催收人：现在都停工了，真是没办法催了

覆巢之下无完卵——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让各行各业措手不及。催收从业者更是苦不堪言。

“我们现在都停工了，目前这个状况没有办法催收，只要客户说，受疫情影响，国家不让上班，没有收入，而且客户不用提供任何说明，我们便不能进行催收。”一家催收机构工作人员林清无奈地告诉新流财经，最近很多现金贷的逾期率飙升。

“本来已经有几把刀悬在脖子了，现在又加一把。”林清坦言，这几年，催收行业本就受到十分严格的监管，催收方式一再变得“佛系”，但今年的疫情，完全是给这个行业加了一把刀，“借款人不还钱，有了更充足的理由。”

回看这几年国内的催收模式，多位从业者发出一致感叹，“没有任何升级。”

大数据、人工智能（AI）等技术不断发展，并应用到了金融科技领域，不管是银行、持牌消费金融公司等机构，还是草根借贷企业都得到快速发展，使得用户在借款环节，体验得到极大提升。

但催收作为金融机构不可或缺的环节，整体模式却没有太大的改善，甚至出现了降级趋势。

人工智能催收只对M1借款人有用

林清认为，整个催收行业的拐点始于“山东辱母案”。2016年，讨要高利贷的催收人员将于欢母子困于室内，百般羞辱，22岁的于欢用一把水果刀将辱母者刺死，于欢最后则被判五年有期徒刑。

这一事件让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暴力催收”，也从那个阶段开始，大部分暴力催收开始按照黑社会性质处理。催收行业在聚光灯下，试图开始变革。

在催收行业“摸爬滚打”8年的李志认为，“互联网金融的爆发，可能是促使催收走向“污名化”的一个很大原因。”2015年以前，催收市场并无这么多不合规的现象。

2015年以前，催收机构主要合作对象为银行，一般银行会将M3以上的贷款委托给催收公司进行催收，银行也会将催回的款项按一定比例分佣给催收机构。

早前催收公司帮助银行做催收，会使用邮件、短信联系借款人，再用电话催收，最后会上门催收，甚至使用司法手段，进行法律催收。

用李志的话概括，彼时的催收，是基于客户的相关信息与其进行有技巧的法律谈判。

当然，我们不得不承认，早年的银行信用卡客户资质足够优质，法律意识清醒。

2016年开始，伴随着P2P、消费金融、现金贷的崛起，各类催收机构单量暴增，催收人员供不应求，行业鱼龙混杂。

由于现金贷等资产的标的小而分散，因此在催收模式上，此前针对银行的那套催收方式已经不再适用。

从借款人本人的电话入手，每天打电话、短信轰炸是最常见的催收方式，此外，催收机构也会从各种渠道获得借款人联系人的联系方式，对借款人联系人，甚至借款人老家村委会进行催收也是行业公开秘密。

也就是基于互联网科技的发达，借款人的身份证号、手机号码、常用住址，甚至各类平台账号、密码，消费记录总能轻易被搜索出来。

呼死你、语言骚扰、上门围堵等暴力行为，甚至催收至死的事件层出不穷。

彼时，一些头部金融科技企业开始试图将催收向科技化转型。

研发智能催收机器人似乎成了科技催收的标配。

智能机器人主要有筛号、语境分析等功能，从而能精准识别借款人的还款意向，并有针对性的用相关话术进行催收。

机器人催收*程度的杜绝了暴力催收，也提升了通话效率。

也有催收从业者坦言，智能催收机器人的核心能力是根据大数据，通过模型、算法建立策略，数据足够开放，核心能力才能得到发挥，但当前的数据开放远不够建立更精准的策略。因此，智能机器人一般只适用M1的资产。

对于逾期时间更长，甚至已经成为坏账的资产而言，智能机器人无法完成这样的工作，依旧只能依靠人工进行催收。而人工催收，又循环陷入对借款人联系信息的深挖中。

依靠电话、短信攻坚的催收产业，依旧是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

也有分析认为近两年“互联网仲裁”也逐渐应用在催收行业中，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催收的效率，改变了原有的催收模式，也节约了成本。

新流财经也关注到，有不少头部互金机构在采用“互联网仲裁”的方式进行贷后处置。

但互联网仲裁这一模式仍然没有大范围应用在互金行业，一方面对于一般现金贷案件而言，很难规模化和批量化进行处理，更重要的是，大部分的互金公司，实际利率都超过了法律红线，本身产品并不合规，因此法院也不会支持。

各类查找渠道关闭，催收难上加难

当我们谈及国内的金融科技转型时，总会看看美国是怎么做的，催收也不例外。

美国的智能催收比国内应用的更早，来看看一家叫True accord的公司，这家公司在2016年只有15名员工，却有60万用户。公开信息显示，True accord主要通过大数据采集丰富的用户信息，进而帮助系统深度学习以接近用户。

一方面，其能够通过多种渠道与客户沟通（电子邮件、文本、电话、信件、网页），并估计与用户最匹配的通信风格；另一方面，TrueAccord建立了一个自动化系统，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机器学习和行为分析等，联系债务人，帮助他们确定支付计划，从而还清债务。

美国的催收机构能做到用技术手段重构催收流程，得益于美国的征信体制足够完善，并且早在1977年美国国会就通过了《公平债务催收法》（FDCPA）。

在中国，至少在当前，针对催收的法律还有所缺失。

一位催收从业者告诉新流财经，催收行业有一些协会组织，但一直没有直接的管理机构，相关的监管可能就是工信部对通信渠道的管控。

2019年，针对套路贷的整治，以及大数据行业的清查都侧面影响着催收行业。个人隐私安全问题愈发受到重视。简单来说，催收机构曾经能查询到借款人电话、地址的渠道不断被封。“死掉”的催收公司一抓一大把。

更有效的催收方法，目前在行业还未出现，但反催收的手段却越来越“聪明”，比如最近疫情特殊时期，伪造发烧证据，试图骗过债务的例子也不断出现，面对这样的情况，催收机构只能停止工作。

这也是为什么林清、李志等人一致感叹，回头看，其实这几年一直在原地踏步。

也正因为如此，催收市场还有很多突破口等待真正有技术、有能力的玩家来攻破。

有数据分析，我国不良资产规模超过5万亿，市场前景无量，我们也应该看到，国家正在不断出台打击逃废债的政策。这一市场仍然值得期待。

据艾瑞咨询数据，截至2019年6月30日，全国市场共有3000多家催收公司，仅信用卡催收公司就有1000多家。

年前最新签订的中美贸易协定中，中国将允许美国金融服务供应商申请资产管理公司许可证，该许可证将允许他们从省级许可证开始直接从中资银行获取不良贷款。

外来机构入场，能否为国内的催收行业带来新鲜的模式还有待时间验证。

当然，我们更希望的是看到这个行业在规范化下真正走向科技化。

（文中人名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