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很多富甲一方的产业，既承载光荣与梦想，也彰显着权力和荣耀。身居其中的商人，个个腰缠万贯，多数以神秘和低调著称。至于财富密码、商场厮杀和江湖凶险，更是极少对外吐露。
黄金珠宝就是其中一例。每当有人追问， 中国黄金珠宝店为何集体姓周？知情者只能抿嘴一笑。两大商帮和数个家族长期掌控数千亿市场，其余多数沦为配角和打工人，只能拾捡撒落地上的面包屑。三月初，周六福被爆再次冲击IPO。一时风云再起，为沉寂的江湖平添不少变数和紧张气氛。“说得难听一点儿，”一位北高商人私下称，“莆田人要是团结起来，这些品牌一下子就倒掉了。”
北高是莆田靠海的小镇，三面临海，土地被盐碱侵蚀，曾为贫困和饥饿所扰。但现在，北高和周边村镇走出来的十多万人，掌控着中国黄金珠宝行业的半壁山河。
该行业市场规模7500多亿元，北高商人控制着4000多亿，分布在加工流通和零售环节。在零售端，他们占据65%的份额，十大品牌加盟店，七成在他们手里。如果算上金银钻石原料、包装材料和首饰回收等延伸领域，帝国的疆域或将更为辽阔。
帝国的掌控者绝大多数出身农民。他们遍布全国，既相互独立，也有共同的精神纽带。与残酷环境的周旋，既塑造了独特的韧劲，也形成约束所有人的规则。他们借此不断从矿石和人性当中炼出黄金，建起隐秘王国。
不久前，亿邦动力前往深圳水贝、莆田北高、黄石和上塘等地调查采访，试图揭开隐秘小镇的炼金术和它背后的血色江湖，呈现一幅复杂但真实的商业图景，讲述繁荣和奇迹从何而来，向何处去。
“要么靠家里，
要么混出名堂”
很难再找到一个地方，能像埕头一样，既充满魔幻，又记录着现实。北高商人一生所有的套路和策略，均深深植根于那片土地。
埕头是莆田北高镇靠近海边的渔村，距离市区约为30公里，静静地置身于海滩向丘陵过渡的盐碱地里。十七世纪中叶，满清政府为斩断郑成功军队的供给，下令烧掉莆田沿海的房屋、农田和森林，从此当地的生态被破坏，苦难随之来临。
莆田籍作家郑国贤*次去那里，看到生产队整理过的土地很差，除了摇曳的地瓜和豌豆叶子，沙地里再难长出其他东西。“夏天去，看到庄稼，觉得非常伤心和可怜。”
1981年，他从莆田地区理论大专班毕业，*份工作就被分配到北高。当时，饥饿的阴影仍然笼罩着附近的村庄，人们日常的食物包括地瓜、菜头（一种白萝卜）和豌豆。“地瓜还好，菜头非常难吃，但有时候都没有的煮，经常吃不饱肚子。”他说。
今天，贫穷和饥饿已经远去，那里成了4000多亿北高黄金珠宝帝国的心脏地带，也成了人们瞭望帝国的窗口。一年中的绝大多数时间，它和周边的村镇都保持着安静和低调，村里行人寥寥，豪宅大门紧锁。
不过到了春节，北高将变成回乡商人的竞技场，迎接短暂的喧嚣与骚动，也尽情展示帝国的盛况。今年春节的一天上午，我搭乘北高人阿彪的顺风车，从莆田市区前往北高埕头，见证这个关键时刻。
顺风车进入北高，视线所及的电杆、路灯、墙体和广告牌，几乎全被黄金珠宝广告包揽，绝大多数品牌并不在本地开店或者销售。“没听过没用过不重要，做生意的需要这东西。”阿彪说，“广告的大小和多少，能看出实力。”
有了令人羡慕的财富，北高商人现在渴望收获尊重，有人回乡盖房修庙，有人捐款建学校修公路，也有人研究家族从事黄金珠宝的历史，试图续上历史血统的光环。一家知名品牌企业称，它的历史可以追溯至晚清年间祖辈在上海开设的银楼；另一家则说，1878年家族就在外地经营金银器作坊。
经亿邦动力调查发现，北高打金（制作和修补金银首饰）手艺的源头，较为可靠的说法是脱胎于铁锅和铝锅修复技术。今天被北高商人奉为鼻祖的叶先锋，曾担任北高埕头铁厂炉长，掌握了铸造和修补铁锅铝锅的技术。
靠这门手艺行走江湖的时候，叶先锋和徒弟偶然发现，同样的手艺还能打金，后者收入更高。20世纪80年代，在叶先锋等人的刺激下，一千多北高人外出打金，每月收入200-300元，而参加公职不到50元。
消息传回村里，人们沸腾起来，很多人都想跟着去打金。当时，外出打金代表着逃离贫困生活和苦力劳动的机会。村干部也来动员，鼓励人们团结起来，能带走几个就带走几个。
打金的技术门槛不高，学习途径有三条：一是家族传帮带，二是参加培训班，三是偷师学艺。
陈珍富现在是中国人造钻石行业举足轻重的商人，在雅安、梧州、莆田、井冈山和鄂尔多斯等地开设工厂。他曾混入福州金店偷师学艺，学成后回莆田开店，还以一所大学的名义在电视台打广告，招收高考落榜生，教人打金。
郑国贤采访北高黄金珠宝大亨，写成《男儿脚下有黄金》一书。我问，为何北高商人独霸黄金珠宝？郑认为，一是因为穷，穷则思变；二是莆田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宗族力量强大，一人闯荡成功，必须带着整个家族外出淘金。
中午十一点，埕头街到了，阿彪把车停在十字路口，他的装修店附近。埕头街长约两公里，把埕头村分为两半。
早年，北高人游走全国，到家门口帮人打金，赚取加工费。90年代，他们完成资本原始积累，也有了口碑和声誉，逐渐稳定下来，开设金银加工店。大约同时，埕头街逐渐发展成原料批发和首饰加工市场，连接全国打金的北高人。叶先锋曾因“投机倒把罪”被关押一个多月，出狱后在此倒卖原料。
高中毕业后，阿彪跟着亲戚外出做过几年黄金珠宝店。他说，北高人出去开店，核心岗位必须用自己家族的人。年轻人跟着家族成员学习经营，掌握了产业链上所有环节，会在家族的支持下出来创业。
在北高，年轻人对家族有着复杂的情感。一旦进入父辈们建立起来的产业秩序，受到家族势力夹持，他们将很快拥有同龄人羡慕不已的财富。在中国一二线城市，一家100多平方米的黄金珠宝店，投入500万元左右，只要熬过*年，第二年开始每年能赚到60万-100万元。
不过，代价是受制于父母乃至整个家族。一旦离开家族网络，年轻人将失去护佑，包括金钱和资源。北高人以埕头的黄金零售为中心，逐渐拓展到钻石、银饰、水晶、玛瑙、翡翠等，涵盖整条产业链，队伍也辐射到周边的村镇。
“要么靠家里，要么你出去混出名堂。”阿彪说。
一次饭局，在外地开店的高中同学说，卖肾也要把老家的房子盖起来，因为它直接决定家族能不能在村里挺直腰杆。没过多久，阿彪回到老家，做起装修生意。
春节的埕头街，拥堵嘈杂，沿街玲琅满目的别墅建筑和装修公司，替代了曾经的黄金珠宝首饰原料批发和加工市场。阿彪把车停在一排装修店前，说今年各地提倡就地过年，很多在外做生意的北高人没回来。
车窗外，不到半小时，一辆悍马、一辆保时捷Cayenne、两辆宾利和几十辆奔驰和宝马，从十字路口飞驰而过，像极了微型车展现场。
吉H、黑D、甘P、赣B、冀B、陕A、粤G、桂A……把这些一闪而过的车牌收集起来，或许能拼出一张中国地图。
“转罗马做什么？
我又不是文化人”
魏则西事件发生后，“莆田系”三个字让人望而生畏。短时间里，莆田和莆田商人似乎面临一场声誉危机。
当时，帝国正处在权力和荣耀的*。我直接和间接接触过的莆田商人，似乎并不同意这样做。在他们看来，不理解是因为不了解，“莆田系”背后是几十万农民讨生活的血泪史，无所谓褒贬。
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中国对金银采取管制，未经许可，私人不得开采、提纯、加工和贩运。本世纪初，相关限制解除时，一些北高商人的财富已经数以亿计，有人拿数千万在北京买别墅落户，也有人斥资数千万买下繁华商业中心的物业。
“莆田商人的做法是先干起来再说，等着政策承认。一旦政策允许，他们浮出水面时，已经有相当的实力。”作家郑国贤说，“有些东西听起来惊世骇俗，但人被逼入绝境，发现生活本来就是这样。”
在莆田，东庄人开医院、忠门人搞建材、北高人倒卖黄金、仙游人做红木家具，都是这么操作，熠熠生辉背后，也有隐晦的一面。相对而言，北高黄金珠宝商帮是其中最干净的一支。
他们绝大多数只有中小学文化水平，但头脑灵活，智商和情商都不低。
20世纪80年代初，城市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各地银行纷纷成立劳务公司，获得许可售卖金银首饰，解决职工亲属的就业。打金人抓住机会，承包亏损的柜台和劳务公司，员工保留，薪水照发，用管理和手艺盘活它。
北高商人不仅洞察人心，还有极强的领导力。翁金武现在有70多家黄金珠宝店。他曾承包天津华龙金店，员工保留，每月300-400元/人的工资照发；他投入50万元，让员工也跟着投资。*年利润30多万，他拿出20%分给员工，人均四五千元。金店长期亏损，拿到年终奖那一刻，好像发了大财，所有人沸腾起来。
在国家管制金银的年代，从开采、提纯、加工到零售，有一套国有体系维持运转。北高人多年经营，终于建立一套地下系统，逐渐掌控除金矿外的整条产业链。私人从事这项活动，无异于刀口舔血，但利诱之下，很多人愿意成为刀尖上的舞者。
当时，制作金银首饰的原料有三大来源：一是矿石提纯，二是走私，三是回收的碎金银或者首饰。1990年的某个时段，北高人能以70元/克的价格拿到黄金，再按130元/克的价格，卖给东北和华北的打金人，一次获利至少几十万元。
运送黄金的工作，称为“拖金”，被严令禁止，但利诱实在让人难以抗拒。长距离的拖金，一次通常可以携带2-3公斤，运费3元/克，收入6000-9000元。大胆的拖金人，一次最多可以携带十多公斤，收入3万元。
在旅馆、车站以及通往金矿的每条交通要道，都可能遭到缉私队的盘查。拖金人为逃避检查，发明很多藏匿办法，有人用避孕套把黄金包起来，吞进肚子；有人把黄金塞进肛门，踩在鞋底；也有人把黄金塞满腰带和内裤夹层，穿在女人身上。
拖金一旦被抓，除了没收携带的黄金和钱财，还要罚款。罚完款，有时会遣送回家，有时还要关上数月。但他们很少表现出气馁，被释放后，稍作歇息，再次踏上拖金之路。
如果拖金*风险，只适合少数人，那么在客人眼前偷金，几乎是每个打金人必须掌控的本领。最常用的办法是王水偷金，用高浓度硝酸和盐酸配成的溶液清洗首饰，或者用工具打磨，让金渣掉入王水。技术改良以后，出现了融化掺入偷金，即融化黄金首饰，掺入银和铜，降低黄金纯度。
一只纯金手镯，融化翻新三四次，就只剩下银和铜。打金人经常私下开玩笑，说东北女人太有趣，好端端的金首饰，非得折腾融成纯铜才高兴。
后来，随着行业逐渐走向透明和规范，偷金也走向终结。一位深圳水贝的黄金珠宝从业者说：“现在传播太快，一曝光出来，店没法做了，品牌也救不了你。”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偷金也是一项社会成本。偷来的金渣，打金人不能全部收入囊中；而是融化后加入铜和银，再制作成首饰，送给亲朋好友疏通关系。莆田系的成功，如果说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这算其中一条。
一对夫妻在东北小镇打金。如今，她常驻深圳，在深圳和武汉拥有数家高端珠宝门店，主营意大利手工珠宝，工厂设在罗马。她偶尔会带上专职的意大利语翻译，飞往罗马查看工厂。一次考察途中接到电话，有人建议多在古城转转，她说：“转罗马做什么？我又不是文化人。”
历史兜兜转转。1661年，满清政府下令，烧毁莆田沿海的房屋、农田和森林，边民被迫迁界，界外从此走向凋敝。300多年以后，数万界外人的后代涌入东北，在满族人的发祥地讨生活。
今天有一种说法，投资不过山海关，但莆田北高商人却在那里发财致富，建起隐秘帝国。爱恋、华昌、六桂福、福美华、荟萃楼、金匠世家和金珠等莆田系品牌的创始人都曾在东北打拼。
“产业链传统，
长期被两大商帮垄断”
2001年4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取消黄金统购统配制度。一年后，上海黄金交易所开业，金银原料市场走向市场化。又过了一年，北京取消黄金制品生产、加工、批发和零售等26项行政审批。
此时，北高人踏足该行业已经二十余年，掌握着从上游原料到下游零售的整条供应链。加上资金优势，他们开始大举进攻，有些在全国开店，有些在深圳水贝做供应链，一个黄金珠宝帝国渐渐成型。
2003年，中国黄金珠宝行业迎来黄金十年。现在人们熟悉的四大港资珠宝品牌，周大福、周生生、六福和谢瑞麟，当时进入内地跑马圈地；而老凤祥和周大生等内地品牌，也开放加盟。
除少数做自有品牌，绝大多数莆田商人疯狂加盟，以极快速度攻城略地。一位北高商人曾将深圳新兴品牌带到北京，发现卖不动，后来转做周大生，才起死回生。现在，他在北京有5家珠宝店，全部加盟周大生。“越往北走，老凤祥和周大生的影响力越大。”他说，大品牌有影响力，还能解决售后，门店省心很多。
除了做加盟店，他们还在全国做了不少黄金珠宝城，把多个品牌汇集起来，其实背后是同一个老板。多年后，这种情况不断重演，规模越来越大。2005年，北高人在全国有1万多家黄金珠宝店，现在为2万多家。
北高人挣了钱，除盖别墅买豪车，还会收购物业。比如，叶金扬在云南有5家金店，1家茶叶公司，所有店铺都是买下来的；十多年前，爱恋珠宝创始人张清群拿数千万买下成都春熙路的一处店铺，后来地价飞涨，现在价值超过4亿元。
早些年，打金人每赚到一笔钱，就要回趟老家，把现金存在北高，身上只带300-500元盘缠。生意做大以后，他们举家外出，钱也不再拿回老家。人身上财富一多，很快就会招来横祸，甚至是杀身之祸。
快速扩张的那些年，莆田人的店铺频频被抢或者被盗。2009年，仅媒体报道的被抢劫案就有4起：云南云县黄金珠宝店被抢，老板一家四口被灭门；接连两天，吉林长岭县两家黄金珠宝店被抢；吉林松原市黄金珠宝店遭抢劫，三人被害身亡。
江湖凶险，有时来自内部的倾轧。在莆田商人看来，围绕家族产生的秩序、认同和利益，近乎超越一切。但跨出家族，家族和家族之间有时也形同陌路。北高人和北高人做生意，欺诈、偷盗和侵害时有发生，有人因此一夜跌落谷底，沦为社会底层。
四川屏山县曾发生一起黄金珠宝店抢劫案，被警察截获时，黄金已融为金锭，正准备做成首饰。盗窃者为莆田同乡，在70公里外的云南绥江开黄金珠宝店。
中国东南沿海有着漫长的宗族械斗历史，而且离今天似乎并不久远。早年在东北，北高人为了抢夺争议和地盘，同乡之间常常大打出手，甚至发生激烈的群体械斗，连东北人也卷入其中。后来，北高人带着东北人，一路打到华北。在莆田，每年春节的闹元宵和赛龙舟，试图弥补人们外出产生的间隙与裂痕。
或许正因如此，许多北高商人成功以后，都保持着低调。在本世纪初，另一个低调掌控黄金珠宝行业的商帮，也迅速在深圳水贝崛起。随之，生产和批发相关的环节向深圳集结，中国黄金珠宝的中心正式移师水贝。
今天的水贝，黄金珠宝大厦林立，富贵奢华广告遍地，琳琅满目的展厅和匆匆而过的商人，见证着它的繁荣与躁动。
水贝汇集着3000多家品牌，活跃着30多个交易中心和批发市场，背后连接着4000多家工厂，供应全国80%的黄金珠宝饰品。水贝不仅向各省批发商供货，也是电商、微商和直播带货的货源地。
春节过后，我在水贝见到贝诗珠宝创始人钟卫平，他创业不到一年，刚拿到一笔融资。他说：“黄金珠宝产业链比较传统，长期被潮汕和莆田商人垄断。”
潮汕人主导生产加工，莆田人主导零售，但他们也有延伸和渗透，分食中间环节。走在水贝，方圆两公里内都是展厅，绝大多数属于两大商帮。
对于迅速崛起的潮汕势力，北高人不会感到陌生。在金银管制的年代，打金所用的原料，其中一大来源就是走私。潮汕人占尽地理优势，从香港拿到货，走水路送往内地，卖给北高等地打金人，获利不菲。
金银市场化，套利随之消失。此后，大工业生产替代小工厂和手工作坊，潮汕人迅速抓住机会，成为新生力量。今天水贝背后的黄金珠宝工厂，绝大多数由潮汕人掌控，比如百泰、粤豪、翠绿、宝福、爱德康等，只有少数在湖南和江西商人手里。
不过在生产加工领域，北高人也有过高光时刻。北高人曾用金块做成首饰，卖给国营金店或者拿到黑市交易，每克只赚10元左右的加工费，成本远低于国营工厂，成色和工艺基本接近。受此影响，国营加工厂的生存空间被挤压殆尽。
然而，为什么北高人后来没有占据产业链上游，而是潮汕人居上？我采访两家还在做工厂的莆田品牌，六六禧和拉卡拉珠宝，均认为是资金问题。
2000年以前，多数北高人的加工点，成本20-30万元，但大型工厂动辄数亿投入。“说得形象一点，打金相当于工厂里面的师傅，你能赚多少钱啊？你敢出去开工厂吗？”六六禧珠宝王慧敏说，“投资工厂比开店风险更大，不但要买设备养工人，还得有稳定的供应渠道。”
“这张纸基本满了，
很难再找到空位。”
我在莆田和深圳采访，北高商人都很怀念黄金十年。那些年，他们疯狂加盟，赚下巨额财富，传奇不胫而走，别墅也像春天的麦芽儿，在老家的村镇突兀而起。
福建人去美国，下南洋，东渡日本，远赴欧洲，做生意赚了钱，一家赛一家，拆除祖屋，建成一幢幢别墅。福州阳下人在美国和欧洲做生意，用手机拍下当地乡间别墅，回来让建筑师照着去建。但北高人的别墅，又高又大，样式单一，十分拥挤，前家炒菜，后家能闻到味儿。
WENGMIMI是一位有16万粉丝的B站UP主，真名叫翁晓君，与林允、黄宗泽等艺人过从甚密。但很少有人知道，网红的父亲是一位手握千家黄金珠宝店的莆田商人。翁晓君在B站发过老家别墅的视频，被人讥笑太土。她有些生气，说父辈们白手起家，多年努力终于过上想要的生活，这本身就值得尊敬。
数万北高人不断转换身份，从农民、匠人和商人到今天的帝国掌控者，堪称一段传奇。不过，老一辈北高商人的审美和想象力局限，却也是事实。财富和传奇会麻痹人的神经，而想象力的缺失，则会限制人的行动空间。黄金十年，北高“帝国”逐渐稳固，几乎所有人沉浸在狂欢之中，很少有人注意到危险正在步步逼近。
2013年，黄金珠宝行业迎来转折点，也将帝国拖入险境。4月，华尔街做空黄金，国际金价大跌，中国大妈疯狂进场抄底。当年中国黄金消费1176.40吨，较前一年增长41.37%，创历史新高。2014年，市场突然遭遇冰封，黄金消费下降到886.09吨，金条更是从375.73吨下降到155.13吨，暴跌58.71%。
莆田忠门木材商帮，比北高黄金珠宝商帮更大更神秘，把持着中国80%以上的木材市场。在砍光美国阿拉斯加和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木材以后，他们继续向非洲的原始森林挺进，一小撮人以相互持股和开店等形式进入黄金珠宝行业。
市场疯狂的时候，零售商人一直在加码。市场冰封，黄金十年终结，产业链上所有人都进入冬天，备受痛苦煎熬。2014年以后，不少资金撤出黄金珠宝行业，携带其他资本进入贸易领域。
一位女商人转去做阿冒鞋，每次向欧洲发货，都是满满七大集装箱。后来，货被查封，人也被带走。据接近该商人的知情者称，她出来以后，又被另一位商人请去做运动鞋，年薪1000万元。
在黄金珠宝零售市场，莆田人占据65%的份额，却没有一家响彻全国的品牌。多年来，这成为很多北高商人的心病。中国大妈抢购黄金风波发生后，零售业务下滑，门店陷入激烈的价格战，打造强势品牌有了新的紧迫性。
2013年底，一个叫鸳鸯金楼的品牌，在深圳水贝高调现身。30多位股东，清一色都是莆田黄金珠宝大亨。他们想以抱团的方式，集中资源推广，打造一个全国性品牌。
新品牌刚诞生，便含着金钥匙。按照协议，鸳鸯金楼前期投资5亿元，开一部分新店，更换一部分股东手头的旧店。他们请陆毅鲍蕾夫妇代言，还在中央电视台砸下不少广告，并连续三年冠名CCTV-3的《向幸福出发》栏目。
*时期，鸳鸯金楼在全国有1000多家门店，还登陆新三板。不过很快，它就出现了乏力，不断传出门店关闭和更名的消息。一位在深圳水贝从事珠宝供应链的莆田籍人士称，他接触的加盟商，改名效果不佳，想改回原店名，发现已经被人抢占。
莆田系打造全国性的强势品牌，鸳鸯金楼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莆田人开零售店有一点不好，就是不团结，也没有威望特别高的人。”该人士称，“你说你很有威望，在深圳混得怎么样，我那边也不虚，几十家上百家店呢。”
黄金珠宝行业上游集中，下游分散。掌控上游的潮汕商帮多是大家族和大财团，而掌控中下游的北高商帮则以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为主。如果说潮汕商帮是一个大象军团，那么北高商帮更像蚂蚁雄兵。
目前，莆田系已经出现一些小众品牌，比如信达祥、金至福、罗曼蒂、爱丽丝、蒂尊等珠宝；另外，还有一些强势的地域品牌，比如四川的爱恋和六禧珠宝，东北的六桂福和荟萃楼。
这些品牌想打入其他市场，似乎并非易事。“就像这条街，已经有二十多家黄金珠宝店了，再来一家完全陌生的品牌，你觉得能存活下去吗？”王慧敏指着莆田步行街的金店说，“现在是2021年，这张纸基本上满了，很难再找到空位。”
新消费习惯和渠道，也在蚕食帝国的根基。最近十年，中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快速增长，男女结婚年龄一再被推迟，他们有更多的钱花在自己身上。年轻一代受过更好的教育，走过更多的地方，培养了对精致生活的品位。
北高人掌控的零售终端，多数是超大型商铺和珠宝城，纯金为主（纯金占据中国黄金首饰85%的市场份额），客户看重含量，近半用于婚嫁。“黄金戴起来很夸张，都说卖猪肉的才会戴，感觉很土。”陈女士说，“年轻人更喜欢有设计感的珠宝，比如钻石、K金和玫瑰金等。”
北高商人不是没有机会，而是没有人抓住。品牌与设计，说小点代表着产品的灵魂，说大了是企业软实力的体现。黄金十年，它只是装饰北高商人权力大棒末端的流苏。
现如今，当大潮退去，人们终于认识到，品牌与设计才是价值的源泉。现在，莆田商人努力而不得的，也正是这个泱泱市场所缺乏的。
钟卫平的贝诗珠宝，通过短视频和直播带货，三个月创下千万级营收。他发现很多莆田商人对流量和渠道感兴趣，但似乎并不了解。一位莆田珠宝大亨曾带儿子拜访钟，整个过程儿子一言未发，只有大亨讲话。
他想设计一款针对年轻人的新产品，问怎么找到90后和00后顾客？钟卫平问，是否用过B站，对方反问，B站是啥？“我说如果你想找到年轻人，尤其是女性，就要在B站和小红书上种草。他听了一脸木然，说还是做加盟容易。”钟回忆说。
北高商帮的下一次机会，或许要等到少壮派和二代崛起。郑国贤说，莆田人重视教育，北高商人成功以后，不少人送孩子出国读书。假以时日，他们继承父辈的产业，或许将带来新气象。
目前，已经有少壮派和年轻一代频繁走向前台。我在深圳和莆田采访，人们常常提到爱恋珠宝和六桂福。尤其是，2010年爱恋珠宝赞助张学友演唱会，董事长张清群在圈内引起不小波澜；2021年，六桂福珠宝更是打算拿出上亿资金做硬广。
张清群的朋友陈剑飞，也是北高少壮派珠宝商人，打破父辈审美，花1800万元建成一套西式乡村别墅。他请了福清阳下的别墅设计师，在北高建起三层别墅，酒窖、花园和电影放映厅……所有国外别墅里的东西，一个都不能落下，装修和绿化也要够上现代文明水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