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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卖骑手行驶在危险区,美团还能继续缺位吗?

为了维持薪水、不被罚款,靠单量吃饭的外卖员,只能跑快一点、再跑快一点,而陷入危险的境地。

美团外卖的灰色地带、巨大帝国中的“潜规则”,被一一展露在大众视野中。

一周前,市场监管总局宣布,根据举报依法对美团实施“二选一”等涉嫌垄断行为立案调查。美团则*时间公告称,将积极配合监管部门调查。

就在美团陷入反垄断争议之时,北京卫视系列纪录片《我为群众办实事之局处长走流程》播出,而后“副处长送外卖12小时赚41元”的视频登上热搜,美团又一次被质疑“压榨”外卖骑手而成为众矢之的。

在该纪录片中,北京市人社局劳动关系处副处长王林拜师外卖小哥,体验了一天外卖小哥的生活,其中最受关注的片段是,王林坐在北京马路边,看着车水马龙,感叹外卖行业不容易。

这一幕发生的背景是:骑着电动车,行驶在马路上,变身新人骑手的王林一单跑了近一个小时,只挣了6块6,加上已经超时,又被美团扣了60%。

从清晨到夜幕降临,长达12个小时的跑单,王林只赚到了41元,这才有了他坐在北京的马路边说,“这个钱太不好挣了,真的太不好挣了。”

北京卫视纪录片截图

在相关部门的调查和走访下,4月28日美团披露,已新开22场恳谈会采纳19条骑手建议,正在改善骑手的配送体验,并新增了“申诉审核绿色通道”、“宝贝陪伴日”两项帮扶政策。

在此之前,美团也一直声称在陆续完善外卖骑手的安全及权益的保护措施,以及相关帮扶计划。在2020年底的一次财报电话会上,美团CEO王兴在提到骑手评估模型时说,“我们将安全指标及其他综合因素列入考虑范围,以能够在使骑手获得更合理回报的同时亦能够确保骑手的安全。”

美团口中透露的改变,却没有传达到骑手这里。

为了维持薪水、不被罚款,靠单量吃饭的外卖员,只能跑快一点、再跑快一点,而陷入危险的境地,亦有美团骑手对连线Insight提到,众包骑手的部分收入规则近期修改后,甚至有变相降薪的趋势。与此同时,为了缩减用工成本的美团,至今并未给众包或专送骑手提供社保。

外卖骑手的待遇和保障问题,一直备受关注,在这种情况下,美团还能缺位多久?

月收入过万,是搏命换来的

忍着对降薪的不满,张伟还是留在了美团。

2020年9月,张伟告别了餐饮行业,转身成为了美团众包“乐跑”的骑手,这份工作确实赚得更多一点,他也渐渐有了个目标:在农村盖个小房子,买得起一辆普通的车。

不过,平台的调整猝不及防,今年3月份,美团通过调整乐跑的骑手收入规则,变相降薪。张伟说,“原来一个礼拜可以跑2800元左右,现在只能跑到约2200元,有时候甚至只有2000块钱。”工资大幅度地下滑,让张伟十分不满。

变相降薪的风波之下,张伟感受到站点的骑手都有情绪,不少骑手不愿意再跑美团乐跑,要么转到美团专送、要么跳槽到饿了么。张伟也曾想要辞职,但站长告诉他,每周只能有两名骑手断签(不再续签),名额限制让张伟感觉“其实就是不让断签”。

张伟没能经历过外卖小哥轻松“月收入过万”的时代,那时各个外卖平台为了占领市场,开始大规模招募外卖员工,并以红包、奖励、补贴等形式展开市场争夺,在他进入行业的2020年,某种程度上,外卖员已经成为一种低收入、高风险的职业。

长久以来,外界不少人对外卖员的印象是月收入过万,工作自由。但光鲜的表象之下,外卖员实际上收入压力极大,不得不超长时间、超大密度劳动,如同一个被算法支配的机器。

在张伟看来,一个月跑到一万块的工资,要付出的代价也是惊人的。

事实上,一直以来美团等外卖平台,都是用职业自由这一点来吸引众包骑手,在平台打出“自由接单、灵活结算”的宣传广告时,实际上这种零散的劳动并不意味着个人自由时间的增加。

目前美团采用两种外卖骑手用工模式:专送骑手和众包骑手。前者指外卖平台的全职劳动者,后者指的是,通过平台抢单、自主进行零散送单的兼职外卖员。

但无论是前者或是后者,为了跑更多单量,骑手工作时间都极长。

李峰也有相同的感受,作为美团专送的骑手,他每天从早上9点跑单到晚上9点,一个月只休息一到两天,工资只能维持在7000多元的水平。

他说,“大家说的月收入过万,是起早摸黑熬出来的,而且是从清晨6点熬到凌晨2点钟,长达一个月坚持下来,才能拿个一万四五。我们站点这边,有的人在美团跑了三年外卖,一天都没休息。”

可以看出,要赚到万元以上的工资,也意味着骑手要接受“搏命”的工作强度。

为了赚取更多工资,与时间赛跑几乎成为外卖员的日常。究其原因,是平台的派单机制、罚款机制等导致。

外卖员的薪酬直接和单量挂钩,以每单6元计算,外卖员要想获得6000元的工资,需要一个月跑足1000单,每天跑足33单以上。

即使外卖员不追求单量,美团也对每一单外卖派送都限定了严格的时间限制,超时之下,平台会给外卖骑手相应的罚款,骑手也不得不争分夺秒。

美团外卖众包骑手的罚款规则,

图源受访者

“送达超时,要扣七块,我得倒贴。”张伟说,这种惩罚机制,是他最不能接受的。他认为,美团系统派单太多了,骑手又不能拒单,只能看着单子不停地进来,如果骑手时间赶不上,就会被罚款。

如果餐品没有准时送达,用户投诉也有可能给其带来罚款,而这些罚款的金额,如果对比每单赚取的收入,称得上巨额。

为了不超时、不被投诉,外卖员往往选择行驶距离最短的送餐路线,有时会违反交通规则,甚至闯红灯,为了全力奔跑,一秒的分心都是奢侈。

这却给他们的骑手生活埋下了一枚炸弹。对于骑手而言,交通违法行为的罚款额度,要比美团的罚款小得多,但这种无奈又危险的抉择下,他们自身也面临着极大的人身安全风险。

骑手一直行驶在“危险区”

骑手违法达到5万次,引发事故千余件,平均每天就有51起事故发生、2人死亡、389人受伤。这仅仅是杭州交警在2020年1月查处的违法行为。在全国各地,相似的数据屡见不鲜,外卖员这份职业的高危性已经毋庸置疑。

骑手程泽说,他最担心的是自己发生意外。为了供养孩子、支撑起家庭,他一个人在武汉送外卖,租住*水平的住房,大部分钱都往家里送。他说:“如果发生意外,整个家都完了。”

程泽说,在天气状况恶劣或是夜间派送的情况下,电动车这类交通工具送餐,极其容易摔倒、磕碰;由于在配送外卖途中要抢单、交单,他也会频繁查看手机、分心骑行,或是违法骑行,也曾发生意外。

几乎所有外卖员,都深知这份工作的危险性,但最终还是选择了行驶在危险地带。

这种高负荷的工作状态,早已引起了社会各界的讨论。2020年9月一篇名为《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文章广泛传播后,外卖员在大数据算法掌控下极高强度的工作状态,受到了舆论的讨伐。

尽管美团已经面临了诸多质疑,但令人无奈的是,骑手的配送时间丝毫没有改善。张伟提到,跑美团外卖的这一年间,他没有感觉到订单时间的改善,甚至出现配送时长缩减的情况,以前一般是每单37分钟,但现在有些订单出现了每单32分钟的情况。

美团为了提高外卖营收的增长,不得不增强骑手配送效率,但在舆论的关注下,至今还未找到一个平衡效率和安全的区间。

骑手在追求利润和效率的算法驱动和控制下,高速骑行,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这样一个高危的职业,往往没有社保、医保、工伤保险等保障。

据连线Insight采访的多位美团众包和专送骑手透露,公司没有为其缴纳社保。这导致骑手要么不缴纳保险,要么只能自费,在农村或老家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城乡居民医疗保险)。

张伟说,他在老家缴纳的是*标准的社保,很多骑手都希望美团能给骑手提供相关的保障。

而这也本来是美团应尽的职责。根据《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四条规定,缴费单位、缴费个人应当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用人单位为职工缴纳社会保险属于法定义务。

为什么无论是专送还是众包,美团都没有提供社保?

在众包和专送模式下,骑手与美团都没有直接签订合同,大都是通过第三方公司或与平台的关联APP注册成为骑手。人力资源专家周晓峰提到,无论是第三方公司派遣给美团,还是注册成为骑手,都与美团之间没有劳动关系。

只有建立劳动关系,用人单位才需要为劳动者缴纳社保。而这种模式下,美团可以不给骑手提供五险一金的待遇。

可以佐证的案例是:2020年1月,广东台触电新闻曾报道,一男子应聘美团外卖骑手被站点要求自愿放弃社保,站点负责人表示双方是你情我愿的,放弃社保可以拿到更高的工资。另外,根据媒体报道,某人力服务商表示,骑手注册后可以从系统里接单,骑手跟它们之间不需要签署劳务合作关系。

通过第三方、不给骑手缴纳社保,或是劝告式地让骑手放弃缴纳社保,美团游走在灰色地带。

周晓峰还提到,由于通过第三方公司操作,即使骑手发生意外,美团也不承担劳动关系方面的责任,转嫁了平台风险。

骑手这一高危职业,工伤几率较高。而各个城市都有相关规定,比如《上海市工伤保险条例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如果某某与平台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的标准是上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

美团将风险转嫁给了第三方,更是转移给了外卖骑手。

一旦骑手出现意外,往往与平台之间难以撕扯清楚,此时骑手为了维权,只能将第三方公司和美团告上法庭,但不少骑手不愿花费时间和金钱去起诉,这也导致了美团近些年维持着现状。

不过,这种状态可能维持不了太久。美团明显也面临着监管的压力,在纪录片《我为群众办实事之局处长走流程》中,王林来到中关村调研、走访美团,在讨论到外卖员的社保问题时,王林质问美团,每天3元钱的保险能保什么?

对于众包骑手,美团曾在专属APP上开通了投保意外险的渠道。由于APP默认设置为“只要骑手不明确表示反对,则自动购买保险”。因此,骑手每天在接受*单外卖派送时就会自动购买当天的众包骑手意外险。

这一意外险的保费为每天3元,保障时间从首单接单时开始到次日凌晨约定的时间结束。由于保费较低,不少外卖员都认为,这一意外险不能发挥作用,有没有都无所谓。

对于这种没有任何保障的生活,骑手大多表达了不安的心情,这也导致外卖员职业流动性极高,干的时间较长的外卖员,也都只有两到三年左右。由于外卖员没有太多发展前景,又很危险,大多骑手只是将其作为赚钱的途径。

就像李峰所说的,“跑美团是生活所迫,但这也只是一个过渡,先弄点钱,之后再选择别的行业。”但在这个过渡期,为了尽早赚到足够的钱,外卖员不得不走向危险的境地。

美团还能缺位多久?

美团被监管约谈、被舆论包裹,李峰一直默默关注,但令他失望的是,在频频推出的政策中,他们的生存现状并没有发生多少改变。

近一年以来,美团发布了不少改善骑手体验的政策。4月28日美团披露,已新开22场恳谈会采纳19条骑手建议,正在改善骑手的配送体验,并新增了“申诉审核绿色通道”、“宝贝陪伴日”两项帮扶政策。

李峰的站点每周举行一次例会,但在这场会议上,他没有听到任何新政策或是新增福利的消息,站长谈得更多的还是超时和罚款问题。

美团的动作频频,似乎并未给骑手带来多少改变。

骑手一直是美团外卖最核心的竞争力,但自2015年外卖热潮兴起,至今已过去五年有余,在骑手的保障方面,美团一直在缺位。

周晓峰认为,尽管美团等外卖平台的兴起给许多人提供了工作机会,得到了一定的收入,但美团也忽视了对外卖骑手个人权益的保障。由于对外卖平台这类模式,劳动监管部门此前的关注度较低,美团一直处于灰色地带。

事实上,在过去数年,美团一边支付着巨大的骑手成本,另一方面,又不断通过算法优化、管理规则的调整,提高着骑手的效率、控制着他们的薪酬,美团扮演的角色更像是一个不断榨取骑手价值的平台。

截至2020年末,美团上共有950万名外卖骑手,他们支撑着美团餐饮外卖业务的营收,但美团也为此付出了高额的成本。

2020年,美团外卖佣金高达585.92亿元,外卖骑手成本支出共计486.92亿元,这笔成本相当于美团总收入的42.42%,也意味着美团收取的佣金中有80%是支付给骑手的。

对于一直在优化财务模型、追求盈利的美团而言,不可能再去提升骑手成本,给骑手更好的待遇,甚至还要进一步控制骑手成本。

2020年以前,外卖骑手的成本相对于外卖收入的比例在逐步下降。根据财报,2019年,在订单密度增大的情况下,美团单均骑手成本为4.71元,同比下降8%,这也使得美团的餐饮外卖业务在2017年扭亏为盈、而后保持一定增长。

骑手成本下降,意味着骑手要付出更多劳动力去换得同样的工资,也促使了骑手与平台之间矛盾的爆发,舆论争议的爆发。

另外,美团等外卖平台之所以对骑手实施高额罚款的制度,是为了提高客户满意度,但不可否认的是,以罚款的方式,也变相减少了骑手的劳动报酬,缩减了成本。

目前看来,美团不给骑手缴纳社保,也可能是出于成本和盈利压力考虑。以李峰所在的杭州为例,按照*基数和比例缴纳,约3321元的工资,美团每个月需为每个骑手支付约870元的社保费用(除去工商保险)。

950万名骑手是一个庞大的数字,涉及的社保费用更是巨额,2020美团的净利润为47亿元,且因为巨额投入社区团购市场,如今又重新陷入了亏损。

自2020年起,关于骑手群体生存现状的讨论度和关注度上升。压力之下,美团外卖骑手成本下降的势头才明显放缓。财报显示,2020年美团餐饮外卖骑手成本为人民币486.92亿元,较上年的410.42亿元增长18%。

美团已经不能再缺位了,周晓峰提到,目前美团和骑手之间没有按照劳动合同严格管理,与传统企业有区别。需要去探索出一个既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又能符合平台模式的劳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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