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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音乐纪录片《偶像》,现实主义下的“先锋日记”

有时,纪录片更像是从现实主义中找寻一种理想主义。王大维以《偶像》完成独立音乐纪录片的理想,并呈现出基于音乐之外的,独立音乐的和世界的关系。

这天早上,导演王大维刷到一条“96后开始养生”的新闻标题,百感交集。在他眼里,90、00后有一套属于Z世代的价值体系和世界观,跟自己这个80后不太一样,和70后更是全然不同。

这天,王大维需要为独立音乐纪录长片《偶像》即将到来的发布会做准备,并与下一季的独立音乐人团队保持沟通。一些人觉得《偶像》选材小众,没人会看,王大维却感觉恰恰相反,

“有独立思想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他们未来的养生方式,不是去消费一些快消产品,而是能够带来深度思考的东西。”

他甚至做好了五年的拍摄规划:五年时间,五个主题,1825天,100个独立音乐人及乐队,在镜头记录下,呈现中国独立音乐与世界的关系。

3个月前,王大维跟着布衣乐队陆续跑了六站西北城市的巡演,在“小怪兽”系列巡演中,布衣乐队经历了一次成员大换血。主唱吴宁越口中“59岁的金毛狮子王”——“亚洲鼓魂”Funky重新归队。

“布衣的歌加双踩,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是什么样子的。”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线,嗓音低沉的70后主唱吴宁越,在一次视频采访中毫不掩饰兴奋神色:

“金属布衣。俺们是铁衣乐队。”

12月24日《偶像》发布会彩排前,吴宁越向娱乐独角兽坦言,导演“钦点”的歌单在现场气氛调节上“有点难度”。但23年现场演出经验背后,“现场*”的称号不是空穴来风。

演出当晚,在知名“流氓歌曲”《罗马表》压轴后,是新专辑里那首带有金属乐质感的——《梦》,前奏响起,有观众迅速捕捉到“甩点”,沉浸在Riff和双踩鼓点里。

“到底什么是偶像?”

2017年年初,一档节目让很多人一夜之间成了流量明星、全民偶像。这件事给王大维带来很大触动,也是《偶像》最初的灵感雏形。王大维不想给“偶像”下定义,“这是个开放性讨论的名词,我希望能让大家有些思考。”

《偶像》*集在1月10号这天上线,王大维三日可见的朋友圈在宣传期保持着平和克制,日更一条。头天下午,他转发了布衣乐队的预告片,转发语简明扼要:

“*部独立音乐系列纪录长片《偶像》*季*集《我本布衣》。”

“我本布衣”:江湖一入23年

最开始跟吴宁越一见面,王大维就觉得,这哥们太“有劲儿”了,对摇滚的认识和别人不一样。

一米八几的西北汉子,淳朴与粗犷的形象之下,带着一股独立音乐人身上特有的“劲儿”。不知从何时起,70后的吴宁越开始被大家唤作“三叔”。

1994年的宁夏银川,20岁的吴宁越与布衣乐队一脚踏进音乐“江湖”,乐队成员前后更迭了40几人,而吴宁越经历了布衣乐队的整个23年。这些年来,吴宁越始终将“不服”和“懒”奉为乐队最重要的两个品格。“不服和懒惰是相对的,懒会有效平衡不服。”

吴宁越总是说,玩音乐就像谈恋爱,根本不需要坚持,“不喜欢了,我立刻就不玩了。”

这一坚持就是23年。

23年间,布衣乐队接过商业合作。为电影《疯狂的石头》创作的《我爱你亲爱的姑娘》,至今仍在网易云音乐乐队个人页面热度榜首。去年10月,布衣乐队成为国内*支被邀请到故宫演出的摇滚乐队。踏进故宫建福宫花园演出现场的那一刻,吴宁越的心跳就开始加速,“那种感觉太震撼了。”

23年,受邀参与大大小小的纪录片也有不少。CNN曾以他们为主角拍摄介绍中国独立摇滚乐队的纪录片,但《偶像》的感觉“不一样”,吴宁越形容《偶像》的拍摄是一个“相互颠覆”的过程。

对吴宁越来说,作为一部纪录片,《偶像》像是一部电影,但绝非摆拍。“像《低俗小说》、《两杆大烟枪》那样,同时三四个线索穿插着走,这感觉很爽。” 对布衣乐队来说,《偶像》更像是一面镜子,是对乐队的一次激励、一次回顾、一次“以史为镜”。在物质追求上,吴宁越似乎格外容易满足,他坦言,“布衣乐队18年开始不亏本,20年开始盈利的”。

在一站巡演现场,吴宁越站在台上跟观众聊天。刚闯北京的时候,大家住在鼓手武锐的房子里,隔壁房子主人特别有钱,拿刚过期的火腿肠来喂狗。“我们一看,卧槽!刚过期一个月,那*没过期吧!”

“我们把那个狗的火腿肠给偷吃了。”台下观众嬉笑一片,吴宁越也笑了。

23年走来,布衣一路遇到的困难自不必提,需要*的念力和信心来战胜这些苦难。“我们原来从来没觉得自己牛逼过,拍完《偶像》发现,原来自己这么牛逼。”

他用“隐形感”来形容《偶像》的被拍摄体验,“你完全感觉不到他的存在,甚至于脱口而出的脏话都忘了。他从不会要求你去摆拍什么。”吴宁越笑道,那种摆拍的纪录片“没意思”,“还不如去拍电影”。

“好的现场和好的纪录片一样,不需要任何设计。演砸了,接受,演好了,那就是一次契机,没有中间地带。独立音乐人和现场的关系,就像谈恋爱必须真人谈,不能网络谈,不来现场等于你一直在手淫。”

这次拍摄也给导演王大维带来了一次颠覆。

吴宁越的母亲病得严重,巡演间隙,他频繁穿梭在巡演城市与银川老家照顾母亲。这些画面一幕幕勾勒出一位铁汉柔情的摇滚老炮儿形象,也让王大维感触颇深——一个搞了23年摇滚,什么都不服的汉子,这样柔软的一面被袒露出来,怎么可能不感动。

拍摄结束后,王大维改变了最初设想的剪辑思路。“之前想要表现23年摇滚的历程,后来在拍摄过程中,我们增加了一条‘孝’的线索。也希望大家看到片子后,能够多陪陪父母,如果能把这份能量带给更多的人,就足够了。”

“能量”是王大维想要呈现给观众的关键词,在记录者的位置上,他首先感受到了这股能量。

台上的三叔激情澎湃,台下的他其实很安静。“布衣乐队整个团队,除了演出和吃饭,剩下的时间,抱着琴,一直练,一直练。弦不离手,曲不离口。”回到银川老家的村子里,高山流水,弹琴唱歌之外,吴宁越也是一个细致的观察者。在新专辑《小怪兽》里,作品《小狗》、《院子》的创作灵感皆取材于生活。

村里的卖菜小贩每天早晨两点起床去进菜,做早点的商家每天三点起床做早点,“那个手已经烂烂的”。院子门口住着换煤气罐的人,家里的小孩约莫一二年级的样子,门敞开着,没有暖气,小孩每天被大量的土包围着,“我都不知道他们家人晚上要怎么睡觉”。

这些生活细节同样带给吴宁越震撼,“直接效应是带给你一种关爱,而这是正能量的基础。”

布衣乐队的摇滚之路在中国很独特,吴宁越笑道,“民谣圈嫌弃我们,说我们是搞摇滚的,搞摇滚的嫌弃我们,说我们是搞民谣的。” 但我们是23年自己独立走出来的一条小路,我们就是布衣。

布衣在“三年巡演计划”最后这年,首次尝试了“老带新”模式,宁夏新金属乐队四暗刻做了布衣巡演7站的暖场嘉宾。

“他们只要还在往前走,我们就认为这条路有希望。”

独立音乐人的“能量”,

“家”,和“故事

如果说布衣乐队是中国摇滚的先驱者,《偶像》中另一支独立摇滚乐队则是不折不扣的后起之秀。

后朋融入哲学思维的创作模式、现场的戏剧张力,在近两年来为这支乐队带来大批乐迷。乐迷们评价他们对现场音乐的态度是“赤裸相待”且充满戏剧“疯狂”,主唱老赵思忖片刻,

“我觉得他们说的挺对的。”

2018年广州的一个大热天里,导演石青带着耳光乐队的粗剪版本,来到乐队所在广州的排练室,等待乐队排练结束。

“*次接触,还有点不太信任。”乐队经纪人小枪坦言。此前,经历数次“不了了之”、“没有下文”的纪录片拍摄邀约后,多少给团队留下了心理阴影,甚至对于此类邀约已经开始有些抵触。

等待乐队排练完毕后,石青当场播放了拍摄耳光乐队的粗剪版本。“挺震撼的,没有想到是这样的。” 从后期调色剪辑到纪录片所呈现出来的意义,赵泰回忆,这次确实是“不一样的,是我们想要的”。

当时觉得:OK没问题。

2018年3月到10月,石青导演团队跟着乐队前后拍摄了半年多,上百小时的素材一度让赵泰无法想象,它们将会如何呈现。

对于他们乐队来说,《偶像》存在的意义众多且重大。乐队新唱片也在这期间打造完成。新唱片一如既往的加入了哲学思考。

《偶像》发布会当天下午三点,乐队彩排结束在酒店歇息,两个小时前,经纪人小枪刚刚在音乐流媒体完成了《自我技术》数字专辑的上传。

“第七了!周榜已经第七了。”

这是一支成员个性鲜明又充满批判精神的乐队。采访间隙,这张*唱片的数字版本在短时间内获得的认可,还是让在场的经纪人小枪、主唱、乐队键盘展露喜悦。

从纪录片的角度上来说,老赵没想到,拍摄过程是以这种责任感和状态来完成的事情。“导演和镜头是以朋友的状态面对你,你没有不自在或不舒服,反而能把最真诚的状态呈现出来。”拍摄过半,乐队六位成员也越来越放松。

“舞台之下的安静,并不代表我们的思考、我们的内心是安静的,只是我们没有刻意的去表现一些东西。 ”

谈到独立音乐避不开的“商业平衡”论题,老赵认为,“独立音乐更多是一种状态呈现,一种对于音乐或是对于自我的独立性保持。而《偶像》的呈现方式更多的在还原独立音乐真实样貌,在真诚的去记录。”

老赵用“表面繁荣、中部空缺”来形容独立音乐现状。“尽管从商业到运作模式上都在向成熟的方向走,但是独立音乐现在的状态,已经脱离了很多独立性的东西,无论是乐队还是独立厂牌也好,我们只是表面繁荣,很多阶段没有经历。在没有搞清楚何为独立的时候,我们已经投入商业浪潮里了。独立的东西便很难呈现和存在了。

纪录片并非在云端跳舞,它紧贴地面行走。“能量”,“家”,和“故事”是王大维看重的独立音乐人特质,而镜头也在逐渐精准的剖析着每位独立音乐人的独特气息。

“我们挑选的音乐人都是带着一种能量的,需要你自己去感受,你可能会感受到坚持和梦想,感受到妥协和无耐,感受到挣扎和理想等等。“

坐落在北京大兴胡同的live house——蜗牛的家,店主小伟是个话少的人。但短短几年,在小伟这样不善言谈的人的经营下,蜗牛的家被不声不响的经营成了北京民谣的摇篮。“这个能量很激励我。”

“唐映枫是诗人,可能去到一个场景,他会产生‘今天的雨好美啊’这种感触。像赵哥(耳光乐队主唱赵荒唐),平时看的东西就比较独特,他观察生活,去了解社会各个不同层面的新闻,所以他能写出独特的歌词。生活中嘛就比较逗比。”

“而麦子是个哲学家,我们没法对哲学家评判什么。”王大维笑道。

“张尕怂为什么能创作出如此独特的中国西北民间小调?他在进行一些与现代音乐的尝试,每年去见民间音乐人,他们大部分都是盲人。”拍摄过程中,摄像机显示屏对准了一位奶奶和她的儿子,两人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者,亦都是盲人,“我都不知道,换作是我,我该怎么生活。”

他们中的有一些,从“不接受采访”到整整半天时间后的“建立信任”,开始表现,那是很震撼的。

纪录片不像拍广告片,两三天就完事了。迅速熟悉,迅速打开,和萍水相逢的人生活几个月,这是很难的一件事。

然而更难的是坠入素材库里,“穿针引线”构件叙事线的剪辑过程。

记录独立音乐:

从喜欢,好奇,到合理

*期《我本布衣》成片定下来后,看了五分钟,王大维哭了。

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个剪辑版本,从去年10月开始,《偶像》*季拍摄完毕,接下来的两个月里,后期团队应对着巨大的剪辑压力。其中,耳光乐队的剪辑周期最长。从2017年年底到去年年初,历时三个多月的拍摄后,又花了五个月才剪辑完毕。

当时拍摄完毕,需要补充一位鼓手的采访素材,也正是因为这次的补充采访,让团队把之前的剪辑全部推翻,因为发现“用另外一条线去讲述这个故事,可能会更好。”

对于纪录片拍摄而言,这样的突发情况有很多。在拍摄过程中不断关注事物的发展变化,不断挖掘独立音乐人们的生活细节,才能找到构成影片的故事,最终完成创作,推翻最初的创作思路也有如家常便饭。随时可能更新的蛛丝马迹、随时可能推翻重组的创作思路,这是纪录片的难点,也是魅力所在。

导演王大维的微信签名显得情绪昂扬:“有点意思!是个标准!”,微博签名“喝酒写字,拍片掌灶,折腾到老,十三不靠”。如果将导演王大维解读为理想主义者,设计专业让他对美学有着独特的理解,那多年做品牌的行业经验又让他深谙品牌之道。

在他看来,这些年来自己“一直在折腾。”从在央视广告公司做投放,到现场活动策划,做公关、做品牌、做管理、做研究。王大维的创业初尝试始于实体创业—— “经营一家干果店”。时至今日,王大维仍然认为自己最擅长的工作是“炒栗子”,“炒栗子瓜子花生,没有人能炒得过我。”

真正意义上的创业在2013年,王大维成立导演工作室,直到2017年之前,王大维都一直在做商业视频,“现在越来越多的甲方都是90后了,你没有办法去接受他们对于品牌、传播的认识,在TVC上找不到满足感。”

那时候,王大维“追逐理想”的想法有所动摇。恰逢一次去好友佟晟嘉那儿喝酒,佟晟嘉给王大维看了自己做了好几年的《大三儿》初剪版,王大维一下就“被震撼了”。

“每个人心里都有梦想,看你是否有勇气选择。”

有时,纪录片更像是从现实主义中找寻一种理想主义。王大维以《偶像》完成独立音乐纪录片的理想,并呈现出基于音乐之外的,独立音乐的和世界的关系。

做影像类的东西,一定要从故事性去考虑。王大维认为民族音乐在独立音乐中*特色、且有持续造血的生命力。2019年,《偶像》拍摄的大主题是——“民族音乐”。

王大维以游牧金属九宝乐队主唱阿斯汉,在近两年来做公益项目“大青山”举例,“他其实更想要保护地球、保护家园,这是独立音乐和这个世界的关系,他们的存在一定是有意义有价值的。”

谈到今年互联网平台正在陆续运作的乐队综艺,王大维坦言,某种方面来讲,《偶像》与这类节目可能是个互补。

文献价值:

独立音乐纪录片属于未来

近两年来,越来越多的纪录影片登陆院线,视频网站对纪录片的布局,都给中国纪录片市场带来一抹暖色调。

《一百年很长吗》、《四个春天》、《生活万岁》等影片陆续登陆院线,《四个春天》更是成为近期斩获高口碑、且反哺票房的代表,腾讯视频与BBC、国家地理频道、NHK、ITV等在纪录片领域的合作,优酷也在不遗余力地打造自己的纪录片品牌,短视频市场的“微纪录”形式也开始初露头角等等。

视频网站与短视频平台的入局背后,纪录式综艺一批一批的诞生,从《舌尖上的中国》《了不起的匠人》到《风味人间》,《三日为期》等等。而纪录片的步伐总是走走停停,中国做独立纪录片的人非常多,又有相当部分创作者存活于“地下”。往往在鲜明个人标签下,带有专业克制与小众高冷色彩。

“我们搞纪录片的也是有偶像的。”谈到纪录片,王大维眼神一亮,“周浩、徐童、王兵、范俭、赵亮。”

前两年,短视频是一个风口,王大维也曾考虑是否要跟风做短视频,“但既然选择做独立音乐,那就别跟风了,做一个独立音乐产品。”王大维认为现在大家需要“静下来,看一些东西”,“我们不太希望做那种流星雨,希望像独立音乐人一样,能够持续下去。”

“市场这东西本来就是舶来品,所有的市场营销必须跟住目前的消费者需求。但《偶像》做的不是‘ing’,是‘future’。”

王大维以中国的*部纪录片举例,“尤里斯·伊文思来中国,带着一台机器,拍摄中国的战争,成立了中央新影。当你现在看到1905年,纪录片镜头下人们的生活状态,包括现在去看故宫纪录片,这些记录影像,对于未来而言,首先是具备文献价值的。”

《偶像》的介绍页面中以“真实有力量的中国独立音乐日记”来形容这部独立音乐纪录长片。王大维认为,独立音乐和独立纪录片都不太受市场因素和观众喜好所影响。首先,大家需要这样的片子,其次,《偶像》并不想做成中国独立音乐人的“广告片和宣传片。”“如果那样的话,就算人们知道中国有这支乐队,但又要如何得知,他们是为什么坚持到现在的?”

“十年,二十年,五十年,《偶像》想要让更多的人了解,在2018年到2022年这五年时间,中国独立音乐人是如何生存的。他们是以怎样的状态,将能量传达给独立思考的人,并带来启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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