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70岁的张汝京转战青岛，创立国内*家CIDM模式的半导体公司芯恩半导体。今年71岁的他说，这不是最后一次创业，对于未来他还有很多构想。
十年前一个看似平凡的周三，上海张江的一间公寓里挨挨挤挤、人头攒动。
这本该是一场小型、轻松的亲友聚会。但在这一天，更多从未参与过聚会的人特地赶过来。大部分人的表情里都藏不住悲伤和震惊，有人开始窃窃私语，他们都只关心一个话题：张汝京，中芯国际的创始人、CEO，是否真的引咎辞职，离开这个他一手创办、耕耘了近10年的公司。
这是2009年11月11日，初冬，上海的寒意已经起来了。
前一天早上，中芯国际同时宣布了两项重大消息：其一，与台积电长达6年的纠纷诉讼落幕，双方达成和解；其二，伴随着和解，中芯国际CEO、执行董事张汝京辞职，曾任华虹集团CEO的王宁国接任。
作为张汝京的老部下，季明华记得当天便接到张汝京的电话，告知其卸任的消息。在电话里，老上级对他说，公司出了事、官司输了，自己必须负责，董事会将会找到其他负责人来接替工作。除此之外，张汝京未有任何抱怨、悲伤之语。
与往常一样，张汝京走到聚会人群中，情绪平静。他再次表示会“对事情负责”，并对在场的人强调，“不要认为这是人生中很大的失败，不要被打趴下”。他祝愿所有留在和离开中芯国际的朋友们勇敢向前走，因为“人生总是要不断的努力”，他欢迎朋友们此后继续来家中聚会，一如既往，直到他离开张江。
如后续许多媒体报道的那样，在这一日以及此后的数月中，能够与张汝京联系的人，都会回忆起他这段时间的平静——即使有人感受到了他隐隐的悲痛。
那一年，张汝京61岁。正如他在演讲中所说，他的人生还要不断前行。
三次离开
许多人说，张汝京的一生是“三起三落”。因为在1999年到2017年之间，他曾三次离开自己创办的企业，重新开始。不过，在他自己的认知中，只有离开中芯国际才是人生中*一次“落”，因为是“被迫离开”。
*次离开，他是自愿的。1997年，张汝京申请从工作了20年的德州仪器提前退休，从美国回到中国台湾后，创立了当地第三家晶圆代工厂——世大半导体（下简称“世大”）。受到他的邀约，此前就已相识的季明华也离开了原本就职的一家新加坡公司，加入了世大。
那是一次相当成功的创业，仅仅三年，世大的产能就已超过了当时行业老大台积电的三分之一，彼时台积电已经发展了13年。
随后不久，“台积电并购世大”事件起了苗头。在一些江湖传说中，台积电创始人、董事长张忠谋与世大大股东密谋，趁张汝京不备对世大发起收购，并从此引起二人长达十余年的“不和”。
“都是谣言。”张汝京很无奈，尽管他无数次对此辟谣，“阴谋论”仍然流传了20年，至今不绝。事实上，张忠谋曾任德州仪器资深副总裁，是张汝京的“老领导”，在台积电对世大的并购过程中，张汝京全程参加了讨论。“他提出了非常不错的价格，问我是否愿意，我说愿意，他就很高兴。”
世大的员工们也很高兴。“才成立三年，台积电和联电都争着要买，我们觉得还蛮光荣的，”季明华笑道，更何况，台积电给出的价格是“原来股价的8.5倍”，“我们都很赞成，觉得退休金也有着落了。”季明华也由此进入台积电工作，虽然5年后，他再次追随张汝京到了上海。
到大陆建厂一直是张汝京的心愿，此次出售后，他如愿北上。
2000年，张汝京在上海创立集成电路芯片代工企业中芯国际，大约有300多名半导体工程师随其北上，其中不少是他在德州仪器和世大时的旧部。一时间，张汝京甚至带动了台湾半导体工程师前往大陆工作的潮流。
而严大生也是在此时加入了张汝京的团队。在这之前，严大生曾供职于排名全球第五的外包封测厂力成科技，为张汝京的世大团队提供了封测服务。
按当时的行业惯例，封测环节会使用半导体测试设备厂商爱德万的封测方案，但张汝京想节省成本，于是与力成科技共同调试改进，最终用自研方案解决了问题。“当年的行业中，能够突破原本工作程序、勇于创新的老板很少，张博（张汝京）很不一样，能让人看到工作的希望。”这件事情一直被严大生记在心里，也成为他此后始终愿意跟张汝京一同工作的重要原因。
除此之外，严大生还提到了张汝京另一个有感染力的地方——细心。几乎每个与张汝京共事过的人都会提起这一点，“每次在电梯里遇到，他都能叫出我的名字，公司里成百上千的人，他可以记住几乎每个人，”罗仕洲回忆说，当年，他也随张汝京一同北上，“正是这样的细心，拉住了人的心”。
除了人心，还有实力。在21世纪的*个十年，中芯国际就将半导体工艺制程的水平从落后世界*水平四代提升至仅差一代，而且在上海、北京、天津等多个地区建厂，带动了当地芯片产业发展。迄今为止，它仍是中国*的、制程*进的晶圆代工厂。
但当时的急速发展，也给公司埋下了隐患。2003年到2006年，台积电先后两次起诉中芯国际，理由直指张汝京的台湾团队，认为他们侵犯台积电的技术专利及窃取商业机密。尽管在季明华和许多老部下看来，“真正犯错的是下面几个工程师，他们真的是在抄袭”，但这件事情的影响波及了整个公司。
张汝京曾试图挽救局面，在北京高院和美国加州对台积电提起反诉，但最终无果。2009年初冬，美国法院判处中芯国际败诉，4天后，张汝京、中芯国际董事长江上舟和律师团飞往香港，与台积电紧急谈判。
最终的和解协议除了中芯国际赔偿2亿美元现金及10%股权，张汝京还被告知，台积电提出的另一个条件是：让张汝京离开中芯国际。
离开中芯国际后的三次建厂
那是一场平静且快速的告别，从败诉到公布离职，仅仅7天。
张汝京签署了离职文件，同时，他也签署了一份竞业协议：从2010年起算，三年之内，他不得再从事芯片相关的工作。这对于一位已经61岁的老工程师来说，似乎是宣告了事业终止。当时有消息透露，他或许会从事一些慈善或教育类工作，印证了许多企业家退休后的惯常路径。
但人们想错了。
签署竞业协议时，张汝京得知，在相关行业中，自己被允许从事的领域为LED和太阳能。他转身即开始筹建新的工厂，为LED产品生产变换光谱、转换电压等功能芯片。至今，这个规模不大的LED厂仍被他带在身边，从上海搬到了青岛。
告别中芯国际后，张汝京的生活模式并未发生转变，在2010年之后的9年中，他的生活被分为三个阶段：2010年创立LED厂；2014年在上海临港开建大硅片制造工厂新昇半导体（下简称“新昇”）；2018年转战青岛黄岛区，创立国内*家CIDM模式(CommuneIDM，即共享式IDM）的半导体公司芯恩半导体（下简称“芯恩”）。
“建厂”一词，高度浓缩了张汝京的一生，他在业内素有“建厂高手”之誉，无论何时何地，他总是有能力以有限的资金和时间，建设出*规模、员工素质最统一的芯片工厂。从1990年起，他带领团队先后在中国台湾、意大利、日本、泰国、新加坡等各地参与管理和建厂，每处停留2、3年，待工厂步入正轨便离开，走向下一个“建厂循环”。他甚至积累了对各国工人的不同认知：日本工人努力守规矩，新加坡人肯打拼，意大利工人不容易管理但很聪明。
“Richard（张汝京）建厂有自己的方法，”罗仕洲介绍说，“如同师傅带徒弟，张汝京会手把手带新员工，他很强调实际操作。”例如此前较欧洲工厂有较大差距的日本团队，在经过张汝京亲自培训、带领后，如今两者已成为“合格率很相近的工厂”。
对于自己的员工，张汝京更看重的是个人做事踏实的品质，而他自己也从来没有领导架子。许多人都谈到，与张汝京一同工作时的气氛总是“像一个大家庭”。这也成为不少“老部下”愿意一直跟随他的原因。
在过往数十年中，许多曾与他共事过的工程师，都在不同时间反复加入他的新公司，成为新员工的“老师傅”。“老同事在陆续归队。”张汝京细数，芯恩成立以来，已有近百人“归队”，而芯恩目前总员工数400余人。
谈起工作，张汝京总习惯以“我们团队”来做开头。这个“团队”在其带领下已融合了高度相似的价值观和做事逻辑，例如，芯恩目前已经完成了两轮共计150亿元融资，不是一笔小数目，但季明华强调说，要用这笔钱做出类似“别人200、300亿才能建好的工厂”，“节俭和提高效率”已经深入了每一个人的脑海。
而这恰好也是是张汝京的特色。在中芯国际时，他就曾“逆周期投资”，趁半导体产业低潮期购入高性价比设备；芯恩开建后，沿袭该模式，张汝京购入了大量二手设备。
“假设新设备要100块钱，别人维修好的二手设备买回来只要大概60、70块，”张汝京一笔笔分析，“我们买没维修过的二手设备只要20块，算上零件和人工费，一共约30块钱。不仅价格便宜，而且老师傅带徒弟维修，又增强了员工对设备的熟悉程度。”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当时用来装运二手设备的木质集装箱也没被浪费，经过师傅们巧手“改造”后，这些集装箱如今已成为临时工厂中的工作台、鞋架、置物台和前台等。“有人盖工厂，规模不到我们的一半，花费是我们的八成，效果还没我们好。”张汝京举例说，有些工厂喜欢“新潮的设备”，例如选择可旋转的摄像头，价格是普通监控相机的四倍，但在旋转时仍有死角，“我们装两个不可旋转的，挨在一起，价格只要一半，还没有死角。”
在张汝京的助理汪晏眼中，张汝京的一切都奉献给了工作。他不仅在建厂上追求高性价比，生活上也对物质毫无追求，“出差坐经济舱，酒店干净就行，午饭常常是一碗青菜一碗饭”。汪晏从2016年起担任张汝京的助理，从新昇到芯恩，对老板的“工作狂精神”深有感触。
有一次到台湾出差，她跟着张汝京“一天见了5家公司，从台北到新竹、再回台北，跑了四个城市”，年轻人累得“想抗议”，70岁的老板反而精神奕奕。一天结束后，当汪晏把整理的会议笔记交给张汝京时，他依然能快速指出笔记中出现的纰漏，对每个会议的内容，记得清清楚楚。
面对“是否想过要休息和退休”的问题，张汝京显得有些困惑，“我很多同学在美国教书，65岁退休了，回到家每天钓钓鱼、打打麻将、逛逛商场，太无聊了，没过几天，又都回学校教书去了。”张汝京称，他当年读书时的指导教授已经82岁，仍然在学校教书。
在张汝京看来，自己“最长的一次休息“是当年准备离开世大，与台积电做交接工作的一个多月，再加上后来筹划建立中芯国际的三个月时间，那是他迄今为止最“清闲”的一段时光。
“为什么要休息？”张汝京摇了摇头，“一个人不做事情，在家里躺着，为什么呢？”
对IDM模式的执念
在严大生眼里，71岁的张汝京和50岁的张汝京相比，并没有什么变化。如果一定要说，“大概是年龄、外貌发生了变化”，思考了许久，他略感无奈地挤出回答。
“他（张汝京）从不灰心。”相识20多年，季明华认为张汝京的心态从未变化，无论是他惊人的记忆力、疯狂的工作态度，还是他执着的性格，“不管遭遇困难还是失败，只要是要做的事情，他都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去做，直到成功。”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当张汝京本人来回答这个问题时，答案浓缩成了八个字。“我们的使命还没有完成。”在他看来，尽管中芯国际、华为海思均已跻身全球前五，但是中国半导体行业还需要IDM模式。
建厂三十年，IDM是他始终未能完成的执念。
IDM、Fabless和Foundry是半导体行业的三种运作模式，Fabless意为仅做设计，不自主生产，以高通、华为海思为代表；Foundry意为不做设计、仅做代工生产，中芯国际和台积电均属这一模式。IDM则是两者结合，整合设计和生产流程，“整体利润比设计和代工都高，”张汝京强调说，以2018年为例，IDM模式的德州仪器的毛利率达到65%，高于Fabless模式的高通10个百分点、Foundry模式的台积电10-20个百分点。
在美国德州仪器工作时，张汝京便已构想过，将来回国建厂，要做成IDM模式。但在中芯国际成立时，这一时机并不成熟。“IDM模式需要大量设计人才，当时，国内成规模的设计企业不超过5个，人才缺口过大，做不起来，所以要先做代工。”他这样解释当年的决定。
季明华记得，临近2010年时，随着国内芯片设计人才增加，中芯国际一度规划向IDM模式转型，只是随着张汝京离开，一切戛然而止。
直到芯恩创立，张汝京才重新开始弥补自己的遗憾。他为芯恩选择了CIDM模式，比起IDM，前者通过大量芯片设计企业入股的方式，引入设计人才，“还是缺人才，一家IDM企业往往需要几千个设计工程师，但我们连200、300个都找不到，怎么办？”他想到了一个更快捷的办法——通过CIDM模式，引入30至40家设计公司交叉持股，累积起来即可满足三、四千人的设计规模。
“眼下，这是最合适的选择。”张汝京判断，相比代工生产，CIDM模式的另一个好处是，由于前者只做代工，通常需要钻研最尖端的技术；而CIDM面向客户生产，可以先做满足使用需求的成熟工艺，快速提高产能。芯恩的二期投产后，张汝京预计产能每月可超过10至20万芯片（8寸芯片当值）。
芯恩更像是张汝京团队的一个集体梦想。从上海到青岛，季明华的薪酬降低了一半，新加入团队的曾伟雄也承认，“薪水的确不高”。与“老部下”不同，这是曾伟雄*次与张汝京共事。此前，他曾在台积电和中芯国际累计工作十余年，但时间上刚好与张汝京*错开，直到筹备芯恩时，彼此才通过朋友联系上了。
“对我来说，他是大佬级人物。”曾伟雄未掩饰对张汝京这一传奇人物的敬仰与好奇。“按说，他已经什么都不缺了，完全可以退休，但他有非常强的使命感。*次对话就感到，他不把这份工作当做赚钱的工具，而是视为自己内心的一部分、自己的使命。”曾伟雄被这样的使命感打动，最终决心放弃原来的高薪、加入芯恩。
使命感和理想主义，贯穿了张汝京的一生，也遍布在他所创立的企业中。
“在这里工作后，感受了这种氛围，去其他公司，可能根本没办法适应。”汪晏感慨，即使是已经离开的工程师，回忆早年在中芯国际工作的短短数年时，仍然会提到，那是一个少见的理想时代，“很苦，但大家憋着一股劲儿，要把事情做好。”
“在一生终结的时候，上帝会在审判台前问我，你这一生，帮了多少人？帮国家做了多少事情？又帮老百姓做了什么？” 从小受到家人信仰的熏陶，如今，帮助人、约束自己、补足短板，这些价值观一直跟随者张汝京，影响着他的生活和身边的人。
还未到“最后一次创业”
在所有始终未变的性格特质里，张汝京*有些遗憾的是“脾气急”，这点甚至在行业中形成了共识。在曾伟雄入职前，就曾听说新老板“挺会训人的”，甚至有人说“来这里（芯恩）工作，一定要戴好钢盔”。
“我不是一个自大的人，也不狂妄，但柔和没有做到，有时候脾气急。”张汝京承认。
他对人的期望很高，做事要到尽善尽美，达不到预期时，容易发火。但汪晏提到，”他的脾气来得快去得也快，一旦事情处理好，也就不再生气；有时他反而会在第二天找下属道歉，说自己昨天语气重了。“
“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张汝京常常将这句话常挂嘴边，他甚至会在每天晚上自我检讨，告诉自己控制情绪，明天不要再为这些事情生气了。“现在他一发火，我们就会反过来告诉他，不可含怒到日落。”汪晏笑道。
“虽然错了骂你，但做对了他也会不吝夸奖。把人看得很重，强调要去关心人、去帮助人。”汪晏总结。
刚成为张汝京的助理时，汪晏常常看到许多设备厂商来到公司拜访，对张汝京表示感谢。她开始不明白，后来才知道，在行业中，一家新生的国产半导体设备厂商想要进入市场，需要有工厂使用其设备、帮助其认证，但在与国际品牌的竞争中，这些新品牌往往会落败。当时只有极少数公司给予了这些国产设备商机会，而 “爱用国货”的张汝京工厂就是其中一个。
汪晏称，为了确保质量，在收到新厂商送来的样机时，张汝京都会同时准备一台同类型的达到国际水平的设备作对比。若样机不达标，则会帮助其测试升级后再返回给厂商，厂商需按照升级后的标准重新生产，再卖给他们。“这样既使用了国产设备，又确保质量。在很多设备和材料采购上，他都会先问问，有没有合格的国产品能够替代。”
而对于自己公司招募新员工，张汝京也会特别向管理层强调，找来的新人，要对他们负责，不仅要满足公司需求，也要对员工的职业发展负责，提供足够的资源。“大部分公司会强调获利，但他（张汝京）是把人放在最前面。”曾伟雄这样评价。
多年创业，张汝京习惯在建厂的同时，在周边建立员工宿舍、员工子女学校等配套设施，形成社区模式。“公司会分房子、股票给员工，当年在上海分了1500套房，北京和武汉也分了一些，后来房产升值了，大家都有获益。在这里工作，不一定会暴富，但也绝不会被亏待。”张汝京说。
如今，社区模式也带到了芯恩。
7月初，一组韩国工程师团队特地到芯恩工厂参观学习，正巧在园区里遇上了在接待客人的张汝京，张汝京热情地上前与韩国团队打招呼，并告知对方，这里将会建起一所中、英、德三语的国际学校，今年9月即将*次开学，“欢迎各位前来工作，也欢迎带着孩子来上学”。
2019年，张汝京71岁了。当面对“芯恩是否会是最后一次创业”的问题时，他哈哈笑了，“当然不是，我还有很多构想，很多项目。”
眼下，他则享受着在青岛的时光。由于芯恩所在的中德生态园附近大多区域已开发完成，规划整齐、环境清新，穿插着未开发区域的水库和草地，春夏交际时，这里繁花盛开，草木萋萋。
张汝京喜欢这样的地方。在过去数十年中，无论是在美国德州的达拉斯、台湾新竹、上海张江、临港或是青岛黄岛，他都是一个远离市区的人。他不爱热闹，也早已不习惯城市的喧嚣。在工作之余，他喜欢到附近散散步，“有时在山间小路走走，鸟语花香，有着与家乡相似的气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