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影视行业来说，没有消息恐怕就是“好消息”。
随着疫情缓解，大部分行业都相继复工，唯独影视行业被“水逆”阴影笼罩且经久不散——先是北京文化被指财务造假，随后华录百纳又被韩后董事长举报虚增收入7000万元。
财报季更是惨淡，24家上市影视公司在今年*季度仅有6家实现盈利，几个月时间逾5千家影视公司注销或吊销，春节电影票房更是几乎以“交白卷”收场……
一场疫情引发了影视行业的连锁反应，没有哪一个环节能够幸免。
幸运的是，此次疫情也让影视人们意识到，寒冬虽然难熬，但趁早求变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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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扑空的一季度”
按照往年经验，春节档一般都背负着各大影视公司的业绩压力，而今年的疫情让不少公司*季度都“扑空”了。
公开信息显示，受疫情影响，目前已发布2020年一季度业绩快报的上市影视公司中，大部分为亏损状态，其中盈利的只有华策影视、华录百纳和光线传媒等6家公司。
相对而言，大公司现金流较为充裕，并且手握优质IP，在大变局下还有机会活下去。而对于一些中小影视公司来说，一旦资金链断掉，它们面临的将是生死存亡的考验。
据不完全统计，2020年初至今，已有5328家影视公司注销或吊销，是2019年全年注销或吊销数量的1.78倍。
活下来的公司也在挣扎求生。
烈火影业创始人李行健向「子弹财经」表示，公司目前在做剧本、销库存。从年初至今，手里的三个库存还未卖出去，而这些也是2019年之前拍摄的。
“去年之所以没拍新项目，是因为市场波动特别大，尤其是视频播放平台和电视台的采购价降得非常多，并且今年还在下降。”李行健说。
虽然疫情已经缓解，但李行健还是不免担忧：“一是目前市场、购片价、片酬、薪酬都不太稳定，二是公司有六七个剧集约1亿元的应收账款还未到账。维持正向现金流是目前所有公司*的挑战。”
李行健的公司从2018年底至今营收状况都不太理想，所以他还要先观望一段时间，计划等到下半年再筹备、开拍新项目。
李佳佳（化名）从事经纪人工作已经有六七年时间，她向「子弹财经」揭露了疫情下演员和影视公司真实的生存状态。
疫情爆发后，演员所在的剧组因为节省成本，当时都已解散，而复工后很多成本都由演员承担，不能全部转嫁给剧组。例如，演员重新进组前隔离14天，期间的交通费、住宿费等成本开销并不小。
同时，影视作品的拍摄周期也会被压缩，如原定拍摄周期是60天，但前面只拍了10天，剩余的50天复工后肯定会被压缩，这也让演员们本来就无戏可演的处境雪上加霜。
最直接的影响是收入锐减。假设演员原定今年3月份就能“杀青”，后面可以继续拍别的戏或者安排其他工作，但是目前戏都延期了，所有的档期都会延后，整个市场环境停摆了两个月，这段时间公司和演员相当于没有收入。
李佳佳还透露，疫情下众多影视公司因考虑到现金流，裁员和岗位工资调整现象非常普遍。“所有公司都在缩减支出，因为艺人的工作机会减少，整个行业的利润都在萎缩，所以行业中各个岗位的工作都很难干。”
演员余玥从年初至今都无戏可拍。“前两年剧组比较多，一般我从上个剧组结束后会有十几个试戏机会，但今年才有两次试戏，且还在等回复，竞争非常激烈。”余玥说，“为求生计，身边有很多小演员都开始做起微商，或者卖吃的东西。还有一些影视公司倒闭后，老板去当群众演员。”
90后演员余玥以童星身份出道，5岁时就客串了电视剧《一路风雨一世情》，2002年又在清宫剧《格格要出嫁》中饰演小金蟾。“以后计划要开启第二副业，可能会开一家店，毕竟在北京生存成本很高。”余玥说道。
据业内人士透露，今年*季度开机的剧集数量明显减少，仅有16部新剧要开机。按照已发布组训统计，*季度原计划开机剧目60部，目前仅有15部正常开机，余下四分之三均已顺延至第二季度开机。
2
从绝望中开出花来
市场环境每况愈下，文娱影视行业的从业者们只能另寻出路。
李行健就表示，为了长远发展，他的公司已经准备布局短视频和直播等新媒体业务了。
这并非个例，今年短视频和直播让不少身处绝境的影视人看到些许希望。
英模文化（esee）长期从事模特经纪业务，公司新媒体CEO岳昊向「子弹财经」表示，疫情对公司业务的影响不小，一是受上游客户整体收入影响，推广费用降低了；二是由于聚集性活动的政策限制，公司的内容拍摄工作无法正常进行。
“有15-20个短视频账号停止拍摄，有的商业合作只能被迫取消或延期，而单账号1个月运营成本就在3万元左右。”岳昊说。
据岳昊透露，目前公司计划将艺人的传统变现渠道扩宽，通过新媒体运营延长艺人的生命周期，例如将集团化批量化的内容制作分散到艺人身上，以艺人自有的原生能力来弥补流量损失，打造个人IP。
esee过去的传统业务在平面媒体上，随着行业迭代，客户的需求也从传统的平面逐渐转向新媒体，于是公司也开始拥抱短视频和直播。目前esee做的事就是将客户的品销（品宣，销售）融合起来，“公司从3月初就开启了*轮孵化。”岳昊说。
在岳昊看来，影视剧的成本高、周期长、回款慢，制作方的话语权不足，比如网剧容易被平台绑架，电影容易被宣发渠道绑架，因此现在大家都在做MCN机构，布局短视频是一种变相自救的手段。
不仅是影视制作公司发力业务转型，不少电影作品也纷纷从大荧幕转向流媒体。
1月25日，欢喜传媒出品的《囧妈》在头条系免费首映，原定于2月14日上映情人节档的《肥龙过江》，也从影院转移到爱奇艺和腾讯视频，定于2月21日上映的《大赢家》也在头条系免费上线。
李行健表示，未来线上放映有可能成为趋势，但它不会取代影院——线上、线下的视听感和场景完全不一样，例如两个人可以去影院约会，那种氛围就与线上观看截然不同。
余玥则认为，这种变化也许能给演员带来更好的曝光机会。“像我妈这样的中年人都已经活跃在网络上，如果把电影搬到网络上或者电视上，可以让更多的人关注到演员。”
在李佳佳看来，这样做最直接的目的就是及时收拢资金，因为电影的前期投资很大，很多影视公司一年可能只做一部戏，如果不能及时回笼资金，可能就面临倒闭困境。而这家公司一旦倒闭，就顺带牵扯到行业中的制作、发行、宣发等各环节。
“今年纯做电影的公司太惨了。”她说。
但院线电影是否要走和《囧妈》一样的路，还要视影视公司的情况而定。
首先要看影视公司的业务是否多元化。单一性的电影公司营收仅靠电影票房收入，那么它与线下院线是绑定的，是相互扶持的合作关系，因此他们很难抛弃线下。例如，欢喜传媒的业务布局很广，其本身就有线上APP。另一方面是公司对电影本身有自信，只要内容足够好就不怕没人买，在目前以买方为主导的市场中拥有话语权。
实际上，后来跟风的影视公司已经减少。“因为他们还要在这个行业里存活，不能只为了保障自己的收益就不管其他人，毕竟以后的电影还要依靠影院的排片率。”李佳佳说道。
此外，综艺“云录制”也是疫情之下的新物种。
传统电视综艺终于从现实走向直播间。湖南卫视的《嘿！你在干嘛呢？》，从有想法到节目上线只用了5天时间，《天天云时间》从策划到播出也仅仅是50个小时。一时间，一大波“云录制”综艺节目涌现。
但综艺“云录制”整体节奏不好掌控，在试验初期已经出现内容同质化、节目粗糙、艺人素颜出镜，甚至直播意外翻车等问题。
李佳佳认为“云录制”可能会变成固定的线上内容，并且还能节省部分成本。“因为有现场观众的话，号召人以及现场维持秩序都是很麻烦的，观众可以在线参与。”
但在她看来，嘉宾*到现场录制，一是因为造型以及摄影棚灯光等要求在线上很难实现，二是“云录制”可能会让内容太过单调和简陋，很多环节和游戏都没办法实现。
“‘云录制’让观众少了很多现场体验，再加上空间的局限性，节目最后的播出效果必定会减分。”余玥补充道。
3
前路充满变数
但对于影视行业来说，一切仍然充满变数。
今年2月，广电总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剧网络剧创作生产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下称“通知”），明确表示电视剧网络剧拍摄制作提倡不超过40集，鼓励30集以内短剧创作；每部电视剧、网络剧全部演员总片酬不得超过制作总成本的40%，其中主要演员片酬不得超过总片酬的70%。
仅从缩短剧集条款来看，已经给行业带来不小的震动。要知道，按照剧集集数计算收入是演员获取片酬的重要方式之一，而制作方在售卖影视作品时，剧集长短也是衡量价格的重要指标。
因此在过去相当长时间里，为赚取更多收益，剧集注水一度成为普遍现象。而该通知的出现，在促进行业规范化的同时，也让从业者过去的“套路”不再适用——他们必须尽快适应行业的新玩法。
无独有偶，4月初，针对影视行业的限薪令再度升级。
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发布了《关于厉行节约、共克时艰，规范行业秩序的倡议书》，提倡网络剧制作成本应控制在每集400万元以内，并且摄制组的幕后工作人员工资将缩水30%，提出再一次削减主演人员薪酬的倡议，即全体演员片酬不应超过制作成本的40%，男女主角酬金不应超过制作成本的10%。这也被业内称为史上最严“限薪令”。
“对于我们这种小演员来说，有戏拍就不错了，限薪令目前对于我来说还没有影响，不过机会相对会减少。演员限薪是大势所趋，行业薪酬整体下降以后，演员的竞争压力就更大了，现在连很多大咖都在接网剧了，腰部和尾部的演员竞争只会更加激烈。”余玥说。
李佳佳则表示，所有人都从艺人这个环节里受益，但最后被骂的都是艺人。“本来高片酬是视频播放平台当时为了抢用户夺流量炒起来的，但目前平台采购成本高、业绩不理想，所以又想着压低艺人片酬。”
“限薪令”对腰部艺人的影响*。“头部艺人一部戏的片酬是5000万元，现在降到1000万元，他实际上拿的还是不少，生活依然很富裕。但是腰部艺人以前拿100万元，限薪令后到手可能只有十几万甚至更少，有的演员可能还不如上班族挣的多，生存都是问题。”
线下娱乐场所迟迟不能营业，也从消费端暂时切断了影视人的后路。
1月23日起，全国电影院全面暂停营业。4月8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印发通知，建议低、中、高风险地区的密闭式娱乐、休闲场所均暂不开业。
影院不能复工，第二季度票房与往年相比也将大幅下滑。实际上，2020年春节档票房的惨淡已经影响到全年票房成绩，有预测称今年票房或减少近三百亿元。
即使下半年电影陆续上映，可能也要等到国庆档甚至年底的圣诞档，线下影视消费才会慢慢回暖。
岳昊认为，今年前两三个月的票房为零，加上海外电影持续对中国电影市场进行冲击，如果疫情在暑期档之前没有好转，今年电影行业将损失惨重，回款周期会变得更长。
“影视行业的毛利并没有想象那么高，而且还带有一些赌的成分，这是行业原生问题。再加上一个账期套一个账期，一下打乱了资金链，现在剧组和已经立项的项目很多都没法正常运转。原定于2020年、2021年就要出的电影可能延后，情况非常不乐观。”岳昊说道。
不过绝处逢生也并非没有可能——每一个新旧交替的大时代，往往都是文化产业的高光时刻。
“影视行业经过洗牌之后，或许会迎来一个独角兽时代，也可能会迎来一个百花齐放的时代，真正做内容的公司一定会笑到最后。”岳昊说。
这也许是口红效应的另一种解释。李佳佳表示，“我觉得越是经济不好的时候，应该是文化娱乐行业越发达的时刻。因为在这样的背景下，居民不会有大的消费支出，但对一些小成本的娱乐需求会增加，比如说看电影、电视剧和综艺节目等。”
在李佳佳的设想中，疫情爆发后，国家会针对影视行业推出一些扶持计划，比如开放题材以激发创作活力。“从2018年开始影视行业就逐渐萎缩，从业者都期待政策层面出现松动迹象。”
而创作欲望正是业务增加、行业繁盛的基础。“如果大家只能做一两种题材，对应的工作机会、发展空间就会缩小，毕竟盘子太小就没有办法装下那么多人。”李佳佳说。
行业寒冬期无疑也是一场加速淘汰赛，真正有实力的企业与从业者才能更好地活下来。目前，大部分的影视人能做的是边自救边等待——等待行业全面回春，等待阳光穿破云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