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下的东京：一个爱情故事

在东京奥运会正在如火如荼展开的时候，这是发生在东京，一对普通老人的故事。当我们荣耀于金牌的数量，竞技的激烈，也不要忘了，之所以举办奥运会，为的是用竞技代替争斗，用体育增进理解。在疫情风暴仍未远去，世界被动荡和分割包围的当下，这显得尤为重要。作为普通人，所谓奥运精神，既可以关乎体育也可以关乎生活，平和地、庄重地追寻人生的幸福，为人与人之间的连接而努力，需要的心力，就和赛场上的斗志一样。

平井角五郎先生

平井角五郎今年88岁，这个夏天，他迎来了一生中第20个奥运会——东京奥运会。

这里是东京，下町一带，有著名的隅田川，浅草寺，葛饰北斋，相扑，最早代表日本参加奥运会的马拉松选手金栗四三也在这一带练习过跑步，那是差不多110年前的事了。

平井角五郎先生是我的邻居，他一头白发，中等身材，戴金边眼镜，穿花衬衣的时候，会选择一双黑白配色的皮鞋，透露出稳重但又不失愉快的内心。某种程度上说，他深具奥运精神：每天坚持运动，小心维持体脂肪含量在合理范围内，心态开放，欢迎外国人，也就是我。那是2020年5月，疫情在世界范围内爆发，日本政府号召全国民众进行*次自肃（也就是居家不出门），街上空无一人，超市里的矿泉水、抽纸、口罩、啤酒都卖爆了。

我在超市碰到平井角五郎，向他打了个招呼，这是作为邻居之后我们*次正式交谈，我们沿着河边一起走回住处，他说：“最近都要待在家里，很无聊呢。”聊了一会儿，他才一惊：“呀，你是外国人啊？那我岂不是也变成国际人啦。”

正式相识后，平井角五郎先生剪下了20份报纸上的数独和“找不同”游戏，小心整理，答案和题目分类叠放，投入了我的信箱，希望我能借此打发一些时间。信封上写着：你玩得高兴我也高兴哦。

作为独居老人，平井角五郎先生有很多时间看电视，新闻里关于奥运会的最近进展和新冠感染的最新状况他都了如指掌。乌干达选手乘新干线逃跑的那天，日本新增感染3432人，乌干达选手被找到的那天，日本新增感染2329人。

“感染的大多都是年轻人啊。” 平井角五郎先生对我说，他有着一个老人的谨慎，但能做的也不多，嘱咐我好好洗手。

这是我来到东京的第二年，这两年，这座城市先是对2020年奥运会充满期待，然后疫情爆发，奥运会延期，再然后一年过去，奥运会又要咬牙举办，疫情又爆发了。

说实话，我以前不知道奥运会也能反对，东京都立川市的一家医院，院长在沿街的窗户上贴上标语：“医疗已经到界限，停止奥运会！”东京都厅，火炬传递途中，甚至奥组委主席巴赫入住的酒店楼下，小范围的抗议都在不断发生。即使7月23日，开幕式全球直播时，抗议者依然聚集在一起，齐声高呼：“停办！”

一天早上，我走在去上日语课的路上，看到一群人举着手绘的海报，上面写着“中止东京奥运会”，旁边还画了一只猫，说“ヤダ”，那是日语“讨厌”的意思，萌化的日本猫也在表明自己的态度。

“请在新冠防疫政策和女性贫困政策上用尽全力。”一个抗议者对我说：“我们每天都会在这里，请继续支持我们。”无论是在公立图书馆还是独立书店里，反对奥运会和支持奥运会的书籍都被并排摆在一起，毫无疑问前者更加醒目。律师宇都宫健儿和社会学者上野千鹤子分别在网上发起反对奥运会的联署签名，共计收到了近65万人的签名。转过街角，我的70岁日语老师却说：“我很期待奥运会，我希望日本队这次多拿金牌。”

我正站在丹下健三设计的代代木竞技场门口的时候，代代木公园上空突然出现一个巨大的人头——这源于一个日本女孩的梦。现在从空中望去，却巨大而诡异，仿佛是命运莫测的巨脸，飘荡在疫情肆虐的日本的天空，巨脸仿佛在说，所有人都是这场危机的同谋，奥运盛会在此时此刻举办，一切都是祸福难料。

7月23日，东京奥运会如期举行。这一天，平井角五郎先生的日程安排是，早上4点自然醒来，把计步器放在裤兜里，这是我帮他设置的，计量了他步伐的长度，一步60厘米。沿着隅田川边走一段，日均三千步。5点回到家，坐在佛龛面前念一会儿经，读报纸，听音乐，没有蛀牙，兴趣广泛，喝0酒精并附带减内脏脂肪功能的啤酒，实际年龄88，身体年龄75岁，一个安适的白天。到了晚上，奥运会就开幕了。

电视放出闪烁的光，平井在开幕式和其他频道之间不断切换。他的公寓在隅田川的东边，阳台上就能看见著名的隅田川花火。当东京都的夜空被庆祝奥运的绚烂烟花点亮的时候，当热闹与怀疑，感动与愤怒，关于奥运的情绪涌上顶峰，但对于平井角五郎先生，这只是又一个孤寂的夜晚。电视停留在了一个音乐频道，女高音歌声悠扬，一直唱到夜里一点。

就像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在艰难中拉开序幕，也会在波折中终止，那些代表人类对美好世界的向往，都将留下伤感的余音。这一年对于平井角五郎先生，也是一个让人伤感的时候，在奥运会开幕前夕，他和少年时的同学，老年时的恋人玲子，分手了。

奥运会与历历人生

“前畑、頑張れ！前畑、頑張れ！”

平井角五郎先生望着我，模仿着NHK广播员的节奏和语气，似乎想将我拉入记忆中的另一个奥运之夜。那是八十年前，他人生中经历的*次奥运会。没有电视和互联网的1936年，他才3岁。

那是由希特勒操办的柏林奥运会。3岁的平井在东京和家人一起听广播。女子200米蛙泳比赛，NHK广播员河西三省在广播里重复了20多遍的“前畑、頑張れ（前畑，加油）。”那一年，前畑秀子为日本奥运女性选手夺得了首块奥运金牌。八十年前的那个欢乐的深夜，直到如今依然冲击着平井角五郎的心。

这是二战开始前，全世界举办的最后一届奥运会。原本象征着各个国家的人民团结在一起，用竞技代替争斗，和平代替战争的盛会笼罩在欧亚大陆的战争阴云之下。四年后，没有奇迹出现，战火席卷了世界。平井角五郎7岁时，原计划于1940年在东京举办的第12届奥运会因战争而取消，世界也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泥潭中挣扎。青壮年被送上战场，其中包括一部分原本应该出现在奥运会的奥运选手。日本人称这一届不存在的奥运会为“幻的奥运会”。战乱中的悲苦让身处其中的人不得不怀疑，奥运精神能拯救人类吗？在野心家面前，奥运精神也显得脆弱。

“我家附近搬来了一家韩国人，有时候能听见他们用韩语唱歌跳舞。那个男孩和我一个学校，很多人欺负他，骂他朝鲜人。我总觉得有些过意不去。冬天的时候，我看他就穿了一双很薄的袜子，我想送点什么给他，但又觉得不一定会被接受。”

平井角五郎的童年在东京大轰炸中度过，他曾经仰着头，看隆隆飞过的美军飞机。炸弹呼啸，火焰腾空，血与泪，那是疯狂的统治者带来的恶果，游泳冠军前畑秀子的奥运金牌遗失在了美军的轰炸中。

战争后期，平井角五郎随父亲回到离东京100公里外的群马县，在这里度过了他的少年时期。在古代，东京被称为“武州的国”，群马被称为“上州的国”，上州国的女性性格强，赚钱厉害，是古已有之的地域观念。玲子是平井隔壁班的同学，玲子擅长数学，有着更优异的成绩，而平井是个文科男生，喜欢音乐和阅读，虽然他喜欢捉弄别人，但自己也很容易被捉弄哭。平井和玲子知道彼此的存在，但彼此没有说过一句话。

高中毕业后的1950年代，平井回到东京。少年时的同学们还没来得及认真告别就在人海中各奔东西。

平井回到隅田川边，进入一家皮革厂做学徒工，这时的日本正努力尝试从战后的泥潭中振作起来，到处都是蓬勃的活力，都是希望，都是机遇。学徒工平井有了自己的皮革公司，成为了平井社长，拥有了一辆尼桑轿车。1959年，1950年代的最后一年，国际奥组委在慕尼黑宣布1964年夏季奥运会在东京举办，随后不久，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为了奥运会，东京处处都在被推倒重来，城市在重建，高速道路，新干线，与国际接轨的，拥有抽水马桶的五星级酒店被建设起来，东京的街道一下就变了。隅田川从一条臭水沟变成了一条漂亮清洁的河。由建筑设计师丹下健三设计的代代木竞技场，向世界展现出“世界有丹下”的野心，这也是日本人对未来的一种想象。某种程度上，把战败日本通过奥运会进行重建这一意识，是在无意识间产生的。就连色情电影，也在1963年兴起，成为到东京修建奥运场馆的工人们的欲望出口。

“我家那时候已经有电视了。”1964年，开幕式当晚，平井一家在电视前看了开幕式，妻子和孩子坐在身边，妻子怀着他们的第二个小孩。回想当时，虽然在那一年的上半年，日本还发生了新泻地震，多次飞机坠机，以及诸多因战争遗留而产生的问题。但毫无疑问，时代仿佛从黑白变成了彩色。新的口号被提了出来，日本人要向“一亿总中产”迈进。而他们正是“一亿总中产”中的一份子。

平井说那个夏天整个城市就像在过春节一样，开幕式的夜晚堪比除夕夜。街上多了好多外国人，穿着黑色制服的中学生逮着外国人要签名，虽然也不知道对方是谁，签的是什么。

那一年，坐在奥运会开幕式观众席的三岛由纪夫说：“奥运会再不办的话，日本人就要生病了……紧张，焦虑，奥运会像一个疙瘩一样被日本人长年抱在怀里。现在日本人终于可以从内心深处，从奥运会这一长年的郁结中堂堂正正地解放出来了。”这句话放在今天也惊人地应景。

1964年的奥运会，因为主办国日本，具有了极强的理想主义色彩，一场象征世界团结的盛会，在曾经的敌人、战争对手、仇恨对象的国土上举办，喻示着一种世界将变得越来越好的信念，“更快、更高、更强”，人类将在和平中追求幸福。但事实是，理想往往让位于现实，奥运会也不例外：1980年，美苏冷战之下，体育民族主义以及东西方意识形态对立，让莫斯科奥运会蒙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而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市场化又开始颠覆性地改变奥运会。后来的亚特兰大奥运会和悉尼奥运会，甚至直接被揶揄为“汉堡包奥运会”和“可口可乐奥运会”。

1964年东京奥运会后，伴随飞速发展，“日本可以说不”成为时代的强音。再然后，辉煌远去，又到了“失落的二十年”。

平井的人生也迎来了转折。他的公司倒闭了，妻子生了病，头发掉得厉害，未来他将失去自己的妻子。某一天，平井先生把车停在楼下肉店的门口，肉店老板让他挪车，看见他生病的妻子，于是向他介绍了创价学会，希望这能带给他们些许依靠。

创价学会是日本的佛教系宗教团体，在世界范围内有超过一千万的会员。平井的家里挂着创价学会创始人池田大作的照片，听说石原里美的原名是池田大作取的，但平井先生对此一无所知。如今，平井家里有很多佛经，他告诉我佛经教给他很多东西，比如死亡，“死亡是一瞬间发生的，应该是轻的，柔的，粉红色的。”

Together

2008年，北京奥运会那一年。75岁的平井角五郎在小学同学的葬礼上与几十年没见的玲子重逢。这时，他的妻子已经去世，而玲子也从少女变成了老太太。平井开车送老同学们回家，顺便向同学介绍创价学会。当他向玲子介绍时，玲子干脆地回绝了：“我家是共产党。”

“我后来觉得很抱歉，想去玲子家里向她和她丈夫道歉，结果玲子告诉我她丈夫已经去世了。”

平井自己也是老人了，有一天在钱汤泡澡，通过镜子看到自己又瘦又老的身体，他吓了一跳。他没想到自己会与玲子重逢，虽然这重逢是如此之晚，大家都进入了暮年。

平井决定邀请玲子一起去兜风。

两个白发老人*次开车兜风，去的是群马县的赤城山。赤城山有一条笔直的上坡路，跑到一半，车没油了，玲子着实被吓了一大跳。平井顺着小坡路让车滑下去，那是一个秋冬之交，平井说他记得那天下坡路时吹在他脸上的风，“冬の颪”，那是群马县的特产，也叫“赤城颪”。两个人被这窘境逗得哈哈笑。

最初几年，平井就是这样从东京开车去群马见玲子，他们去爬很多山，逛很多湖，他们是恋人了。

后来平井老到不能再开车了，玲子每个月坐电车来东京，一个小时50分钟的车程，玲子拎着一大包行李，坐到上野站，平井在车站等她，见面之后两个老人习惯在车站附近一起吃一碗荞麦面。有一天他们敲我的门，我打开门看见两个情绪高涨的老年人，穿着红绿蓝黄撞色的鲜艳夹克，他们举着一根大香肠，对我说“给你的土特产！”

2020年，是他们恋爱的第12年，因为新冠，他们习惯在外出牵手时戴上手套。早早打完了两针疫苗。东京政府一次又一次发出自肃要请，平井和玲子见面的时间变得越来越不确定，2020年东京奥运会宣布推迟一年。为了方便和家人联系，平井角五郎也拥有了一台智能手机，他甚至注册了line的账号，头像是一张大笑的自拍。

新冠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状态。我去参观了一场名为“奥运精神”的展览，那里设置一个没开灯的房间，里面摆满了手机和ipad，每个设备都在播放人类如何度过过去的一年。在家训练的运动员们，穿着防护服的医务人员们，空无一人的广场，拥抱痛哭的人们，“stay home”的标语。

终于，奥运会举办前夕，玲子的体力无法再支撑她继续异地恋爱，她没有体力陪平井一起散步，走的途中总是走走停停，也更无法完成群马到东京的长途旅行了，她和平井决定分手。玲子最后一次来东京，平井的心咚咚跳，“我和玲子是很纯洁的关系，因为我们都是老人了……12年，我们创造了很美好的回忆。”

“女性才是真的坚强，她们因温柔而坚强。男人只是表面上看起来强，其实内在很脆弱。”在玲子离开后的某一天，平井这么对我说。

2021年东京奥运会如期开幕。我和平井一起送玲子到上野站，站台上，玲子握着我的手对我说“sayonara”，我们可能永远没有机会再见面了。我想起1964年东京奥运会纪录片里，闭幕式时打在大屏幕上的“sayonara”。那一届奥运会被称为平和，自由的盛典，各国运动员无秩序地走在一起，拥抱，肩并肩，一起微笑一起流泪。

那一年三岛由纪夫在国立竞技场看完这场和平的盛典，写下“所有的运动里，都像含有少量酒精一样，含有少量的忧愁。”

我想我可能永远都见不到玲子了。后来，走在街上看见老太太的时候，我都会想到玲子，在想她哪里和玲子像，哪里和玲子不像，有时候看到长得像的，都想上前辨认，“这会不会就是玲子”。有一天我打开电梯，电梯里站了一个老太太，她竟然真的就是玲子，我们两个都吃惊地说不出话来。或许是耐不住寂寞和想念吧，玲子又回来找平井了，虽然这一天日本新增感染10774人。

属于平井和玲子的故事还未完结，就像这一年的东京奥运会，新增加的那条奥运格言，“together”，我们还要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