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拆分：越拆越惨的美国科技巨头

“不忠诚、昏厥、天真、对股东的损失视而不见”——在2014年初春的一天，eBay的股东收到了这样一封公开信，对CEO约翰•多纳霍提出了上述指责。

这封信来自一位持股0.82%的老股东，在写出这封信时，他78岁，头发和一脸的络腮胡须都已雪白。如果以为这是一位老人出于某种失望情绪而发出的无助呐喊，那可大错特错，因为这位当时为eBay第25大外部股东的老人，正是恶名昭著的投资人卡尔·伊坎。

在过去几十年，伊坎被视为“华尔街之狼”和“企业突袭者”，以一己之力，将环球航空公司、戴尔、时代华纳、苹果、摩托罗拉等知名企业玩弄于鼓掌之中，或促成某项收购、或强迫更换高管，将企业搅得天翻地覆，自己则坐收渔翁之利，一次可获利数亿乃至数十亿美元，目前其总身价高达近200亿美元。

而这一次，伊坎在公开信中提议称，eBay应与支付业务PayPal进行拆分，因为后者的移动支付业务拥有着40%的年增长率，eBay的增长却已陷入个位数。如果能顺利促成Paypal的拆分，卡尔·伊坎将至少获利1.8亿美元。

多纳霍意识到，自己面临着一个强敌。可能与许多商界人士一样，他还记得伊坎在8年前对时代华纳的搅局：当时，伊坎以阿联酋王室为后盾，动用22亿美元，迅速成为时代华纳*的个人股东后，他要求这家影视巨头拆分为4家公司，剥离美国在线，同时实施200亿美元的股票回购计划。这场纠纷最终以时代华纳高额回购股票结束，伊坎从而净收入数亿美元。

这与伊坎对eBay的策略如出一辙。在公开信发布的一个月后，当多纳霍在位于圣何塞总部的小会议室中向投资人解释eBay与PayPal应保持为一个整体时，伊坎对eBay的持股已经增长至2%。

在执掌eBay的七年中，多纳霍促使公司扭亏为盈，并将股价提升了5倍，堪称功臣。但在2014年的春天，他意识到，自己将面临着一场艰苦的抗争，前路未知。

吸血式拆分：利益为王

对资本而言，企业分拆意味着创造利益更大化。

“研究表明，从长远来看，企业开展重组，分拆后业务部门的利润总和会超越原来的企业集团。”不久前，《经济学人》在关于企业拆分的文章中这样写道。不仅是利润，支持拆分观点的人士普遍认为，分拆之后各个部分的估值总和，也将高于分拆前的整体估值。

这一观点正在中国的科技巨头中得到验证。据经纬中国统计，在过去20年中，中国先后成长出76家估值在30亿美金以上的超级独角兽，其中近20家为腾讯、阿里等科技巨头的衍生公司，例如蚂蚁金服、阿里云、阅文集团、腾讯音乐等，均来自于科技巨头的业务拆分。

拆分后的公司往往有着不错的业绩和估值表现。在2010年，为了获得金融牌照，马云执意将支付宝从阿里巴巴原本的VIE架构中拆分出，变更为纯内资公司，在当时的估算中，支付宝估值约为百亿美元；8年之后，当这家已经改名为蚂蚁金服的金融科技公司传出新一轮融资消息时，估值已涨至1500亿美元。

PayPal和eBay，与蚂蚁金服和阿里巴巴的情景颇为类似，均为支付与电商公司的结合。早期，这会为双方带来协同发展，而随着支付业务的成熟，拆分可能为前者带来更多的合作和业务拓展空间。

在上述指责多纳霍昏庸的公开信中，伊坎写道：PayPal正处于关键时刻，与eBay绑在一起，将限制其发展，以至于被其他公司超越。

老谋深算的伊坎很清楚拆分为自己带来的好处：凭借PayPal的增长速度，如果独立发展，股票价值势必更高。按常规惯例，在拆分后，股东每持有1股eBay股份，即可获得1股PayPal股份，按伊坎当时持有eBay的3080万股份来看，拆分使他至少能够净收入1.8亿美元。

但与阿里在4年前情况不同的是，彼时，阿里与支付宝均处于成长期，拆分之后的数年中，阿里的营收增长均高于50%；而作为C2C电商鼻祖、也是淘宝最初效仿的对象eBay，早已在竞争中掉队，其2014年营收增长已降至个位数，如果再失去PayPal，无疑是失去了增长最快的重要业务。

多纳霍尽力抗争着拆分的提议。在3月的那场交流会中，他面色焦虑地为投资人和媒体解释不拆分的优势，并表示eBay的部分收入正在用来支持PayPal的海外增长，“PayPal有着巨大的潜力，我们完全能够发挥出它的潜力。”

4月，他与伊坎达成了一次和解，同意任命伊坎推荐的大卫·多曼为独立董事，作为交换，伊坎同意放弃分拆PayPal的提议。这是多纳霍抗争拆分以来离成功最近的一次。

不知为何，不久后的战略回顾会议上，情况却急转直下，董事会改变立场，对拆分提议表示了退让。多纳霍并未透露这一转变是否源自伊坎及其他投资人的压力，但他承认，在这次会议中，董事会认为eBay和PayPal的分家可能对彼此都更为有利。

“随着时间的延续，有助于推动PayPal发展的协同效应正在递减。”他这样回应《财富》的采访，这与七个月前的言论截然相反，他预测说，尽管eBay在当时能够为PayPal贡献超过30%的营收份额，但在未来三年内，这一比例将降至15%。

很难说多纳霍的分析是否出自本心，毕竟，在2014年9月eBay公布分拆决策的同时，多纳霍、CFO鲍勃·斯万等数位高管也宣布将在分拆完成后离职，他将获得2300万美元的遣散补偿款，这相当于他年薪的两倍。

当然，分拆决策也可能源自于一些外部市场的压力。时年9月，阿里巴巴在美国上市，苹果推出Apple Pay，直接加大了电商与支付双方的竞争压力。在分拆时，eBay与PayPal还签署了一份5年协定，规定双方业务关系不变，并禁止eBay在五年内推出支付业务，而PayPal则可以与其他电商、零售商、金融机构、Google、Apple等进行合作。

正如伊坎和一些主张拆分的投资者所料，分拆后的PayPal增长迅速。2015年，PayPal以500亿美元市值上市，4年后，市值增长至1100亿美元，相当于eBay当前330亿美元市值的3倍。在最近一期财报中，PayPal营收增长约12%，净利润增长率为56%。

而伊坎曾信誓旦旦表示“拆分对eBay同样有利”的观点却更像一种官腔式安慰，事实上，这位金融大亨在拆分时便忙不迭地尽数抛弃了eBay股票，从而换取了PayPal的4630万股份。

分拆在eBay内部引起一系列动荡，除了CEO等高管离职，在决定拆分后不久，eBay的C2C业务marketplace宣布裁员2400人，同时，eBay出售了帮助其他零售商开展在线销售的业务eBay Enterprise。

不仅内忧还有外患，在拆分风波期间，eBay正面临着来自亚马逊的严酷竞争。

“eBay的分拆对亚马逊是利好，”电子商务服务提供商ChannelAdvisor执行董事长斯科特·维因格认为，拆分导致eBay被干扰了12个月，不仅未来战略不算清晰，而且无法专心筹备2015年的假日季销售，从而使其在与亚马逊的竞争中进一步弱势。

*可能威胁到亚马逊的，是当时传出阿里巴巴可能对eBay进行收购的消息。可是马云在随后访问美国时澄清，并无这一计划。4年之后，当亚马逊在美国电商市场已经占有48%份额时，位居第二的eBay已下滑至6.1%。

“eBay未死，可是它受伤了。”一位银行家断言。

它的麻烦不仅于此。今年年初，拆分提议再次袭向eBay：持股超过4%的激进派对冲基金Elliott Management对eBay的业绩表现表示不满，并致信董事会称，要求eBay将旗下票务业务StubHub和eBay Classifieds Group拆分，以促使公司估值提高。

eBay是否还会面临又一次拆分还尚无结论。但历史经验表明，拆分往往是一把双刃剑，为股东创造收益的同时，却也使不少公司大伤元气。

在eBay拆分前的十余年，当惠普将*钱的医疗器械业务从公司中拆分，并以“安捷伦”命名时，惠普与安捷伦的股价均现狂涨；1995年，AT&T设备部门的高管为增加订单量，执意将其从母公司中拆分，成立朗讯公司，4年后，AT&T再次分裂成长途电话、移动电话等四家公司，两次拆分，投资者与持股高管均赚的盆满钵满。

只是，无论是惠普、AT&T、还是拆分后的朗讯，都在此后江河日下。

反垄断拆分：解体巨头

关于百年电信巨头AT&T的衰落，人们往往忆及两次关键拆分。

前文提及的是1999年AT&T的最后一次拆分，当时，正值全球从传统电话向移动电话转型的关键时期，股东们为求收益，将移动电话单独剥离上市，募集100亿美元；母公司只保留了一个在当时看来体量*、却在此后不断下滑的传统长途电话业务。

如果说这次出于利益目的的拆分彻底断绝了AT&T的前景，而再往前回溯15年，1984年的源自于反垄断目的的拆分，则被视为这家百年科技巨头走向衰落的开端。

《谢尔曼反托拉斯法》通过于1890年，是美国的反垄断基本法案，目的在于限制垄断和试图垄断的商业组织与个人。在过往数十年中，除了利益动机，反垄断动机是促成美国巨头企业分家的另一个主流因素，AT&T则是其中首屈一指的经典案例。

在1983年，AT&T的营业额超过另外三家巨头企业的总和：埃克森、美孚和通用电气。更厉害的是，AT&T几乎垄断了全美国乃至加拿大的长途和市话业务，由于它能够运用长途电话的收入补贴市话上的亏损，为市场提供了极低费率的市话业务，使其他企业难以竞争以至于退出市场，AT&T常年保持着垄断地位。此外，AT&T通过对西电公司的控股，也垄断着电信设备生产。

这引来了美国反垄断局对AT&T的持续抗议，在1913年和1949年，AT&T曾两度面临反托拉斯法诉讼，由于其强大地位而侥幸过关，但在1984年的这次诉讼中，AT&T终于被判决强制拆分。

在这一年，AT&T一分为八，总部仍保留着原来的品牌，从事长途电话业务和通信设备的制造，带有天然垄断能力的市话业务被分成7家“小贝尔”（Baby Bells），分散至美国不同区域。

“这是美国有史以来最愚蠢的事情。”当时的媒体这样引述着反对方专家的言语，他们表示，无法理解拆散美国“管理最出色的公司”这一决定，这有可能使曾经发明出电话、晶体管、C语言的贝尔实验室难以再持续创新。三十年后回顾，果然一语成谶。

美国政府与市场对这些体量庞大的行业巨头始终表现得爱恨交加，既反感于巨头对市场的垄断与*的话语权，又仰赖于它们强大的发展能力，在过去的数十年中，摇摆不定。

在反垄断拆分中，AT&T的案例是一个结束，也是一个开始。称为“结束”，是因为对于这场拆分的是非成败至今尚无定论，自此之后，美国亦再未真正实施过以反垄断为名对大企业的拆分；然而，自这场拆分开始，微软、谷歌、Facebook、高通等无数科技巨头，均在不同时期，被“反垄断拆分”的呼声所笼罩。

AT&T的案例及其代表的技术或许都已过于遥远，对于当下的科技企业来说，微软曾经面临的反垄断纠纷，更为贴近、也更惊险。

那是在1998年10月，美国司法部和20个州的总检察长联合提出对微软的反垄断诉讼，其原因与AT&T颇为相似：这家公司占据了重要基础设施，并操控这一设施以阻碍竞争。AT&T操控的是市话费率，而微软则被指控利用Windows操作系统以垄断浏览器市场，更直接地说，在当时的行业环境下，这一行为被视为垄断了“互联网的入口”。

微软的Windows系统在当时的市场中占据了9成以上份额，Office办公软件更是拥有接近100%的市场份额；在浏览器上，微软也占据了半壁江山。

彼时，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刚过不惑之年，还并非日后人们所熟悉的那个笑容可掬的慈善企业家。在20世纪的最后几年，这位科技大佬的形象多是“霸道的垄断者”。

为了拿下浏览器的另半边天，盖茨决定将Windows与IE捆绑销售——如果想使用微软的Windows 95，电脑制造商们必须承诺安装IE浏览器。这一规则在诉讼中被传出后，比尔·盖茨形象大损，甚至有人公开甩了一张沾满白奶油的派饼在他脸上。

但这项颇为霸道的条款推动了IE浏览器的市占率直线上升，到2000年时，其市占率已经从2年前司法部发起诉讼时的40%提升至80%。

强势的增长激化着案件，连绵不绝的诉讼从1998年一直持续至2002年，主审法官托马斯· 杰克逊曾一度裁决微软需要将操作系统和浏览器一分为二，并在未来十年内不得合并，但随后又被哥伦比亚特区联邦上诉法院驳回了判决。

直到2002年，司法部与微软方达成和解，前者不再要求拆分，而后者缴纳了罚款，并改善了部分垄断行为，微软惊险过关。在纠纷最激烈的2000年，比尔·盖茨卸任了微软CEO并成立慈善基金会，此后亦与“垄断者”的形象渐行渐远。

尽管避免了拆分，但这场案件却也在此后多年一直笼罩着微软。此后5、6年内，在美国、欧洲、韩国等多个地区，微软均付出了高额的诉讼费和罚款，2008年，微软为应对谷歌的崛起，提出以62%的溢价收购雅虎的计划，最终却也因如影随形的反垄断审查而流产。

在美国的商业环境中，每一家在行业中占有*优势的企业，都可能面临着AT&T与微软曾遭遇的反垄断风险。

风水轮流转，在那场流产的微软收购雅虎计划中，谷歌扮演着抗议者的角色，斥责微软想借机垄断互联网，6年之后，作为在搜索引擎与手机操作系统中占据*优势的科技巨头，谷歌也在美国、欧洲等多地被起诉垄断，先后被罚款近百亿美元。

除了谷歌以外，美国最新的反垄断拆分提议还指向了亚马逊、Facebook和苹果，2019年3月，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伊丽莎白·沃伦提议拆分上述公司，并终止其一切并购计划。她在自己的博客平台上写道，如果能在2020年的大选中胜出，她将对这四大企业进行拆分，“他们摧毁了竞争”。

3个月后，美国联邦委员会与司法部宣布对这四家公司进行反垄断调查。故事仍在延续。

自救式拆分：回天乏术

拆分，无论是被渴望利益的股东推动、还是在反垄断下的被迫为之，在美国企业近数十年的案例中，都鲜有十分乐观的结果。如果说这些拆分是由于外力作用，未能考虑企业自身发展的诉求而导致失败，那令人感慨的是，许多为求发展、突破瓶颈而进行的拆分案例，也未能如愿以偿。

例如，在2010年，为使公司可以分别专注于个人及企业业务，摩托罗拉决定拆分为摩托罗拉移动和摩托罗拉解决方案两家公司，前者负责手机及电视机顶盒，后者负责经营企业级通信产品。结果一年之后，摩托罗拉手机业务便被谷歌收购，之后又出售给联想，手机出货量连年下降；而“摩托罗拉解决方案”则在近十年内毫无增长，营收尚不如拆分之时。

再例如，从1999年起，为了聚焦发展，惠普先后实施了两次拆分，效果却一言难尽。

回到2000年，惠普大厦楼下的出租车司机突然观察到，在这座写字楼工作的人似乎变穷了，以前，那些从大厦中走出的白领会直接搭乘出租车，但从这时起，更多人选择了地铁出行。

这与惠普与安捷伦的分家不无关系。此前一年，惠普的医疗仪器部门从惠普拆分出来，更名为安捷伦，这使惠普失去了时下利润最丰厚、竞争压力也相对较小的一块核心业务。不过，当时惠普董事会的思路是，过于繁杂的业务线使得惠普内部非常混乱，通过拆分瘦身后，公司可以集中精力发展更具成长性的计算机业务。

以当时计算机行业的前景看，这样的决策不无道理。只可惜，“瘦身”并未能改善管理混乱，反而正是“集中发展计算机业务”策略，带领惠普走上了此后的衰落之路。

拆分后不久，为了缩小在微机领域与戴尔越差越多的市场份额，时任惠普CEO的卡莉•费奥莉娜不顾众多董事反对，决意收购了当时在微机市场中份额第二、但正在江河日下的康柏公司，结果，两家劣势公司合并，非但未能实现“1+1>2”的并购效果，甚至在两年之后，连康柏原有的市场份额都未能保住。

值得一提的是，费奥莉娜正是在上世纪90年代AT&T多次拆分的主导者，也是数十年来美国科技行业*争议的一位CEO。

在2001年至2013年之间，惠普屡屡陷入错误的决策中，市场地位一跌再跌。它一度为了加强手机业务，收购了Palm Computing公司，但又出售了后者的知识产权，并在一年后放弃手机与平板电脑的运营；2012年，惠普斥资110亿美元收购软件公司Autonomy，这笔交易随后变成了两家公司高管之间就欺诈问题展开的诉讼大战，进而间接导致了惠普时任CEO李艾科的下台；它曾宣布在公有云领域与亚马逊展开竞争，结果又宣布放弃。

到2013年时，惠普的市值比当年拆分时蒸发了80%，被踢出了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李艾科下台后，梅格•惠特曼接任了惠普CEO的角色，她肩负着一个更艰巨的任务——带领惠普复兴，并决定惠普是否再次拆分。

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惠普多年，早先是讨论打印机业务与PC业务是否拆分，随着两者的增长均陷入困境，拆分的讨论又聚焦在企业与个人两类业务上——惠普的PC和打印产品在当时的市场已经开始落后，但企业服务尚在一些方面保持了*。支持拆分的观点认为，应该让双方各自专注，尤其是企业业务方面，能够发力软件与云计算等更有前景的业务。

不过这一次，拆分并未受到股东们的支持，在2011年，坚持拆分成为李艾科下台的直接导火索，结合此前的收购问题，李艾科成为惠普近年来最为“短命”的CEO，仅仅在任10个月。

惠特曼可以说是全球*影响力的女性经理人之一，她曾在eBay担任CEO达十年之久，并将eBay从一个50人的创业团队发展为全球知晓的电商平台，员工达到1.5万名，资产翻了2000倍。在2005年惠特曼到北京参加《财富》全球论坛时，马云表示，这是他最尊重的5个CEO之一，“梅格是一流的CEO”。

老练的惠特曼无疑比李艾科更聪明，她在拆分的争议中上任，随即便在多个场合宣布，“我们没有指定分拆公司的计划”、“惠普作为一个整体发展会更好”——直到将近三年后，她才着手实施了两者的拆分。

理论上，这是一次动机合理的拆分，未受到外界的任何压力，从始至终是“为了惠普能重回往日辉煌”。为避免失去协同效应，拆分出的企业业务也未像15年前的安捷伦那样改名换姓，而是以“惠普企业”命名，负责云计算、服务、软件和基础设施四大板块，惠特曼本人转而担任惠普企业CEO，亦从侧面证明了当时对惠普企业前景的重视。

只是，惠普在过往十年中攒下的痼疾，也并非“拆分”一方妙药可治。此后，裁员、出售、罢工及业绩下滑始终伴随着惠普与惠普企业。

2014年到2018年，惠普企业的营收从551亿美元缩减至308亿美元，税前利润也从22.44亿美元降低至2.68亿美元，在2015年和2017年，先后两次宣布裁员，用以缩减企业的经营成本。惠普企业曾寄予厚望的云计算业务，由于难以与亚马逊、微软等巨头竞争，在一定程度上被放弃，2016年初，其公有云Helion关停。

惠特曼本人在2017年时离开了惠普，她对外解释自己的离职理由称，惠普已不再需要商业型人才，而是需要一位技术出身的CEO。

保留了个人业务的惠普也未见起色，在过去五年中，这家公司的营收始终原地踏步，利润则稳步下滑。2019年10月传出的最新消息称，惠普将在明年继续裁员9000人，占总员工比例的16%，消息公布后，惠普股价下跌了整整一周。

流血的拆分

美国科技企业拆分（含纠纷）经典案例全天候科技统计

人们总是将希望寄托于变化。

早先，在美国商业社会中，变为多元化企业是一种潮流，这可以增加业务间的协同作用，也能够让公司更有活力的业务去弥补弱势业务，以便于后者成长或度过难关；不计其数的巨头型企业由此诞生，结果，企业家和投资者们又发现了“体积庞大”的缺陷，例如臃肿的制度流程，或难以计算的企业价值。于是，在许多巨头中，拆分再次成为一种潮流。

只是无论在科技行业、还是在颇为流行拆分的美国工业行业，拆分后的企业都走出了一种越拆越差的“气质”。《经济学人》在今年5月的一次统计显示，近期拆分的工业巨头中，只有霍尼韦尔的股价表现良好，而通用电气、蒂森克虏伯、陶氏杜邦和ABB的股价走势都弱于大盘。

这可能与中国市场的情况恰恰相反。在这个市场上，人们已经习惯了看到阿里巴巴、腾讯和京东这样的科技巨头宣布拆分某些业务，无论是母公司、还是拆分后的子公司，都并未因此而受到负面影响。它们中的一方继续扮演着巨头的角色，另一方则受到资本市场的追捧，成长为超级独角兽，并获得迅速增长的市值，比如从阿里巴巴拆分8年后估值翻了15倍的蚂蚁金服，又比如拆分之后估值从100亿美元翻至300亿美元的腾讯音乐，莫不如是。

腾讯曾公布过“集团控股公司负责投资和整体决策，子公司负责营收增长”的战略方向，近年来，虽先后将数个子公司分拆上市，但腾讯仍然对这些公司持有高度控制权，例如腾讯音乐IPO时发布的招股书显示，腾讯对其持股为57.4%。

简单来说，多数中国科技企业在拆分子业务后，双方的关系依然相当密切，并未损害彼此的协同作用。

而大多美国企业与此不同，在前文所述的几个案例中，拆分后的几家公司往往无甚关联。惠普分家的医疗仪器业务随即更名，放弃了母公司的品牌效应；而AT&T在1999年“一分四”时，尽管四家公司均可以继续使用AT&T品牌，但在股权上已经彼此独立，并无交叉持股的关系。

eBay与PayPal分家时，双方曾签下了一份有效期为五年的运营协议，确保在一定期限内eBay将支持PayPal的业务，但仅仅四年后，eBay便传出消息，计划终止与PayPal的合作关系，改由与荷兰支付公司Adyen合作。

种种案例证明，中国科技巨头的拆分，更接近于集团式发展，而美国的几家企业，则在此后分道扬镳、甚至反目成仇。无怪乎有人总结说，亚洲企业倾向于分拆上市，喜欢在一个大盘子里堆满一个个金灿灿的馅饼，而欧美企业则喜欢把一张饼越摊越大——毕竟，饼若切开，便不在一个盘子中了。

拆分意愿的差异，导致中美科技企业选择的拆分时机也大不相同。在中国市场上，无论是当年的阿里拆分支付宝，还是此后腾讯、京东等企业对业务进行拆分时，母公司都仍处于成长期，拆分原因多出于牌照、政策或发展规划考虑，而非“救命之道”。

反观美国的科技巨头，在成长顺利时，很少愿意自断一臂，将运转良好的业务单独剥离发展；往往直到发展受困时，才会考虑通过拆分来寻求业绩与股价的增长。

亚马逊的经历同样是很好的印证，2014年，当这家电商巨头的股价不断下滑，半年内市值缩水500亿美金至1300亿时，主张将其优质资产云服务AWS拆分的声音不绝于耳，市场分析机构The Edge咨询集团甚至给出了对AWS的估值，即拆分后约380亿美元。

不过，当亚马逊的股价自2015年起开始快速回升后，这一提议便逐渐从舆论中消失。如今，亚马逊市值超过8000亿美元，当其因过于庞大面临反垄断拆分的提议时，亚马逊云业务CEO安迪·雅西对外界表示，AWS业务从亚马逊剥离出去没有任何明显益处，且“顾客也不应该希望这件事发生”。

尽管有投资机构为此写下10条优点，但在美国的科技企业中，“企业分拆”仍像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只有陷入困窘，才会做此选择。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在已经发生的拆分案例中，多半难以有理想结果。毕竟，拆分只是手段，而公司在当下所面临的市场下滑、管理混乱、技术缺失等诸多问题，都难以通过拆分得到改善。

AT&T、惠普、摩托罗拉……在过去数十年中，许多次拆分，往往成为一家明星企业走向衰败的开端，这一行为，堪称流血决策。

拆分还在进行。2019年，依然面临着拆分呼声的谷歌、Facebook、苹果、亚马逊和eBay，它们最终会走向何方？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