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日，瑞幸咖啡（Luckin Coffee Inc., NASDAQ: LK）宣布，内部调查初步阶段确认的信息显示，从2019年第二季度到2019年第四季度，与虚假交易相关的总销售额约22亿元人民币。
瑞幸之所以自曝财务丑闻，首先与做空机构浑水一个多月之前的指控有关，而后由其聘请的审计机构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安永”）刺破“脓包”。
4月3日，安永公开回应：在对瑞幸2019年年度财务报告进行审计工作的过程中，发现瑞幸咖啡部分管理人员在2019年第二季度至第四季度通过虚假交易虚增了公司相关期间的收入、成本及费用，就此向瑞幸审计委员会作出了汇报，瑞幸董事会因此决定成立特别委员会负责相关内部调查。
据*财经报道，浑水做空报告引起了安永警觉，安永指派了十几人的反舞弊团队介入，发现了舞弊事实。
如果说与本世纪初的安然丑闻相比，瑞幸造假事件中的*一点慰藉，那就是安永这位职业看门人不再完全沉默。
值得注意的是，安永针对瑞幸2017年、2018年财报出具过无异议审计报告，而对2019年一季度、二季度、三季度财报尚未出具正式的审计意见。
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促使安永愿做瑞幸自曝的催化剂？
令人失望的中介机构
在证券市场上，承销商、审计师、律师等外部独立监督者，抑或说是中介机构，常常被称为保护投资者的职业看门人。
他们以自己的职业声誉作为担保向投资者保证发行证券的品质，当他们发现客户的财务报表或信息披露存在重大问题时，有权通过拒绝合作（如拒绝承销证券或拒绝出具专业意见）来阻止客户的不当行为。
理论上，这些中介机构之所以能够承担起看门人角色，不仅仅是由于其专业知识方面的特长，更由于他们需要积累起足够的声誉资本，以实现长期运营。
职业看门人很多时候未能实现人们对它们寄予的厚望。
本世纪初，安然公司财务造假丑闻轰动一时，并引发了巨大的连锁反应，职业看门人备受指责。
与瑞幸造假问题浮出水面的起点相似，安然丑闻同样发端于一位做空商的评论。
从事职业卖空交易的Jim Chanos于2000年11月开始卖空安然，此后在次年2月全美股票卖空交易商研讨会上指出安然即将暴跌。
《财富》记者Bethany Mclean因此调查安然隐藏着的财务问题，并撰文指出安然估值过高，引发公众广泛关注。
安然于2001年12月2日申请破产；2002年1月9日美国司法部对安然实施刑事调查；2002年1月25日安然董事会副主席约翰·巴克斯特自杀；2006年5月25日法院裁决CEO肯尼思·莱犯有欺诈等6项罪行，7月5日，肯尼思·莱突发心脏病去世；2006年10月23日，法院判决安然前CEO杰弗里·斯基林24年零4个月的监禁。
做空商基于自身利益，往往有动机揭露公司财务丑闻。但是，只依靠做空商推动的泡沫破裂带来的大多是哀鸿遍野，长期以往也会损害对金融市场弥足珍贵的信任资本。
而包括安然审计人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在内，证券分析师、律师、证券评级机构等均未能对此发出预警。
在安然时代，看门人裹足不前有许多原因，其中之一在于法律对中介机构的威慑力不足。
不断加码的监管力度
安然丑闻之前，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法律变革，使得中介机构在美国面临的诉讼风险大为降低。
美国最高法院陆续在判决中缩短了证券欺诈案件的诉讼时效，废除了证券欺诈案件中的私人“帮助和教唆”责任，这使得中介机构被追诉的可能性大为降低。
1995年《私人证券诉讼改革法案》为减少滥讼，提高了证券集团诉讼的起诉标准，要求原告证明事实的“重大性”以及被告系“故意”而为，同时将连带责任变更为按比例责任。
美国证监会（简称“SEC”）研究发现，与该法案通过前相比，会计师和律师在证券集团诉讼中充当被告的次数显著减少。
此外，法律还忽视了对会计师事务所经营模式新生风险的预防。
20世纪90年代会计师事务所的咨询业务大幅增长，审计收入则停滞不前，这促使审计人逐渐扮演起本所咨询服务的营销角色，与所服务的公司关系过密，招揽生意以获得事务所内部补偿。
这种利益冲突可能是看门人机制失灵的原因，巨头安然的倒塌为美国敲响警钟。
2002年，美国国会通过《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 Oxley Act of 2002），对上市公司审计行业进行整顿。
一是设立了独立的公众公司会计监管委员会（PCAOB），规定其有权对会计师事务所及有关人员的违规行为实施处罚；
二是加强审计独立性，法案禁止会计师事务所为审计客户提供列入清单的非审计服务（包括多项咨询服务），要求审计合伙人对同一家公司的审计或复核不得连续超过5年；
三是强化刑事制裁力度，法案第807节规定故意进行证券欺诈犯罪最高可判处25年监禁，第802（a）节还专门规定，执行证券发行的会计师事务所应当将所有审计和复核工作底稿保存5年，否则将被处罚金乃至最高10年的监禁。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审计行业监管严格化，或许是促使安永在瑞幸事件中推动董事会自查自纠的法律因素。而且，中介机构在历史分叉路口的不同选择，可能导致不同的命运。
十九年前的那个冬天，安达信面对安然造假保持缄默，随后走向倒闭的穷途末路，今天的安永则选择推动瑞幸向公众披露虚假的财务数字。
同时应该注意到，浑水发布匿名报告的时点，恰好与安永审计瑞幸2019年年度财报的时点重合。而安永此前尚未对财务造假期间的财报出具过审计意见，这给了他们采取行动的余地。
如果浑水没有在年初发声，安永是否有足够的动力像做空者那样对瑞幸展开严查？安永的挺身而出是法治环境变化催生的必然选择，还是为规避自身风险顺水推舟的偶然为之？本世纪初的看门人危机是否真的由于严格监管就得到了彻底解决？
美国监管层下决心用重典治理审计行业，审计行业自有对策。
安然丑闻之后，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清理了客户名单，基本上只为规模较大、风险较小的客户提供服务。审计人还试图在与其客户签约时，加入排除客户对自己提起诉讼或主张惩罚性赔偿的条款。
他们厌恶风险，并不愿意主动承担起沉重的看门人责任，而是尽量使得自己从事的交易变得稳健。
监管机构对审计人施以重罚并非容易之事。在《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刚颁布后，南方保健（HealthSouth）财务造假案出现，SEC最终只是对审计人安永予以严厉警告。
在民事诉讼方面，美国最高法院没有否认其作为主要行为人的责任承担，但地方法院对中介机构构成主要行为人的判断标准却莫衷一是。
最严格的是要求公众投资者必须能合理地将虚假陈述归因于中介机构，最宽松的是要求中介机构实质性参与虚假陈述的准备工作即可，折中标准是要求中介机构必须参与虚假陈述的制作。
上述一系列因素叠加之下，在民事案例中向中介机构索赔成功的概率仍然不高。
撰写过《看门人机制》一书的哥伦比亚大学John C. Coffee教授因此建议，对职业看门人重新施加帮助和教唆的法律责任，并运用限制赔偿数额的方式避免事务所破产，而不是一刀切地进行责任豁免。
毕竟在实践中，公司管理层一般是财务造假的主要行为人，中介机关更多是充当帮助和教唆的角色。
中介担责已有先例
2月13日，美国多家律所对瑞幸咖啡提起的集体诉讼在纽约南区地方法院立案，预计后续的集体诉讼将大幅增加。
但美国监管部门想从中概股中介机构处获取信息、进行审查，一直面临挑战。
根据中国法律，审计人无法直接回应PCAOB的审计信息跨境传送需求。
2015年，财政部发布《会计师事务所从事中国内地企业境外上市审计业务暂行规定》。第5条规定，中国内地企业依法委托境外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该受托境外会计师事务所应当与中国内地会计师事务所开展业务合作，双方应当签订业务合作书面协议，约定其中在境内形成的审计工作底稿应由中国内地会计师事务所存放在境内。
第12条第1款重申要严格遵守《关于加强在境外发行证券与上市相关保密和档案管理工作的规定》，第2款则规定“中国内地企业境外上市涉及法律诉讼等事项需由境外司法部门或监管机构调阅审计工作底稿的，或境外监管机构履行监管职能需调阅审计工作底稿的，按照境内外监管机构达成的监管协议执行”。
在监管协议方面，2013年5月，中国证监会、财政部与PCAOB签订执法合作备忘录，中方同意有条件提供会计底稿。证监会负责人指出，这是“为优质企业境外上市并购融资发展铺平道路”。
不过，中美证券发行、交易与监管机制存在诸多差异，要想建立起高效的跨境审计监管合作制度，仍需共同努力。
一旦美国监管部门启动对瑞幸的调查程序，能否顺利获取会计底稿等资料？
《财经》援引一位接近中国监管层的信源表示：“由于瑞幸咖啡注册地在开曼群岛，上市地点在纳斯达克，如果需要，中国证监会将协助美国SEC查资料，如果涉及投资者损害赔偿，证监会将会介入。”
倘若对瑞幸数据造假的调查结果追溯到2019年二季度之前，安永等中介机构同样可能成为瑞幸案中的集体诉讼被告，是否担责等待法庭断定。
在中概股造假案中，中介机构担责已有先例。
2011年，高速频道因被香椽、浑水指控财务造假，从而遭遇集体诉讼，外部审计师德勤香港于2015年被法院判决赔偿1200万美元。
2014年，SEC宣布禁止纽约州的会计师事务所EFP为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提供审计服务，因为其在对旅程天下审计时存在不当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