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在一级市场创投行业最繁荣的时期，吴宁作为投资经理踏入了这个行业。那是一个黄金岁月，大批基金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生，大量涌入的热钱滋养了创业的土壤，也诞生了一批如拼多多一般颠覆行业的新模式企业。
2018年，资管新规落地，黄金时代结束，随之而来的是漫长的寒冬。投资行业迎来阵痛期，募资难、资产荒、退出难等问题笼罩着整个行业，大量机构面临着生存的困局，在泥沼中负重前行。
马太效应开始显现，头部机构子弹充足，开始紧锣密鼓地布局新兴赛道；而一些中小机构则正在销声匿迹，某些基金*期便成为最后一期；一些机构后期基金无法到位，项目无法投入，许多如吴宁一样的投资经理开始寻找新的职业出路。
2020年，受疫情影响，头部机构迎来了抄底爆发的机会，而中小机构则彻底降至冰点，在生死一线边缘徘徊。在最艰难的时刻，这些中小机构的投资人们经历了裁员潮和降薪潮，求职时又屡屡被头部机构拒之门外，他们想转型，却又发现不如想象中顺利。
如吴宁一般的二三线机构投资人，是过去几年投资圈最重要的底色，他们在最繁荣的时代进入，站在礁石之上勇敢拍击着时代的浪潮，又因为潮水褪去，发现自己无情地被时代所抛弃。
吴宁只是其中的一个典型，她的故事代表了许多腰部以下机构投资人的经历，也反映出这个行业的冷暖时刻。
提报项目不过审，变相被降薪裁员
马上就过年了，今年春节我打算以疫情的借口留在北京，不回老家了。
作为父母亲戚眼中的“天之骄子”，我不知道过年在面对他们的询问时，应当如何掩饰自己今年其实已经失业了两次，并且即将失业第三次。
父母眼里，我一直是他们的骄傲，本科和研究生都考上了不错的985学校，2016年毕业即进入一家还不错的专投一些中早期的风险投资机构，从事着离钱最近的职业。我所在的这家机构在业内小有名气，*时期团队规模有百余人，也幸运地赶上了2014年、2015年的一级市场黄金时代，在中早期押中了一些不错的明星项目。
2016年，我以应届生身份刚进来时，主要做分析师工作，一年后便上升到投资经理，开始经手项目。我主要看大消费领域，入行没多久便猎中了几个小有名气的项目，其中不乏有下一轮被红杉、IDG这样*的头部机构接手的优质项目。
那时的我对未来充满信心，公司的上升路径很明确，按业绩和资历说话，只要我按照这个节奏投下去，过几年再收获几家IPO，一定会有不错的职业发展和可观的激励。
现在回头看看，实在是当局者迷——前几年一级市场集体陷入了非理性狂欢，到处都是投不完的热钱，许多项目BP（商业计划书）写得稍微好看一点、故事描绘的稍微有想象力一点，就能获得不少机构的青睐，大多数踩着风口进场的投资人和创业者，都误以为是自己能力过硬，只有当潮水褪去时，他们才会发现自己一直站在礁石上，这场狂欢不过是时代的浪潮席卷而来的错觉而已。
潮水终究是要褪去的。
2018年上半年，资管新规开始实施，VC/PE（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募资难”的问题开始集中爆发，资金和优质项目向头部机构汇聚的趋势愈发明显，而腰尾部的机构则面临着弹尽粮绝的威胁。
投 中早期的机构，更是加速了衰落的步伐，随着资本市场上“钱荒”的情况逐渐加剧，早期项目几乎成了“烫手的山芋”：泡沫被挤，不再是那个靠PPT就能讲故事的时代了，市场对于早期项目的态度越来越谨慎。
2020年新冠疫情这只“黑天鹅”来袭后，资本市场的挑战愈加剧烈，无论新基金募集还是新项目投资，都困难重重。
LP（出资人）的钱袋子收紧，市场上的中小型机构一方面募资无门，另一方面退出无道，只能首先通过降薪裁员、缩减开支去和死神赛跑。
其实中小型机构降薪、裁员这一动作从去年就开始了，我们公司由于“底子尚厚”，各方面看起来还算正常。
疫情发生后，裁员潮席卷了整个创投圈，为了提振士气，公司明确地承诺大家“不降薪、不裁员，所有工作都正常进行”，给我们打了一剂定心丸。
但是我们团队提报的项目，评审会上却一直不通过——这些项目不管从现金流、概念还是技术上来看，都是非常优质的项目，按往年的标准是稳过的。不仅是我们团队，其他团队也在遭遇这种情况。
到了3月份，公司突然变更了KPI考核标准，制定了一个80%的人都无法完成的KPI，如果完不成，就只能拿50%的薪资，相当于变相降薪。项目一直不过审，自然完不成KPI，连续两个月完不成KPI的后果就是走人。
两个月后，包括投后和其他职能部门，公司几乎裁掉了三分之二的人员，我正是其中之一。
想转型做CVC，却进了不靠谱的企业
从前东家离开，我的心态还算乐观。良禽择木而栖，即便市场不景气，但我对自己的能力还是有信心的。
市场上VC/PE的生存状况极度分化，头部机构频繁出手“抄底”，企图在行业低谷期多猎获优质项目。而中小型机构则自顾不暇，竞争和淘汰都在加剧。
我决定还是不蹚VC/PE这趟水，打算尝试转型做CVC（公司创业投资/战略投资者）。
这两年，国内的CVC正在快速崛起，成为风险投资行业里的一股中坚力量，除了领头的腾讯、阿里，新兴的巨头企业也正在加速CVC投资布局的步伐，例如滴滴、美团、字节跳动，还有一些二线的互联网公司也开始组建自身的投资队伍。
最重要的是，我认为CVC的模式相比传统的VC模式抗风险能力更强。一来，CVC主要依靠母公司的资本支持，不需要去募资，资金来源更稳定，也无需承担过多压力；二来，创业者基于公司未来的业务协同、资源支持等需求，很难不对CVC的钱动心。
一家已经进入上市辅导期的企业向我抛出了橄榄枝，邀请我做CEO的投融资助理，直接向CEO和CFO汇报。考虑到可以参与企业上市环节，也能够在上市后参与组建该企业的CVC投资业务，对自己的阅历是一种提升，我决定接了这份Offer。
进入新公司以后，为了尽快上岗，CEO让我先熟悉公司的业务和产品，同时帮他处理一些公司内部业务的工作，这一处理就是两个月。中间也和CEO接触了一些投融资相关的外部机构，但始终没有将投资和上市融资真正提上日程。
就这样又过了两个月，每天都在干杂活，甚至订酒店、订机票这种私人助理做的业务也落到了我头上，和投资相关的事情却始终没有真正做过。
我忍不住找CEO询问，他向我坦白，现在环境不好，上市计划可能要暂缓，公司投融资这方面的业务也是暂停的。“但是你的能力很强，公司很看好你，想把你调到业务部门，去做市场，你意下如何？”
CEO的坦白，让我陷入了迷茫，这根本就不是我想要做的工作，原本想拓展一下自己投资的业务能力，结果却离投资越来越远。
前段时间和投资圈的朋友吃饭，他们在饭桌上畅聊最近投的新技术、新项目，我发现我已经有些插不上话了，这种被边缘化的感觉让我很挫败。
于是我选择了辞职，打算重回投资机构，做自己专业的事情。
被大机构拒之门外，去小机构却被要求募资
第二次离职时，已经是十月份了。投资机构的马太效应愈加明显，一线基金屡屡传出募资成功的好消息，而许多腰部以下的机构，早已经销声匿迹。
许多一线机构都释放了招人的信号，听朋友说，一些*的基金正在疯狂以高价去挖行业里医疗、科技背景的优秀投资人。我尝试让在某头部基金的朋友帮忙内推简历，朋友尴尬的回复，“现在已经不招看消费的投资人了。”
在另外一家一线基金做HR的朋友向我透露，“现在清北复交和藤校的简历已经看不过来了”，在这些*学府的人才里，他们还要再筛选出具有理工科背景，并且*是医疗、硬科技相关专业背景的人才。
我一个非“清北复交”、没有国外名校背景加持的普通985院校金融专业的人，从简历这一关，就被筛出去了。
我刚入行的那年，投资圈的门槛并不高，互联网产品经理、财经记者等“外行”都可以跨行转型做投资人，像我这种“科班出身”的投资人在市场上更是吃香。
不过短短四年，整个行业的形势和风向就都变了。
现在，科技自主化和国产化已经是大趋势。科创板和创业板注册制的红利释放，更是使得一堆医疗、硬科技企业“扎堆IPO”，这让机构们看到了未来退出的曙光。
从2019年开始，手里还有弹药的机构都在抓紧布局科技和医疗，以期在未来抢占一席之地，大量热钱都砸进了硬科技行业和医疗行业。《人民日报》的“别只惦记着几捆白菜、几斤水果的流量，科技创新的星辰大海、未来的无限可能性，其实更令人心潮澎湃”，更加印证了国家对于科技投资的态度。
而能看懂医疗和硬科技行业的投资人，实属少数，我这种看消费的投资人跨行去投，更是没有任何可能性。
我开始对自己重新审视，消费领域门槛低，投资人很难创造自己的壁垒，大消费行业又是片红海，很难再通过资本的推动去造就“神话”了。未来只有两种投资机构能活下去，一种是“大而全”的头部机构，另外一种，则是“小而美”的差异化垂直投资机构。
我的履历不足以成为进入头部机构的“门票”，于是我决定将投简历的预期降低，多投一些小型的垂直专业机构，说不定还有机会。但是中小型机构都在缩编，不裁员已经是很好的状况了，更不要谈扩招。
投了许多份简历，都似石沉大海，终于有一份收到了回应：这是一家2017年成立的新机构，团队规模不大，只有十个人，做以消费、教育为主的垂直投资，创始人在教育和消费行业也有些资源。最重要的是，这家机构上一期基金的钱还没有投完，还有一些投资需求。
再三考量后，我决定加入。
这是今年供职的第三家公司，加入以后，我又恢复到了以前的工作节奏，出差、看项目、做尽调，教育行业虽然也是红海，但一些做垂直新科目、教育Saas系统的项目其实还是有机会的。
但投资的难度也骤然增加，市场上的优质项目不多，而这些好项目都在向头部机构聚集，一些企业也频繁在教育领域出手，比如字节跳动。优秀的初创公司更愿意拿大公司和大机构的钱，我们这种中小型机构根本没有竞争力可言。
12月中旬，我们开了年底总结会，会上出炉了明年的工作计划，我意外发现，明年的募资计划中，创始人给团队里的每个人都制定了募资目标，包括前台。
形势好的时候，像募资这么重要的事情，根本轮不到投资经理出马，更何况前台。老员工告诉我，上一期基金剩下的金额不多了，募资将是明年最主要的工作目标。
我也并不看好这家机构的募资，虽然这期投的项目账面上看着还可以，但毕竟还没有返回来钱，从LP的角度来说，他们变得更加理性，不会再为迟迟看不到收益的高风险买单。
机构手里没钱，我看再多项目都没有意义，我又陷入了迷茫之中。
或许，是我不够优秀，没能一开始就在大机构中站稳脚跟，也没能成功高倍数退出明星项目，一战成名。但这本来就是凤毛麟角，如我一般的投资经理，才是过去几年投资圈最重要的底色。
2015年前后，一批新成立的基金冒出来，行业内将他们叫作点石成金的“VC2.0”一代。那是一个点石成金的时代，投资行业的用人需求急剧扩张，无数的年轻人涌入创投行业，我们充满希望的加入这个行业，希望能够大干一场。
但那只是短暂的繁荣，很快，监管落地，口子收紧，投资越来越难，直到今天迎来了洗牌。大浪淘沙，淘的就是我们这些二三线机构的投资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或者投资圈现在的环境，已经不适合我生存了吧。
我动了转行的念头。
将简历放到招聘网站后，很多二级市场券商打来电话，问我对私人银行顾问或机构业务承销岗位是否有兴趣，这些岗位都是券商里的销售岗位，门槛并不高。甚至还有保险公司问我要不要去卖保险。
我思考良久，觉得市场大环境不好，各行各业都避免不了动荡，如果我想不再被动，那么*的选择，或许就是考公务员。
目前我对未来的方向暂时还不明确，但我能够确定的一件事是，我和这家小机构的缘分，也马上要走到尽头。
我应该很快就会迎来第三次失业了。
投资机构的中年危机更加残酷
我很幸运，见证过投资行业的繁荣。更幸运的是，我还年轻，还有机会转型。
投资行业也存在着互联网行业的“35岁中年危机”理论，甚至比互联网更残酷——整个行业都心照不宣地认为“成名要趁早”，更有甚者说过，“一个投资人在35岁之前还没有投出过明星项目、没有在业内积累起一定名气的，那么以后的投资生涯大概率也是废了。”
这种焦虑在80后投资人之间蔓延。
今年5月，和我一起“被劝退”的同事里，80后所占比例并不小。他们中的许多人，不愿意再做写报告这种基础工作，但投资的业绩也平平无奇，想去其他机构做管理层，更是比登天还难。
他们身上还背负着养家的压力，焦虑不难而喻，至于转型，这个年龄更是不容易。听说有几位同事现在还没找到合适的工作，仍旧待业在家。
管理层级别的也不好过。一个VP级别的同事同样没逃过裁员的名单，离开机构后，他开始自己做FA（财务顾问）业务，靠过往的资源和人脉赚一些佣金，做得还可以，但日子过得的确是没有以前风光。
我还听说某个手握明星项目、在业内也小有名气的投资总监，因为自己所在的机构今年募资几乎无望，从年中就开始寻求转型去大企业做战略投资的机会，结果兜兜转转大半年，一直没能如愿。
最难的是中小型机构的合伙人，因为他们需要对LP的钱负责。一些中小型机构的合伙人以前出门非五星级酒店不住，现在为了缩减开支，出差也住起了快捷；还听圈内的朋友说，某家资本的合伙人，今年还去了某家大厂的共享充电宝项目做起了地推。
优胜劣汰是自然界永恒的法则，人们在黄金时代蜂拥而至，势必也将在漫长寒夜被清盘退出。环境不友好，头部之下的每个人都过得举步维艰。
洗牌不是一个结局，而是一个动作，在这个过程里，无数踩着泡沫上来的机构，脚下的泡泡都被无情戳破，落回谷底。留在牌桌上的，只有那些能力得到验证的头部机构。
在这个过程里，一些人被迫出局，一些人主动离开，还有一些人在犹犹豫豫，不知道逃离的时刻是否真的来临。
但过去集体制造的泡沫，总是需要有人来买单。
写在最后：
我们将吴宁的经历整理成故事，读起来似乎有些制造焦虑的意味，但焦虑本身就存在，不必制造。我们要做的是直面焦虑，并且勇敢地跨过它，打破它。每个快速发展的行业都会产生泡沫，当泡沫散去、凛冬过后，就是这个行业真正理性、健康的新起点。
我们希望将焦虑留在2020年，新一年开启之时，创投行业能够从新起点出发，而如吴宁一般的人们，也能够找到自己人生的新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