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天，相信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体会：
媒体报刊上，铺天盖地都是关于地摊经济的讨论；微信好友之间，诸如《城市地摊财富秘籍》、《如何摆地摊赚钱》之类的文档竞相传阅；曾经追着摊贩满街跑的城管，现在热烈盼望着摊贩们“重出江湖”了；就连五菱宏光、广百股份、小商品城、银都股份等一系列“地摊经济”概念股都一路飘红，集体大涨……
地摊经济的现象级蹿红已是不争的事实，这一切都要感谢总理的两次点赞。特别是在6月1日考察完烟台的一个老旧小区之后，总理深情地说道：
“国家是人民组成的，人民好了，国家才能好。靠每个人的奋斗，大家都好了，国家就更好！地摊经济、小店经济是就业岗位的重要来源，是人间的烟火，和‘高大上’一样，是中国的生机。”
一度被大众视为“边缘经济”的摆地摊，而今正在往C位靠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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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摊经济不是新生事物，古往今来皆有之。
在我国，地摊经济几乎贯穿了上下五千年的朝代更替和商业更迭，文化底蕴极其深厚。虽然小摊贩们在大多数时间里的社会地位都颇为低下，但他们却是货物流通乃至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亦是社会繁荣的直接体现。
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出现了专门做小买卖赚钱的群体，《周礼·地官·司市》中讲到的“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便是关于摊贩较早的记载。唐朝大诗人白居易《卖炭翁》中脍炙人口的名句“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也是对地摊经济的真实描述。
到了宋朝，由于商业活动的增加与政策上的放宽，城镇和乡村集市均可随处摆摊开店，营业时间不受限制，官府不但不予干涉，反而明令保护。乾德三年，宋太祖就专门降旨：“令京城夜市至三鼓以来不得禁止。”小贩们的热情因此被大大激发，大街买卖昼夜不绝。
名画《清明上河图》中，生动地描绘出各种各样摊贩的形象，无论桥头、城墙边还是街道旁，无论剃头的、卖甘蔗的、卖菜的还是叫卖各种小吃的，应有尽有，店铺夜市不可细数，经济的发达、城市的魅力与当地的生活气息统统尽收眼底。
到了当代中国，地摊经济同样遍布于大江南北的各个角落。电视剧《鸡毛飞上天》就讲述了主人公如何通过“鸡毛换糖”这一流动贩卖方式改变命运的故事——这亦是一部大时代的缩影，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之中，有成千上万的家庭都是像剧中的主人公那样，通过卖茶叶蛋、大碗茶、修理物件等方式来完成财富的最原始积累，并逐渐在城市中站稳了脚跟，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
然而自2008年开始，全国掀起了一波又一波创建文明城市、卫生城市的热潮，很多地方都把“城市形象”视为一项重要的KPI，而最接地气的地摊经济反而开始变得“不入流”，最终难逃被禁止和驱赶的命运。那时候的小摊贩们，一面小心翼翼地经营着生意，一面还要时刻紧盯着城管的动向，做好与城管“斗智斗勇”的准备。
在民众眼里，小摊贩与城管之间，从“猫捉老鼠”到暴力对抗的一幕幕市井短剧已是习以为常，可到最后，随着“地摊经济”逐渐淡出了大众视野，城市的确变整洁了，城市里的烟火气和生活味儿却淡了许多。
虽经风雨飘摇、命运多舛，但地摊经济仍然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如今，在总理的肯定和支持下，地摊经济已然重焕生机，并站在了历史的风口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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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摊经济能够源远流长、生生不息，必然有其优势所在。
首先，它是一种重要的经济成分。
众所周知，民营经济是市场经济中最活跃的主体，也是国民经济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推动经济增长、促进就业增加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地摊经济又是民营经济中的典型，其经营形式上的灵活自由，宛如毛细血管，一般渗透至经济社会运行之中，增加了城市的活力，便利了居民生活。
更重要的是，地摊经济显著促进了就业。那些下岗职工、失业人员、离开了土地的农民甚至不少在职的员工，很多都会参与到摆卖地摊之中，其目的就是为了开辟新的收入渠道。这种自发的就业方式，实实在在地缓解了就业压力。例如总理点赞的成都，一夜之间以3.6万个流动商贩的摊位拉动了10万人就业，这在后疫情时代的经济恢复过程中显得尤为难能可贵。
其次，它真正迎合了低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
尽管不少大城市里商圈林立、车水马龙，地铁上随处可见动辄几千上万元的iPhone手机，但我国“还有6亿中国人平均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这部分人可能不会去大型商场买一件几百块钱的衣服，却会很乐意在地摊上买一件经济实惠又合身的服饰；他们也可能不愿意花二三百块钱去下一顿馆子，但闲暇之余会乐意去吃一碗几块钱的烤冷面或者豆腐串。
从这个角度看，地摊上的产品琳琅满目，服装、手包、水果、日常用品等均有涉及，并且价格不贵，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丰富了消费市场的商品供给，在迎合低收入群体消费需求的同时，激发其消费意愿，进而带动国内消费市场发展。
再次，它是一种低门槛的创业形式。
在我看来，并非讲着深奥的商业模式、拿着高大上的BP、到处去参加项目路演找投资人才配叫 “创业”，摆地摊本质上也应该算创业的一类。相比其他类型的创业，摆地摊的门槛更低，没有店铺租金的压力，没有太高的学历、技能要求，很多人支个小摊、打开私家车后备厢就能卖货，而且失败风险低，船小好调头，从业者即便失利也能迅速“满血复活”。而他们在完成自就业的同时，还为城市经济的发展贡献了属于自己的一份力量，这与“大众创业”的精髓也是不谋而合。
不仅如此，其中一部分从业者还塑造了自身强大的抗压能力和谋生能力，以及灵活的创业思维和经营策略，进而有可能将一个小小的摊铺逐渐发展为知名大企业。纵观世界商业史，很多企业巨头、业界大亨都是从走街串巷的贩夫走卒起家的，典型如联想集团创始人柳传志，他就曾在北京中科院的门前“练过摊”，售卖电子表、旱冰鞋、运动短裤和家用电器。
最后，它能展现当地文化特色。
从社会学角度看，地摊经济可以营造出一种特殊的城市街头文化，让游客和市民深刻领略到地方的风土人情。比如老北京的天桥、上海的城隍庙等地，想当年就是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各种小吃小玩意，还有不少吹糖人、讲评书等传统民间绝活，一代相声大师侯宝林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
所以，我们真的不应该戴着“有色眼镜”去审视地摊经济，它理应得到人们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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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诚如一枚硬币有其两面一样，地摊经济的劣势也是有目共睹，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妨碍交通。地摊经济流动性极强，摆摊地点往往选择在交通主干道两侧、人流量大的商业中心或者大型社区的门口，而摊贩占道经营屡见不鲜，往往会影响交通正常运行。
第二，易造成环境污染。例如路边的烧烤大排档，经常会看到塑料袋随地丢弃，烧烤浓烟肆意飘散，给城市的整洁带来了压力，一些摊贩的吆喝声、喇叭声还会产生噪音。
第三，商品质量难以保障，侵害消费者权益。地摊上售卖的不少都为低档廉价货，其中不乏假冒伪劣、质量较差的商品，久而久之便会扰乱商品市场的正常运行秩序，而地摊较强的流动性与摊贩售后服务意识的缺失，又使得消费者权益得不到保障。
第四，加大城市管理难度。曾有媒体报道，两个小摊贩为了占据有利位置而相互竞争，直至大打出手，同时还伤到了前来劝架和过路的市民。类似的暴力事件时有发生，加大了城市治安与管理的难度。
这些痛点，也解释了为什么地摊经济总是难登大雅之堂，还频频遭到禁止和打压。
平心而论，纵使“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即便一众城市纷纷出台政策给地摊经济“松绑”，人们也不能因此就对上述行业痛点视而不见。若想推动地摊经济健康发展，除了对其价值更加肯定、对其发展更为宽容之外，政府和职能部门还应更多地通过人性化的科学管理，使地摊经济带来的社会、经济效益在抵消城市生活受影响的成本后尽量*化，从而实现多方共赢。
我尝试给出以下几点建议：
其一，对城市不同职能区域实施区别治理，满足各个区域的不同需求。如在重要的行政活动区、城市主干道、CBD、商业办公区等禁止设摊，在居民生活区、风景区附近可以有秩序地开放，等等。
其二，加强卫生和安全管理，小摊贩的卫生和安全状况更容易产生外部性，因此需要外部矫正和公共治理。有关部门可以在此方面着力强化，同时加强监管和引导，通过外部力量推动地摊经济从业者的素质不断提高。
其三，对小商贩要实施分区域、分场所和分时间管理。通过合理调控安排，使其与常规经济实体形成功能互补，方便群众生活，活跃商品市场，达到秩序与长久生存的平衡，共谱和谐社会的乐曲。
当然，地摊经济的从业者们也应该紧跟时代潮流，不断创新经营模式来提高经营业绩。比如说，可以考虑将直播、短视频等业态引入地摊经济之中，让自己的辛勤付出被更多的人看见——毕竟，每个生命虽然平凡，但都不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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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有结束。
关于地摊经济站上风口这件事，除了行业本身迎来了发展契机之外，我想还有更重要的一层含义，那就是真正让“底层民众”感受到了温暖。
在经济学中，向来都有一个不太轻松的话题——穷人经济学，它大体可以理解为“研究如何帮助穷人摆脱贫穷的经济学”。2005年3月的记者招待会上，时任总理温家宝在回答《人民日报》记者提问时说了这样一段话：
“我想起了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的一句话。他说，世界上大多数人是贫穷的，所以如果我们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也就懂得许多真正重要的经济学原理。”
可现实情况却是，话语权几乎都掌握在精英手中，而那些大多数穷人却常常被忽视，他们的真实处境更是鲜为人知。
我讲一个故事。
《时代周刊》的专栏作家芭芭拉·艾伦瑞克（Barbara Ehrenreich），美国白人，拥有洛克菲勒大学的细胞生物学博士学位，可谓一名实打实的精英。不过，她却在1998年以近60岁的高龄，三次深入美国底层社会，假扮穷人，做起了餐厅女服务生、女佣公司清洁工和沃尔玛销售。她真切地感受到，穷人之所以贫穷并不是因为懒或者缺乏毅力，而是陷入了一个自身无法左右却又难以摆脱的“恶性循环”。
芭芭拉·艾伦瑞克在自己的书中如此写道：
“一个穷人若无法凑出两个月的租金去租公寓，就只能出高价按周付去租一个房间。若他只租到一间房间，他就没法自己做饭，只能吃便利商店食物，例如快餐、热狗，比自己做饭更贵，而且还缺乏营养。若他没有钱办健康保险，一旦生病就一切都得自费……”
生活之外，更大的陷阱在于穷人很难去提升自己。芭芭拉事后总结，连续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消耗了她的大部分思考能力，连轴转的工作剥夺了她的爱好。反映到穷人身上，便是频频为短期情况所迫，却根本无暇考虑长期利益。
这也是全世界所有穷人真实生活面貌的一个缩影。
按照经济学家布坎南提出的“出身、运气、努力和选择”决定论，一个穷人要改变现状，最核心的是要做好“选择”，做好包括职业在内的生活道路的选择。然而，对于绝大多数穷人来说，他们一无资本二无技术，只能无奈地选择一些低门槛职业，比如蹬三轮、骑摩的或者摆地摊。这些职业虽然不算起眼，但却是穷人得以维持生计或改变命运为数不多的方式，亦是他们的理性选择。
从这个角度看，只要世界上还有大量的穷人存在，而某些穷人又不甘于贫穷，他们改变“出身”和重新“选择”的理性行为就注定要不断发生，现代化发达城市的地摊经济自然也就不会消失。如果为了一味地追求城市的高逼格而无法容纳地摊经济，那么被“消灭”的就不仅仅是人间烟火味，还有“底层民众”无数的小确幸。
很多穷人的发家致富，很可能只差一个公正的机会。
更何况，国际范与烟火气，本就不是势不两立、无法共存的，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任何主体都应该拥有公平公正、自由竞争的权利，个人的小期盼同样可以与城市的大情怀相交融，这才是更值得我们反思的地方。
任何一座现代化城市，都不该只有钢筋水泥和高楼大厦；任何一个和谐社会，都不该只要“风度”却不要“温度”。
地摊经济，请一直火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