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4月8日，华为正式发布了P40系列手机。
这是华为品牌去年受到制裁后，*次在海外发布的*支持HMS服务的机型，也是华为在5G元年之后，对谷歌发动生态战争的*步。
随着华为祭出鸿蒙、HMS服务等动作的宣战，小米10 Pro的海外版也随即被谷歌强制要求印上“with easy access to the Google apps you use most”的额外说明，来进行正面回击。
在3月31日的年报上，尽管华为在2019年凭借19.1%的增速取得了不错的增长，但净利润率却从一年前的8%降至7.3%。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更在财报的说明会上直言：“2020年我们力争活下来，希望明年还能发布年报。”
和徐直军这一担忧相呼应的现实是：受疫情影响，全球5G建设刚刚开始就遇到了巨大冲击，智能手机竞争压力加大，美国依然在强化对它的压制。一季报也显示，华为已陷入前所未有的增长逆境，当期营收仅增长1.4%。
民间有言，庚子难过。华为的庚子年，亦难。
战线梳理
2019年，美国以“信息安全”为由，开始对华为发起各种制裁措施。先是谷歌的服务被暂停，后是海思麒麟的架构授权商ARM被迫和华为暂停合作。去年10月，RAM虽然恢复了和华为的合作，但通过麒麟985才上A77架构而言，海思芯片的研发进程显然也被打乱不少。
面对突如其来的疾风暴雨，任正非说：
“我们先前的想法没有预测到有这么严重，我们是做了一些准备，就像烂飞机一样，我们只保护了心脏，只保护了油箱，没有保护其它次要的部件。华为需要磨合和时间检验，走完这一步我们变得更坚强。”
2019年，华为虽然扛下了来自美国的两轮制裁，但根据台积电董事长刘德音透露：美国正在讨论对半导体设备的使用管制。这也是徐直军说“2020年我们力争活下来，希望明年还能发布年报”的缘由之一。
未知变量还在增加，战线仍在拉长，这让华为的庚子年并不好过。
当下，华为的难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硬件产品核心部件无法摆脱美国公司的无奈，二是软件生态的短板战争。
以华为P40为例，据FT拆机发现，虽然华为新机型的大部分硬件已经实现了去美国化，但P40系列在射频前端模块的选择上，依然依赖美国公司的产品。
除了手机里的基础硬件，在芯片生产以及芯片研发的软件授权等众多上游领域，华为也无法在短时间内寻求到国内同规格的替代品。
从产品所涉猎的市场深度而言，华为正成为中国科技产业在高精尖领域依然整体薄弱的*买单人。诸如生产芯片的光刻机、生产屏幕的蒸馏设备以及使用这些机器的人才培育和储备，这些都在某种程度上威胁着华为的产业安全。
比硬件更致命的，还有软件以及生态服务保障。这也是华为当下的作战重点。
2019年第二季度，谷歌迫于政策压力，对所有华为的安卓设备不再提供GMS服务支持，让华为手机的海外业务受到了“致命打击”。
Canalys的报告显示：2019年第二季度，华为手机在国内市场的市占率猛增至34.3%，但在海外市场的销售却同比下滑12.8%。
软件和生态保障对当下的华为非常重要。根据财报，以智能手机为主的消费者业务是华为目前*高速增长的业务，也是推动华为整体增长的核心动力，而软件和生态保障是决定这一业务的命脉之一。
财报显示，2019年8588亿人民币的成绩里，华为的企业业务只增长了8.6%，运营商业务只增长了3.8%，而营收贡献比超过54%的消费者业务却增长了34%。
这意味着，消费者业务已经成为华为突破营收瓶颈的*倚仗，但华为消费者业务在今年的成长压力，可能比我们看到的更大。
至2019年第四季，华为手机全球5620万的出货量中，国内市场占比近60%，市占率也从2018年的29.8%上升到了39%。
按照CIRR的报告，2020年*季度时，iPhone在美国的市场份额也才44%，三星虽然在韩国的持有量更高，但基本到了50%也会遇到增长乏力。
这意味着，在国内占比近40%的华为，已快在国内市场接近增长瓶颈了，这也引起市场分析机构对其能否在国内市场依然维持高增长的担心。
根据Canalys的报告，全球手机消费早在2017年就遇到了增长瓶颈，并在之后几年持续下滑。同时，中国其他手机厂商，包括三星、苹果也在加速对海外市场的争夺，这也意味着华为在海外市场的增长难度进一步增加。
而且，它还面临着美国围追堵截的挑战。
因此，即便华为正努力基于HMS服务布局，加大海外市场突破，但基于HMS服务和GMS服务的用户规模差距，这将是一条艰难的道路。
从这个意义上说，华为的2020不但难，而且将是具有分水岭意义的关键一年：如果突围不顺，将需更多时间去沉淀和蓄力。
疫情冲击
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
2020年*季度的华为有些被庚子年过于偏爱，除了美国人为的干涉外，其主要营收渠道消费者业务还遭遇了不可抗力——新冠疫情的冲击。
受到疫情影响，2020年*季度，国内市场的线下门店，除了超市和药店等生活必需品的商铺仍在正常营业外，手机门店的营收几乎全线崩溃。
受到资金压力影响，小米在*季发行了80亿熊猫债券，而Ov则通过生产口罩和体温计等医用物资来寻求市场缓冲区。
根据赛诺提供的2019年1月份的数据，华为、小米、OPPO和vivo四家手机企业在线下市场的比重分别是：80.5%、41.8%、95.1%和91.7%。
虽然华为的线下比重不及Ov两家，但线下渠道依然是华为所有营收来源的*入口。
由于2020年*季度疫情主要集中在国内，其对华为手机业务造成的冲击不容小觑。
调研机构Strategy Anaylytics发布的全球2月份智能手机出货量报告显示：华为同比锐减69％，出货量滑落到全球第四名。
华为一季报中，整体营收为1822亿人民币，相比去年1797亿人民币同比增长仅1.4%；和去年一季度同比2018年增长39%相比，华为在2020遭遇了打头风。
相比线下销售的冲击，华为在手机产能供应上的影响可能更大。
2020年4月以后，虽然国内企业开始逐渐复工，但海外市场却因新冠疫情陷入了胶着状态，而手机产业是一条涉及全球制造的链条，这意味着疫情对手机市场的影响还将继续存在下去。
2019年小米财报显示，小米手机在今年一季度就曾遭遇数次生产中断，产能至今仍未完全恢复。华为虽然因为体量优势，在产业链的管理上比小米好上很多，但这并不意味着它能够独善其身。
何况，华为还面临格外的挑战：它并不能和小米一样，任意选择全球的供应商进行公平合作，这让华为供应链的稳定性有了许多未知变量。
这一变量在产品上的体现是，华为P40 Pro+的版本，可能是因为涉及100倍变焦模组等更多高精密零部件的原因，被放到了6月份开售。作为对比，同样支持100倍变焦的三星S20 ultra则基本和S20系列在3月份（美国是6号，欧洲是13号）就实现了全球开售。
让竞争对手领跑近3个月，背后的苦衷，只有华为自己才知道。
此前，任正非在接受访谈时曾表示，这次疫情对华为生产、销售、交付都产生了一定影响，公司从2月1日开始上班，复工率逐渐提升，当公司复工能力达到90%时，有些配套厂家生产数量还是提升不上来。
值得欣慰的是，基于华为去年在研发上的1317亿投入，P40发售时已经正式推出HMS服务，并在新的海外版本上，开始了软件生态的布局。
按照一位华为前工程师的介绍：伴随华为P40系列一起发的EMUI 10.1版本，已经开始在自用的安卓系统上，剥离谷歌贡献的安卓代码。
等到工程完毕，华为自用的安卓系统，将彻底和其他机型的安卓系区分开来，成为一个孤立于谷歌官方之外的安卓生态。
事实上，从华为的多屏互动和多屏协同，以及鸿蒙官宣的动作来看，陷入困境的华为，正在重新塑造自己的新版图和新未来。
只是，这些创新，却并不是华为的最终愿景。
智联网和未来
2019年，任正非接受采访时，这位年近80的老人曾提及：“5G只是小儿科，AI才是支撑5G的未来”。
基于任正非的这一判断，华为一直都在梭哈AI产业。
手机所在的消费者业务，便是承载华为在智联网时代一展宏图的C端载体。
综合而论，华为在AI领域的布局具有广阔的空间，甚至比高通、苹果以及三星等厂家更有建立差异优势的可能。
以智能汽车为例，高通的车载操作系统虽然已和全球多个厂家建立合作，为进入5G时代的车联网打好了基础。但因为高通没有自己的C端产品，所以高通也就无法涉足C端的车联网体验。
作为对比，华为在2018年正式进军车联网领域，根据P40发布会上华为手机赋予汽车“智慧”的演示来看，华为已经开始寻找C端和B端体验的切合点。
这让华为在车联网领域能做的上层体验建设，就远胜高通2倍不止。
车联网的布局上，三星和苹果虽然都有做相关领域的建设，但两家公司都缺少华为在智联网布局上的整体性。
比如，为了布局AI，华为先后发布了鲲鹏 920、AI训练集群和AI应用开放平台等诸多动作。这些在芯片、软件和生态建设上的布局，基本涵盖了从基站开始到终端体验的全场景，也超越了三星和苹果的射程。
事实上，华为的基站业务、企业业务（云）和消费者业务，都是为AI的未来服务的。
只是当下的AI布局上，5G基站的投资更大、周期更长。
在云计算赛道上，华为则试图通过打造鲲鹏计算生态，成为中国“新基建”投资的新抓手，以及未来智能世界的“黑土地”。
所以华为在AI的突破口，目前仍然在C端上面，这也是华为当下押注C端市场的初衷。
华为在AI布局的整体性，我们以去年推出的麒麟990为例，它是华为*个采用了自研AI架构——达芬奇的旗舰SOC。
据AI Benchmark显示，时至今日，麒麟990的AI计算能力依然是高通最新SOC骁龙865的两倍以上。
华为为这款SOC配备的大量AI算力，在P40的河图功能上见到了落地应用。在此之前，手机SOC的AI芯片大多只参与相机成像部分运算，而借助强大算力，从海思麒麟970开始，华为成为全球*个实现手机识物的品牌。
基于达芬奇架构的芯片，除了麒麟990面向C端的产品之外。华为还发布了面向B端的昇腾、鲲鹏以及云计算等应用到达芬奇架构的诸多产品。
基于这些芯片在AI架构上的一致性，华为的AI布局，实现了比苹果和三星更统一的联动和体验。
联动性在于，基于达芬奇架构所创作的AI程序，不仅可以适配C端的手机产品，还能通过C端来实现在B端应用下的场景扩展。
这让华为可以*程度的节约AI程序的开发和适配成本，进而在AI布局上实现更强的竞争力。
但也因华为在AI赛道是在进行全场景布局，所以让华为在软件和硬件的阻力，也连带成了华为在AI赛道的阻力。
按余承东预计，2019年华为本应是全球手机出货量的*名，但最终因为外力未能如愿。
事实上，这已经成为华为的隐忧。
好在华为今年一季度依然保持了增长，没有陷入负向的泥潭。
因为，布局首先需要持续的资金流作为研发支撑，所以此时的华为，远比其他公司更需要稳定的市场和业务。
何况在AI的赛道上，华为的对手是比在财务方面更强大的三星、苹果和谷歌。
可能，当下*对华为有利的是：AI产业刚刚起步，全球标准尚未成型，无论软件还是硬件，华为和其他公司都是在同一起跑线的探索者，这让竞赛的结局会更多可能性。
战力之源
华为被外部限制的直接起因，要从2018年6月14日3GPP全会的成果开始讲起。当时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企业把polar code推进3GPP标准，成为5G控制信道的技术方案。
虽然这一成就无法和美国公司拥有的通信话语权比肩，但也成为了中国通信史上的大事，并让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势力着实紧张了一把。特朗普还曾发表推特直言，为什么美国没有华为？
这种紧张和不安，源自华为强大的技术攻坚能力，也在2019年变成了针对华为的全面制裁。
华为的战斗力，首先来自公司的企业文化和企业价值观。
1944年10月25日，任正非出生于贵州省镇宁县的一个农村家庭。作为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经历过军队磨砺、市场经济等诸多巨变的任正非，远比中国大多数企业家吃过更多的苦，也更具奋斗、创造和改变精神。
华为传承了任正非艰苦奋斗的作风。知乎上有很多关于华为文化的争论，有人称之为“狼性”，也有人因为高薪酬的待遇，而赋予它“奋斗”的标签。
但华为真正强大的，还包括现代企业治理、组织建设与进化，持续专注靠科技构筑基础和壁垒，以及始终着眼长远的能力。
华为形成这种文化的关键节点，是在20多年前。1997年，随着营收来到几十亿的关卡，华为在企业管理上遇到了困难。
当时，华为太过依赖明星型的技术员工，整个公司的研发陷入了不得不变的困境。于是，去过美国、见识过现代管理体系的任正非，主动找来IBM帮华为进行管理体制上的变革。
1997年12月，IBM的管理专家为华为介绍了一套流程，这套流程能把研发、市场、供应链和财务等原本相互独立的部门合在一起，形成合力。
在*个流程成功落地后，华为又用了5年时间，先后大概花费20亿人民币，上马了8个管理变革项目。
为此，任正非给每位IBM管理顾问支付的薪酬是每小时680美元。据任正非回忆，当时他给自己定的工资，也才5000块人民币。
因为舍得给人才和研发花大钱，在千金买骨的策略指导下，华为形成了一套属于自己的人才培养机制，并汇聚了一家科技公司最重要的人才队伍。
以海思半导体为例，这个独立于2003的华为内部团队，仅用不到17年的时间，就走到了全球芯片设计公司的15强水平。
三星、高通和联发科等企业的时间积累，都是华为海思的2倍以上。
按照一位华为员工的说法，在华为加班是一种常态，但他没有一丝不情愿的情绪，因为他认同华为的价值观，而这个价值观也是敞开怀抱欢迎同样价值观的人进去的。
和华为奋斗精神相对应的是，华为对人才毫不吝啬的薪资待遇。
华为待遇究竟有多丰厚，引用知乎上一位匿名用户的原话就是：在职9年，工资30k（3万），奖金400k（40万），20万股票。基本达到公司财报里的平均水平。
有了人才，也就有了做研发的基础。
按照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的评价：“任正非只要有一点钱，就会做研发。”
因此，在去年面临外部围堵的时候，尽管华为的营收进入慢速区，但依然保持了210%的研发利润比（研发投入除以利润）。
这样的长期研发决策，是以短期利润为目标的公司所无法理解的。比如每个季度都要关照业绩的上市公司，便很难这样义无反顾地为长期而巨大投入。
超越短期，布局长远，这也是华为坚持不上市的初衷之一。
某种程度上说，超越短期利润的本能，追求长期的更高自我实现，这才是华为的战力之源。
比华为更有钱的公司并不在少数，比如苹果在财报中就曾披露：今年*季度时仅账面现金就高达2000亿美元。
但很多东西不是有钱就能买到的，就像基带芯片，苹果已经被困多年。
2020年的华为也许真的难，但熬过去，完成AI生态布局后的华为，也许会成为今天一众对手最害怕的样子，打破自身成长围墙的同时，变得更为强大、更加从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