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初，中国内地知名编剧、导演董润年在朋友圈发了一句话：编剧朋友们，现在直播卖货太火了，咱们也来个直播卖剧本吧。
正是这样一条朋友圈，让编剧帮创始人、中国电影文学学会秘书长杜红军萌生了直播卖剧本的念头。
“这条朋友圈是一个最直接的诱因，其实更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已经有了相关的积淀。”杜红军告诉猎云网，想通过直播卖剧本并非头脑一热，编剧帮一直有做剧本经营代理的业务，曾经通过参加电影节、行业活动、公司推荐等形式推广剧本和原创项目，虽然推广方式比较传统，但也积累了不少资源。
在疫情开始的时候，杜红军做了线上的编剧帮直播课程，直播的形式对于他来讲并不陌生，他也想过借助直播的方式推广剧本，但是没有契机，直到看到了董润年的朋友圈。
在不到两天的时间内，杜红军找来了5位编剧参加直播，“我跟他们讲我想做直播这事儿，他们觉得挺好，可以说*期直播是我把他们‘忽悠’来了”。就这样，*场直播卖剧本匆匆上线。
在直播中，每个编剧有10分钟讲故事和5分钟的互动答疑时间，首场直播的观看人次达到了7500。杜红军告诉猎云网，在直播间，70%-80%左右的直播观众为导演、制片人、编剧同行等业内人士，也包括少部分看热闹的吃瓜群众。如果制片方想进一步了解故事，可以选择168元的打赏，由主办方牵线与编剧沟通。
“*期直播看得人挺多，但吐槽的人也挺多，因为我们准备很不充分，没有对编剧进行培训和辅导，大家各说各的，各有各的形式，但也挺原生态的。”杜红军说道，直播页面有不少观众提出问题，“剧本如何过审？”“拍这部电影*预算是多少？”
在后来的几期直播中，杜红军和团队根据前期的经验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和改进，贴出了编剧及作品的简介图片，标注剧本的关键信息，以保证直播的流畅性。
“我们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让编剧把剧本卖出去。”杜红军告诉猎云网，截至目前，他们共举办了4场直播卖剧本活动，累计参与的观众过万，已经有20多家影视公司进行了进一步的咨询，包括华策、光线、万达等公司的关注。杜红军表示，在圈内，“直播卖剧本”的形式掀起了不小波澜。
“我们直播项目基本上都是完本，剧集也有5集，目前有不少影视公司关注到我们，如果他们对题材感兴趣就会进一步咨询。”杜红军现在在考虑改变打赏的模式，168块元有时候也会成为一个障碍。在后期杜红军会考虑和一些公司合作，成为合作伙伴的公司将会收到每期的免费剧本。
编剧处境堪忧
“疫情暴发以来，我们编剧是影视行业*还可以开工的工种。请大家调整呼吸，认真创作，拿出优秀的作品。”编剧宋方金呼吁道。可是，不论是电影还是电视剧，由编剧带火票房的案例少之又少，观众也说不出几个好编剧的名字，因为编剧本身不是一个在大众视野范围内的角色。
《2019-2020中国影视行业青年创作者生态调查报告》显示，近六成的受访编剧处于单打独斗的状态，没有加入经纪公司、制片公司或是编剧工作室。仅有7%受访编剧对收入明确表示“满意”。而在2018年的调研中，表示“满意”的受访编剧占17%，整体的收入满意度有明显下降。
很多受访编剧表示，过去一年行业整体不太景气，加上一个项目要做1-2年，到手的收入算下来并不多。
据统计，受疫情影响，影视行业有60个剧组停拍，100个项目延迟，预计今年电视剧产量将比2019年下降30%，广告收入平均跌幅超过30%以上，影视行业上市公司市值大幅度缩水，编剧的收入也更加没有保障。
《中国编剧行业现状及发展趋势研究报告》显示，专业编剧从业人数保守估算超过14万人以上，年度仅有3%编剧有作品得以落地播出，编剧从业者本身面临着竞争激烈、作品难以孵化落地的行业现状。92%的受访者认为编剧最重要的核心能力是讲好故事。
编剧邹红波参加过两期直播卖剧本活动，她分享了自己的原创剧本《去达卡》，这是一部科幻灾难片，讲的是机器人解决体力劳动，人类社会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从此不用工作的故事，后来机器人造反，人类一朝回到原始社会。
邹洪波告诉猎云网，直播卖剧本处于刚刚起步的状态，需要更多的人知道，直播的形式能让更多的影视公司看到编剧们的作品。
编剧宋方金认为，这将改变传统的不透明的剧本交易模式。“新人编剧和年轻编剧将跟资深编剧和成熟编剧接触到同样的资源平台。更重要的是，我相信很多有才华的新人将在这里更快地腾飞”。
“如果原创编剧可以通过自己的渠道去交易，那我们就不会做直播卖剧本了。”杜红军感慨，现在平台已经有近200位编剧，直播给编剧们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
“编剧的功夫在内不在外，外在的人际沟通其实不是编剧的长处，这就导致在带货上会出现局限性。”知名导演王召辉告诉猎云网，直播卖剧本是一种“破圈儿”的形式，但“破圈儿”能否带来“破局”，这不太好说。
卖货的本质是电商，常见的直播带货是2C业务，但编剧卖剧本一般是2B业务，目前市场上还未出现成功的案例。
自救还是噱头？
剧本不同于常见的商品，剧本属于奢侈品，不是消费品，无法刺激一般购买，全国能决策买剧本的人并不多。
目前，市场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认为，直播卖剧本打破了传统的市场习惯，搅动了行业，值得尝试；而另一种声音则表示，从剧本敲定到拍摄绝非一场直播可以决定，中间涉及的相关环节众多，直播卖剧本只是噱头而已。
对此，杜红军认为这两种声音都有道理，“这是一个新的尝试，我们一直都有提供为编剧服务的业务，直播的想法也不是最近才有的，只能说疫情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知识版权的问题也不容小觑，在编剧把故事人设和情节都分享出来之后，知识版权的深度保护程度能达到多少？会不会影响到IP的成长规律？”王召辉导演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他表示人们会为了某个明星演员或者导演去看直播，或者为了某个知名的原班制作团队看直播，但编剧并不是一个大众化的角色，王召辉认为直播卖剧本的模式并不乐观。
杜红军则表示，目前的直播卖剧本主要是一种展示，直播之后他们会对剧本进行反复推广，把前几期的项目和剧本做成ppt，再次推荐给相应的公司，告诉他们现在有这么多项目，若有兴趣可以观看直播视频。
不过，项目最终的达成和敲定，还是要回归到传统模式，直播卖剧本更像是一个策略和营销的方式，实际最终的交易还是得线下，直播的主要作用在于让影视公司知道有剧本和项目的存在。
至于直播卖剧本能不能真正给编剧带来帮助，杜红军表示，至少对于一些做原创剧本的编剧来说，这是一个舞台。一般正常的商业电影，很多人帮忙策划，而原创剧本，往往意味着作者孤独的创作，直播卖剧本的形式，最起码带来了互动，让编剧的原创作品走向了大众视野。“其实我没想到那么多人能关注到直播卖剧本，这也恰恰说明，IP盛行的当下， 行业需要好的原创。”
接下来，杜红军的目标是做10期直播，届时会有50个原创剧本，“如果那个时候市场反馈不强烈，这也意味着原创项目的水平不高，这就是编剧做原创的问题，但是很多编剧没有资源，不做原创也不行，所以有时候需要做原创证明自己有创作的才华和能力。
为了避免剧本在直播中的创意泄露，直播活动在发起之初，就要求参与直播的是已经完成版权注册的完整剧本，电视剧剧本则至少已经完成5集以上，也会有专业的法务团队帮助编剧维权。
直播卖剧本让杜红军受到了更多圈内人士的关注，“大家看到我就会问我，你的直播卖剧本做的怎么样，我会跟大家讲我挺心累的，李佳琦每天几百万几千万的成交额，而我每天带着几百万的货，却没能马上交易，压力也挺大。”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面对业内支持和质疑的两种声音，杜红军感慨，现在是一个好的时代，有很多尝试的可能性，“尝试了，才有机会，有的人认为卖不出去，有人持乐观态度，我们是真正想卖剧本，但也难以保证它不变成一个综艺性的噱头，一切还需要市场的验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