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仍然深前赴后继时，创造巨额财富的机会已经开始向别处转移了。
创业一年多的时候，刘涛的公司账面只剩下几万块钱，仅够发一个月的工资。
生死存亡之际，团队合伙人从华中科技大学的大学同学那里筹集了 100 万元的投资，导师又帮着拉来了客户资源，团队获得「续命」。
有了实际落地场景之后，团队加速推出新产品，不久后获得了武汉市政府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金的 500 万补贴，并拿到天使轮融资 300 万元，度过了财务危机。随后，公司逐渐步入正轨，并在 2020 年初完成了千万元级的 Pre-A 轮融资。
刘涛的公司「恒力华振」在工业互联网赛道，瞄准的是装备数据采集与智能分析。身处武汉，这种地缘的因素或多或少给了刘涛带来了学校和地方政府的关键助力。创业之前，他在武汉重型机床集团博士后，因为不甘心做大企业的螺丝钉而选择了创业。
「武汉做各类智能系统、数字化车间、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相关的企业也非常聚集。」这为他们开拓客户与产品应用提供了便利，也是他们选择留在武汉创业的原因之一。
「工业互联网这个方向是比较新兴的领域，吸纳人才也是以年轻人为主。而年轻人面临的压力首先就是生存的压力，其中*的就是购房压力。」房价、租金成本是影响刘涛选择武汉的另一个现实因素。
「北上广这样的地方，年轻人基本没有能力去购房。」而武汉的生活成本相比之下要低很多，而且每年有百万的大学生毕业。在他看来，武汉是一个「人才洼地」，人才多，且综合人力成本相对较低。
《2019 年基于京东大数据的中国人口迁移和城镇发展研究报告》显示，房价在近几年越来越成为人口迁移的一个重要考量。从 2018 年开始，北上广深的人口迁移都呈现净流出的态势。与之相伴的，就是创业机会的转移。
刘涛说，「北上广深更适合发展一些总部经济，或是一些金融中心，或是已经做到一定规模的、利润率比较高的，可以养得起高薪人才的公司，但工业互联网领域还没有这样的独角兽出现。」
北上广不再是*
悄然间，一线城市似乎不再是创业者的「圣地」。
王兰也有类似的感受。「以前做众创空间的时候，我们对创始团队所处的地理位置很重视，现在好像特别不在乎了。」
之前，王兰负责腾讯众创空间生态的搭建，后来担任青腾大学总经理和生态合作部副总经理，接触了大量的独角兽级别的公司。
「最近在推进 5G 产业合作这件事情上，我们没有特别区分这个创业者来自哪里。这是近几年的趋势，这些企业的流动性或者创始人所在地的地域流动性，变得更灵活。」她注意到这个现象。
「前不久，有一家位于北京的企业，他们在寻找第二总部。」她觉得，一家企业具备多中心，甚至从一线到二线城市的全覆盖，已经成为当下重要的趋势。
北上广深不再是*。「催生这种现象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地方政府对经济的支持和扶持。这并不取决于创始人本身来自于哪里，而是取决于当地有没有好的人才，有没有好政策的引导，有没有好的场景去落地，这真的非常关键。」
创业者的迁徙，与近些年人们谈论的产业互联网投资热潮、to B 投资热潮密不可分。尤其是 5G 时代，「我们对于 5G 的理解和定义，认为它远远超于之前 4G、3G 带来的影响。最重要的在于它把所有在之前看到的非常多的技术全部串联起来了，包括与产业的合作，与应用场景的结合。腾讯或者是类似的创业公司，要思考互联网化这件事情怎么跟原本的产业去结合。」
产业的数字化升级，正吸引更多的高端人才入场
这种相互的结合创造出两个大的方向，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和互联网企业的产业化拓展。无论是哪个方向，都会带来原本产业的人才结构的变化，同时蕴含着创造新财富的空间。
工业时代，人们从农村走向工厂，工厂奠定了城市的雏形。而后，工厂逐渐被城市所取代、边缘化。现在，情况变了，机会又出现在了以产业升级为代表的「工厂车间」里。按照历史规律，人们会又一次地迁徙到新机遇所在地。
这种现象在投融资方面便有体现。2020 年开年，即便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仍然有不少企业逆势获得了融资，比如珠宝文玩电商领域的天天鉴宝、玩物得志，他们的总部分别位于杭州和石家庄；在服装供应链领域，「时谛智能」、「凌笛科技」、「秒优科技」、「快衣制造」都完成了近亿元的融资，他们分布在东莞、广州、杭州等地；在社区团购领域，走在头部的兴盛优选、十荟团等企业最开始落地的点也都是在长沙、南京。
这些地点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都位于产业带（相关产业的聚集地）。
产业带崛起
如果说过去消费互联网公司以流量为王，靠「眼球经济」牟利，他们更能够感受到消费潮流的变化。那么当下，他们的这种「敏感」便体现在了向产业带加大布局的转变上。
以拼多多、京东旗下的京喜、淘宝特价版为代表的电商平台正在展开着「C2M」模式的战争，让产业带、源产地直接对接到客户，去除中间商。京东 CEO 徐雷表示，将在年底完成 100 个工厂型产业带基地、100 个农产型产业带基地的布局。
程飚切身感受到巨头在这方面的努力。程飚是昆明建智科技的 CEO，他注意到像阿里、京东、拼多多等平台都开始向农业的上游进行延伸。今年 3 月份，程飚组建了一个团队参加拼多多发起的农业科技大赛，这个大赛旨在研究通过 AI 控制农作物的生长，在比赛过程中他有一个强烈的感受：「之前低估了数字化对农作物生长的巨大推动作用」。
他认为，「本质上，当下电商的竞争已经触及到了传统产业的数字化升级，目前销售侧的数字化进程已经完成，流通侧正在路上，生产侧将启未启。谁先能把流量优势转换为产业动能，解决适度规模，谁就能引领下一轮数字化大潮。」
程飚推想到，科技公司的机会在于，可以通过智能种植方案帮助农民，将很难标准化的农产品「自动生长」成标准化的工业品，从摘果那一刻起，就可以形成一个 SKU（此处 SKU 可以理解为，固定标准甜度、大小的蔬果，可以无限生产），与电商平台进行对接；而不是，还得经过层层筛选、过滤，才能挑出符合条件的。
这并不是研制出一些传感器，就能解决的问题。程飚举了一个例子，有一些公司现在会直接找做众创空间的人去做装修、设计，因为他们自己做众创空间已经花了大量的成本来摸索材料、布局、空间的合理度等问题。「这就是设备、技术供应商和运营商的差别。」
技术商只负责提供技术、设备，但真正负责产品质量的是运营商，这之间有巨大的差异。因此，这不仅仅是属于大企业的机遇，也是属于的区域性科技创业者的机会。
这样的产业升级将会给更多像程飚这样的有产业经验的创业者以机会。比如，跨境投资平台凯辉基金的报告表示，在互联网、消费品行业，他们可能会投资 20~30 岁的人，但是在工业互联网领域，投 40 岁以上的人比较常见。
他们认为，集群化和区域化是这一波工业互联网创业浪潮的特征。比如在珠三角，3C 产业集群比较发达，国内的两大手机品牌 vivo 和 OPPO，就出生于东莞；在苏州，光伏产业逐渐形成产业集群；在武汉，汽车行业比较聚集。
而有产业集群的地方，更容易诞生下一波工业浪潮的核心：工业互联网平台。比如，当下走的比较靠前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树根互联，就是孵化于长沙的三一重工集团。而长沙是全球*一个拥有 4 个世界工程机械 50 强企业的城市。
这是产业带升级带来的新机会，一个又一个不需要站队「BAT」的新赛道。
机会不属于互联网巨头
虽然，生活在新一线及二线城市的上班族平均工资不及一线城市，但《2020 夏季中国雇主需求与白领人才供给报告》报告显示，他们薪酬涨幅有些甚至超过了一线城市，而且可以以更低的成本生活。
这种现象背后的逻辑可以归算到产业带的崛起。《2019 中国人口迁移和城镇化发展研究报告》报告认为，杭州、成都、重庆、长沙等人口净流入强劲的城市具有收入增速快、产业升级加速、房价收入比低（房价增速低）、人才政策力度大等特征。
另外，中国城市都市圈已经悄然形成，特别体现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过去一个季度，薪酬排名城市前 20 名当中，只有北京一个北方城市。
大量高购买力人口正在从高线城市，往低线城市迁移。这也推动了低线城市消费的繁荣和消费结构的优化。曾经，人们怀揣着对财富的渴望、对多彩生活的向往，来到大都市。而当下，那些崛起的二三线城市、位于「产业带」的城市似乎同样变得能够满足那种渴望。
一位上市工业软件企业高管向极客公园坦言，在产业互联网领域，大的机遇将不再属于以 BAT 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也不再只是一线城市的机会，「最初，以阿里为代表的电商趁制造业的一些企业没有反应过来，靠商业模式取得了商业成功。」
他认为绝大多数互联网公司都不能称得上是技术型的企业。「在产业互联网时代，尤其是工业互联网领域，机会属于那些拥有工业经验和掌握相应技术的企业和团队。」
「机会将是更加分散的，或许也会出现马太效应，但头部的企业将不再是传统的互联网公司们。」他补充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