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相连、荒草丛生，是郑朝晖对上海张江的*印象。
那是1999年，因缘际会，他来到这里看房。“张江高科地铁站都没建好，工厂没几个，真的是荒无人烟，即使是世纪公园对面的房子，一平米才3000多元。”在大多数上海人眼中，这个旧名“古桐里”的地方，一度远在上海之外；如今，担任季丰电子董事长、当时还在上海贝岭工作的郑朝晖尚未想到，几年之后，他将在张江工作、创业，安家、扎根。
也正是这一年秋天，上海市政府启动了“聚焦张江”战略，要集中力量把张江高科技园区建设成上海技术创新的示范基地，其中，集成电路成为重点聚焦的产业之一。
那时的张江迎来了历史上至关重要的一次机遇。自此以后，一条条以国内外科学家命名的道路将交错出现在这片曾经荒芜的土地上。中国*的芯片制造厂商——中芯国际将落地在郭守敬路北侧，而沿着长度为5.8公里的祖冲之路，不仅陆续建起了张江微电子港、浦东软件园、张江科技园等标志性园区，也将落成最受张江人欢迎的购物中心——“长泰广场”。
祖冲之路与金科路交叉口，背景为长泰广场
二十年后，这里成为中国规模*、产业链相对最完整的集成电路产业园，用人们更熟悉名词描述，即为“芯片产业”，将近7万从业者在这里工作。据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官方发布的文章，上海经信委相关人士在今年4月披露，2018年，以张江为核心的上海集成电路产业总产值达到1450亿元，占全国总比五分之一。
集成电路，这个看上去充满工业感、硬科技的产业，与许多人眼中“小资且时尚”的上海紧密连接起来，成为后者的一面旗帜。
一些人曾撰文称，上海张江为集成电路付出了全力，让这里成为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的摇篮和领头羊。它曾在普罗大众的视线之外，如今，它站到了焦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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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十年
张江*次和集成电路产业联系起来，大约在1992年。
彼时，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落成，初步确立了集成电路产业链的框架。三年后，国家主导的909工程立项，在当时，这笔投资额高达100亿元的项目是电子业有史以来*的一笔投资。伴随着承担909工程的上海华虹集团落成，张江也迎来了*家大型集成电路企业。
不过孤掌难鸣，集成电路真正在张江爆发还要等到2000年。那时，来自中国台湾的张汝京带领300多位台湾半导体从业者和100多位“海归”来到张江。时年8月，张汝京在张江打下*根桩，中国规模*、制程*进的芯片制造企业中芯国际就此成立。
“能找到这样一片土地建工厂很不容易，”曾在中芯国际工作了十余年的前高管罗仕洲回忆说。这一年，他跟随张汝京从台湾来到张江，此前找了很多地方，是当时的上海非常有远见，中芯才会在张江落户。
以“中芯”命名，是希望这家公司能够成为“*芯”。
在罗仕洲的记忆中，张汝京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他一心希望在中国大陆建成能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的芯片制造厂；那段岁月被罗仕洲称为“理想时代”。“很多人真的有一种使命感，”他回忆说，“我来到上海，是想把这个事情做成，不是工作几十年然后告老还乡回台湾做一个镇长。现在很多人不喜欢谈情怀，但我们真的就是有这个情怀。”
日后被称为“芯片科普*人”的前中芯国际副总裁谢志峰，是中芯国际创始团队中的海归之一。此前，他已经在英特尔*研发中心工作了7年。他曾以为，自己将会在这家*公司“待一辈子”，直到2001年，张汝京在为中芯国际寻找人才时找到了他。张对谢表示，自己已经从台湾来到上海建设集成电路产业，“你是一名上海人就更责无旁贷了”。
这次对话后不久，谢志峰选择了回国。“我们很清楚中国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当时回来，就是要做贡献，改变这个情况。”
中芯国际成立伊始，正值全球半导体产业发展低谷，张汝京秉承“逆周期投资原则”，低价购入大量设备，加上大量海外、海归人才的加入，中芯国际进入了全速发展期。“24小时都在运作，”谢志峰回忆说，“工厂工人是2班倒，12小时换一班；我们工程师要随时在线，工作时间是早上8点到晚上12点之间，晚上睡觉时，一旦有问题，立刻就得爬起来回工厂。”
成立仅三年，中芯国际便已拓展至4条8英寸生产线和1条12英寸生产线，“*的时候，我们和台积电的技术只差一代。”罗仕洲说。
在郑朝晖看来，中芯国际的到来带动了张江的发展。“中芯国际的规模非常大，起步时工厂就有上万名员工，张汝京从台湾、海外带来的员工，很多都带着家人子女，他们也有上学的需求。”他记得，在中芯国际的建设过程中，除了工厂和员工宿舍，甚至还建了别墅区、基督教堂、双语学校，“对于当时的张江，中芯国际建立起一个衣食住行整套园区。”
张江集成电路迎来了“*的时代”，日后，当从业者们回忆起这段历史时，他们通常会将2000年到2010年称为“黄金十年”。
这段时期也可以用“风口”来形容：在中芯国际、华虹几家大厂的带动下，不仅此前分布在上海漕河泾、徐家汇、青浦等各处的集成电路公司陆续搬到张江；“芯片热”也传至大洋彼岸，许多在90年代出国留学、毕业后在国外大型芯片企业工作的半导体工程师受到感召，陆续回国创业。短短几年，张江便聚集了200多家芯片企业，它也由此被称为“中国硅谷”。
2004年，郑朝晖也离开了位于漕河泾的上海贝岭，加入在张江落户的外资芯片企业——创锐讯。这是张江集成电路快速发展的一段时期，本土企业蓬勃发展同时，高通、英飞凌、英特尔等外资芯片企业也纷纷在张江建立研发中心。
郑朝晖记得，创锐讯的上海团队刚刚起步时，在张江高科地铁站旁边的联想大厦六楼租下约三、四百平方米的办公室，但很快就不够用了，到了四、五年之后，团队已经由最初的几十人发展至700余人。
“土地、资金等政策支持是（芯片）企业向张江聚集的原因之一，”郑朝晖分析，“另一方面，人才也是重要原因，当时的海归芯片人才基本集中在张江，芯片公司在这里招人更方便。”
从华虹、中芯国际两家芯片制造公司起步，张江的集成电路产业逐渐向上、下游延伸，形成设计、制造、封测、设备的完整产业链。不仅如此，针对这一垂直市场的半导体猎头、咨询服务、行业媒体等也都应运而生。
张江浦软大厦
2
低潮期
大约在2008年，芯片业开始出现了一些变化。
这一年，晨晖创投合伙人曾浩燊来到张江，当时刚刚从硅谷回来的他，还是一名芯片创业者，“一回来就感觉到，这一波海归芯片创业热潮已经慢慢过了。”作为芯片工程师一员的张俊恩有着同样的感受，当时，他刚刚大学毕业，“一入行就感觉进入了低谷，最明显的一点是，之前芯片创业企业拿到融资挺容易的，但这之后的几年，几乎很少有公司还能拿到融资了。”
此前几年突飞猛进的隐患开始显露。相比其它产业，芯片的研发周期短则9个月，长则1-2年，而且*代产品往往成熟度较低，需要进行多次迭代后在应用上才能达到成熟，对于民间资本而言，投资风险高、回报不确定。
“半导体产业以前很受欢迎，为什么？”曾浩燊分析说，“以前终端发展慢，比如一个电器可以用十年，同一款芯片可以一直卖，所以只要前期研发好，后面就是不断赚钱；但后来终端迭代越来越快，芯片生命周期不断缩短，整个行业毛利率低下去了，对于技术上没有像巨头那样形成*壁垒的创业企业，规模就很难起来，只能越做越低端去寻找收入，毛利也越来越低。”
一位创业者曾回忆说，以海归工程师为主的*代芯片设计公司，虽然多拥有技术经验，但工程师出身的创业者在市场、管理方面经验不足，而且企业规模不大，无法形成技术上的差异化和创新，只能用低成本竞争，长此以往，形成了扎堆低端技术、相互抄袭的局面。
根据这位创业者的描述，当时张江科技园内的200多家企业中，大多未实现盈利，抵御风险能力较低；他本人的公司则因为持续亏损，已于2007年被一家大型企业收购。
“民间资本投芯片是要赚钱的，结果投了几年发现太难赚，受打击了，慢慢就不投了，”曾浩燊感慨说。巧合的是，在同一时期，民间资本有了更好的“去处”：从2008年开始，随着智能手机诞生，移动互联网迎来“黄金十年”，正在对芯片产业心生“犹豫”的资本开始转向。
雪上加霜的是，2009年，中芯国际与台积电长达六年的“纠纷”落幕，在这场半导体行业人尽皆知的专利及商业机密诉讼案中，中芯国际最终两次败诉于台积电，累计赔偿后者3.75亿美元及10%股份，张汝京辞职。
2年后，接任中芯国际董事长的江上舟辞世，此后，中芯国际进入漫长的低谷期，曾经“仅落后一代”的差距，逐渐被拉大至2-3代，迄今为止，尚未追平。
在张江科技园中，人们谈论得更多的不再是理想，而是生存。“很多人希望国产芯片崛起也没错，”一位芯片工程师感慨，“但企业是要盈利的，尤其是中小企业”。
在“低谷时期”，更多企业考虑的是如何过冬。根据多位芯片行业人士介绍，由于研发周期长、毛利率低等产业特性，在缺乏外部资金的情况下，芯片企业难以扩大规模，更难提升研发投入，提升技术上的竞争力，虽然不至于破产倒闭，“但也就是活下去，艰难度日”。
张江芯片企业的一些“特色”，也曾进一步增加了融资难度。上海股权托管交易所董事长张云峰提到一个现象，由于张江芯片企业多为海归人士创立，在发展前期，许多企业有赴境外上市计划，因此设立了红筹架构，结果导致难以在国内上市融资。
“比如北京中关村、广东等地的芯片企业，股权架构很简单，”张云峰举例说。他曾在申银万国工作时，帮助过一家中关村芯片企业成功登陆新三板，解决了资金问题；这家企业先后在全国多地设厂，规模也持续持续扩大，“开始股价只有1块多，后来涨到20多块”。
然而，这一成功路径在张江复制并不容易。“红筹架构是为境外上市准备的，但是境外上市依然很难，即使到境外低端市场成功上市，依然难以融到资金，而他们这样的红筹架构又没办法在国内创业板、新三板上市，资金紧缺问题就变得越来越严重。”张云峰说。
3
芯片“领头羊”
2014年前后，紫光集团先后并购了位于祖冲之路上的展讯通信和锐迪科，在并购前，这两家企业已是国内排名一、二的芯片设计企业。
不过，两起并购案发生正是因为集成电路产业再次受到国家重视，从而出现了一系列收购、入股的产业整合事件——比起被并购的“沮丧”，这一趋势为张江带来的更是希望。在锐迪科被并购两个月后，被行业称为“大基金”的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宣布成立，预计规模将达到数千亿元。
那之后，张江半导体又迎来黎明。
2014年，上海先推出30亿创投引导基金计划，主要用于支持集成电路设计产业；一年半之后，上海再次宣布，为配合“大基金”计划，推出500亿元集成电路“小基金”，其中300亿元计划用于集成电路生产制造，并支持光刻机、刻蚀机的国产化，另外200亿元则等分至装备材料和设计领域。
“国家队”的进入，也在给予民间资本更多信心。“其实（在）国内投资芯片还是可以有回报的，”曾浩燊认为，“我们看创业板、主板，半导体企业很容易有50倍以上的市盈率，这在全球范围内都是很高的，资本投入进来，能够有回报。”
在曾浩燊看来，民间资本对芯片投资的顾虑，主要还是对企业发展规模的不确定。“很多企业在A、B轮是最艰难的，他们需要钱，政府资金不太会投这类小企业，如果民间资本投，又担心离上市太远，没办法退出。” 如今，政府导向的资金进入，恰好接上了企业在早期融资和后期上市之间的“空白”，有了这一环节的补充，民间资本对投资芯片的热情也被带动起来。
资金流入，只是产业回暖的一部分。正如曾浩燊所说，“钱是用来续命的，企业的本质没有变”，真正促进芯片产业回暖、使张江再次掀起“芯片热”的，还是近年来国产消费电子品牌的快速发展。
芯片企业走向成熟，需要多代产品的迭代，“迭代是必须的，一定要有这个经验过程，”曾浩燊说，“比如华为海思，一开始技术也不行，但是华为坚持用，迭代几年，成熟度就上来了。”
过去，由于国产消费电子品牌并不突出，多以山寨产品为主，因此在全球层面，国产芯片难以获得市场；近年来，随着国产品牌在手机、可穿戴设备、家电等各个方面的快速发展，也给予了芯片更多空间。
如今，曾浩燊已经从一名芯片创业者转型成为半导体行业投资人，他所在的晨晖创投，早期脱胎于位于张江的浦软孵化器，现在则以对早期科技企业的投资为主。2016年，在曾浩燊的主导下，晨晖创投以数百万人民币投资了刚刚诞生一年的上海南芯半导体，这个由前德州仪器产品线经理阮晨杰创立的芯片公司，主攻方向是当时市场空白的Type-C接口快充芯片，专业名词为“升降压电源管理芯片”。
南芯研发的*颗芯片SC8801在2017年实现千万级销售额，此后不久，即获得小米雷军系顺为资本的数千万A轮投资。此后，其产品先后应用于华为、小米等品牌的移动电源，并将技术专利授权于OPPO的VOOC闪充功能。
张江浦东软件园汇智湖，南芯半导体坐落在湖西
根据曾浩燊的判断，随着“华米OV”等国产消费电子发展至世界级水平，他们提高供应链风险管控的意愿也在加强，以免在某些技术上被“卡脖子”。因此，近年来，企业使用国产芯片的意愿也在提升，“这就给了芯片企业发展的空间，例如移动电源，全球*第二的是小米和深圳Anker，只要他们愿意使用国产芯片，就是很大的市场，”曾浩燊说，“品牌未必会在旗舰产品上用国产芯片，但是在中低端上用一用，也给了芯片可以迭代成长的空间。”
在这样的大趋势下，在张江科技园中，应用于AI、电源管理、IoT、指纹识别等领域的芯片企业正在快速发展，“我们可以先做好一些细分领域，几年之后，再慢慢向大整合的方向走，”曾浩燊说。
2018年11月，上海市政府发布了集成电路产业现状和规划图，在这份规划图中，未来，集成电路将以张江高科技园区为核心，联动杨浦区、嘉定区、青浦区等多个区域，形成 “一核多级”的全产业链生态。
“张江会有自己的方向，”张云峰认为，在他看来，随着这块区域走向成熟，在芯片制造等产业扩容时，可能会向上海其他区域和长三角迁移；但张江留下的是最需要人才汇集的技术研发环节。“上海对人才的吸引力是无可比拟的，我相信，在未来发展中，张江企业在芯片设计、装备材料、加工工艺等方面都将扮演着领头羊的角色。”张云峰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