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早上，导演王大维刷到一条“96后开始养生”的新闻标题，百感交集。在他眼里，90、00后有一套属于Z世代的价值体系和世界观，跟自己这个80后不太一样，和70后更是全然不同。
这天，王大维需要为独立音乐纪录长片《偶像》即将到来的发布会做准备，并与下一季的独立音乐人团队保持沟通。一些人觉得《偶像》选材小众，没人会看，王大维却感觉恰恰相反，
“有独立思想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他们未来的养生方式，不是去消费一些快消产品，而是能够带来深度思考的东西。”
他甚至做好了五年的拍摄规划：五年时间，五个主题，1825天，100个独立音乐人及乐队，在镜头记录下，呈现中国独立音乐与世界的关系。
3个月前，王大维跟着布衣乐队陆续跑了六站西北城市的巡演，在“小怪兽”系列巡演中，布衣乐队经历了一次成员大换血。主唱吴宁越口中“59岁的金毛狮子王”——“亚洲鼓魂”Funky重新归队。
“布衣的歌加双踩，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是什么样子的。”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线，嗓音低沉的70后主唱吴宁越，在一次视频采访中毫不掩饰兴奋神色：
“金属布衣。俺们是铁衣乐队。”
12月24日《偶像》发布会彩排前，吴宁越向娱乐独角兽坦言，导演“钦点”的歌单在现场气氛调节上“有点难度”。但23年现场演出经验背后，“现场*”的称号不是空穴来风。
演出当晚，在知名“流氓歌曲”《罗马表》压轴后，是新专辑里那首带有金属乐质感的——《梦》，前奏响起，有观众迅速捕捉到“甩点”，沉浸在Riff和双踩鼓点里。
“到底什么是偶像？”
2017年年初，一档节目让很多人一夜之间成了流量明星、全民偶像。这件事给王大维带来很大触动，也是《偶像》最初的灵感雏形。王大维不想给“偶像”下定义，“这是个开放性讨论的名词，我希望能让大家有些思考。”
《偶像》*集在1月10号这天上线，王大维三日可见的朋友圈在宣传期保持着平和克制，日更一条。头天下午，他转发了布衣乐队的预告片，转发语简明扼要：
“*部独立音乐系列纪录长片《偶像》*季*集《我本布衣》。”
“我本布衣”：江湖一入23年
最开始跟吴宁越一见面，王大维就觉得，这哥们太“有劲儿”了，对摇滚的认识和别人不一样。
一米八几的西北汉子，淳朴与粗犷的形象之下，带着一股独立音乐人身上特有的“劲儿”。不知从何时起，70后的吴宁越开始被大家唤作“三叔”。
1994年的宁夏银川，20岁的吴宁越与布衣乐队一脚踏进音乐“江湖”，乐队成员前后更迭了40几人，而吴宁越经历了布衣乐队的整个23年。这些年来，吴宁越始终将“不服”和“懒”奉为乐队最重要的两个品格。“不服和懒惰是相对的，懒会有效平衡不服。”
吴宁越总是说，玩音乐就像谈恋爱，根本不需要坚持，“不喜欢了，我立刻就不玩了。”
这一坚持就是23年。
23年间，布衣乐队接过商业合作。为电影《疯狂的石头》创作的《我爱你亲爱的姑娘》，至今仍在网易云音乐乐队个人页面热度榜首。去年10月，布衣乐队成为国内*支被邀请到故宫演出的摇滚乐队。踏进故宫建福宫花园演出现场的那一刻，吴宁越的心跳就开始加速，“那种感觉太震撼了。”
23年，受邀参与大大小小的纪录片也有不少。CNN曾以他们为主角拍摄介绍中国独立摇滚乐队的纪录片，但《偶像》的感觉“不一样”，吴宁越形容《偶像》的拍摄是一个“相互颠覆”的过程。
对吴宁越来说，作为一部纪录片，《偶像》像是一部电影，但绝非摆拍。“像《低俗小说》、《两杆大烟枪》那样，同时三四个线索穿插着走，这感觉很爽。” 对布衣乐队来说，《偶像》更像是一面镜子，是对乐队的一次激励、一次回顾、一次“以史为镜”。在物质追求上，吴宁越似乎格外容易满足，他坦言，“布衣乐队18年开始不亏本，20年开始盈利的”。
在一站巡演现场，吴宁越站在台上跟观众聊天。刚闯北京的时候，大家住在鼓手武锐的房子里，隔壁房子主人特别有钱，拿刚过期的火腿肠来喂狗。“我们一看，卧槽！刚过期一个月，那*没过期吧！”
“我们把那个狗的火腿肠给偷吃了。”台下观众嬉笑一片，吴宁越也笑了。
23年走来，布衣一路遇到的困难自不必提，需要*的念力和信心来战胜这些苦难。“我们原来从来没觉得自己牛逼过，拍完《偶像》发现，原来自己这么牛逼。”
他用“隐形感”来形容《偶像》的被拍摄体验，“你完全感觉不到他的存在，甚至于脱口而出的脏话都忘了。他从不会要求你去摆拍什么。”吴宁越笑道，那种摆拍的纪录片“没意思”，“还不如去拍电影”。
“好的现场和好的纪录片一样，不需要任何设计。演砸了，接受，演好了，那就是一次契机，没有中间地带。独立音乐人和现场的关系，就像谈恋爱必须真人谈，不能网络谈，不来现场等于你一直在手淫。”
这次拍摄也给导演王大维带来了一次颠覆。
吴宁越的母亲病得严重，巡演间隙，他频繁穿梭在巡演城市与银川老家照顾母亲。这些画面一幕幕勾勒出一位铁汉柔情的摇滚老炮儿形象，也让王大维感触颇深——一个搞了23年摇滚，什么都不服的汉子，这样柔软的一面被袒露出来，怎么可能不感动。
拍摄结束后，王大维改变了最初设想的剪辑思路。“之前想要表现23年摇滚的历程，后来在拍摄过程中，我们增加了一条‘孝’的线索。也希望大家看到片子后，能够多陪陪父母，如果能把这份能量带给更多的人，就足够了。”
“能量”是王大维想要呈现给观众的关键词，在记录者的位置上，他首先感受到了这股能量。
台上的三叔激情澎湃，台下的他其实很安静。“布衣乐队整个团队，除了演出和吃饭，剩下的时间，抱着琴，一直练，一直练。弦不离手，曲不离口。”回到银川老家的村子里，高山流水，弹琴唱歌之外，吴宁越也是一个细致的观察者。在新专辑《小怪兽》里，作品《小狗》、《院子》的创作灵感皆取材于生活。
村里的卖菜小贩每天早晨两点起床去进菜，做早点的商家每天三点起床做早点，“那个手已经烂烂的”。院子门口住着换煤气罐的人，家里的小孩约莫一二年级的样子，门敞开着，没有暖气，小孩每天被大量的土包围着，“我都不知道他们家人晚上要怎么睡觉”。
这些生活细节同样带给吴宁越震撼，“直接效应是带给你一种关爱，而这是正能量的基础。”
布衣乐队的摇滚之路在中国很独特，吴宁越笑道，“民谣圈嫌弃我们，说我们是搞摇滚的，搞摇滚的嫌弃我们，说我们是搞民谣的。” 但我们是23年自己独立走出来的一条小路，我们就是布衣。
布衣在“三年巡演计划”最后这年，首次尝试了“老带新”模式，宁夏新金属乐队四暗刻做了布衣巡演7站的暖场嘉宾。
“他们只要还在往前走，我们就认为这条路有希望。”
独立音乐人的“能量”，
“家”，和“故事
如果说布衣乐队是中国摇滚的先驱者，《偶像》中另一支独立摇滚乐队则是不折不扣的后起之秀。
后朋融入哲学思维的创作模式、现场的戏剧张力，在近两年来为这支乐队带来大批乐迷。乐迷们评价他们对现场音乐的态度是“赤裸相待”且充满戏剧“疯狂”，主唱老赵思忖片刻，
“我觉得他们说的挺对的。”
2018年广州的一个大热天里，导演石青带着耳光乐队的粗剪版本，来到乐队所在广州的排练室，等待乐队排练结束。
“*次接触，还有点不太信任。”乐队经纪人小枪坦言。此前，经历数次“不了了之”、“没有下文”的纪录片拍摄邀约后，多少给团队留下了心理阴影，甚至对于此类邀约已经开始有些抵触。
等待乐队排练完毕后，石青当场播放了拍摄耳光乐队的粗剪版本。“挺震撼的，没有想到是这样的。” 从后期调色剪辑到纪录片所呈现出来的意义，赵泰回忆，这次确实是“不一样的，是我们想要的”。
当时觉得：OK没问题。
2018年3月到10月，石青导演团队跟着乐队前后拍摄了半年多，上百小时的素材一度让赵泰无法想象，它们将会如何呈现。
对于他们乐队来说，《偶像》存在的意义众多且重大。乐队新唱片也在这期间打造完成。新唱片一如既往的加入了哲学思考。
《偶像》发布会当天下午三点，乐队彩排结束在酒店歇息，两个小时前，经纪人小枪刚刚在音乐流媒体完成了《自我技术》数字专辑的上传。
“第七了！周榜已经第七了。”
这是一支成员个性鲜明又充满批判精神的乐队。采访间隙，这张*唱片的数字版本在短时间内获得的认可，还是让在场的经纪人小枪、主唱、乐队键盘展露喜悦。
从纪录片的角度上来说，老赵没想到，拍摄过程是以这种责任感和状态来完成的事情。“导演和镜头是以朋友的状态面对你，你没有不自在或不舒服，反而能把最真诚的状态呈现出来。”拍摄过半，乐队六位成员也越来越放松。
“舞台之下的安静，并不代表我们的思考、我们的内心是安静的，只是我们没有刻意的去表现一些东西。 ”
谈到独立音乐避不开的“商业平衡”论题，老赵认为，“独立音乐更多是一种状态呈现，一种对于音乐或是对于自我的独立性保持。而《偶像》的呈现方式更多的在还原独立音乐真实样貌，在真诚的去记录。”
老赵用“表面繁荣、中部空缺”来形容独立音乐现状。“尽管从商业到运作模式上都在向成熟的方向走，但是独立音乐现在的状态，已经脱离了很多独立性的东西，无论是乐队还是独立厂牌也好，我们只是表面繁荣，很多阶段没有经历。在没有搞清楚何为独立的时候，我们已经投入商业浪潮里了。独立的东西便很难呈现和存在了。
纪录片并非在云端跳舞，它紧贴地面行走。“能量”，“家”，和“故事”是王大维看重的独立音乐人特质，而镜头也在逐渐精准的剖析着每位独立音乐人的独特气息。
“我们挑选的音乐人都是带着一种能量的，需要你自己去感受，你可能会感受到坚持和梦想，感受到妥协和无耐，感受到挣扎和理想等等。“
坐落在北京大兴胡同的live house——蜗牛的家，店主小伟是个话少的人。但短短几年，在小伟这样不善言谈的人的经营下，蜗牛的家被不声不响的经营成了北京民谣的摇篮。“这个能量很激励我。”
“唐映枫是诗人，可能去到一个场景，他会产生‘今天的雨好美啊’这种感触。像赵哥（耳光乐队主唱赵荒唐），平时看的东西就比较独特，他观察生活，去了解社会各个不同层面的新闻，所以他能写出独特的歌词。生活中嘛就比较逗比。”
“而麦子是个哲学家，我们没法对哲学家评判什么。”王大维笑道。
“张尕怂为什么能创作出如此独特的中国西北民间小调？他在进行一些与现代音乐的尝试，每年去见民间音乐人，他们大部分都是盲人。”拍摄过程中，摄像机显示屏对准了一位奶奶和她的儿子，两人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者，亦都是盲人，“我都不知道，换作是我，我该怎么生活。”
他们中的有一些，从“不接受采访”到整整半天时间后的“建立信任”，开始表现，那是很震撼的。
纪录片不像拍广告片，两三天就完事了。迅速熟悉，迅速打开，和萍水相逢的人生活几个月，这是很难的一件事。
然而更难的是坠入素材库里，“穿针引线”构件叙事线的剪辑过程。
记录独立音乐：
从喜欢，好奇，到合理
*期《我本布衣》成片定下来后，看了五分钟，王大维哭了。
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个剪辑版本，从去年10月开始，《偶像》*季拍摄完毕，接下来的两个月里，后期团队应对着巨大的剪辑压力。其中，耳光乐队的剪辑周期最长。从2017年年底到去年年初，历时三个多月的拍摄后，又花了五个月才剪辑完毕。
当时拍摄完毕，需要补充一位鼓手的采访素材，也正是因为这次的补充采访，让团队把之前的剪辑全部推翻，因为发现“用另外一条线去讲述这个故事，可能会更好。”
对于纪录片拍摄而言，这样的突发情况有很多。在拍摄过程中不断关注事物的发展变化，不断挖掘独立音乐人们的生活细节，才能找到构成影片的故事，最终完成创作，推翻最初的创作思路也有如家常便饭。随时可能更新的蛛丝马迹、随时可能推翻重组的创作思路，这是纪录片的难点，也是魅力所在。
导演王大维的微信签名显得情绪昂扬：“有点意思！是个标准！”，微博签名“喝酒写字，拍片掌灶，折腾到老，十三不靠”。如果将导演王大维解读为理想主义者，设计专业让他对美学有着独特的理解，那多年做品牌的行业经验又让他深谙品牌之道。
在他看来，这些年来自己“一直在折腾。”从在央视广告公司做投放，到现场活动策划，做公关、做品牌、做管理、做研究。王大维的创业初尝试始于实体创业—— “经营一家干果店”。时至今日，王大维仍然认为自己最擅长的工作是“炒栗子”，“炒栗子瓜子花生，没有人能炒得过我。”
真正意义上的创业在2013年，王大维成立导演工作室，直到2017年之前，王大维都一直在做商业视频，“现在越来越多的甲方都是90后了，你没有办法去接受他们对于品牌、传播的认识，在TVC上找不到满足感。”
那时候，王大维“追逐理想”的想法有所动摇。恰逢一次去好友佟晟嘉那儿喝酒，佟晟嘉给王大维看了自己做了好几年的《大三儿》初剪版，王大维一下就“被震撼了”。
“每个人心里都有梦想，看你是否有勇气选择。”
有时，纪录片更像是从现实主义中找寻一种理想主义。王大维以《偶像》完成独立音乐纪录片的理想，并呈现出基于音乐之外的，独立音乐的和世界的关系。
做影像类的东西，一定要从故事性去考虑。王大维认为民族音乐在独立音乐中*特色、且有持续造血的生命力。2019年，《偶像》拍摄的大主题是——“民族音乐”。
王大维以游牧金属九宝乐队主唱阿斯汉，在近两年来做公益项目“大青山”举例，“他其实更想要保护地球、保护家园，这是独立音乐和这个世界的关系，他们的存在一定是有意义有价值的。”
谈到今年互联网平台正在陆续运作的乐队综艺，王大维坦言，某种方面来讲，《偶像》与这类节目可能是个互补。
文献价值：
独立音乐纪录片属于未来
近两年来，越来越多的纪录影片登陆院线，视频网站对纪录片的布局，都给中国纪录片市场带来一抹暖色调。
《一百年很长吗》、《四个春天》、《生活万岁》等影片陆续登陆院线，《四个春天》更是成为近期斩获高口碑、且反哺票房的代表，腾讯视频与BBC、国家地理频道、NHK、ITV等在纪录片领域的合作，优酷也在不遗余力地打造自己的纪录片品牌，短视频市场的“微纪录”形式也开始初露头角等等。
视频网站与短视频平台的入局背后，纪录式综艺一批一批的诞生，从《舌尖上的中国》《了不起的匠人》到《风味人间》，《三日为期》等等。而纪录片的步伐总是走走停停，中国做独立纪录片的人非常多，又有相当部分创作者存活于“地下”。往往在鲜明个人标签下，带有专业克制与小众高冷色彩。
“我们搞纪录片的也是有偶像的。”谈到纪录片，王大维眼神一亮，“周浩、徐童、王兵、范俭、赵亮。”
前两年，短视频是一个风口，王大维也曾考虑是否要跟风做短视频，“但既然选择做独立音乐，那就别跟风了，做一个独立音乐产品。”王大维认为现在大家需要“静下来，看一些东西”，“我们不太希望做那种流星雨，希望像独立音乐人一样，能够持续下去。”
“市场这东西本来就是舶来品，所有的市场营销必须跟住目前的消费者需求。但《偶像》做的不是‘ing’，是‘future’。”
王大维以中国的*部纪录片举例，“尤里斯·伊文思来中国，带着一台机器，拍摄中国的战争，成立了中央新影。当你现在看到1905年，纪录片镜头下人们的生活状态，包括现在去看故宫纪录片，这些记录影像，对于未来而言，首先是具备文献价值的。”
《偶像》的介绍页面中以“真实有力量的中国独立音乐日记”来形容这部独立音乐纪录长片。王大维认为，独立音乐和独立纪录片都不太受市场因素和观众喜好所影响。首先，大家需要这样的片子，其次，《偶像》并不想做成中国独立音乐人的“广告片和宣传片。”“如果那样的话，就算人们知道中国有这支乐队，但又要如何得知，他们是为什么坚持到现在的？”
“十年，二十年，五十年，《偶像》想要让更多的人了解，在2018年到2022年这五年时间，中国独立音乐人是如何生存的。他们是以怎样的状态，将能量传达给独立思考的人，并带来启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