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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行业还能翻身吗?

疫情的蔓延,不仅使春节档票房打了水漂,还直接影响了上游制作端。

没人能想到,陪伴中国人二十几年的春节档会以这种形式“谢幕”。

1997年《甲方乙方》之后,春节档电影伴随着几乎每个中国人的新年。最近几年票房表现尤其好,从2016年的30.85亿元增至2019年58.59亿元,四年间增长了约一倍。

但增长势头在2020年戛然而止。1月23日,7部贺岁片集体宣布撤档,择期再映。

各大线上票务平台随之公布退票细则,所有撤档影片均可无条件全额退款,线下院线自1月24日起全部暂停营业。

春节档对于院线来说至关重要。根据猫眼数据,2019年、2018年、2017年春节档票房收入分别为58.59亿元、57.70亿元、34.20亿元,分别占到这三年国产电影总票房的14.2%、15.2%、11.4%,足见其重要性。

各大院线公司最近两年业绩本就不佳,春节档正是与其命运攸关的“救命药”,但到2月初,已经有院线开始批发转卖快到保质期的各种食品。

院线公司原本指望2020年春节档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如今却不得不面临停摆,前途多舛。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徐峥卖出版权给字节跳动,会掀起行业一片声讨。

影视公司需要继续在寒冬里煎熬,去思考观众究竟愿意在荧幕上欣赏到哪些电影;院线需要思考的是,行业到底经历了什么,才使得自己的经营出现如此下滑;而对观众而言,需要静静的等待疫情结束。

行业全面停摆,更需要我们驻足,去复盘过往的变迁,思考未来的发展。

撤档+停摆,雪上又加霜

疫情的蔓延,不仅使春节档票房打了水漂,还直接影响了上游制作端。

1月25日开始,横店影视城、象山影视城等多家影视基地相继闭园,全部剧组的拍摄活动停止,辖区内拍摄场景悉数关闭,包括了拍摄基地、外景拍摄基地和摄影棚等。

直接停机影响巨大,首当其冲的就是档期节奏全部乱套。

“扛得起票房的Cast(演员),他们档期是很满的。如果这部戏延迟开机,意味着就必须压缩拍摄时间,而如果不能开机,那可能Cast的这段档期可能就用不了了,就会影响这个项目整个的一切后续规划。”盛景嘉成主管合伙人王晓辉向亿欧透露。

王晓辉介绍,制作方协调艺人档期情况复杂,往往需要付出很大代价,“重新安排、沟通交流,分人分项目分情况,有的能延档期有的不能延,还要看艺人下一步戏是什么,各种情况都会存在,这个过程有时会付出高昂成本。”王晓辉告诉亿欧。

剧组人员工资照发,租金照付,以及未知的“艺人成本”,让影视公司早已捉襟见肘的现金流更加困窘。“影视公司的现金流本就紧张,项目款不能够按时回收,就会影响到新影视项目的制作。”

王晓辉口中的“寒冬期”,是整个行业目前的写照。对于观众来说,则是曾经熟悉的明星逐渐淡出荧幕,莫名“过气”。

2020年1月22日,迪丽热巴主演的电视剧《三生三世枕上书》在腾讯视频独播,而她上一部播出电视剧,则是2018年6月的《一千零一夜》,时隔一年半。

一年的时间只播出了一部作品,迪丽热巴在2019年8月的一档综艺中道出了原因,这位当红明星说自己已经八个月没有拍戏了。

而在2013年到2017年,迪丽热巴4年无休,拍了20多部影视作品。

此一时,彼一时。英诺天使基金合伙人王晟回忆,2018年影视行业就开始进入“寒冬期”,“最早2017年底,或者说2018年开头之后就全面下行了。”

导致迪丽热巴无戏可拍的“罪魁祸首”,是2017年开始的一系列“限薪令”。

2017年9月22日,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颁布了《关于电视剧网络剧制作成本配置比例的意见》:影视剧的全部演员的总片酬不超过制作总成本的40%,其中主要演员不超过总片酬的 70%。

一年后,2018年6月27日,中宣部、文旅部、国税总局、广电总局、国家电影局五部门联合下发通知,落实一年前颁布的意见。

从“限薪令”开始,密集利空政策轮番出台,冲击着影视行业。

“2018年开始查偷漏税、规范票补、内容审查、终止企业IPO、不能上市运作……这个行业其实已经受到了很大的冲击。”王晓辉回忆说。

2018年6月初,影星范冰冰被曝出4天6000万元天价片酬,影视圈“大小合同”、“阴阳合同”等偷漏税潜规则,“影视大鳄”被查了个底朝天。

2018年10月2日,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影视行业税收秩序有关工作的通知》,规定影视行业要自查自纠,有偷漏税情形的企业需要补缴自2016年以来两年的税款,若拒不纠正将依法被严肃处理。

查偷漏税、补缴税款对于曾经游走在灰色地带的影视公司,直接意味着成本增加。

“2018年之前,部分影视公司本身,表面上的流水都是正常的,但核心业务有一些灰色地带,尤其是一些演员自己的工作室,收入有不规范等问题。查偷漏税导致这些企业盈利能力降低,影响了投融资。”

不过在王晓辉看来,过去的影视行业的发展并不健康,政策纠偏有助于规范市场,只是长达两年的持续调控,让行业有些吃不消。

虚假繁荣已逝,但消费端潜力仍在

“2018年之前,行业里有很多不规范的地方,包括偷漏税、票补、偷票房、锁场,其中有很多的暗箱操作。”王晓辉告诉亿欧。

偷票房就是典型暗箱操作,手法繁多,颇具花样。

其中之一就是线下影院与影视公司串谋,播放A电影的场次,影院给观众B电影的票,将票房从A电影转移至B电影。

有时,线下影院还可以更隐晦,将票房侵吞。

影院把已经作废的电影票或者手写票当作入场凭证,不做线上记录,这笔本应该属于票房的收入就会被转移到影院;还可以只打影厅号,不打片名,将票款转移到影院。或者干脆两套系统出票,将记账系统和报账系统分开,实现偷票房。

偷票房的行径屡有曝光,2015年,就曝出当年几部“火爆”的电影以偷换票、手写票的方式被偷票房。

显然,这种行为抹杀了好作品和差作品的差异,伤害了优秀影视剧创作者的积极性。

“政府做一些规范举动也是有必要的,不然这个行业按以前的不良的那种发展下去,迟早有一天自己把自己搞死!”王晓辉对此批评到。

2017年3月1日,《电影产业促进法》正式生效,规定不得虚报或瞒报票房收入,在一些情况下,针对违规者的罚款可以高达违法收入的五倍。同年3月,全国326家电影院因“偷票房”而被处以巨额罚单。

除了偷票房,还有另一种制片方作弊的方式——锁场。

所谓“制片方锁场”,就是制片方自行买票房,而实际上则是根本没观众的“幽灵场”,这不仅可以人为制造高票房的假象,还可以防止因电影口碑不佳而被院线下线、换片,可谓一箭双雕。

用锁场的方式维持虚假繁荣,实则助长行业泡沫,有的制片方用融资的钱买票房。动用一些资金,提前把一些场次用几张票就锁掉,导致影视公司排片的时候,被动地提高不受欢迎影片的排片率。

“以前《叶问3》的时候,就是用融资的资金反过来去买假票房。这些事情其实很多,这种营销的手段和方法,长久下去是不可取的方式。”王晓辉向亿欧透露。

不仅是“锁场”,票补同样也是在人为制造虚假繁荣,制片方给线上售票平台补贴,让消费者以更低的价格观影,据王晟介绍,票补政策对票房的助推十分明显,“票补政策过去至少会影响10个点的票房”。

2015年开始,各部委连发文件,整治“幽灵场”、规范票补,新出台的政策不仅仅是规范了不公平的市场环境,还戳破了过去虚假繁荣的泡沫。

密集政策直接的影响,让影视行业受到了较大的冲击。2018年,整个行业的经营数据都很难看。

行业老大哥华谊兄弟2018年亏损9.86亿,受范冰冰事件牵连的唐德影视,2018年净利润为-5.64亿,同比下降393%;ST中南、华录百纳和印纪传媒净利润均亏损超过20亿元 ,华录百纳更是巨亏33.69亿元。

行业困境到了2019年依然没有缓解,华谊兄弟“跌跌不休”,现金流明显出现问题,连续发了股权质押及解押、申请银行贷款展期、为银行综合授信提供补充担保等公告,总市值跌破百亿。

而在*时期,华谊兄弟的市值是800亿。

除了华谊兄弟,新文化、鼎龙文化、ST中南、长城影视当代东方欢瑞世纪、唐德影视皆为预计亏损,而且预亏金额大的惊人,多的竟然超过40亿。

这是影视公司的阵痛期,不过,王晓辉认为阵痛期就快要度过了。

“过了这段阵痛期,光明还是会来临的,因为人均GDP已经超过一万美元,中国人对精神内容、文化内容的消费,是有刚需的。”她对亿欧说道。

王晟也同样看好消费端的潜力,“消费端的市场是非常好的,所以这是我们的信心的来源。”

两位投资人所言非虚,即使行业仍处寒冬,但票房却显示消费端依然强劲,2018年票房就超过600亿,而2019年行业普遍哀嚎时,票房仍增长到了641亿。

而那些盈利的影视公司,就是摸准了消费端。

新世代改变大荧幕

2019年影视业寒冬,在一系列预计亏损的公司中,光线传媒显得鹤立鸡群,考虑了资产减值准备后,2019年预计净利润9.0亿元—11.5亿元。贡献*的,当属*主控的爆款,总票房49.34亿的《哪吒》。

翻开2019年票房成绩单,优质国产影视内容的规律十分明显,《哪吒》之后分别是46.18亿《流浪地球》、31.03亿《我和我的祖国》、28.76亿《中国机长》、21.83亿《疯狂的外星人》。

其中一个规律,这些电影展现的是主旋律、正能量,内容要么表现积极向上,要么展示家国情怀。

而这些的对立面,就是当红的流量明星、大IP失灵。与此同时,曾经横扫国内本土票房的进口大片开始遇冷。

上映前呼声很高的《决战中途岛》和《终结者:黑暗命运》票房高开低走,分别只有2.5亿和3.5亿人民币,李安携手威尔史密斯的《双子杀手》也只取得了2亿多的票房。进口片市场仅剩《复联4》一枝独秀。

王晟认为,这是影视行业转向内容驱动的标志,“影视行业从过去的投资驱动转向成了内容驱动,大概三四年前,所有票房比较好的项目,基本上都是靠大IP,大Cast和大宣发赚钱,只要保证了这三点,就不会亏钱,票房就不错,但这几年情况完全不同了 。”

他认为这些变化与观众的审美成熟直接相关,“之所以能变成内容驱动,是因为观众变得更具有审美力了,更关注内容本身的好与坏。只要好的内容,哪怕是低成本制作的内容,也能够取得非常大的收益,这是影视行业非常明显的一个变化。”

虽然春节档撤档,但预售票房显露端倪。

集体撤档前,《唐人街探案3》以2.56亿元预售票房位居榜首,*第二名《囧妈》(5001万)、第三名《姜子牙》(4965万)超过两亿。

王晓辉向亿欧解读说,这与新生代电影观众密不可分,新生代的观众的审美要求、艺术水平要求已经明显提升。

“以前一个纯搞笑的春节档的电影,就很能够唤起观众买票的欲望了,但是现在除了搞笑,还需要更多更深层次的东西,比方说价值观,故事的新颖性,对智商和文化的要求。《唐探3》的预售能够好过《囧妈》,其实是《唐探3》的故事更有层次,叙事更加紧凑。”

新生代的人群,还有另一个特征,那就是生长于经济高速发展阶段的他们,更加爱国、有民族自豪感。

在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进行的“90后中国青年调查”中,79%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93%的受访者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很自豪”,81%的受访者表示“宁愿居住在中国而不是其他国家”。

王晓辉认为,正是他们使《哪吒》、《流浪地球》、《战狼2》成为爆款。

除了内容本身的创新,两位投资人都关注到了新技术的投入应用,这改变了内容形式与营销方式。

“创新还是在不停地发生,去年开始行业就高度关注互动影游,比如腾讯推出的《隐形守护者》,就是比较代表性的互动影游项目,几个月时间产生超过一个亿的收入,2019年的销量是140万。”王晟向亿欧介绍。

所谓“互动影游”,就是将影视和游戏结合起来,“看上去更像一个游戏,但实际从内容上看更像一个影视。”

每一轮的科技推动,都能让文化产业更上一个层次,可以让文化内容从制作到发行到最后变现都有新变化。李安的《双子杀手》就是其中的表现之一,他*次将120Hz刷新率的影片呈现给观众。

在观众感受不到的地方,新技术已经在影视行业应用许久。王晓辉对此非常关注,并参与了相关投资。

“我们投资的春秋时代,上映《空天猎》的时候,对大数据的采集分析就很成熟了。根据影片类型,预判适合的观众,在他们常访问的渠道,投放相关广告,投放一些票补。针对已经观影的人,分析他们的购票行为、购票时间,实时调整电影排片策略,调整后续的口碑营销策略。”王晓辉向亿欧透露。

不仅如此,王晓辉向亿欧分享了她刚刚投资的文化科技项目——超高清视频(北京)制作技术协同中心,“这家公司的股东有京东方富士康、联想,这些大企业都是他的股东。要做8K的视频内容,从前端的摄像头中间的编解码,一直到后端的成像装置屏,都会有巨大的变化,所以这一轮的技术,5G+8K+VR、AR会对这个行业带来新机会,我们会着重寻找拥有这些潜力的公司。”

2018年3月21日,中共中央印发《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将广电总局的电影管理职责划入中宣部,中宣部对外加挂国家电影局牌子,至此,管理电影工作的政府部门发生了改变。

王晟向亿欧透露,部门职能的变更给影视公司增加了成本,“既然组织体制都变了,那么肯定会影响到内容的审核流程、审核方法和审核标准,所以影视公司需要时间来消化新的组织结构。”

过审的剧的确变少了,2019年影视行业全年备案剧集905部3440集,较2018年分别下滑22.2%和24.8%。

内容审查变得更加严格,并且不透明,王晓辉看到,目前关于文化、影视内容的审查相对趋严,前一段时间非正剧的历史古装题材不容易播出,就是这个原因,“监管层想要对内容导向给一些引导,但引导又没有明文的规定。”

高度不确定的政策直接加剧了风险,没有过审,不能上的电视剧都被搁置,很多投资人的投资受损。

“这是强政策驱动的赛道,在没有明显看到政策拐点出现的情况下,影视行业投资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不可能拿几百万几千万的钱去跟政策博弈。” 王晟的看法与王晓辉不谋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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