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秦城监狱蹲过五年半大牢的袁庚，用晚年的政治生命孤注一掷，在蛇口“杀出了一条血路”。
为了种好这一方“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他不但坚辞深圳市长之职，而且立下了“大不了再回到秦城去”的决心。
1978年的一天，61岁的袁庚正准备解甲归田，却被交通部长叶飞叫到跟前：“愿不愿到香港招商局去打开局面？”
当时，“文革”刚结束，各种思想斗争还很激烈，这样一份差事既敏感也不轻松。
但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做事大胆果敢的袁庚，一听到“打开局面”四个字就热血上涌，当即应了下来。
在那之前，袁庚从未做过经济工作，全凭一股闯劲儿和搞情报工作出身的敏锐。
在他赴任当年，香港招商局要建后勤服务基地，但袁庚发现那里地价太贵，于是想到隔海相望的宝安县（深圳前身），那里也是袁庚的老家。
袁庚的想法是，到毗邻香港的深圳去，不但可以利用当地的土地和劳动力，也可以通过香港获得外国的资金、技术和设备。
经过考察，他们相中了蛇口。
历史上，那里曾是海上丝绸之路上一个富庶的商港，但彼时民生凋敝。
报告交上去，中央没给钱，让他们自己去解决。
1979年1月31日，袁庚到北京当面向领导汇报。李先念副主席用铅笔在地图上画了一块地，对袁庚说：“就给你这个半岛吧！”
考虑到这一大片土地所需的资金是天文数字，而招商局的家底不过一亿多。一向大胆的袁庚也没敢全要，嗫嚅着只要了南头半岛南端的蛇口，面积2.14平方公里。
几十年后，晚年的袁庚将当年不敢吃下约36平方公里的南头半岛，列为人生*大憾事。
1979年7月8日，蛇口炸响了填海建港的开山炮，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炮”。蛇口也因此成为新*个对外开放的地方，比深圳特区早了一年。
“我们希望人们把蛇口看做一根试管，一根注入外来有益的经济因素对传统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试管。”袁庚说。
在秦城监狱蹲过五年半大牢的袁庚，用晚年的政治生命孤注一掷，在蛇口培植了这根“改革试管”，希望模拟市场经济，杀出一条血路。
为了这一方“试验田”，他甚至坚辞深圳市长之职。面对重重阻难，他说：“大不了再回到秦城去。”
蛇口工业区成立后，很快就成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
1979—1984年，蛇口创造了24项*：引入*个中外合资项目、率先实行超产奖励制度、*次对外招商引资、最早实行工程招标……
这些今天看来很普通的事，当初突破之时却步履维艰。
4分钱的超产奖励制度，被勒令停止；修建道路时，当地有官员留下200米路面不铺设沥青，索要好处；通信问题得不到解决，还不同意进口设备……
蛇口工业区的“五通一平”，几乎件件不顺利。最捉急的是袁庚，工业区建设主要靠香港的银行贷款，他不能不考虑金钱、时间和效率。
无奈之下，袁庚只能求助“尚方宝剑”，最终得到中央的批示才解决。
最难的是1981年。那一年，中央财政吃紧，国家开始“调整经济”。蛇口工业区当年的招商引资数为零，平整好的土地被荒草覆盖，袁庚“急得吃不下饭”。
3月的一天，忧虑中的袁庚坐船从香港赶回蛇口，看着一波又一波的海浪，他思绪万千，突然想到了什么，于是摸出一支笔，在颠簸中写下一句话：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这句话后来作为标牌语，出现在了蛇口最热闹的商业街。但很快招来各方非议，有人说“袁庚既要钱又要命，比资本家还狠”。
接下来的1982年，寒气更加逼人。
当时东南沿海出现走私活动，有人开始上纲上线，把问题归罪于改革开放。2月，有人对广东、福建进行了严厉批评。
3月，上海某报发表《旧中国租界的由来》一文，影射深圳特区把土地有偿提供给外商使用，有变成旧中国租界之嫌。
面对一浪高过一浪的舆论，袁庚再三考虑，还是让人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牌子悄悄拆除了。
关键时刻，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顶住压力，果断提出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主张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搞活，对下更加放权。
而蛇口的开发也一刻没停。到1984年初，蛇口兴办的企业已达74家，更有与石油部联合在赤湾兴建的后勤基地，一座新兴的海港工业小城初具雏形。
1984年1月26日，经过五年建设的蛇口，迎来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
那一天，总设计师在深圳考察完后来到蛇口。此前在深圳，他一路上只是看，不讲话不表态，这让袁庚心中很忐忑。
但在汇报最后，袁庚还是壮着胆子说：“小平同志，我们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做：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不知这提法对不对？”
全场一百多人突然寂静无声，大家都屏住呼吸。邓榕提示说：“我们在进来的路上看到了，是块标语牌上写的。”
“对！”总设计师短促有力地回答。
这是他这一路上*次表态。袁庚和蛇口工业区干部们长舒一口气。
2月1日，总设计师在广州写下：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落款时间不是当日，而是参观蛇口的那一天：1984年1月26日。
多年后，袁庚回忆说，在蛇口的发展史上，没有任何一件事情的重要性堪比1984年的这次视察，“就像我们在大海上漂浮了很久，突然抓住了救命稻草”。
总设计师视察南方后不久，全国14个沿海城市和海南岛启动了对外开放。
1984年是蛇口的高光时刻。
在国庆35周年大典上，蛇口彩车作为*的企业彩车，从天安门广场通过，亿万人民从电视上看到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醒目标语。
这句口号响彻中国，被称为冲破思想禁锢的*声春雷，它不但影响了千千万万人，也使得蛇口从“逃港之地”摇身一变，成为众人向往之地。
1983年，辞去公务员的王石来到蛇口，看到这句标语后，才知道应该为财富而奋斗，“一开始是为自己，然后就是为社会”。
风乍起，吹皱的是一池春水。
袁庚最初只是想办一个工业区，但他越来越认识到：要使市场经济成熟、规范，就必须进行更加深刻的改革。
1980年3月，在袁庚的推动下，蛇口成为*个正式实行干部、职员公开自由招聘的地方，打破了新中国延续31年的干部调配制。
1983年，袁庚再度挑战人事禁区，在蛇口试行群众选举干部、考评干部。
那年4月，经民意测验推选的蛇口*届管委会成立。此后，蛇口干部的原职务级别只记入档案，在蛇口能当什么、拿多少工资，全靠民意决定。
1985年4月，蛇口工业区进一步试行民主选举，最终选出9名第二届管委会成员，*届7名班子成员中有3人落选。
蛇口工业区是“国有企业+政府职能”的开发模式，因此管委会的选举实际上已经突破了企业行为的范畴。
除了民主选举，蛇口还实行一年一次的信任投票制度，民意考评不过半数者要下岗。干部终身制、任命制在蛇口被彻底废除。
被选举出来的领导班子中，有后来人称“南山虎”的贪官虞德海。2001年，他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根据深圳市检察院的起诉，虞德海“利用职务之便”犯罪是在离开蛇口之后、担任南山区委书记期间。
袁庚后来谈到虞的结局时，认为虞在蛇口是个清正廉洁、作风正派的好干部，但随着职位升迁，环境变了，手中的权力没有得到相应的约束，就变坏了。
事实上，直至袁庚离休前，整个蛇口工业区没有发生过一起贪腐案。
既重视财富和效率，又通过体制规范和民主监督，保障这些财富在阳光下干干净净。这或许是拥有“蛇口基因”的招行、平安、万科、华为等企业日后能够成为业界翘楚的原因。
短短数年，从一片海滩和荒山，崛起为高楼林立的工业区，蛇口的速度令人惊叹。
曾经有人问袁庚：“蛇口是怎么发展起来的？”袁庚的回答是：“从人的观念转变和社会改革开始的。”
初到蛇口的袁庚，深感人才的重要性。
为此，他在蛇口举办了培训班，诚邀全国青年才俊。在他的感召下，一大批有志青年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来到南海边的这个小渔村。
培训班不但教授经营管理知识，还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请来江绍伦，讲授国内几乎销声匿迹的心理学，有学员质疑这是散播有毒思想，但袁庚坚持为他们“放毒”。
袁庚还仿照孙中山在黄埔军校的题词，给培训班设下门槛：不改革者不入此门！
“中国要走向世界，首先要做到的是以广阔的胸怀去接纳讯息，善于接受一切有用的外来事物，不以片面意识自我束缚。”
袁庚不但办培训班，还利用新闻媒体来改变人们的观念，促进人们的思想解放。
1984年年底，《蛇口通讯》创刊。袁庚给了这份报纸充分的批评自由度。
创刊仅两个月，《蛇口通讯》就刊登了一份批评袁庚不懂管理的读者来信。
此前，报社曾三次请袁庚过目，均遭袁拒绝。他表示：在蛇口办报，除了不能反对共产党，不能搞人身攻击之外，凡批评工业区领导人的文章，都可以不审稿。
这一表态在全国激起千层浪，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各大媒体都予以了关注。
任正非后来把这种批评与自我批评引入华为，并规定：凡事不能做到自我批评的干部不能提拔。
观念的改变，不仅是精神层面的，更有人们的财富观。
1988年，三位来自北京的专家与蛇口青年展开了一场激烈论战。双方争论的焦点是：特区该不该欢迎来这里赚钱的淘金者。
这场被称为“蛇口风波”的辩论，在今天看来稀松平常，但在当时却演变成一场全国性大讨论。
多年后，袁庚说，这场风波不值一提，“它的实质就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的矛盾冲突，是两种不同的经济体制下不同的价值观念之间的冲突”。
而当年的蛇口人也表现得很淡定，面对全国各地赶来的记者，他们表示：“只有你们内地人还对这样的话题大惊小怪，我们蛇口人早就习以为常了！”
1981年秋天，李嘉诚、霍英东、包玉刚等13位香港富豪到访蛇口，提出入股开发的建议，但被袁庚拒绝了。
他害怕自己家底薄，失去对工业区的控制权。
蛇口因此错过了一个做大、做强的机遇。这成了袁庚晚年的另一大遗憾：“他们想的东西比我要深，以前我没做过生意、没搞过商业。”
袁庚直到60岁，才接触到经济。
从上海船厂和丹麦造船厂的对比中，他认识到，中国的国营企业坏就坏在政企不分，“权力一旦介入经济实体，当官员拍脑袋代替经济规律时，企业就完蛋了”。
如何既保证政治安全性，又要政企分开呢？袁庚发明了国有企业股份制。
1982年，新*家股份制企业——中国南山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它由多家国企共同担任股东，为了享受中外合资企业的税收优惠，才将香港商人黄振辉拉进来。
招商局还主动放弃控股权。这意味着，任何一方的主管部门都不能用行政命令干涉企业的正常运行，由此形成了多方制衡的局面。
这是蛇口为寻求与国际先进企业接轨，对中国几十年传统企业体制的一次突破。
袁庚当时对“政企分开”的认识，和我们今天不一样。他当时只是希望蛇口尽快脱离深圳市政府的管理，但其本质还是官商一体。
到了在蛇口主政后期，袁庚才真正意识到要“政企分开”，力推蛇口下属的三家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造，并鼓励他们走出蛇口，开辟更广阔的天地。
这三家企业分别是招商银行、平安保险和南山开发。
袁庚主导下的股权改革，带有深深的蛇口烙印：没有一家独大的*控股股东。
招商银行最初是独资，到2002年上市时，招商局持股仅18.45%。
被袁庚视为*“蛇口精神”的平安保险，在股权结构多元化上最彻底，形成了国有、外资、民营、员工共同持股的格局。
这种相互制衡的股权结构，使得企业实现了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
马蔚华从1999年起担任招行行长，直到2013年退休；马明哲更是从平安创建之初，一直执掌至今，既是创业家又是职业经理人。
这种股权设计并不局限于招商局企业，蛇口出身的其他企业也有类似基因。
两度被“野蛮人”敲门的王石，仍难以割舍“蛇口情结”：“我可以成为*大股东*控股，但没走这条路。”任正非也没有把华为股份留给自己，而是分给了员工。
如今，蛇口的企业早已走出蛇口，蛇口开发区也被撤销，但它的精神借由这些企业，扩散到了全国乃至全世界。
1990年9月，南头管理区和蛇口管理区合并为南山区，虽然原区域还由招商局运营，但蛇口工业区在行政区划上已不复存在。
袁庚晚年*的遗憾是，没能通过人大立法来保护开发区的许多制度创新。
1992年，75岁的袁庚退休，定于1993年进行的第三届董事会民主选举停止。此后，深圳收回自治管理权，“蛇口模式”结束实验。
“如果孤立地研究这个区域的经济模式，未免小题大做，如果把它放在全国开放政策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背景下来考察，那就有所不同了。”袁庚一直这样看待“蛇口试管”的意义。
如今的蛇口，已从30多年前的荒凉小渔村，发展为人均GDP超过6万美元的现代化、国际化的滨海新城。
不过，在许多蛇口后来者心里，蛇口已经褪去先锋色彩，被逐步淡化为一个普通的滨海城市区域。
2009年，招商局提出“再造新蛇口”，并宣布投入600亿元巨资，将蛇口打造成商住两宜的世界级城区，使其成为高端服务和创新中心。
2015年，蛇口和前海一起被纳入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被赋予了新的改革使命。
早年在蛇口，袁庚号召大家共同努力，把工业区建设成具有“高度物质文明、高度精神文明、高度民主文明的新的桃花源”。
桃花源不知魏晋，可以避开外面的纷扰，可蛇口恰恰是中国*感知外界、对世事变化最敏感的区域。
2005年4月，传记作者涂俏问袁庚：“以今天的目光审视，你梦中的‘桃花源’实现了吗？”
老人许久没有回答，看似要睡着了。涂俏正准备起身离开，身后却传来老人的评价：“一半是梦境，一半是现实。”
晚年的袁庚隐居在蛇口，几乎谢绝所有社会活动。2006年摔了一跤后，他的记忆力开始衰退，2008年后几乎不能讲话。
2016年1月31日，虚年百岁的袁庚与世长辞。
命运的安排是，37年前的这一天，他递给李先念副主席一支笔，画下了蛇口工业区。
2017年，深圳海上世界竖起一尊袁庚的塑像，神采奕奕、迈步向前，似乎提醒着人们他晚年的告诫：“向前走，莫回头。”
如今，这六个字，*镌刻在深圳中国改革开放蛇口博物馆的一面墙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