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领降薪裁员，蓝领包机复工

2020年2月16日，载有近300名贵州籍复工工人的定制专列到达杭州东站；同一天，浙江省嘉善县政府包机从四川广元接工人返岗；湖州市甚至设立不少于1亿元的企业复工补助和奖金。

政府贴钱贴飞机，企业也急不可待。

富士康推出了最高7110的入职奖金，还特意聘请钟南山院士担任防疫复工总顾问；联想开出比以往高26%的时薪吸引工人入职；OPPO向员工聚集的七个地市派出免费专车接员工回厂，立讯精密则开通了两条免费的专列高铁。

疫情中，当裁员、降薪成为职场白领必须面对的残酷时，以江浙为代表的中国制造业，却上演着一场包高铁、包飞机接工人返岗，加薪、入职给奖励的“抢蓝大战”。

即使在疫情发生之前，“抢人、高薪”早已成为制造业的常态。

2015年劳动力资源最丰富的河南在引进富士康后，曾因招工压力召集全国人力资源企业集中谈判；吴江、昆山、上海等地的大型制造企业，常年以每人3000-8000元的价格在市场上抢人；苏州某大型外资企业，普工招聘一年的成本突破1亿元。

媒体上，快递小哥、外卖骑手月入过万已不算新闻。据BOSS直聘与店长直聘联合发布的《2020春节后蓝领复工进度观察》数据，2020年春节后蓝领平均招聘薪资达7108元。

而几年前，蓝领工人还是城市白领光鲜的对立面，所挂钩的词汇是弱势群体、低薪与不体面。

是什么导致了这种转变？时代的洪流中，中国的蓝领群体经历了怎样的沉浮？当下中国正在进行的智能制造和机器代人，又会将他们带往何处？

谁的命运，不是时代的脚注。

送快递的比收快递的薪资高

蓝领薪资上涨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蓝领群体平均薪资提高。据BOSS直聘与店长直聘联合发布的《2020春节后蓝领复工进度观察》数据，2020年春节后蓝领平均招聘薪资达7108元。

蓝领调研咨询平台蓝领经创始人徐志锋曾在郑州富士康工厂进行过调研，他表示，订单忙季，40万富士康工人平均薪资达到五六千。

厂区也迎来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候。“生活商圈跟城市相差无几，商场、海底捞、优衣库、无印良品等应有尽有，去海底捞吃饭，排队要花三小时。”

忙季的郑州富士康厂区（图片由徐志锋提供）

忙季郑州富士康厂区海底捞排号：前边还有133桌（图片由徐志锋提供）

二是蓝领群体薪资上涨增速高。据58集团发布的《2016-2017年度蓝领招聘市场白皮书》，2016年蓝领群体薪资较2015年增长12%，同一时间白领薪资仅上涨7%。

三是快递员、外卖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型服务业蓝领薪资高于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蓝领，甚至超越普通白领。

徐志锋2019年双十一期间为了调研，曾在上海做快递员。他告诉亿欧，能够分管一片好区域的快递员，一个月均能拿到一万。在各大贴吧，也时常有快递员、外卖员，贴出自己的薪资。

（百度贴吧中一名快递员的薪资）

马克思认为，工资的形成与决定受到供需与竞争的共同影响。蓝领薪资上涨，也离不开这两条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

供给端，自2005年开始，就有学者开始争论中国是否已经到了刘易斯拐点，也有学者认为2009年、2020年是时间节点。拐点的具体时间尚无定论，但中国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却是不争的事实。

据国家统计局2019年发布的《人口总量平稳增长人口素质显著提升》，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在2012年达到峰值9.22亿人后，增量由正转负进入总量减少阶段，到2018年已经连续六年减少。

另一方面，高校的扩招也极大地减少了劳动力供给。1999年的高校大扩招，中国普通高校招生人数比上一年陡增51.32万人。1999年之前，高校扩招年均增长仅有8.5%左右，而1999年达到了史无前例的47.4%。直到2011年，中国普通高校的招生人数增长率才开始趋于平缓。

为蓝领群体提供公寓的安歆公寓CEO徐早霞认为，这使得很多按以前标准没办法上大学的人毕业后进到办公室，从事劳动密集型工作，“他们会被认为是白领，但其实他们从事的工作跟蓝领一个性质。”

另外一个原因来自文化层面，中国缺乏一个崇尚技能、尊重技能的社会氛围。恢复高考后，很多人通过上大学实现了阶层跃迁，这使得“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文化氛围更加浓郁。

方有考上大学才算成功的观点深入人心，而进入工厂成为工人则会成为社会地位低下的弱势群体，这种观念延续至今。

另外，新一代蓝领工人成长于物质丰富、氛围自由的时代，他们更加崇尚自由度更高、更体面的工作，而不愿意进入工厂从事枯燥无味、简单重复的流水线工作。

而新型服务业蓝领薪资高则更多与需求和竞争有关。

从需求来看，几十年来经过经济和科技的高速发展，中国社会已经从商品短缺阶段，过渡到如今的商品过剩阶段，商品丰富且同质化严重，消费者对个性化的服务、体验有更大的需求。

蓝领招聘平台兼职猫CEO王锐旭从竞争规律的角度解释了新型服务业蓝领薪资高的原因。他认为，资本对网约车、外卖等赛道的关注、行业内玩家的激烈竞争，带动了这一局部群体薪酬体系的升高。

因此他认为这种高涨不会持续，“从本质上来说，这些岗位并不具有不可替代性，薪酬由行业利润和人岗比例决定，而行业利润是由市场来决定的，等赛道成熟、竞争性变小，市场达到平衡状态，薪资就会下降。”

关注蓝领赛道的君灏资本投资总监程志沅则认为，新型服务业蓝领薪资高与新的薪酬模式也有关，“相比传统制造业，新型服务业天然更利于个体发挥主观能动性提升自己的收入，互联网更加放大了这种效果，扩大了薪资的上限和下限，使他们可以自己通过延长工作时间或提高单位时间内的工作效率来获得高薪。”

从低薪、社会地位低下的社会底层，到享受包机包高铁，加薪给奖金，中国的蓝领阶层起起落落。但他们的沉浮不止如此。

在时代的大海中，他们如同一叶扁舟，随波漂浮。

时代的一叶扁舟

蓝领起源于上世纪50年代工业化进程中的美国，罗伯特•耐克在其《国家的作用》一书中，将参与不同劳动的人划分为三类：

从事工厂产品生产的技术工人，从事种类繁多的服务业的劳动者，从事解决生产技术问题的劳动者。第三种劳动者工作时身穿西服、白衬衫，因此人们用白领一词代之。*种劳动者身穿蓝色工作制服，被称为“蓝领”。

中国的蓝领群体，随着时代的波浪经历了起起伏伏。

新中国的*批蓝领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工人阶级。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完成后，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社会经济由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组成，社会阶层也随之发生巨变。

根据社会学家李毅的中国社会分层模型，1959-1979年间，中国的社会阶层呈现出一个三个阶级的结构：干部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其中农民2.08亿，工人4228万，干部1047万。

这时候的工人阶级涵盖中国社会中具有城镇户口，通过劳动获得工资收入的“职工”，主要包括国有、集体企业职工，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的职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他们终身就业，福利待遇极好，怀揣令人羡慕的铁饭碗，享受各种类型的企业保障，是社会的上层阶级。

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的产业结构不断更新升级，第三产业逐渐从*、第二产业中脱离出来。同时社会资源分配重组，中国的社会阶层再一次发生深刻变迁。

在这一次阶层分化中，蓝领阶层的概念逐渐从工人阶级中脱离出来，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群体，并有了更广泛的构成。

第三产业的服务人员，如餐厅服务员、月嫂、家政等成为蓝领阶层的一部分；同时大量农民进城务工，转化为蓝领阶层的重要一极，甚至很长时间蓝领都被“农民工”的概念代之。

蓝领的社会地位也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他们不再是社会地位崇高、就业稳定的上层阶级，反而成为就业不稳定、工作环境恶劣、薪资低、生存艰难，被视为弱势群体的社会下层。

2010年以后，随着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新经济模式的创新，蓝领群体又出现了新的变化。

在群体结构上，O2O等新经济模式创造了一批从事新型服务业的“新蓝领”——指的是工作、生活在二线或以上城市的、为城市日常运转贡献力量的基层工作者，典型的如快递员、外卖员、网约车司机、按摩师、家政、美甲师、房产经纪人等。

新蓝领职业的出现，引发了蓝领群体的结构性流动。近年来，蓝领群体从制造业流向服务业的趋势明显。

据美团点评研究院发布的《2018年外卖骑手群体研究报告》，2015年美团外卖骑手人数仅为1.5万人，到2018年第四季度，日均活跃骑手人数已接近60万人。而这其中，三分之一的骑手之前的职业都是产业工人。

如今的新蓝领已经成为城市运行必不可少的毛细血管，成为城市基础设施的一部分。

时代的转轮继续向前，近年来，新一轮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和技术浪潮再次为中国蓝领阶层的生存与发展带来挑战和机遇。

智能制造2025近在眼前，机器人送餐、送快递不只是Demo，“机器代人会造成工人失业”的言论甚嚣尘上。

他们真的会被机器替代吗？这叶扁舟将驶向何方？

机器人保住蓝领饭碗

自《中国制造2025》发布，我国的机器人市场开始蓬勃发展。

2017年我国总共销售了13.8万台工业机器人。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8年6月，我国机器人相关企业数量达到7544家。制造业大省浙江，每年都投入超过3000亿元在机器人的采购上。

但机器代人并不会造成蓝领失业，反而是保住和增加蓝领饭碗的钥匙。

蓝领又分为普蓝、深蓝、锐蓝。

普蓝是指不具备技能，靠纯体力劳动获取收入，在劳动力市场上竞争力较低的蓝领人群；深蓝具备一定的技术能力，是蓝领阶层的中坚力量；锐蓝是蓝领阶层中劳动技能最丰富的群体，收入上远超普通白领，有向白领转换的可能。

在中国，技能丰富的锐蓝仅占4%，具备一定技术能力的深蓝占比20%，而普蓝占比高达76%。

在机器代人这一进程中，代替的正是没有技能，从事低端、重复工作的普蓝。而需要一技之长的深蓝和锐蓝，将因制造业的智能化转型而需求激增，蓝领整体将向技能型转变。

由于中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近年来劳动密集型产业外迁的趋势明显。以越南、印度为代表的东南亚国家，正在努力承接中国外溢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

这种产业转移，也将造成蓝领工人的失业，美国如今正是因为失业问题，开始倡导制造业回流。而科技的发展，正是阻止中国产业外溢，重蹈美国覆辙的钥匙。

当机器人大规模应用的成本，在制造业大规模外迁之前达到低于人力成本的水平，产业外迁成功的可能就越小，反过来保住了制造业工人的饭碗。

事实上，目前中国的智能制造正在与时间赛跑，如果能赶在产业转移前完成科技替代，那么中国的蓝领群体将再一次经历结构性调整，每天重复机械性工作的普蓝占比将减少，被代替的工人转向为更高素质的从业者，成为产品、工艺、IE、设备技术人员等。

另一方面，中国的技术进步也抢夺了很多国外中高端制造产业，创造了大量新的高端就业机会。

近几年，中国新建了大量集成电路工厂、新能源汽车工厂电池工厂、显示面板工厂，这些新的高端产业的特点是利润更高。

手机组装等低端产业中，目前工人的薪资普遍低，是因为行业利润稀薄。利润决定收入，这些高端产业位于行业上游，特点正是利润高，行业薪资也普遍优于原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当中国制造业完成智能制造的转型升级，中国蓝领也将再次完成群体的跃迁——他们将从以往重复机械的单一劳动中解脱出来，转型成为拥有一技之长的新新蓝领，从机器的“奴隶”，到操控机器为人类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