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创投圈经历了 2018 年教育从“欣欣向荣”到“泡沫破裂”、K12各项政策接连落地的洗牌之后，职业教育成为了今年创投圈的风口。
先看政策：2019 年 2 月，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后简称《实施方案》），鼓励社会各界参与职业教育的建设，并给予各种资源扶持，对职教改革的支持力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一石激起千层浪。
在随后两个月内：
3 月，教育部公布了 2019 年普通高校新增的2072 个本科专业和撤销的 416 个本科专业。
4 月，市场监管总局、统计局公示了 13个新职业，人工智能工程技术人员列在首位。
政策的改革是顺应社会需求变化的结果。“无论是高校取消400 百余专业也好，还是国务院取消 16 项证书资质也好，本质都是反映一件事情：现有的职业或者培训体系，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当下的需求了。”北塔资本上海负责人王潜告诉36氪。
伴随着“实施方案”的公布，“新职业教育”的大幕终于拉开。
在本篇新职业教育综述里，将主要论述：
怎样的时代背景诞生了“新职业教育”？新职业教育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大势所趋的产教融合，在投资人眼里是门不那么性感的生意？
更有机会的地方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背景下新兴的职教品类，其教研和交付会是新职教机构的核心竞争力？
如果从需求端来看，职教改革是一件箭在弦上、迫在眉睫的事情，它迫切落实的根源在于：中国劳动力供给端已经达到了刘易斯拐点，劳动力缺口大、高质量人才稀缺、产生结构化失业。
一方面，中国人口红利消失，可用劳动力逐年减少。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最新数据：2018 年中国大陆 65 岁以上人口占比 11.9%，再创新高；而出生率则创改革开放 40 年以来*，且降速开始扩大。
另一方面，据申万宏源的研究显示，我国人才缺口集中在高端技术岗位，而本科生供给过剩、初中以下技能能劳动力并无缺口。根据《中国制造 2025》对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人才需求的测算，预计我国 2020 年人才缺口将达 1913 万，2025 年将逼近 3000 万。
虽然提升劳动力素质、解决结构化失业刻不容缓，但高校培养人才的周期却相对滞后：教育内容老旧、课程体系不健全、教师没有实战经验、知识与市场脱轨；在“人才培养”和“社会需求”如何匹配的问题中，催生了“新职业教育”的产生：
一“新”指“新职教”元年。虽然产教结合在上个世纪末就已经被提出，但整体推行进程缓慢，而《实施方案》的扶持力度之大、涉及范围之广，足以拉开新高教的元年。
二“新”指应运而生的新型社会化职教机构。区别于存在已久的学历考试和证书类考试，这个“新”既包含新时代下新的教育品类，如人工智能教育和电竞教育；也指新时代需要的“复合能力”，而非传统的纯技能型人才。
产教融合企业迎来春天
在《实施方案》里，明确提出了对产教融合型企业的激励机制：
在开展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基础上，建立产教融合型企业认证制度，对进入目录的产教融合型企业给予“金融+财政+土地+信用”的组合式激励，并按规定落实相关税收政策。
一批以产教融合为主业的公司迎来了春天。用慧科集团首席战略官、慧科研究院院长陈滢的话说：“从政策的扶持力度来看，这次的改革动了真格，这将拉开新职教的元年”。
但值得讨论的一点是，明明最新的科研技术和知识都掌握在阿里、腾讯、华为、大疆这样的企业端，为什么慧科这类校企之间的“连接桥梁”，却扮演了职教改革里更重要的角色，成为本次改革*的受益者？
其根本原因在于：企业和高校的KPI不同：企业的目标是创造利润，而高校则承担着培养人才的责任。虽然很多企业也愿意参与到人才培养中去，但如果合作双方的根本目标不匹配，很容易一鼓作气，后劲不足。
在陈滢看来，企业和学校两端很难直接开展长久、持续的合作。
首先，企业很难完全融入学校的教育体系建设中，企业端的师资本质上也是企业员工，受考核标准影响，无法全心投入教研教学中，且有较大的流动性。
其次，学校缺乏与企业合作的经验，校企连接的不通畅也会导致“产教融合”效率低下。
所以第三方公司顺势诞生，但它们不止扮演一个企业和学校间“连接桥梁”的角色，而需要深度参与到教学培养方案里，其业务会涵盖：
从产业端获取对未来人才的需求，并分析求职岗位的缺口和能力需求；
深度参与教研和课程体系开发、师资培训、授课的全过程，再由企业端把控内容的有效性，并提供工具、数据和案例等支持；
参与到实验室、实践基地的开发建设和实习对接。
在打通校企两端之后，再整合两端产业的资源形成平台，将经验、教研、教学等内容在不同的学校复用，进行规模化盈利。其营收主要来自于联合办学、训练营和实验室共建。
史无前例的政策扶持，为什么资本觉得没那么性感
虽然国家提供了组合式激励和税收优惠，但在36氪采访了多位投资人后，发现很多投资人并不关注这个赛道。
我们整合了一下“不关注”原因，可以归结为“重资源、慢生意”两点——不符合风险投资的本质。
与高校合作本质是门 To G 生意，同时企业还需要开发产业端的资源，无疑是两个较高的资源门槛。其中更关键的一点是，高校资源往往有着极强的“地域属性”，往往会出现你主打山东河南，我主战江苏浙江市场的情况，高度分散的市场限制了企业的扩张规模和速度。
另一方面，院校需要一所一所谈，并且其合作周期极长：学校需要长时间考察企业是否可靠，且高校设立新专业涉及到国家财政拨款，需要每年 12 月统一申报、次年收到批复，落地还需要等到 9 月份开学后。“今年 3 月谈好了，明年9 月才能落地，这种二三年的周期在这个赛道里是常事。”一位产教融合的从业者表示。
所以即使产教融合是门稳健（一旦签订，高校几乎不会更换合作方）、现金流佳的生意，但并不符合风险投资“高风险、高回报”投资原则。
目前产教融合已经跑出了慧科、新道科技、中德诺浩等体量较大的公司，暂未找到合适的标的可能也是机构暂不关注的原因之一。
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交叉背景下诞生了新的需求
如果说产教融合是在解决社会结构化失业的问题，那社会化的职教机构则更多满足了新时代劳动者终身学习的需求。
“此前职业教育曾经历过2 次高峰：*次发生在上个世界 90 年代，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让大量农村人口开始转型，催生了蓝领的就业型职教；第二次则是由于高等教育不断扩招后带来的大学生就业难，催生了北大青鸟、达内、华图、尚德等一系列职业技能培训公司。”三节课联创黄有璨表示。
在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交叉背景下，大量传统行业的工作环境正在升级，机械化重复行的体力劳动逐渐被AI替代，新职业不断产生：包括面向业务经营、产品运营、市场营销、电商新零售等领域的“新商业”岗位，以及人工智能深度学习、无人驾驶、区块链等“新技术”岗，针对这些新职业岗位的培训，成为新时代下的新需求。
新职业教育的市场有多大呢？据三节课团队团队测算，职业教育的市场约九千亿，撇除传统以考证、IT培训、职业技能为主的培训，新职业教育大概占据三四百亿的市场规模，并以18%-20%的比率增长，到2020、2025年左右，新职业教育可能会成长到千亿级的市场规模。
这些职业教育需求被满足的规律是怎样的？这与市场规模、需求迫切程度和行业迭代速度强相关。
首先，在互联网的大势下产生的新职业品类，必然会带来相应的教培机会，大到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网运营等品类，小到电竞、网红等泛文娱垂类，都存在大量人才的缺口。据脉脉数据研究院去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IT互联网的研发、运营、产品等岗位都是春季最热招聘 Top10 榜中。
“与传统工种相比，泛互联网的新工种从诞生到需求爆发的时间更短，体制内开设新专业和课程的速度，很难跟上岗位需求变化，应届生具备的能力与企业岗位需求之间的间隙越来越大，所以相关品类的职教机会就出现了。”启赋资本的投资总监龙志成表示。
其次，兼具市场规模大和迭代速度快的赛道对行业教培的需求更大，餐饮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其市场空间达 4.6 万亿，但 600 万家门店平均寿命只有 500 天，从业者素质参差不齐，管理层在管理、营运和经营三方面亟待提升，从粗放转向精细化运营。目前赛道已经出现了勺子课堂、餐饮老板内参等公司。
职业教育创业门槛较高，其核心竞争力在教研和交付
而与 K12 教育这类考纲稳定、考试类型长期不变或者变化很小类目相比，职业教育有几处不同：
1）商业活动日新月异，一个赛道的“增长秘籍”可能 2 个月就会复制到各个领域，半年就会失效，需要教育机构在短时间内快速迭代培训内容，时效性要求较高。
这意味着强产业背景的团队更具优势，“自持内容”和“超配型研究团队”也是职教机构课程竞争力的关键。以勺子课堂为例，其研究院团队占据公司总人数的 40%，均有餐饮产业的行业经验，课程由其教研人员前置观察行业，找到新趋势和新需求；再进行课程理论构建，其课程每年的迭代率在 50% 左右。
2）劳动者参与职业教育的目标与“择业”or“涨薪”直接挂钩，其教育成果会直接应用到企业的经营中，影响相关的工作指标，用户当下即可判断机构的教育水平，教育质量一目了然，继而会影响后续的复购指标；所以机构的交付能力在这里显得格外重要。
而对于机构来说，新兴产业的人才缺口往往很大，行业极不规范，在授课师资、助教等教学服务的主体上都有人才缺口；所以企业通常会先自研岗位所需的底层能力框架和内容，再将行业大牛的经验注入到教学体系中。而服务体系上值得借鉴的是三节课：选定已经从三节课毕业、并从事相关工作的优秀老学员成为“兼职导师”，以老带新进行作业指导。在这套体系的运转下，其交叉复购率在 50% 左右。
《实施方案》的发布，把“职业教育”赛道重新推上了风口浪尖，也让社会开始重新思考“职业教育”的含义。在这个时代，职业教育不再单指我们为“岗位”而做的技能培养，而是需要在整个职业生涯里持续增加知识储备、训练可复用的能力模型，为每一次科技所带来的产业变革做好准备。
毕竟，终身学习的时代，已经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