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假完全消失了。
整个寒假，学生们都要在电脑摄像头前度过，头、手、课本必须出现在屏幕中。从早上不到六点开始，直到一天结束，一切都按照学校制定的时间表严格地执行，“时间管理精确到分钟”，只不过地点换成了家里——穿好校服和运动鞋、打开摄像头、拍照打卡、早读背诵、做题自习、上传作业、开周班会、总结复盘。
老师或者家长在线上轮流地监督着，学生表现不佳会被提醒，并在家长群里被点名和批评。没人知道有多少学生这样过完了假期，他们被框在会议软件那个四四方方的屏幕中，每日如此，直到一个漫长的假期结束。
“春节不是节日，寒假不是假期”
早上五时五十分，高中生刘洋必须坐在电脑前，对着摄像头开始早读。这是春节的第二天，即使很困，他也得在那里硬撑着，直到六时二十分，回床补觉。但那意味着早饭就来不及吃了，因为七时十分一到，新的视频直播间又要打开。
刘洋今年高二，就读于河北衡水一所重点中学，这是他在线上度过的第二个寒假。他已经习惯了在关掉摄像头的间隙，让爸妈把饭端到书桌前，随便扒拉两口，同时处理手头的作业。虽然吃饭的速度已经在学校“练出来了”，但还是要手忙脚乱地应对一切。
在很多中学，一种全新的假期生活方式逐渐搭建起来，一切必须根据学校制定的时间表和计划运行——穿好校服和运动鞋、打开摄像头、拍照打卡、早读背诵、做题自习、上传作业、开周班会、总结复盘，他们框在四四方方的屏幕中，每日如此，直到一个漫长的假期结束。
作为班长，刘洋选择“跟同学站在统一战线”，点名和盯自习的时候“放放水”“摸摸鱼”，但其他班的同学就没这么幸运了，更惨的，“需要按时按点将每次的视频直播截图发在班级群里。”
过去一整年，疫情加速了在线教育的发展。一个主流办公软件公布了一组数据，他们服务了全国超过14万所学校、300万个班级。有1.3亿学生在线上课，有600万老师累计上课超过6000万小时。但随着技术的无孔不入，假期也失去了原本的意义。
“众所周知，放假在家一天有48小时。”潘景阳是一所超级中学的学生，他在博客上转载了一篇文章，对学校无处不在的控制感到不满。*天开始，学校年级组的老师就提出了“春节不是节日，寒假不是假期”，要求充分利用假期时间冲刺。统一制定的时间规划表，将假期的每一天切割整齐，什么时间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有着精确到每一分钟的规定。
潘景阳曾参加过省级信息学奥赛生培训，也就是编程竞赛，是同学口中的“大佬”，学习对他来说不是问题。但他讨厌被控制，想有自己的安排。由于参加集训落下文化课，他回校后，*次考试只考了年级一千多名。那一个月里，他把自己迅速切换成另一种学习模式，期末考飞速冲到年级前一百名。随之而来的寒假，他原本想好好钻研一下编程，现在却只能在划水和休息的间隙写代码了。
计算机可以做到人脑难以实现的事，几秒内处理几十亿的数据，当算法和程序顺利跑起来的时候，那种快乐难以言喻。但现在，他感觉自己正在变成另一台“计算机”。
“比在学校时稍微好一些的是，我在家可以划划水。”潘景阳说。对一般同学来说，假期划水的*方法就是电脑放桌上，手机放桌下，眼睛不时瞟一瞟。但潘景阳有更高阶的方法，“我会用虚拟机和OBS（虚拟摄像头）”，以此来应对“视频监控”——安装好虚拟机，提前用软件录制一段认真学习的视频，调整好播放速度和循环效果，在开启直播时选择这个文件，就可以“快乐地摸鱼划水了”。
不过，这种方法也有风险，如果老师突然点名，那就只能自求多福了。
寒假的远程控制还体现在数量上。陈欣怡的寒假作业是按斤计算的，可以装满一个24寸大小的行李箱。她托同学从学校把假期作业寄回家，运费花了九十多元。她感觉学校的标准就是——“不可能让你完成作业，他们的原则好像就是要压榨你的每一分每一秒。”
高考失利后，陈欣怡慕名到一所著名中学复读，就是想要再逼自己一把。虽然她的分数已经足够上一所不错的211，但这还不够。在这所中学里，像她这样的同学不在少数，来之前，她以为自己应该已经算是不错的成绩，但来之后发现，“大家都太厉害了，有分数更高的同学，657分，完全可以上一个985大学，但也来复读，他们的目标就只有清北。”还有的同学，大学读了一半，退学回来重新复习，想要再参加一次高考。
她原本以为自己为复读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可当她来到这所以严格和高分出名的学校，情况还是超出了想象。考上好大学的几率增加，痛苦和泪水也随之而来。
难以忍受这样的学习强度，她提前请假回了家，另外一些同学选择留校度过寒假。“这里的学校和之前差别太大了，每天除了吃饭睡觉，没有一点点闲下来的时间。”
精确到分钟
没人能准确计算，有多少学生在电脑的摄像头前过完寒假。长久以来，衡水中学是很多中学模仿的对象。2020年高考，河北省高考文理科前十名中，衡水中学各占据了八人。
衡水中学曾在教育刊物上将其“精髓”概括为“时间管理精确到分钟”、“不仅控制学生‘怎么干’，还控制‘干什么’”、“学习状态和生活状态均可被量化”、“量化与班级荣誉、老师的奖励机制联系在一起”等等。远程办公软件的应用，将这种触角延伸至细枝末节，“监控屏幕”前站着有形的监督者和无形的概念，比如荣誉。
很多学校在采用这样的管理模式时走得更远。刚上初二的程锦云，同样需要在摄像头前完成寒假作业——头、手、课本都必须出现在屏幕中，不能吃东西，不能有他人出现，不能做除当堂科目以外的其他作业。监督者由老师和家长轮流扮演，班级里有大概五十个左右的家长，两人一组，共分成二十五组，一组看半天。时不时的，老师会要求将摄像头对准桌面，以此保证学生没有在做与学习无关的事情。
程锦云的姐姐程昱琪不理解，妹妹才13岁，为什么要在这样的环境里学习？她见过妈妈履行“监督职责”，电脑软件上的自习室，一屏最多可以显示九位同学，她需要不停地切换屏幕，以便能兼顾到全班的孩子。监督者通过孩子们的神态、写字的进度等各个细节来判断是否有在认真学习，可以随时语音提醒：“那个谁，你不要再动了，注意力集中一些。”一台带有摄像头的电脑，进行实时监控，通常会持续两三个小时，休息一段时间，然后再继续。
课间，监督者会在家长群里总结和反馈当堂课上学生们的表现：“xx上课挠头发，xx发呆走神了，xx喝了一口水。”不同的科目各自有一个微信群，“五花八门的，有时候都分不清哪个是哪个。”十几个微信群，人人都是监督者。仿佛只要紧紧地盯住这块屏幕，孩子们就能跑得更快，走得更远。
在一所重点大学读研的姜云回家后发现，13岁的弟弟和她小时候有完全不一样的假期，弟弟的整个寒假都被绑定在作业app上。
数学作业是一个类似闯关游戏的程序，鼓捣了半个小时，“习题闯关”的六道题做完后，又弹出来七道“小测验”，把小测验做完，又蹦出来一个“错题重做”；憋着劲儿把错题做完，想着终于能吃饭了，“啪”地又弹出来了几道“巩固练习”。弟弟干脆把手机一推，“我不要做了，这不是骗人吗？”
交作业的app和程序不止一个，抽查背诵默写的方式也多种多样。天天跳绳、小新作业、鑫考云校园、作业登记薄、知识圈助手……每个都有着繁琐复杂的流程，把作业筛出来、涂答题卡、然后再拍照，一系列操作下来，课间的时间早就不够了。有人形容这种感觉，“像是被天天追债一样，这个作业刚提交了，另一个消息通知又来了。”
想到回家过年还要这样吭哧吭哧地提交作业，姜云两眼一黑，“我问他不能把作业提前做完吗？他说每天都不一样，预测不了明天的作业是什么。”
为了防止学生追赶进度，寒假作业不能提前写，就算写了也要擦掉重新写，只有当天才能知道任务是什么，这叫做“网格化”或者“精细化”管理：放假*天的作业是《寒假生活》第49页，第二天也许就是第56页。“有更离谱的，还要规定好哪一页作业必须用什么颜色的笔写，只有布置任务的当天，才会告诉学生用什么颜色。”
背诵作业则需要录制一个视频，尺寸、横竖屏、分辨率大小都有统一的要求。姜云很无奈，“老师要求提交mp4格式，有些手机拍出来是mov格式的，别说那些爷爷奶奶带的孩子，有的父母都不懂怎么转格式。他们来找我，我再去传到电脑上，用软件转码。”有时候转完格式，文件变大了，发不出去，需要重新想办法。
*的好处
假期*的好处就是，关上卧室门，躺在床上后，没有人会从窗口用手电筒往进照了，也没有人会管你的被子叠没叠成方块。而在学校，内务整理则是逃不过的“噩梦”——被子不够方，床上有除被子枕头外的其他东西、床铺有褶子、宿舍卫生不好，都会被通报批评。所以潘景阳和同学们一般会准备两套被子：一套叠好的，*不打开，用来应付检查；另一套用来盖，早上起床后再一股脑塞到柜子里。
除此之外，对学生来讲，这个寒假只是把学校的时间表原封不动搬到家里。
在学校，从早上起床开始，学校制定的时间表就开始运转了，精确到分钟。陈欣怡所在的中学，不允许早起，不允许晚休，铃响后90分钟之内出门上厕所。睡觉前5分钟打一铃，所有人必须进宿舍；再过3分钟打二铃，所有人必须躺下；睡觉时间打三铃，所有人必须进入睡眠状态。
宿舍的门上有一块不可以遮挡的透明玻璃，用以随时检查。有一次半夜睡觉轻，她被门外的强光手电筒晃醒。老师会趴在门上听，里面有没有小声说话的声音，或者是纸塑声。
老师的监督无处不在。每个教室安装有可360°无死角旋转的高清摄像头，每节课都会有人全场巡查，看到违纪行为就要记下来通报。老师曾给他们看过效果图，可以说是纤毫毕现，通报的范围更是广到惊人，“交头接耳这类常规违纪行为不用说了，还有一个很神奇的项目，叫做‘长时间翻找’，一旦你没有提前准备好下节课的东西，在课上翻找超过四五分钟的话，恭喜你又被记了。”
教室里安装的人脸识别系统，用于日常考勤和课堂纪律管理©东方IC
前阵子河南鹤壁一所高中的年级组微信公众号上，学生们的违纪通报被整理罗列出来，被转发后阅读量迅速上万：“刘xx头发像窗帘一样挡住脸，手也不动，好像睡着了。”“王xx在纸条上罗列明星。”“黄xx上课五分钟还没有进入学习状态。”
在寒假，不少学校只是把高清摄像头换成了电脑的摄像头。
而在潘景阳所在学校的评价体系里，早读是开启一天学习的重要部分。前二十分钟要站着读，挺胸抬头身体站直，双手举高与眼平齐。似乎谁读的声音越大，读的越快，重复的次数越多，谁记得的知识点就越牢，早读的效果就越好。偶尔，年级还会有“班级激情早读评比”，有人拿着分贝检测仪来班里转悠，测量朗读声音的大小。
要跑起来、要更快，对于时间的*苛求，已经到了一分钟都容不下的地步。刘洋说他吃饭的速度早就在学校练出来了——八分钟冲下楼排队打饭，排队间隙学校鼓励背知识点，三四分钟扒拉完，还要小心不被噎着。人刚坐下就起来了，饭什么味儿不重要，塞满肚子就可以，想要细嚼慢咽的话可以边走边吃。他们把这种特色的现象叫“跑饭”。
刘洋所在的班里不少学生得了胃病，“这学期就有一个休学一个转学的。”他说，能身体健康不掉队，就算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但在寒假，刘洋没有改变他吃饭的节奏，不过是把“跑饭”换到摄像头前的电脑桌上。
潘景阳已经很久没有做梦了，脑袋都是木木的。我问潘景阳，如果有更多的自由，想做些什么？他认真地回答，“我想多洗洗澡。”
就像是一部庞大而精密的机器，潘景阳这样形容自己的生活，每一个齿轮*咬合，精准无误。学校让每一个人都随着时间表和规则运转，吞噬走所有的情绪，没有来得及迷茫与空余的时刻，甚至还要在齿轮的间隙中见缝插针，“充分利用好每一点时间”。
定制的壳子
被远程控制的寒假，从去年就开始了。许涵予2020年夏天刚刚结束高考，那个特殊的高三，成为十八岁最难忘的日子。由于疫情，他们首先是被震住了，紧急通知放假、无限延期开学、有意识的隔离。随后，她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割裂感，自己仿佛被一块透明的玻璃罩住。为他们加压的，有数不清的记忆与背诵任务：疫情相关的新闻，信息背的越多越好，细节越详细越好，描述的形容词越生动，越能为作文增色添彩。“大家对事件本身的关注度反而少了。”
对很多学生来说，还有无法招架的网课和检查。去年3月，北京师达中学的老师，曾通过网络远程与学生沟通，要求查看学生微信、电脑文件夹，要求学生删除“小游戏”APP。
许涵予所在的学校，上网课时也要被监督。整个学期，他们处在不确定的状态下，害怕、侥幸、感激，一种奇妙的感觉在学生之间升腾。随着生活逐渐恢复正常，一切似乎都回到正轨。然而到了今年的寒假，在一些学校，还没毕业的学生们发现，视频监控的习惯被保留了下来。
程昱琪在北京工作，她经历过严苛的中学生活。但这次回家，她发现自己的寒假与妹妹不是一回事。妹妹被管理的，“有点过了”。
13岁的女孩，是需要正式开始认识美的。但除了黑色，程锦云已经不愿意穿其他颜色的衣服了，天天一身黑——鞋必须黑，外套必须黑，书包也必须黑。书包、水杯、球鞋等物品上不能有任何明显的logo，她现在脚上穿的那双，也是妈妈绞尽脑汁从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买来的，一双纯黑色的、看不出牌子的运动鞋。
假期里，她给妹妹买了双蓝橙相间的鞋子，程锦云表扬她“买对时间了，只能假期上辅导班穿。”
让姜云感到难过的是，他们被装进统一制定的壳子里，切割成差不多的模样。
姜云在一个高考大省长大，她回想起自己十年前的假期——她会把作业提前多做一点，省下时间来痛痛快快地玩。“不论是刚放假就把作业写完，还是临开学再狂补作业，都是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应该能负得起责任的决定，为什么不放手呢？”
十年前，她的学校里有校内文学刊物，有形形色色的社团，体育课可以选修足球，不升旗的日子可以不用穿校服。而弟弟今年13岁，考了班里*名，但已经很久没有练琴。她需要和弟弟紧张地守在手机旁，“狼狈又荒唐”地争分夺秒，与作业闯关软件的进度条赛跑。
这一年来，她发现弟弟眼里的光消失了。前几天逛街，弟弟爱不释手一个异形的保温杯，一个像可乐罐子一样的杯子，他几次拿起来又放下，“算了，老师不让带，别买了。”
另一件带有泼墨印花的羽绒服，问了问，也没有买成，“老师肯定会说跟个痞子一样。”学校还不允许学生穿带有毛毛领的衣服。一条毛领对升学率有何害处？姜云不是很理解，她认为，这种妥协不应该发生在13岁，“至少不应该被用在一个杯子上”。
弟弟是个聪明的小孩。十岁时，她想给弟弟买本书，本来想买怀特的童话故事《夏洛的网》，那是一本关于小猪和蜘蛛友情的书，但阴差阳错买成了乔治·奥威尔《动物农庄》，弟弟竟然看进去了。
奇怪的漩涡
如果没有各种线上教育软件，假期是什么样呢？
“当然是上辅导班了，不过我可以自己安排、自己选，也有休息的时间，至少不会被监控。”刘洋说，假期参加各种辅导班，已经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规矩”，“语数英文综理综，全补，我有一个同学一周上十三个辅导班。”
刘洋的网名叫 Libertad，是西班牙文自由的意思，他渴望真正的假期：睡到自然醒，自由安排自己的时间，学习、旅游、和亲人同学们聚一聚、看看其他的“课外书”，“我会花时间复习，但肯定不会一门心思扑在知识的海洋里。”而现在，他必须日复一日的宅在家里，在屏幕和书桌前期盼着高中生活快一点结束，等待真正的“假期”来临。
“我们拼命学习，最终成为学校加速扩招的金字招牌。学校扩张高中、初中、小学，全员扩张。”刘洋说，他们是打工者，成绩就是他们的工钱。
也有没坚持走完全程的“半成品”。刘洋听同学说，学校新一届的高一新生，已经转学走了很多人，有承受不了压力“自动下线”的。
“熬的过出众，熬不过出局。”王梦婷就出局了。她在一所超级中学咬着牙撑了快三年，最后时刻休学回家。
起初，她会莫名其妙的情绪崩溃，但她也搞不懂，以为那只是单纯的“认识不足”、“心情不好”。另一方面，班主任不准假，因为会对班级整体成绩造成影响。在集体情绪里，她认为自己没那么重要。
参加完学校的表彰大会、动员大会等一切集体活动后，她干呕、哭泣，甚至间歇性幻听和耳鸣。强烈的无助感和绝望感像潮水一样涌来，“我害怕激昂的领奖音乐，害怕演讲的人，害怕舞台下密密麻麻的人群。”后来的情况越来越糟糕，在一次调研考试时，王梦婷出现了短暂性昏厥，“时间很短，短到监考老师走来时我已经醒了。”她开始恐惧注视，恐惧考试。没过多久，王梦婷办理了休学手续。
很长一段时间，寒假对于高压的学生来说，是一个必要的缓冲。但现在，这个缓冲带也消失了。
叫苦不迭的，除了学生和家长，还有老师。对他们来说，放假和上班已经没有区别。姜云的表姐是一所中学的老师，她感觉现在的表姐跟电商客服人员差不多，出门吃个火锅都要随时盯着手机回消息。因为不管怎么样，当状况出现时，老师永远是那个*个被需要的人。
我们没有找到愿意谈论这件事的老师。但在一条吐槽寒假生活的微博下，老师们找到了一个宣泄口，扎堆在评论区里抱怨起来。
“996有什么可怕的，我们是真正的007。”“假设一个老师负责两个班的教学，每个班级里有五十个左右的学生，每天提交一份作业，老师就要负责批改上百份。到底有用吗？”还有人吐槽，“如果网课有用，就不会在开学考试时，全校的成绩像肥皂泡一样啪的破裂，平均分降了有五十分左右。”
就像是有一个奇怪的漩涡，把所有人都拽进去了。
2021年2月，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强调学校要加强课堂教学和作业管理，不得使用手机布置作业，或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严格按照规定控制作业总量，坚决克服机械、无效作业，杜绝重复性、惩罚性作业。”另外，学校不得给家长布置或变相布置作业，不得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对于一部分学生来说，这或许是福音。
但对过来人来说，真正的假期要等到学业结束，才可能到来。“脱离了中学生涯的放假，可能才是真的放假了，假期时间多到不知道该怎么用。”刚刚结束高中生活，堇力觉得自己，如同一根长时间紧压着的弹簧，啪地一下彻底松了。
不只是压力没了。堇力反思过自己，以前她的时间被装进无数个方格里，每个方格对应必须完成的任务，“完不成班主任会收拾你”。但现在，“只要不是硬性规定的，拖着拖着就完全不做了”。生活上也是，平时要是家里没人，她是会主动收拾房间的，可一旦父母要求她做，她就莫名抗拒。
大块空白的时间真正来临，脱离了条条框框的限制，堇力反而不知道该干些什么了。她觉得自己“没有什么自制力了”，如果没人帮她把时间拆开揉碎来安排任务，也没有DDL和考试逼着，她就躺在床上发呆、睡觉、玩手机，“感觉自己还是被关在那个学校里，被关在那个小小的地方。”
青春蓬勃生长着，但是天性难以压抑。堇力想起来，高中时，课间操通报过一件“奇葩”事：某宿舍的几个男生公然违背校规，合伙偷偷买了一双名牌鞋，轮流穿。堇力觉得好笑，“也不知道鞋码是不是一样大的。”但她理解这种心情，越是明令禁止，大家就越是想着法的抵挡。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