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3日，芬兰音乐制作人Ihaksi和版权方通过国内律师向中国说唱歌手老舅董宝石发出律师函，称《野狼Disco》侵犯了自己的音乐版权：董宝石方面用其制作的Beat（说唱编曲伴奏）《More Sun》制作了《野狼Disco》并获得了商业上的极大成功，但却仅取得了非商业授权。
据悉，Ihaksi于2018年2月创作的《more sun》挂在Beat网站Beatstars上，并声明大家可以拿走用，但前提是购买者不用于任何商业用途，而且创作时要明确创作者是“lhaksi”。作为一首说唱歌曲，《野狼Disco》的创作主要由词曲及Beat三部分构成，而老舅董宝石涉嫌侵权的是Beat。
当晚，老舅董宝石通过微博直播对此事进行了回应，声明自己已购买了99美元的非*授权，并出示了分轨及2019年6月的购买记录、与制作人Ihaksi邮件沟通等证据。
关于侵权的说法似乎“圆满落幕”，《野狼Disco》在词曲创作上不存在所谓的“抄袭”，而其背后的商业纠纷却刚刚浮出水面。
野狼Disco对立面，
是“碰瓷”还是“侵权”？
可以看出，双方的主要争议点在于伴奏授权合同的权益范围。
老舅董宝石在直播中强调，自己购买的99美元版本，在网站中标注的Beat的可使用权益包括：可以用作录制、无限制的网络播放、商业演出、无限制的mv录制、可以在网络电台播放等。这与*授权版本似乎无差异。
老舅董宝石也直播中主要阐述了以下观点：其一，无论是在比赛过程中还是在上架音乐平台过程中，自己全部署有制作人Ihaksi的名字，且购买了99美元的非*伴奏版本，所以不存在“白嫖”一说。并强调“非*版本和*版本的使用权益一模一样。”而之所以一直使用带有声音水印的版本，是因为观众已经习惯了。
其二，在野狼Disco开始获得版权受益的过程中，老舅董宝石方面曾积极试图联系Ihaksi。并晒出了代理人杨子昂于2019年11月2日给其发送的、想要购买*伴奏的邮件。但在随后的回复邮件中，Ihaksi似乎并不愿将非*版本授予宝石，宝石表示自己一直在尝试与其联系沟通。
反观原告方，《野狼Disco》伴奏版权方玛西玛国际的赵智功律师向媒体称：是否侵权，应提供合同证据，而非网页截图，尽管野狼团队支付了99美元的授权费，但仍然违反了著作权法中的录音制作者权。因为授权合同中已经写明，原则上禁止大型商业营利性的使用，所以上综艺节目、演唱会都是被禁止的，故99美元买的版本不能用作商演。
而目前原作者Ihaksi已经将《More Sun》的综合性版权（包括*使用、*商业开发、*经纪和*诉讼）在中国地区*授权给玛西玛国际。在大中华地区（包含香港、澳门及台湾）任何对《More Sun》的使用，都应当经过玛西玛国际的授权，包括《野狼Disco》。并称野狼团队并未联系过Ihaksi 。
赵智功也提到，如果不得不走到诉讼那一步，胜诉的几率很高，只是耗时较长，完整的法律程序可能要走六个月时间。
双方各执一词，一切似乎要等到诉诸于法律方能见分晓。
不过在老舅直播透露的第二个信息点中，事情变得有趣了起来。一位台湾中间方介入，成为董宝石版权购买路上杀出的“程咬金”。在聊天截图中，一位来自台湾的陈先生称自己买断了Beat版权，并向董宝石的经纪人提供了“合作方案”，内容大致为董宝石改词、再唱一版闽南语的《野狼Disco》，而分成数额达到40%，但却迟迟不愿提供购买时间及证明文件。
在颇具戏剧性的维权事件背后，《野狼Disco》本身具有的商业价值，也成为这场纠纷中不可忽视的分析切入点。
野狼如何推动“东北文艺复兴”？
尽管始于“侵权”，但在老舅董宝石及律师、经纪人等“被告方”举证解释后，舆论几乎都倒向了老舅董宝石，圈内Kol也纷纷站队。耳帝表示：无论是否构成侵权，《野狼Disco》都不是抄袭。朴冉等音乐人也发表视频为网友科普音乐制作。
在神曲难造、爆款难出的华语乐坛，《野狼Disco》成为一批闯入大众视野的“野狼”，说唱音乐人宝石Gem也因此一跃成为“你的老舅”。
从艺术价值来看，90年代复古迪斯科、歌舞厅、东北话粤语、霹雳舞、大波浪、皮大衣.....揉入了90年代东北社会青年接地气的娱乐生活方式的《野狼Disco》，一度与东北伤痕文学、各类短视频平台共同了促成了群众对于“东北文艺复兴”的探讨，而《野狼Disco》更在其中完成了*代表性的爆发式传播。
歌曲热度居高不下，在B站等内容社区掀起一轮又一轮的二次创作。随着去年10月，陈伟霆加入翻唱队伍，推出《野狼Disco》（feat.陈伟霆）版本，作品人气在推波助涨下达到*。2019年，《野狼Disco》不仅登上了四大卫视的跨年演唱会，并在大年三十以《过年Disco》为名登上央视春晚，老舅董宝石与陈伟霆、张艺兴共同完成了作品的现象级演出。
迄今为止，《野狼Disco》在B站有81个精选视频，最高播放量高达423万，在抖音的音乐使用次数达到172.1万。
不久前，老舅董宝石还曾宣布《野狼》版权收入全部捐献给新冠疫情用于支援前线，并在微博提到，“这些版权收益，目前已知的是截止2019年9月有将近30余万，10月-12月的收益将在开春上班后平台给予版权对账清单来进行结算，它来自你们每一个人的收听，现在它回到社会！野狼的使命完成了！”
尽管在维权事件之下，背负着“慷他人之慨”等质疑，一切似乎要等到诉诸于法律方可尘埃落定。
但从此次事件背后，我们能够看到，音乐维权事件在近两年来时有发生，维权方从原创音乐幕后单打独斗的维护斗士到机构，从对版权意识模糊的拉锯战到维权手法的多样化，这不仅是版权体系的进阶，群众们对于音乐版权的认知也在逐步更迭。
去年，国内版权机构VFine Music起诉短视频MCN机构Papitube，控告后者侵犯日本知名独立音乐厂牌Lullatone录音录像制作者权，成为国内*短视频MCN机构商用音乐侵权案，并引起了大规模群体的关注。随着近两年来流媒体、短视频的高速发展背后一度伴随着相关版权问题的显现，无论是无意为之还是版权意识薄弱，无授权的盗版音乐不仅伤害了音乐创作者的权益，也为内容制作者和平台留下法律和商业隐患。
而如同《野狼Disco》这样的现象级作品陷入维权事件，是否侵犯权益暂且不提，它更大的意义或许在于能够让更多群体开始关注到音乐版权领域，大到词曲版权小到Beat的商业权益，如今，随着流媒体商业成本逐渐增长，侵权成本也将逐渐攀升，此类事件或许还将发生，但它们将共同筑成悬在后者头上的一把“达摩克斯之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