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No sleep, no sex, no life: tech workers in China’s Silicon Valley face burnout before they reach 30)
据《南华早报》报道,由于长时间的工作压力,中国科技工作者们从早到晚在岗位上工作,不少人已经身心俱疲。
以下是内容报道:
他对自己的初创企业是如此用心,以至于晚上常常失眠;在一次面试中,她被问及是否愿意为了这份工作和男朋友分手;一对年轻夫妇一直想要有自己的家庭和孩子,但下班后连做爱的精力都没有。
这些都是中国科技行业数十万年轻雇员所直面的问题。26岁的计算机科学专业学生俞昊然也是如此。
俞昊然夜以继日地工作,在风投支持下将自己创办的计蒜客从一个只有10名程序员的小团队发展到一个估值达2亿元人民币的初创企业。但他个人付出的代价是慢性失眠,有时每晚只能睡两小时。
“我从未真正想过生活,” 俞昊然说,他指的是自己的创业经历。“因为我正在打造一些东西,在我完成之前,我不会有任何其他的想法。”
据《胡润百富》(Hurun Report)称,去年中国每周新增4位亿万富翁,其中科技是新增财富的*推动力,其次是房地产。
每一个成功故事背后,都有成千上万的追星族在辛勤工作,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下一个马云。马云就是在自家公寓里创办了阿里巴巴集团,后来成为中国的电子商务巨头。
《华盛顿邮报》采访了中关村和北京其他地区的科技工作者,从而深入了解当地科技从业者的真实生活。由于这里是百度、美团以及字节跳动等互联网巨头总部的所在地,所以往往也被称为中国“硅谷”。
在中国科技行业,年轻员工和企业家在工作中不断地与职业倦怠作斗争,同时还担忧着工作中出现的诸如升职天花板、裁员和性别歧视等各类问题。
一些人最终意识到,为了自己的健康,他们需要更好地平衡工作和生活。另一些人则试图离开充满热钱和概念炒作的科技世界。
中关村位于北京四环路的西北部。过去30年,从电脑制造商联想到新闻门户网站新浪和打车服务滴滴出行,中国数代科技和互联网初创企业相继在该地区崛起。据统计,每天有多达80家科技初创企业诞生在中关村。
计蒜客创始人俞昊然在中关村一栋办公楼的地下室里与人合作办公,部分原因是他可以更容易地从清华大学等中国*高校挖到更多人才。
办公室距离他租住的两居室公寓只有几步路,在那里他还为在公司工作的实习生提供免费双层床。
图示:一位行人匆匆走过北京地铁中的ofo广告
近年来,中关村变得拥挤而昂贵,促使更大公司将办公室迁往更偏远的地区,而这些地区又成为了北京最新的科技中心。
其中之一是位于北京西北部的西二旗后厂村路,包括百度、新浪、网易和滴滴出行在内的互联网公司都在这里设立自家园区。另一个是位于北京东北边缘的望京,现在是美团点评以及约会应用陌陌的总部所在地,也是阿里巴巴集团在该地区总部所在地。
这给员工们带来了一个普遍性的新问题:每日通勤。
中国网民经常开玩笑说,中国互联网发展的真正瓶颈是后厂村路的交通拥堵。后厂村路是一条四车道的街道,两侧都是大型科技公司的办公园区。这里的基础设施建设远远落后于科技公司的增长步伐。
去年夏天,北京的一场暴雨把西二旗的街道变成了河流。其中一张照片被疯传。照片中,一名表情平静的通勤者坐在垃圾桶上查看手机,想要逃离被雨水淹没的道路。
33岁的杨是北京人,和他的妻子、父母住在一起。他每天早上6点起床,经过两个半小时的通勤,换乘两条不同的地铁线路和一辆穿梭巴士才能到达公司。
他说:“只要有座位,不管车上多颠簸多拥挤,我都能睡着。”
其他人则选择完全避免通勤噩梦。20多岁的小布是一名市场营销专家,最近搬进了位于西二旗一座有着几十年历史的建筑,离公司步行只需10分钟。
她和另外两名在西二旗工作的女性员工合租了一套三居室公寓,每人每月支付4000元人民币的房租。由于需求旺盛,租金甚至比她在北京东部朝阳区中心买的那套旧公寓房租还要高。
图示:字节跳动总部
另一个代价是,小布不再能随意进出咖啡馆、高档餐厅和艺术展,所有这些都是她住在市中心时所喜欢的东西。
她说:“我感觉自己被从北京流放出去了。”
中国的科技公司通常希望员工用长时间工作来证明自己的奉献精神。这就意味着所谓的“996计划”:每周工作六天,每天从早上9点工作到晚上9点。
总部位于中关村的字节跳动最近推出了“大/小周”政策,略微缓解了这种紧张状况。该公司有6000名员工,大多数人每周工作六天。
杨的妻子29岁,在望京做产品经理。当这对夫妇结束漫长的工作回到家时,已经是接近午夜时分了。
几个月来,他们一直想要个孩子,但常常因为太累而无法在工作日做爱。杨说:“我希望我们的进展能快一点。”
公司所提供的免费餐食、班车、健身房、理发店等福利,以及许多其他娱乐和休闲选择,进一步模糊了工作和私人生活之间的界限。尽管谷歌和Facebook等硅谷巨头也提供类似的福利,但在一些中国科技工作者眼中,他们觉得自己受到了剥削。
“他们想省去你生活中的所有麻烦事,”26岁的产品经理小王说。“这就像在说,别想别的,只管工作。”
这样的“福利”并不会让员工呆得更久。职场社交平台脉脉的数据显示,硅谷科技工作者的平均在岗时间为3.65年,而在中国科技公司这一数字不到2.6年。
甚至也有年轻科技工作者过早死亡的案例。2015年,社交媒体巨头腾讯的开发人员李均明(音译)在与怀孕的妻子散步时突然昏倒身亡。
一年后,34岁的天涯论坛副主编金波在北京的一个地铁站因心脏骤停而死亡。去年,总部位于深圳的无人机制造商大疆一名25岁员工也死于心脏骤停。
可以说工作时间过长的文化源于追逐规模的初创企业。这些企业得到了大量风险资本现金的支持,而投资者渴望快速获得回报。而过去一年,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到2018年底,许多科技公司宣布削减福利、奖金和工作岗位的计划。
而研究公司Zero2IPO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份,中国的风险投资交易总额为43亿美元,同比下降近70%。
共享单车公司ofo就是一个警示,说明科技行业轻松赚钱时代已经结束。这家曾经雄心勃勃的初创企业于2014年在中关村成立,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通过9轮融资筹集了22亿美元。但在上千万用户要求返还押金后,该公司目前面临现金短缺,迫使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断削减运营开支。
中关村科技孵化器Innoway的高级经理杰特·温恩德(Jelte Wingender)表示,未来需要更少的企业家,但要“更专注、更好”。
“中国创业者或独角兽公司还没有弄明白的一件事是,如何成为一家可持续发展的企业。如果你继续这样长时间工作10年,人们将不再有私人生活,他们将没有孩子,他们将发疯。”
杨正在思考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凭借10多年的工作经验,他目前在一家*互联网公司担任中层职位,但已到达职业生涯的顶峰。他把自己比作一名建筑工人,由于工作强度高,他可以赚很多钱,但很容易被更年轻、更廉价的劳动力取代。
杨考虑过经营一家以家庭为基础的公司,这样他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和未来的孩子们在一起。“我愿意全力支持妻子的事业,照顾好家庭,”他说。
市场研究公司CB Insights在一项新的研究中发现,在其分析的101家初创企业失败案例中,8%的企业失败主要原因是“精力枯竭”。报告称:“在必要的时候减少损失的能力,在进入死胡同时重新调整努力方向的能力,被认为是企业成功和避免解怠的重要因素。”
那些选择留在科技行业的人也有自己的难题。
Andy Xu曾是一名程序员,后来成为望京机器人初创企业Vincross的首席运营官。他正在学习如何成为一名更好的团队*。但他觉得自己必须从改变自己的外表开始。在节食和每周参加探戈课程后,24岁的他在6个月内减掉了20公斤:“我不能丢了公司的面子。”
女性科技工作者的日子更难过。例如,编程人员通常被定义为不善社交的人,他们在所有场合都理着寸头、带着一副塑料框眼镜,穿着格子衬衫。
对于中国的软件开发人员有很多俚语,比如码农的字面意思就是“编码农民”,还有“程序猿”也是习惯性的称呼。
24岁的任静(音译)是一名程序员,家住西二旗。她说,她拒绝了一些要求996工作时间的公司所提供的工作机会,也拒绝了一些面试官提出特定问题的工作机会,比如说“女孩子做开发人员是不是太难了?”和“你准备好和男朋友分手了吗?”
对于编程教育初创企业创始人俞昊然来说,他开始对自己的生活方式进行一些小的改变,比如每天在跑步机上跑步,在家做早餐。最近的一个下午,他多年来*次亲自去买了一件衣服,一件优衣库的深蓝色衬衫。
不过,他购物清单上的下一个商品已经在中关村很受欢迎。他打算买一个电动滑板,这样可以在上下班的路上节省一些时间。(晗冰)
20102起
融资事件
4314.04亿元
融资总金额
11011家
企业
3269家
涉及机构
499起
上市事件
5.33万亿元
A股总市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