演最喜欢的女主角，范冰冰也与文艺女导演李玉互相成就了对方。

但问题是，那时的高圆圆还只是“清嘴女孩”，范冰冰也还不是范爷，商业价值远远比不上现在的汤唯。

可见，聪明的文艺片导演擅长挖掘“未来时的女神”，而不是用“现在时的女神”。

然而，《地球最后的夜晚》项目的后续发展，却远远不能简单归罪于女神了。

失控的预算

毕赣不是*个不懂控制成本的文艺片导演。

1993年，姜文开拍自己的导演处女作《阳光灿烂的日子》。

姜文性格强势，拍电影追求*，投入不惜成本——影片素材总共拍了25万英尺，创下了中国导演耗片比最高的记录——加上投资人中途撤资，电影一度难以为继。

最后还是“中国模范前女友”刘晓庆伸出援手，主动扛起电影监制的重任，帮姜文四处打点，筹得一大笔钱给他续上了命。后来刘晓庆身陷囹圄，姜文报之以李，也被传为一段佳话。

《阳光灿烂的日子》后期制作资金链断裂，又得到德国导演、“新德国电影四杰”之一施隆多夫相助，惺惺相惜的两人也以“哥们”相称。

《阳光》的投入最后达到200多万美金。那还是上世纪90年代，按照当时汇率已经接近毕赣这次的2000万人民币了。

好在，过程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阳光》不仅以5000万票房拿下当年内地电影票房冠军，口碑也炸裂到被影迷奉为“90年代最伟大的电影之一”。姜文一战封神，但电影最终还是因为成本太高，亏了1000万。

对于*主义的追求和对成本的忽视，以及多次资金链断裂的经历，毕赣跟姜文很像。

《〈地球〉背后融资局：一部高额投资艺术片的求生之旅》一文，详细讲述了毕赣多次追加投资的经过。简单来说，一共有三次：

*次，剧组原定6月开机，但因为美术团队出现问题拖延了一个多月，每天30-40万的开销，*批投资方——上市公司华策、韩寒的东亭、台湾的华文创、以及太和营业，都认下了超支的钱。

第二次，7月复机以后，剧组仍然入不敷出，引入第二批投资。这次投资方来自剧组内部发动的“关系”——监制沈暘引入的中影国际基金，演员黄觉介绍的张歆艺的道来影业，以及监制万娟找来的黄晓明与郭亭婷的境界文化新沂有限公司。

第三次，因为计划3个月完成的电影最终耗时9个月，后期制作为了赶工参加国外电影节。为此，第三批资方，优酷、腾讯、猫眼、蓝色星空纷纷入局。

“原本的预算不合理。我们拍了九个月，大家待在一块有很多基础消耗，花了一大部分钱；还有一大部分花在了美学的试错上，比如场景、道具。”毕赣这样总结超额的原因。

最终，预算的2000万膨胀到最终的5000万。

每一次困难都有投资方伸出援手，这看起来又是一个“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续集。

然而，所有命运的馈赠，早已暗中标注了价格。

至此，16家投资方的庞大格局尘埃落定，几乎占据了影视投资圈的半壁江山，刚好凑成4桌麻将，热闹得很。

电影的70分钟长镜头能不能载入影史不好说，但一部文艺片背后搞得这么热闹，可以说是前所未有。

那篇文章最后得出一个结论，总结起来就是：人多好办事，组建多方资本可以分摊风险，利用多家资源优势。

然而，这话有点片面了。

人多，有时候好办事，但有时候，也可能会坏事——这么多市场化的投资方“各显神通”，难保不整出点事来。

于是，就有了后来的错位营销事件：

为了票房，宣发方把这部小众文艺片装扮成一个浪漫唯美的爱情故事，押注于电影结尾女神汤唯和男主角黄觉的那场吻戏，打出了“与最重要的人一起度过一个最有仪式感的夜晚，一吻跨年”的旗号——因此，电影选择在12月31日21:50分开场，影片结束时恰好就是0点0分跨年那一刻。

有人总结：这是用卖保健品的方法卖艺术品。

于是，那些抱着“一吻跨年”简单目标的情侣们走进电影院，却听不懂接吻前黄觉念出的那句咒语：

用刀尖入水，用显微镜看雪，就算反复如此，还是忍不住问一问，你数过天上的星星吗，它们和小鸟一样，总在我胸口跳伞。

花投资人的钱试错，没问题；投资人犯的错，也只能受着。

算来算去，根儿上可能是自己犯的错。所以，也只能咬着牙，自己消化。

于是，毕赣只能对媒体说：

“我的宣发同事不偷不抢不下跪，靠自己的能力，靠自己的知识做一件事情，我没有觉得他们有任何过错。”

“我感觉投资人对我挺好的，大家都希望我创作出很好的艺术作品。他们对我的创作零干预，要不我怎么可能拍成这样呢？”

好在，跟姜文不一样的是，预算虽然超了，但票房足够高，这次不会亏钱了。

找到“合适的钱”

在拍电影的前十年，娄烨和老搭档、监制耐安经常用自己的钱拍电影——耐安当演员、娄烨拍MV，用挣来的钱做电影。

如今，耐安认为，不少电影项目都“很有钱”了，现在应该讨论的是，每一部电影要找到“合适它的钱”。

显然，“不再缺钱”的毕赣，因为没有控制好成本引发了下一个错误——这5000万当中，到底有多少是真正适合他的钱呢？

跟同时期的青年导演忻钰坤相比，毕赣对“钱”的把控力更显得不足。

忻钰坤的处女作《心迷宫》跟毕赣的《路边野餐》一样，都是从FIRST青年影展走出来的，豆瓣评分高达8.7分，逼近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更入围了豆瓣电影Top250。

忻钰坤第二部作品《暴裂无声》预算同样是2000万，但他比毕赣聪明的地方有两点：

*，他没有超支；第二，两个投资方——并驰影业、和和影业，前者是2016年FIRST创投会赞助方，后者是FIRST影展的主要创办和支持机构——都不把盈利当成*诉求。

许鞍华虽然拍电影经常亏，但看人是一看一个准，找钱是一找一个成。

2008年许鞍华拍《天水围的夜与雾》，找不到投资，她去找“烂片*”王晶，自己心里都没底。结果王晶给了她700万，还让她“不要考虑赔不赔”。

接着许鞍华又拍了《得闲炒饭》这种明知道会扑街的电影，王晶继续给她砸钱。

王晶上《吐槽大会》，有人吐槽他，用自己拍烂片挣的钱去投资别人的文艺片，就像偷电瓶车去劫富济贫。

到了《桃姐》的时候，许鞍华实在不好意思再去“坑”王晶了，这回她盯上了刘德华，“没人愿意给我投资，你帮帮我好不好？”

刘天王不忘当年许鞍华提携之情，拿出了3000万。“大家都是为帮忙，而且即使亏也是亏我的片酬，就当玩了”。

没想到，最后他不仅小赚一笔，还一举拿下香港电影金像奖影帝。

总结起来，文艺片导演的“合适的钱”主要有三个渠道：

*，国外的专业基金——这是老一代文艺片导演沿用至今的；

第二，有情怀、不差钱的好朋友；

第三，国内专业的资金，或者了解文艺电影运行规律的专业机构。

这三类资金有一个共同特点——对票房没有过高的期待，有的甚至做好了有去无回的准备，导演可以牢牢把握主导权。

急于证明自己的毕赣，似乎忘了考虑这些。

新锐导演孙渤涵在知乎上回答了一个问题：新导演如何寻找靠谱的投资方？他的答案或许可以供毕赣参考：

作为创作者你应该对于你作品的商业属性有一个清晰的判断，它到底是纯粹的艺术电影还是商业产品电影。分清这两点至关重要，主要原因是这两种电影商业回报模式完全不同。

目前状况是，艺术电影主要靠参加国外影展寻找境外片商或基金来完成资金回报，而商业产品电影靠的是国内院线公映所得票房来完成。分清这些，你寻找投资的方向、量级就会有一个相对准确的目标。但遗憾的是多数的初创者或者已经所谓成熟的创作者依然分不清。

毕赣似乎就没分清，还是身不由己？

不知如今深陷舆论漩涡的他，会不会想回到三年前《路边野餐》以20万成本拿下500万票房的那个最后的夜晚？

参考资料：

《不在乎观众，才什么都要讲得清楚明白导演毕赣在“地球最后的夜晚”中追寻记忆》 南方周末

《〈地球〉背后融资局：一部高额投资艺术片的求生之旅》 娱乐资本论

《贾导不差钱》 AI财经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