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下旬，脱口秀演员Rock在阿那亚演出，路过小镇上的单向街书店。两个月前，在《吐槽大会》的舞台上，单向街书店创办人许知远的脱口秀首秀大获好评，Rock是他的编剧之一。
节目播出后，观众热烈讨论知识分子在娱乐节目中对浅薄社会的批判，弹幕飞过：“这一看就不是脱口秀编剧能写出来的。”随后，围绕许知远、易立竞等非娱乐圈人士在《吐槽大会》的稿子到底是不是编剧写的，翻腾起了一阵讨论。
观众给嘉宾的嘉奖，没有落在编剧的名字上，但Rock深知自己是这嘉奖的一部分。“有帮到嘉宾，这还挺好的。许知远激起了关于有没有编剧的讨论，（之前）其实大家都不会想到编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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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槽大会》结束后，Rock比喻脱口秀编剧和嘉宾之间，就是“代孕”的关系。“你做的是怀胎的事情，但孩子最终是他的。”
今年的《吐槽大会》有40多个编剧，数量是往年的两倍。其中有说了10年脱口秀、成名已久的王建国、程璐，有在《脱口秀大会》上崭露头角的呼兰、王勉、周奇墨、杨笠等人，此外，还有从线下脱口秀搜罗来的新人以及笑果训练营的学员。这些脱口秀演员作为编剧的首要共识就是，稿子中不能有自己的痕迹。“这就是给嘉宾写的，就是他的稿子。”Rock说。
为了“代孕成功”，编剧需要充分了解嘉宾。每个小组有三四个编剧，大量观看嘉宾的演讲和公众活动，了解他在公共场合表达的观点，掌握他的语言节奏；接着要对嘉宾进行前期采访，讨论他对被吐槽嘉宾的观点和情绪；然后才是编剧小组站在他的立场，将他的观点加工成段子。
Rock喜欢这个过程。嘉宾带给他新鲜感，代入新的经历和视角，产生新的碰撞和冲突，激发出新的表达内容，“喜剧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新”。
Rock是个“能量很低”的人，在《吐槽大会》当编剧，他要提前两个月来准备，结束之后又要用两个月“疗伤”。这种准备和疗愈更多是情绪上的，自从30岁进入这个行当，每一天他都在自我怀疑——即使是一场精彩的演出，带来的膨胀感也只能维持一夜，第二天又开始怀疑自己还适不适合干这行。
他有二三百度的近视，但站在台上表演时从不戴眼镜，显得整个人很困。他解释，不戴眼镜是因为不想看清台下的人，“他们所做的每一个表情都会被我吸收进来，需要花精力去处理”。有时候一场演出后，他好几天都不愿意说话。
不用站在台前，Rock稍微放松一点。他担任责编的小组，写稿子时气氛沉默，编剧们为了解压，吃零食，喝饮料，除了念段子，其余时间都闷着。有三分之二的时间，Rock都在提出否定意见。“因为我有一个很标准的框架，我知道许知远能讲什么，不讲什么。”
Rock喜欢框架，害怕失控，“生命中有很多对我有深远影响的改变，都是因为失控才产生的。”比如从北京来到上海，比如从健身房老板成为脱口秀演员。“我应该再去推进我的生活，但其实我很长时间停留在一个地方了。”借着给嘉宾们写稿，他可以短暂地代入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用另一种方式思考问题，仿佛推动生活又向前走了。
他摘取了许多许知远过往的发言，打乱，重新拼凑。想象许知远慢悠悠的口气，说出一个段子；想象对直播消费感到困惑的许知远，必须要讲一个消费主义的内容。他们在这个想象出的框架里，用许知远的语言、态度重新组合成符合脱口秀表演规律的表达。
经过这样的包装和重塑，稿子就有了嘉宾的风格和脱口秀的内核。许知远看到稿子，指着其中一句说：“这句话谁说的，好有道理。”Rock回答，“就是你说的啊。”
编剧们也会写“行活儿”，不新，甚至有些套路。一些偶像艺人公众形象比较相似，轮番来《吐槽大会》，“对这种嘉宾，求新很难，但能做到完成任务。我们会在读稿会上一起讨论，让它达到一个良好的脱口秀表演状态，但也就是及格。”Rock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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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ck这样成熟的脱口秀演员，写《吐槽大会》的稿子对自己上台演出基本没有帮助，“但它能培养你对综艺尺度的敏感。”做编剧就像“走台”，看看位置，判断情况，建立与节目的连接。走台走多了，你就知道舞台到底有多大，该如何去拿捏节目的尺度和语言的边界。
但对脱口秀新人而言，做编剧是个突飞猛进的学习过程。25岁的Kid讲了两年开放麦，2020年底正式签约《吐槽大会》的制作方笑果文化，做编剧是他进入公司后的*个活儿。
“我本来是不想做编剧的。我喜欢胡来的笑话，比如大张伟那样的，不是根据文本出来的效果。但有前辈和我说，喜欢说没谱儿的可以，但真的想精进舞台，有一个扎实的状态，这个能力还是要在《吐槽大会》里面去练。”kid告诉《贵圈》。
杨笠是《吐槽大会》的编剧，她教会了Kid怎样去解读嘉宾。“我坐在杨笠旁边，她会一直在嘉宾资料里面找，给我递前提。她会不停地试段子，去试各种各样的方法，我观察她怎么想东西就会学到一些。”Kid说。
呼兰教会了Kid如何判断段子好笑与否。初稿完成后，所有的稿子都会在读稿会上经过40多名编剧的综合检验和讨论，好稿子会获得全体起立鼓掌的荣耀，不行的段子读完则是一片沉默。这时总编剧程璐就会说，“好，那就改一改吧”。
还有些段子叫“开心一刻”，明知道上不了节目，但是读出来，大家哈哈一笑，也很开心。
第五季《吐槽大会》引入比赛，激发了很多人的斗志，比如被称为“赢魔”的呼兰。他“爱赢，非常想赢”，天天斗志昂扬地带着组里的编剧给嘉宾改稿。Kid就在呼兰的组里，自称他们那是“人均有病组”。
Kid是真的“有病”，情绪起伏困扰着他。《吐槽大会》开机后，他的生活被脱口秀填满，从中午工作到凌晨四五点，经常吃了早饭再回家睡觉。无暇生情，也不再需要药物的帮助了。“生活是有奔头的，你还得很自律，不能沉浸在某种情绪中。我真不觉得这是工作，我觉得他们在帮我。”
2017年《吐槽大会》首播，他觉得太酷了，“这种平时我们和朋友开玩笑的东西它怎么能搬到电视上。我当时就投了个简历，然后没有结果。”Kid说，“反正我人生前二十年干什么都没结果。”
在说脱口秀之前，Kid学过播音，干过客服，卖过球鞋，当过DJ，都没有结果。直到他进入山羊Goat，一个有开放麦演出的酒吧。他在酒吧里做运营，摆酒瓶子，听脱口秀，每两周讲一次开放麦，周末再去参加笑果的新人赛。
二十多年的没结果，终于在脱口秀这儿终结了。不用早起，讲笑话能赚钱，写出好段子就有成就感。
年长的脱口秀演员对他说，马上就会进入疲惫期。尽管他尚未感受过疲惫，但已经建立了与前辈们相似的信念：“疲惫期，是一个期，只要是个期就一定会过去。”
给说唱歌手弹壳写稿，是Kid一整季最轻松愉快的时刻。他是嘻哈爱好者，“那是我真正想讲的东西，我天天刷微博看的都是他们那些事。”
“我不希望别人知道段子是我写的。因为我真很喜欢他，我看到很多人，还有红花会其他成员在微博上转发，夸弹壳，我就会觉得这件事做得很值。”
除了几次对稿，两人其他时间交集甚少。演出完那天在走廊上遇到，弹壳同Kid打了个招呼，对他说，“有空来西安玩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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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吐槽大会》，写稿仅仅是成败的50%，还有50%在于对稿。“稿件出来，有一半取决于嘉宾在对稿时能接受多少，他能够表达出来多少，他最终呈现出来就有多少。”Rock说。
对稿时，编剧需要给嘉宾做“心灵大保健”，向他们解释写段子的本意，解释吐槽大会的语境，再示范如何通过语气和节奏，将“冒犯”转为“搞笑”。
头两季，心灵大保健的工作从前期采访就开始了。“我们去见嘉宾，往往带着更重要的任务，就是说服他来。初期做这个节目没有什么模板，嘉宾不知道为什么要吐槽别人，我们就去给他建立安全感，告诉他这个节目和其他节目的语境是不一样的，在这个语境下吐槽是安全的，不会被介意。”首席编剧程璐告诉《贵圈》。
有些明星习惯自我创作，干脆就带一份自己的稿子过来。编剧们只能慢慢地对比两份稿子，和嘉宾沟通，你看这个，要不留我们这个？“他一对比，‘好像你们这个更好’，然后我们就偷偷都换成我们的。”程璐说，“基本上就是一个沟通过程，要给他们充分的尊重，但还是相信我们的专业性吧。”
有时为了一个段子，他们能和嘉宾沟通好几天。这种时候，成名的脱口秀演员对嘉宾会更有说服力。有时，嘉宾坚持要删段子，与编剧们意见不同，问了庞博等成名演员，得到“很好笑”的回答后，才同意保留。“其实内容上都没啥问题，还是安全感的问题。”程璐说，“嘉宾提出意见，你马上就给他改出一个更好的，他觉得你牛，就认你了。有时候不是段子本身的问题，是他怕挨骂不想说，就是这种争执。”
许知远就是需要“心灵大保健”的嘉宾。Rock回忆，许知远前采时就表现出悔意和抗拒，“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有点怀疑为什么要去参与这件事情”。到了对稿的时候，有些段落他坚决不用，认为太过“粗俗”，就被替换了。
那个被称为“文化人三连”的段子，就是替换删掉的内容，加到稿子里的：“张大大，小说是一种作家写的假的事；李诞，作家是一种你以为你在从事的职业；阎鹤祥，职业你曾经拥有过。”令编剧们意外，“顶针”这个常见的喜剧技巧在一个职业作家身上，被推演出想象之外的喜剧效果。看到自媒体账号分析段子背后的典故或是幽默构造，编剧们都觉得好笑，“我们写的时候可没想这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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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剧和嘉宾见面的次数不多，彩排是调整嘉宾表演的最后机会。有些嘉宾没有足够的时间去练习，就需要彩排时编剧帮着调整语言节奏和表演细节。许知远彩排时，如同朗读课文般机械。开玩笑令他分外紧张，时不时跳出朗读状态说：“卧槽，这也太难了。”编剧们听到这里突然兴奋，说，你就保持这个说“卧槽”的状态，放松地去开玩笑。
也有的嘉宾会同编剧们逐字对稿，在稿子中做出重音、断句等不同的标记符号——这些稿子会通过提词器出现在录制现场。甚至会有嘉宾录下编剧读稿的视频，带回去模仿，到彩排时就基本成型，不用大改。
五年间，《吐槽大会》自称向娱乐圈的大咖小咖都发出过邀约，歌手明星能来的都来过一遍了，只能开始挖掘易立竞这种其他圈层的嘉宾。
“很多嘉宾其实你抓不住，你都不知道她在讲什么东西，很奇怪的感觉。”易立竞的编剧三弟告诉《贵圈》。相比之下，易立竞有想法，愿意表达，还有可被抓住的人设。
易立竞离喜剧很远，刚参与节目时，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好笑。编剧们也会担心观众审美疲劳。“刚开始觉得用问句讲脱口秀好好笑，好犀利啊。但你一直写问句，就会怀疑会不会不好笑了。”三弟说。
在读稿会上，程璐有时候觉得三弟都怂了。“他们觉得易立竞不应该这样说话，不应该那样说话，就突然写的完全不像易立竞了。确实有点难，很难用我们常用的表达去给易立竞创作，既要用反问的方式，还要有新的角度。”
程璐和三弟商量，想设计一个易立竞突然可爱起来的段子，但最终也没做出来。不过，她在节目中受到的肯定和赞许，某种程度上给了三弟信心。
2014年，三弟从深圳来到上海成为全职脱口秀演员时，已经在业内小有名气。但是因为某些原因，不能参加线上的脱口秀节目，为了证明自己，只能给这些节目做编剧。
“以前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写新段子就会焦虑，现在好像没有那么焦虑。因为我觉得我是能写出来的。”她去参加脱口秀比赛，拿了亚军，周奇墨是冠军。她觉得自己好像还可以，好像还没有丢掉这个本事，突然就心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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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到录制现场，Kid坐在观众席里都忍不住忐忑，不知道自己负责的嘉宾表现如何，“父亲在产房外面的那种心情吧”。哪个段子观众笑了，几个编剧就会对视一下，点点头，意思是他这个讲得好。
现场听到好的表演，编剧们也和观众一样笑得东倒西歪，甚至有坐在*排的编剧兴奋地站起来用手猛拍舞台。那一刻所有准备过程中的疲惫、麻烦、不由自主，都化成把事做成的成就感。
写好一个段子很浪漫，Kid这样想。“浪漫就是你做的事情很值。我现在做的事情我自己就觉得值。”
往大了说，是一种人生态度，“我觉得《吐槽大会》就是让大家看到你可以犯一些错误，每个人都在犯一些错误，但是我们要去面对它。然后用笑去消解它。我觉得是挺好的一个过程。”程璐说，“其实生活里就是这样，你不要强撑着，你不是一个完人，你有错就认，你不认的话永远都在那里，成为你的一个禁忌，其实还挺不好的，大家都很难受。”
往小了说，程璐觉得做编剧是同事们没有在脱口秀领域退步的重要因素，“集中、大量地做节目，是一个不断提高标准和练习的过程。你只有不停地做下去，才会越来越好，是个滚雪球的过程。”
初来上海时，Rock只想好好做个脱口秀演员。我为什么要给别人写稿，他反问自己。很快他就明白了，因为彼此需要。“节目需要我写稿，我也需要这个节目；行业需要这个节目，我也需要这个节目，就是这样。”Rock说，“不做编剧怎么会有许知远的稿子，怎么会有好的吐槽大会，这是大家一点点的付出，积累起来的。”
自《吐槽大会》热播开始，脱口秀已经不仅仅是个人爱好，它成了一个多人参与的事业，意味着梦想和热情。
五年前，在北京，Rock只能在十几人的酒吧里演出，一周两场就到头了。现在他可以去非常多的城市，“只要我想演，马上就能去演，我能和很多地方的观众有交流。你感受到整个行业都在成长，然后你在其中获得了很多，也真的希望行业会越来越好。”
作为吐槽大会的责编之一，三弟不仅要把控写稿方向，还要经常把扯远了的话题拽回来。她喜欢和团队里的年轻编剧聊天，“好开心，好活泼，什么都能聊。”反而是和同龄人在一起，话题太沉重了，结婚生娃买房子，还是和年轻人在一起有趣，“他们的思维很发散，能给你很多惊喜。更活泼，更热情，让你感觉更开心。”
受益于节目，脱口秀这个行业比以往更好了。三弟意识到，自己即使只做编剧，也不会觉得活得比别人差，她需要的只是足够的时间来写段子。
《吐槽大会》录了四个月，编剧们就要忙活四个月，忙到三弟不得不把自己的狗送人。录制期间，哪怕是永远处于创作兴奋期的Kid，都很难有状态去写自己的段子。编剧们每天都在尝试代入不同的嘉宾，在他人的思维中运转。他们需要恢复期，首先是身体，然后是情绪。
当了四年《吐槽大会》的编剧，Rock说自己仍然在适应节目的节奏，“我需要更多的时间去产生出一些我满意的内容。”
他相信自己能缓过来，虽然这个周期或许很长，需要休息，需要沉淀，需要输入，但每当他写出新的段子，在线下的演出中收获笑声，“那种自信就会慢慢补充起来，每一年都是这样的重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