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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富豪们的补习班

截至目前,A股、美股、港股市场上的中国教育培训类上市公司已合计超过 70家,其中涉及K12(学前到高中)教辅业务的占比50%以上。

你不去上,别人去了,你就赶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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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初的2020福布斯全球亿万富豪榜上,80后张邦鑫成了中国教育培训领域的*大富豪。在其88亿美元身价前,刘强东李彦宏宗庆后、郭台铭都只能靠后站。

让这个年轻创业者捞到巨金的,是席卷中国的课外补习班——学而思。

最新一季财报显示,学而思母公司好未来拥有学生总人次(长期正价课)为295.64万人。按国内一般初中学校规模,好未来相当于在公立教育之外另外开办了:3000所补习中学。

这架席卷全国的补习战车,去年总收入32.733亿美元,折合人民币226多亿元,日进6200万。而驾驶这架战车的张邦鑫,财富还在快速增长。

4月福布斯发榜时,好未来的市值才不到300亿美元,至今(8月20日),其市值已超44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超3000亿,张邦鑫也继续财富暴涨,成为身价超百亿美元的超级富豪。

靠课外培训成为超级富豪的,还远不止张邦鑫一人。

截至目前,A股、美股、港股市场上的中国教育培训类上市公司已合计超过 70家,其中涉及K12(学前到高中)教辅业务的占比50%以上。

好未来、新东方跟谁学学大教育精锐教育科斯伍德(龙门教育)等18家规模较大K12教育培训机构,2019年的营收总和已超700亿人民币,合计市值超7000亿元。

它们的创始人和主要投资者,大多也都是几十几百亿的身家。

与之对应的是课外培训,尤其围绕基础教育主要学科的各种补习班,正在成为加速收割城市家庭支出的超级吸金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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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前,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作为成功校友衣锦还校,发表了一篇逐梦教育圈的演讲。

他的学弟兼老乡、北大生物系研究生张邦鑫受到鼓舞,辞掉7份兼职,创立了海淀奥数辅导班学而思,并在30岁时让学而思在美上市,成为纽交所最年轻上市公司老总。

进入新世纪后,我国大力推进素质教育、减负教育。为减轻升学和择校压力,国家还彻底废除小升初考试,实行划片就近入学。但家长们一眼看到底:

最终还是要高考,还是必须好成绩,要有好成绩就要从娃娃就抓起。

于是,国家千方百计减负的另一面,看准了这个巨大需求的各种培训、补习拔地而起。

学校减去的课业被加倍转移到了课外“悄悄地拔尖”,期间,还曾掀起过学奥数、考竞赛的风潮,因为奥数成绩可以帮助争夺小升初考试取消后的名校自主招生名额。

张邦鑫的成功,首先得益于率先做了“奥数”的火炬手:他先是上线了*家“奥数网”,吸引上千万家长蜂拥而至,然后还开发出了一套“超常儿童培养体系”的课程。

曾有家长透露过学而思超常班、奥数班的培训模式:开班前先考试,把成绩*的学生选拔出来接受超前学习。学校里需要五个月学习的数学课程,学而思15次课就能完成,一年级教二年级的内容,四年级学初中知识。不理解的知识先记套路、背公式。

依靠这种高强度训练出来的解题和应试技能,学而思学生不断在华杯赛等全国奥数竞赛中斩金夺银,并吸引到更多家长疯狂报班,学而思也连续多年以营收和净利润超200%的年复合增长率,快速在国内K12课外辅导领域坐稳*领军地位。

2011年,“减负提质”被写进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教育部门为将减负真正落到实处,严抓校外培训机构“超纲教学”,奥数竞赛被明令取缔。

但这非但没影响学而思的扩张,反倒激发它转型升级,加快扩张,将重心从奥数,全面推进到学生必考的各大主力学科,比如英语、语文和理科的课程,并大力开办学而思网校。

在众多城市,学而思的补习班就像公办学校的外挂,也是学生们的第二课堂。学生走出公办学校的课堂,就得奔跑着去这第二课堂继续上课。

2019财年,学而思拳头产品“培优课”仅在北上广深+南京五座城市就实现7.48亿美元营收,遍布着300多个教学点。在杭州某公立小学,一个班里上学而思的人数能达到80%。这所公立小学,因此被戏称为:学而思附属小学。

2013年,越做越大的学而思改名为寓意吉利的好未来。此后至2020财年,好未来营收从3.14亿美元增至32.73亿美元,学生人数扩张了13倍,市值从7亿多增至超过40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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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学而思们的快速扩张以及一系列问题,曾引起社会高度关注。

包括《人民日报》的“学校减负,课外加压”系列报道、都市快报《深度调查丨疯狂的学而思,疯狂的校外培训!》在内,多家媒体都聚焦过越来越多城里孩子和父母都被补习班“支配”的恐惧:

“不管放学还是周末,除了吃饭睡觉没有娱乐时间,孩子半夜哭着做题。”

“新生报名全靠抢,大家像盯着唐僧肉一样,抢了几次都没抢到。”

“两岁多的孩子,每周末被爸妈带着像打仗一样来上课。”

“每一期结束都有考试,老师在台上报分数,家长相互比来比去,孩子战战兢兢看着家长脸色,到了这里,分数就是一切……”

国家有关部门也不断加强对课外培训行业的监管。

仅2017年以来,国务院、教育部就累计下发针对校外培训乱象的治理通知/意见/指示至少23次,两会上提出的关于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的意见更是多达40次以上。但三令五申的背后,以主要学科成绩提升为目标的K12教育补习班并没减速,而是加速向全国蔓延。

为了批量化扩张,日均进账半个多亿的学而思,曾有旗下培训教师称自己像流水线上的“教学机器”,被高强度标准化训练,连课堂上讲的笑话都有剧本。[3]

家长们,即便内心觉得这是把孩子逼成学习机器,于心于钱都不痛快,也还得定着闹铃抢课,省吃俭用也要几万几万地把钱往补习班交。因为:

不去上,别人去了,你就跟不上。

4

七十年前,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国情下奠定了教育基本方针:

国家教育为无产阶级服务,目标是德智体全面发展。

80年代,在财政与国际局势交困的情况下,中国全面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由政府补贴公立与民间办学,保证所有适龄儿童有学可上。

2005年到2019年,国家教育经费支出从8419亿元增长到50175亿元。小学阶段生均经费投入由1327元增至13493元,初中生均经费由1498元增至19562元。

有数据显示,一个学生在中国教育体制内上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国家每年要为其个人支付1.18~3.87万元不等的学费。

国家的大力投入,让学生上学的支出越来越少,也让众多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国家持续咬紧牙关拨款减轻人民的教育负担,但人民最终的教育负担却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急遽加重了。加重的最重要原因,正是补习班为主的各种校外培训。

统计显示,2019年,中国学生校外培训人均花费6500元,校外培训市场规模达到8000亿元。这8000亿喂出了一批大富豪,也在事实上动摇了人民对国家教育减负的最终获得感:

国家给学生减下来的时间、给家庭减下来的钱,都在加速被补习班吞噬,越来越多孩子正跑步成为学习机器,越来越多家长正在为交不起补习班的学费伤神。

2017年,重庆一名9岁男童到派出所报案称“被家暴”,原因是父母给他报了各种补习班,放学要上,假期也要上,不上就打他;

2018年,山东一名13岁小学生乐乐被家长强行送去班主任开办的补习班后跳楼身亡;

2005年,中国城乡家庭人均文化教育支出分别为934.38元、235.68元,到2019年时,这些数字翻了十几倍,大多数城市的家庭人均教育支出逼近万元。

这些支出,很大部分都交给了补习班。

18家规模较大的上市K12教育培训机构,去年营收总和超700亿人民币,如今合计市值超7000亿元。这700亿,平摊到全国所有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相当于每人贡献450元。这7000亿,则超过全国所有在职小学老师去年收入总和。[5]

去年,张邦鑫曾在一个公开演讲强调,好未来坚持助力“更加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公平就需要尽量消弭地点、贫富等差异,让孩子们接受同等同质的教育机会。”

他还呼吁“未来的教育应该不分体制内外,不分公办民办……”大有自己要与公办教育平起平坐的口气。

事实上,在各大补习培训机构的努力下,民办教育在中小学领域相对于公办教育的发展速度甚至规模,在对学生和家长的精力支配上,俨然已在悄悄平分着秋色。截至2019年:

全国共有公办及民办幼儿园、小学、中学51.82万所,相伴而生的校外培训机构已达40万~50万所[6],数量逼近1:1;

全国中小学在校学生共计1.93亿人,而整个补习行业的学生规模在2016年已超过1.37亿人次,参培率高达40%以上,几乎达到“全国学生半数补习”之势;

国家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在编教师总数1001.65万名,补习行业的教师规模早在三年前就突破了800万,越来越多公办学校教师被教培机构挖走的趋势也还在继续。

在规模上,课外辅导机构俨然已成为附着在国家教育系统之外的第二教育王国。

但在公平,在尽量消弭贫富差异上,学而思们想要与公办教育平起平坐,并且以此表扬和彰显自己的功劳和重要,或许还须更多一点努力,比如:

不以盈利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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