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缺两年之久的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投”）董事长一职终于补位了。继位者是中投老将——交通银行董事长彭纯，其在2010-2013年间曾任中投副总经理兼中央汇金总经理。
4月2日，即“愚人节”次日上午，中投内部召开大会宣布：彭纯将出任中投公司董事长一职，现任中投公司副总经理居伟民将接替屠光绍，出任中投总经理，1959年生人的屠光绍则退休卸任。
经济观察报获悉，屠光绍主持了当日上午的大会，会议宣读了中央的任命。“消息有些意外，屠总‘壮志未酬’啊。”资深市场人士称。
而被誉为银行“老兵”的彭纯于去年2月受命出任交行党委书记，并接任董事长。
截至发稿，中投与交行均未对外发布人事变动消息。
此次人事调整可谓标志性事件，这是中投成立以来，首次由非财政体系的官员担任董事长。“如此调整也在情理之中。掌门更换为银行系血液的人对中投而言，也是一种机制上的进步啊。”一位接近中投的资深金融人士称。他说，类似安排已有耳闻。业界评价，屠光绍与居伟民的业务与能力水平均非同一般。
董事长的挑战
掐指算来，彭纯是中投成立11年以来的第三任董事长。他将执掌一个不同过往两任掌门人的新中投。
2007年9月中投成立之时，首位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由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机关党组成员楼继伟出任，其由筹备期的国家外汇投资公司筹备组组长，转身中投“掌门人”。直至2013年3月，楼继伟回归财政部，任财政部部长、党委书记。
其时，得益于2001年加入WTO，成为“世界工厂”的中国经济高速发展，2007年经济增长11.6%，国家外汇储备亦快速增长，2007年末接近1.5万亿美元，超过日本成为世界*大外汇储备国；为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探索外储多元化投资新渠道，国家成立主权财富基金中投，由财政部发行人民币专项国债向央行购买2000亿美元作为资本金注入。由中投对外开展投资业务，对内有序推动国有金融机构改革。
而此过程中，全球性产能过剩和流动性过剩亦日趋严重，世界经济格局深刻变化。2008年全球爆发金融危机，但中国推出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后，经济率先止跌回升。外储继续攀升，2009年末达到2.4万亿美元，2012年末外储升至3.3万亿美元。
不过，全球化产能过剩、有效需求不足背景下，中国依靠扩大投资和贸易、高度消耗资源和环境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2012年开始，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凸显，就此中央及时提出了经济增长“新常态”的概念。
时间线拉至2013年7月至2017年2月，中投迎来了第二任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丁学东，其历任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办公室主任兼人事教育司司长，财政部国有资本金基础管理司司长，财政部部长助理、副部长，国务院副秘书长。
这期间的中国处于“三期（增长速度进入换挡期、结构调整面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叠加”阶段，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发展。2013-2016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2%；此际，世界经济低迷，国际金融格局变幻，2015年全球股票市场剧烈震荡，新兴市场金融风险显现。
2015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主要内容是“三去一降一补”，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和“降成本、补短板”同步推进，希望借此实现经济的结构优化和提质增效。
而这期间的中国外储在2014年6月份达到近4万亿美元的高峰值，之后开始减少，2016年末为3.01万亿美元，两年半时间减少近1万亿美元；在采取一系列严厉措施后，2017年外储止跌企稳，年末为3.14万亿美元；截至2019年2月仍为3.09亿美元。
就在中投两任掌门人的更迭过程中，中国经济亦转向了中高速“增质提效”阶段；期间，亦不难看出来，似乎中投的董事长总是“难产”，第二任董事长空缺了四个月；第三任更是缺位了两年之久。
相比前两任董事长，57岁的彭纯将面对又一个极富矛盾和挑战的局面。2018年全球金融市场跌宕起伏，资产价格大幅波动；2019年恐怕也是“惊涛骇浪”会有时，尽管目前全球央行“鸽声嘹亮”，货币宽松时代渐近，似乎资产价格上涨是其典型标配……但国际市场充满各种不确定性，风险加剧。
这位在交通银行深耕多年，拥有丰富金融业从业和管理经验的银行老兵何以应对？
资料显示，彭纯在担任交行副行长的6年中，交行承担了为中国商业银行改革探路的重任。当时，作为五家国有银行中“首吃螃蟹者”的交行率先试水进入资本市场，其分别于2005年和2007年在H股和A股进行IPO。而彭纯正是交行上市的主要推动者之一。
尤其是，他要面对一个更加现实的挑战：经过十年发展，总资产逾9414亿美元（截至2017年底）、累计上缴利税逾1万亿元的新中投（相当于十年再造了三个中投），这个庞然大物的资产如何增值？
一位中投接近人士称，资金出海过程中，面临诸多挑战，诸如：组合投资难度趋升，主动投资越来越难以获得超额收益；直投方面呈现“盲目性”，“走出去”未与“引进来”结合起来；对外投资在真实性与合规性方面较为欠缺；包括巨大的对外投资体量也引发了全世界关注和愈来愈严的投资审查和限制。
问题在于，尽管经过十年探索，中投建立了“中投国际+中投海外+中央汇金”的“三支柱”管理架构，形成了公开市场、另类以及直投等多元化的投资模式，但实践中，现有投资模式仍面临着诸多困难与挑战。
诸如，公开市场投资在主被动、自营与委托方面的困惑；直投方面，在项目搜寻、投后管理等方面步履维艰，很多直投项目陷入困境；财务回报目标与服务国家战略未能有机结合；中投定位和战略方面很多长期困惑仍然悬而未解等等。
好在，步入2.0时代的中投意识了上述问题，努力尝试创新优化对外投资模式。
上述中投接近人士透露，2017年来，在总结十年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中投确定了三年战略规划的基本框架，提出改进公开市场投资，明确将中投海外打造为国家级海外直投平台和“走出去、引进来”领域的一面旗帜；加大直接投资和另类投资的比重，更好地发挥和利用“中国因素”。
而“中国因素”是屠光绍以中投副董事长、总经理身份，近期以来对外公开发表观点的一个“高频词”。
中投下一步
那么，按照中投的说法，接下来，要创新对外投资方式，稳步加大另类资产和直接投资，形成以另类资产和直接投资为特色的投资模式；大力推进“中国因素”投资，发起设立新的多双边基金及平行基金，搭建跨境双向投资合作平台；打造多维度的跨境投资生态网络。
亦可谓十年磨一剑。此时的中投已将目光投向“一带一路”，以及与“中国视角”相关的投资机会；深度挖掘具“中国视角”的投资机会俨然成为中投的新十年使命。
屠光绍曾告诉媒体，在*个10年里，中投支持了国内企业“走出去”和“引进来”，并探索形成了市场化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汇金模式”，创新发挥了“国有金融机构注资改制平台、国有金融资本投资运营平台、国有金融股权管理平台”三大平台作用。
时代变迁，“走出去”更要“引进来”。屠光绍认为，实现这两者的良性互动，可通过建立双边基金为跨境投资提供新的渠道和平台，使之对接起来。
事实也是如此，不难发现，“双边基金直投模式”业已成为中投当下的投资引擎之一，另一引擎是“组合投资”。前者包括双边基金+直接投资+平台／生态系统；后者涵盖“公开市场+另类投资”等。
就在3月26日，中投公司与法国巴黎银行、私募机构欧瑞泽(Eurazeo)共同发起一只10亿至15亿欧元的产业合作基金。投资方向为那些希望来中国拓展业务的欧洲大陆企业。
此前，2018年11月，中投与还汇丰(HSBC)合作，筹集一只10亿英镑基金，投资于在中国有发展契机、优质且成长中的英国企业。2017年，中投与高盛成立中美制造业合作基金，目标承诺投资额50亿美元。此外，中投还在2018年与日本五家金融机构联合成立中日产业合作基金。
就此，屠光绍称，双边基金可以发挥强强联合、优势互补的作用。中国的市场需求巨大，如此大的一个市场，又处在消费和产业升级的转型过程中，不少国外企业都想进入中国市场；同时，发达国家的产业优势也是我国产业迈向中高端转型升级所需要的，双边基金就可以促进跨境投资的“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
上述中投接近人士解释，双边基金是介于直接投资和母基金投资之间的第三条路线。中投提出按商业化和市场化原则运作的新型双边基金，按照“共同出资、利益捆绑；共同管理、强强联合；交换比较优势，商业可行；合作共赢、可持续发展”的四项原则，以更好的发挥政府与市场两种优势。
现在，投向中投的目光除了人事调整之外，还有其出炉不久的五年战略目标与规划——其将如何按照既定计划践行呢？
中投2018年12月制定发布的“2018-2022年战略规划”提出，按照国务院确定的海外直投业务平台资金规模达到500亿-1000亿美元的要求，公司将积极争取落实资金来源，稳步加大另类资产和直接投资业务，力争到2022年底使其占中投境外投资总组合的比重达到50%左右，形成以另类资产和直接投资为特色的投资模式，为服务国家战略和提升国家外汇投资收益提供有力支撑。
为实现这些目标，屠光绍表示，中投将完善和创新对外投资方式，打造具有中投特色的投资模式，积极开展“中国视角”投资，推进多双边基金等投资创新，构建多维度的跨境投资生态系统。同时，全面提升机构化投资能力，提高研究工作和资产配置效能，优化推进各项投资业务，完善风险管控和投资效能评价体系，加强投资全流程管理和投资支持。
此外，屠光绍指出，中投还将优化公司管理架构，进一步完善以中投为总部，中投国际、中投海外、汇金公司三家子公司各司其职的“1+3”管理模式，优化公司总部与子公司之间的职能分工、管理边界、流程衔接，做到分工清晰、权责匹配、运作高效。
而中投副总经理祁斌曾公开表示，中投在公开市场、另类投资和直接投资都有较大布局，未来要在三者间进行动态调整，公开市场投资要根据投资能力不断优化主动、被动和增强型指数投资等方式，依托双边基金不断强化直接投资战略和能力建设，重点关注与中国相关的跨境投资，服务于中国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
不过，接下来，步入第二个十年的中投终究无法回避，诸如：战略意图与财务目标之惑、准政府机构与商业机构的定位之惑、缺失竞争之惑等“十年之惑”的市场诘问，它们动辄涉及体制机制的调整与变革，市场期待中投能够做出正确而精彩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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