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的儿童在“服用”抗生素，甚至在他们出生之前。
近80%的江浙沪儿童体内正存留着一种或几种抗生素，从他们尿液中检测出来的抗生素种类共计有21种之多。其中，赫然出现了部分已明确在临床禁止儿童使用的抗生素，如庆大霉素、链霉素、土霉素等。
孕妇也没能幸免。她们中的41.6%，尿液中被检出一种及以上抗生素。
更令人惊惧的是，这些孩子体内还有兽用抗生素残留，像用于养鸡、养猪的金霉素、恩诺沙星、泰乐菌素。
这是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近年来对上千名8～11岁儿童和516名孕妇所做的一项调查。如此高的抗生素暴露比例本就惊人，“兽用”、“禁用”给人的冲击更大。即便我们还不清楚这可能会带来哪些危害，也不由十分担忧且愤怒。
最不可思议的兽用抗生素到底是哪儿来的？河海大学长江保护与绿色发展研究院的一项调研给我们揭示了部分原因。该项调研结果显示，长江抗生素平均浓度为156ng/L（纳克/升），高于欧美一些发达国家（低于100ng/L）。
也就是说，兽用抗生素进入人体内的通道之一，可能是饮用水系统。
这其实已经不是新鲜事儿了。早在2015年，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应光国团队在研究中发现，珠江流域的抗生素浓度更高。其中，阿莫西林浓度达到3384ng/L，诺氟沙星、青霉素等其他6种常见抗生素的浓度也都在1000ng/L以上。
不过，转头看看药箱里常备的“消炎药”阿莫西林，想想儿时常常吊水的青霉素，你是否在疑惑，这么微量的抗生素污染到底能给人带来多大伤害？
没错，1L水中仅含有0.001~0.003毫克的抗生素，从浓度上来看低极了。但可怕之处是，作为细菌杀手的抗生素并不具备区分好坏细菌的能力，而是一视同仁尽可能地“杀光”。
这一方面会造成水中生态系统的破坏。南京水科院生态所所长陈求稳发现，抗生素及其代谢产物对不具耐药性的微生物、浮游植物、鱼类等水生生物有潜在毒理风险，可能破坏水生食物链。
另一方面，水域中的敏感菌将被抗生素杀死，或进化成能够逃过某种抗生素狙击的耐药菌。而活下来的有害耐药菌如果随着引用进入人体内，很可能导致感染并无药可医。
显然，越来越多的人暴露在这样的抗生素环境中，无疑将加速耐药菌的进化，对人类的健康乃至生命都将带来严重的威胁。
这并非耸人听闻。
2012年6月，39岁的澳大利亚男子Matthew Ames起初只是喉咙疼痛，本以为是简单的发炎，没成想短短几天内竟演变成了一场危机生命的感染——Matthew因此而四肢发黑、溃烂，肾脏功能衰竭，血压降低，陷入因链球菌感染所造成的中毒性休克。
他的免疫系统扛不住链球菌；由于耐药性，也没有任何的抗生素可以治愈他。最终，Matthew最终被医生截去了四肢侥幸保住性命。
而有些人甚至连这样的“运气”都没有。
2016年8月，美国内华达州一名70岁妇女因臀部感染被送入医院抢救。经过检查，医生发现她感染了一种对碳青霉烯类抗生素（代表药物亚胺培南）具有耐药性的肠道杆菌。而碳青霉烯类抗生素是美国的最后防线，是不到万不得已不会搬出来的救星。
几天之后，感染导致的多器官衰竭、败血型休克，最终让她痛苦地离开了人世。
虽然中国还没有官方统计数据，但在2003年，广东省药品不良反应中心估算，国内每年有8万人死于抗生素滥用。随着抗生素用量的不断增加，这个数字仍将快速增长。
过度使用抗生素还可能减少我们体内微生物组的多样性。要知道，操纵着人体免疫、消化、代谢等各项机能的微生物系统一旦遭到破坏，一些慢性疾病便有机可乘，如哮喘、过敏、糖尿病、肥胖症等。
出生头一年里使用抗生素会显著提高儿童7岁时患哮喘病的概率，更会将哮喘的平均发病年龄从21岁拉低到11岁，纽约大学医学院传染病专家马丁·布拉泽一系列研究证实了这种说法。
可以肯定的是，作为细菌杀手的抗生素类药物是好药。但无论如何，过度使用抗生素都在给人类健康带来更大的威胁。
“神药”跌落神坛
1928年，英国教授Alexander Fleming发现青霉素时，绝没有料到今天的光景。
上世纪40年代，二战爆发，医疗卫生条件极差的情况下，全球大量士兵死于肺炎并发症、腹部/尿道/皮肤感染等。这几乎都是细菌感染所致，青霉素拯救了无数生命。
随着链霉素、四环素、红霉素等抗生素的陆续发现，肺结核、脑膜炎等传染性疾病也慢慢有了治疗的办法。
此后几十年间，人们几乎把抗生素视为神药。无论患者的头疼脑热、咳嗽感冒、腹泻等问题由何而致，医生常常大手一挥开出抗生素类药物。
美国医事总署甚至在1979年劝大家不要只盯着抗生素：“我们对传染病的研究总算可以告一段落了，现在最重要的事就是好好地研究癌症和心血管疾病。”
临床常用抗生素类型
国内也是如此。80后、90后的印象应该极为深刻，儿时发烧，到医院就是开几大玻璃瓶的药，输液输上个把小时。
这些药里往往就有青霉素或者先锋霉素、阿奇霉素的身影。再加上激素、维生素和葡萄糖注射液，“包治百病”的“三素一汤”就配好了。1993年~2005年间，平均每10个孩子去医院看病，8个半要上抗生素。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神药”抗生素的B面渐渐暴露出来。临床上抗生素用量增加，致使人体内病原体耐药性增加，由此变得越来越难对抗的细菌感染竟成为了新的公共卫生安全挑战。
据WHO统计，作为治疗大肠杆菌引起的尿道感染的常用抗菌药物之一，最初治疗效果几乎称得上100%的氟喹诺酮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对半数以上的患者已经失效。
世界各地每天有超过100万的人正在因淋球菌感染患上淋病，但经过经年累月的抗生素治疗，这些淋球菌已经进化到连最后的治疗手段第三代头孢菌素都拿它没办法。
换句话说，越来越多种类的“神药”正在失效。究其根源，是因为大部分医生开具的抗生素处方并非必要，即抗生素滥用。CDC发现，美国每年有三分之一的处方是不必要的。
这些不必要的处方足足有4700多万例，往往被医生用于治疗由病毒引起的普通感冒、病毒性喉咙痛、支气管炎、鼻窦炎和耳部感染等。
要知道，抗生素是抗菌的，并不能抗病毒。而在中国，滥用的比例曾一度高达近80%。
“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发展至2050年，每年预计将有1000万人因为抗菌素耐药性(AMR)问题死亡，这意味着每隔3秒，AMR将杀死1个人。”被誉为“金砖之父”的前高盛董事长Jim O'Neill在《全球抗菌素耐药回顾》中指出。
主动或被动，我们仍在滥用抗生素
一时之间，抗生素的合理使用成了全球关注的问题。然而直到现在，无论主动或被动，我们仍然在滥用抗生素。
发热、咳嗽时，大多数（相关统计显示可达8成）中国人仍然在主动服用抗生素，甚至为了见效快让医生给自己开点抗生素，输液都成，无论成人还是儿童。
一般家庭常备的“消炎药”，也往往会出现阿莫西林、头孢、罗红霉素的身影；过敏了，可能就随意涂点红霉素软膏。
可事实上，很多感冒是由病毒引起的，过敏也跟细菌感染关系不大……不确认病因就自己主动顶上抗生素，根本不对症，不是滥用又是什么呢？这种做法，无疑让我们离耐药性更近了一步。
更何况对幼儿来说，抗生素可能杀死呼吸道、消化道的有益细菌，直接导致孩子免疫力下降。
另一方面，大型医院的医生虽然在临床上大有“收敛”，但在乡镇、农村的基层医院里，面对发烧的患者，依然有大夫只是简单听诊，就如常使用“三素一汤”，尤其是对儿童患者。
读到这里，你可能认为前文所述的严重水域抗生素污染是来自于医疗废物的不当排放。这话没错，但只是一部分原因。
实际上，禽畜及水产养殖过程中抗生素的滥用及向水域排放的流量更为可怖。
美国调查记者Maryn McKenna曾在《拔毛！关于鸡的真相》中详细介绍了美国人是如何快速把鸡养肥的。往往，一个典型的养鸡场更像是一个大型的密闭仓库，2000平方米内一般足足圈养了2.4万只鸡。
没有日照、生活在臭气熏天之中活动空间狭小的肉鸡，在其短暂的一生中将被投喂大量的抗生素。
这一方面是为了它们长得更快——最多50天，就能长成大个头出笼售卖。另一方面，在养殖者看来，抗生素可以预防鸡生病，减少不必要的损失。
在我国，鸡、猪等用以食用为目的饲养的禽畜，以及人工饲养的鱼、虾等水产，也面临着同样的命运。有从事药物研发的相关人士告诉虎嗅，在国内的中小型养殖场这种现象极为普遍，抗生素被养殖者混在饲料和水中，每天对禽畜进行无差别投喂。
据应光国团队估算，到2013年，中国抗生素年使用量已达16.2万吨，约占世界用量的一半。其中52%为兽用。
结果便是，上了餐桌的禽畜体内含有大量抗生素残留，大快朵颐的人们吞入腹中的除了美味还有药物，而养殖期间，动物的排泄物可能作为肥料，将残留抗生素传递给蔬菜、水果，也是进入人体的通道之一。
此外，排泄物还将因为不当处理最终流入水中。而这些被动吃下、饮下的抗生素，就是人体内检出兽用抗生素的原因。
诚然，只有微量的抗生素会通过食物和水进入人体内。但是不知不觉间已经被抗生素包围的我们，并不能架得住这样的“日积月累”。
至于摄入多少会导致耐药性，整个医学界目前尚无定论。
当然，我们也并不能完全妖魔化抗生素，毕竟真正遭受细菌感染时，还是应当对症、适量使用抗生素。
至于如何判断病症是否使用抗生素，一位神经内科医生告诉虎嗅的基本方法是，如果患者去医院验血后发现白细胞增多，就有很大可能是受了急性细菌感染；如果血液内中性粒细胞比例升高，那就基本上可以确认了。
血常规还只是一个初步判断。若要确定感染的细菌种类，则需要经过细菌培养及鉴定检查。对了，患者对某一种抗生素是否过敏也要经过测试才行。
除此之外，在医生没有开抗生素处方时，不要随意服用抗生素类药品，更别安利别人“神药”。
管控缓慢推进，新药难产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抗生素大国，中国的抗生素产量和使用量都远高于其他国家。
在不同市场调查机构的统计中，2018年全球抗生素市场规模在420亿~450亿美元左右。从市场规模来看，中国占比超过60%。
从用量上来看，中国也远远超过其他国家。
卫生部合理用药专家委员会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中国每年抗生素人均消费量在 138g 左右，是美国的10倍。国内住院患者中，抗生素使用率达到70%，是欧美国家的两倍，远超WHO的建议使用率（30%）。
全球养殖业中，中国所用抗生素量也最高，占比23%。而印度，才只占3%。
而从产量上来看，中国也是当之无愧的抗生素大国。
前瞻产业研究院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抗生素原料药产量约为19.6吨，用于生产青霉素钠、阿莫西林、头孢拉定、阿奇霉素等22个主要抗生素药物。出口量约占3万吨，其余均在国内消化。
其中，头孢类和青霉素的产能甚至已经超过全球市场总需求量，存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也正因如此，我国的抗生素药物来得更加容易，价格更为便宜。
也难怪Jim O'Neill对中国的情况十分担忧。“在当前抗生素用量约占世界一半的中国大陆，如不采取有效措施，到2050年，每年将导致100万人早死，累计造成20万亿美元的损失。”
察觉不妙的国家早就陆续开始了对抗生素药物的管控。
自1997年开始，美国、英国及欧盟各国便相继出台政策限制医生开具抗生素药品处方，头孢类抗生素甚至被这些国家明令禁用。有个流传甚广的段子是，在美国买抗生素比买一把枪都难。
实际上，我国卫生部在2012年也下了一组“限抗令”，并在2017年再度升级，严格限制了各级综合医院所能使用的品种上限。高如三级医院，可以使用的抗生素药物品种原则上也不能超过50种。虽然来得迟了些，但总算能起到作用。
2018年，我国农业农村部公布《关于2018—2021年开展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行动试点工作的通知》，正式开启饲料禁抗、养殖减抗和限抗的新规范。
最近在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海螺水泥总经理张来辉建议尽快出台相关法律或进一步修订食品安全法，禁止农场预防性地在牲畜身上滥用抗生素。
遗憾的是，目前关于水环境中抗生素的监测标准仍然是缺位的，更遑论水域抗生素污染治理。这种持续性暴露的影响，可能还将持续漫长的时间。
既然抗生素滥用一时无法遏止，老药又在变得不顶用，那么有没有新的治疗方案能为我们所用？
然而现实是，制药巨头诺华、阿斯利康、赛诺菲等于近几年内相继宣布放弃抗菌和抗病毒研究。原因在于，抗生物药物的研发周期和成本很高，无异于其他药物，但由于使用受限等原因，很难给企业带来利润。
更何况，抗生素药物研发的成功率也极低。药物获取基金会（AMF）研究部主任加布里埃尔·布洛伊格曼曾介绍，全球正在进行的大约275个抗生素研发项目可能只会最终成功产生两三种药物。
“现在要找到新的抗感染药物太难了，这个行业得不到足够的激励去花10~15年做研发。”辉瑞全球研发负责人在世界经济论坛上坦承。
显然，高频、市场大的慢性疾病（如心脏病、糖尿病）药物及定价高昂的肿瘤药物更能满足药企们的盈利目标，也才能让该公司更好地活下去。
即便美国真正的药物创新往往由初创企业完成，但一个惯常路线是，小公司完成临床前研究或到临床阶段后，会被大公司整个买走，以有更多资金支持研发。一旦大公司放弃这项业务，小公司的资金就更加难以保障，研发难度重重。
国内的抗生素生产格局几十年来也相对固定，国内的市场份额主要由哈药集团、华北制药、鲁抗医药、石药集团、广州白云山、国药集团等老牌药企把控。
一位医疗行业投资人告诉虎嗅，曾经上市的药企中很大一部分都做过抗生素，但在限抗令后行业整体陷入停滞。
在他看来，抗生素领域的新药研发“没法投资，就算想投资也找不到好的标的”。
药物的研发速度本就难以追上细菌的进化速度，再加上鲜有人愿意投入，随着越来越多耐药菌的出现，人类面临的感染风险也将更大，治愈的可能性又在不断变小。
如果这样的现状持续下去，终有一天，现有抗生素会完全失效，我们似乎将回到那个还没有抗生素的年代。到时，可能一场小手术的术后感染都能要了我们的命。
一场由“超级细菌”发起的大流行病，离我们也就不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