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留学生们信奉“努力就会有结果”。他们相信学术是自由的，机会是平等的，教育是公平的。一个人只要努力，就能获得他想要的一切。但现在，那个时代结束了。媒体报道说，美国开放签证以来，约有五百多名中国理工科研究生因为10043号禁令而被拒签。“但实际数量远不止如此。”一个留学生告诉我，受影响的不仅是理工类专业，有同学梦想成为艺术家，也因为背景审查未通过，被迫中止。
因为10043号禁令，很多学生的留学道路止步于此。这个禁令可以追溯到特朗普时期。美国政府有一个内部“动态更新的”中国高校名单，借口和这些学校有关的留学生，可能偷窃美国的先进科学技术，凡是有过相关教育经历的学生，都无法顺利拿到签证。最初，这个借口被当成一个玩笑看待，没有严肃的学者会认真对待它。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多丽丝·莱辛写过一本小册子，名字叫：Prisons We Choose to Live Inside。我们生活在一个对自己的认知远超以往的时代，却频频退回原始野蛮的状态。我们制造了一个认知囚笼，然后把自己困在里面。10043号禁令就是这样一个产物。但今天它却成为一堵名副其实的高墙。
被拒签的留学生们创建了一个网站，在网络上集结发声。他们贴出的经历里，有人因此患上了抑郁症，“快崩溃了，每天早上起来都哭”；有人被迫与女友分离，“一旦回国就再也去不了美国了”；有人不愿再跟媒体谈起这件事，“除非接受采访能解除禁令”。
一些人选择转身，奔向另一种生活。另一些人决定“死磕到底”，起诉美国政府。他们聘请了律师，巨额诉讼费是一个问题，就开通筹款渠道。在互助核心群里，大概有三十多个志愿者，他们中的一个对我说，“成员一直在变化，不断有人进进出出。有人主动提出来加入，也有同学遇到压力或者变故选择了退出。”
这篇文章的主人公是限制名单上几所中国学校的学生之一。他说自己是个“小镇做题家”，*次遇到无法用“学习”来解决的事。求学二十年，他从茫茫大山里出发，通过一路“做题”，成为那个站在顶峰的人，却因为禁令停下脚步。他将一切筹码压在了出国留学上，如果没有这个禁令，他现在应该已经是一个计算机博士了。他会在美国读书，毕业后进高校，做科研，又或者在大厂搞研发，无论做什么，那都是没有决定好的，他可以在未来慢慢地想。但现在，这些设想都离他远去，“这不仅是梦想破碎，人生道路也因此发生了改变。”
以下是他的讲述。
10043号总统令
因为10043号禁令，我的梦想破碎了，人生道路也发生了改变。我为此付出了数年的努力，实在不愿意以这样的方式结束。
这是我*次遇到无法用“学习”来解决的事。如果是在学校里，我可以通过努力解决大多数的事情——成绩不好，那你努力学习，成绩就会提高；英语不好，那你通过练习，就可以达到一个好的英语水平；没有论文，那你努力做科研，就可以发表不错的论文。但这次不一样，我对此无能为力。
虽然我还没有去面签，但我曾听群里的同学们描述过那个场景：签证官在听到你的本科学校时，脸色“瞬间变了”，接着就递出拒签单，拒签理由是10043号总统令。也许之后我会去试试，但对于结果，我不抱有任何期望。
老实说，我现在的状态不是很好，整个人处在一种很抑郁的状态，经常会感到无力和无助。我也不知道如何去解决这件事情，因为这不是我个人就可以决定的。目前，我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实习，平时工作很忙，我试图用忙碌来填满自己，希望能忘记这种烦恼。
所有你能想到的负面情绪，我都有。每天都在很紧张焦虑的状态下度过，一份有点压力的工作能暂时帮助我转移一下注意力。但有些时候，比如晚上睡觉前和早晨起床后，我还是会感到一种巨大的压力，偶尔会觉得慌张，对未来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特别是看到身边的同学如愿去了心仪的学校读书，或是找到了很好的工作，我会感到无比失落。
很长一段时间，我晚上都睡不着觉。我沉溺于各种清酒吧，疯狂地把自己灌醉，希望能暂时忘掉这份痛苦。
我来自北京的一所高校，毕业前已经申请到了全球排名前十的一所美国高校的计算机博士入学资格。但是，我的母校正好在所谓的“制裁”名单上。去年五六月份，有关禁令的新闻刚出来时，我就关注到了。不过因为疫情的影响，当时签证还处于未开放的状态。我还抱有一些侥幸心理，觉得可能是因为特朗普需要竞选总统，通过这种手段来增添一些筹码。
我期望等到拜登上台后，情况能有所好转，但事实并不如我所愿。美国开放签证以来，受禁令的影响，我身边的同学没有一个顺利拿到签证的，所以我对自己的签证情况也不抱任何希望了。
在这几个月里，关于10043禁令的内容，我已经看过了太多次，它的每一个细节我都很了解。
10043禁令的借口是特朗普政府指责一些中国留学生，污蔑他们可能会偷窃美国的先进科学技术。这个禁令里并没有明确提到哪些学校哪些专业会受影响。但我认为，这种很模糊的措辞反而给了签证官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和拒签的空间。
经过我们的观察，他们有一个内部名单，只要是与名单上的学校有过关联，申请去美国读硕士或博士的理工科同学，都会被拒签。甚至有一些已经拿到签证的同学，后续也被撤销了签证。这份名单是动态更新着的。
不仅是我个人拿不到签证，10043禁令波及的范围正在逐渐扩大。拿我的老师来说，他现在已经完全停止了和美国任何的学术交流，他也没有办法拿到签证。一些准备出国留学的学弟学妹，也都决定改变自己的计划。另外我们的一些美方合作老师，担心被政府盯上，也暂停了和中国的学术交流。
我穷尽一切办法，不让自己的声音被淹没掉。但我个人其实能做的事情非常少，我能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联合有相似境遇的同学，大家一起互相安慰，一起想办法。这样我可能会感觉到好受一些，我能做的也仅此而已。
我们与美国校方联系过，也和大家一起写过联名信。学校对这件事情表示了关切，并承诺可以让我再延期一年入学。但并不是每个学校都会如此，对于大部分留美学生来说，能不能把学业继续进行下去，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我不知道这个禁令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解除。
一直以来，我们的教育文化告诉我们要做“谦谦君子”，但如果我们不抗争的话，这个影响的范围可能会进一步扩大。我们注意到，一些美国的追随国家也开始对中国留学生严加审查了。被拒签的同学们发起了一个名为“ANB学术无国界”的运动，希望能有更多人听到我们的声音。
我们主要做了三方面的努力：我们联系了国内外的媒体，对这件事情进行报道，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听到我们的声音。另外，我们给美国高校写了联名信，争取到校方的一些支持。现阶段，我们已经选定了代理律师，打算对美国政府进行起诉，希望能够撤销掉这个不公平的禁令。
我们在微博上写，“莫须有的罪名为什么要平白承担？今日退一步明天就能够海阔天空吗？与其坐而抱怨时代的阴差阳错，不如放手一搏，还梦想一个结果。”
只有“做题”这一条路
我就是大家口中的那种标准的“小镇做题家”，出生在广西南部大山一个普通的贫穷农户家庭里，家里*值钱的东西只有一台破旧的电视机。18岁之前，我的生活单一又枯燥。除了上学，其他时间就是帮着父母干农活。我去过最远的地方是镇上的集市，不是为了购物，而是为了把家里的农产品卖掉。在上大学以前，我甚至没有坐过高铁。要想走出大山，我只有“做题”这一条路。
后来，我去了镇上读高中，我属于那种不爱说话的人，只知道闷头学习，但也不知道为了什么而学。在班级里，我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好学生”之一。一次晚间谈话，班主任拍着我的肩膀叮嘱我，“一定要好好学习，走出大山，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于是，“出去看看”这个信念深深地种在了我的心里。在我们镇上，年轻人们读到高中毕业后大多就出去谋生了，能上个大专或者本科已经很好，但我不愿意过这样的生活，我向往的是山外的世界。不是指出去打工，而是通过学习改变命运，能够不为生活所困，自由地去看看这个世界。
我从没有跟任何人说过自己的想法，只是暗暗努力，想着总有一天可以走出茫茫大山。高考我考得不错，超出一本分数线一百多分，填报志愿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填报了北京。我想，这一次我改变自己的命运了。
独自在北京漂泊求学的那段日子，我感觉到了深深的震撼和迷惘。雄伟壮丽的故宫、长城，五彩斑斓的都市生活，见多识广的同学，我真切地感到了自己的渺小。于是我拼尽一切想要融入这里，掩盖内心的恐惧和卑微。我清楚地记得，大二冬天，一堂百无聊赖的英语课上，我看到邻座的同班女生在认真地背英语单词。我好奇地问她在学什么，她说她在备考GRE。我惊讶地问她，“季？季阿姨？这是什么鬼？”她向我解释，要想去美国留学的话，就需要先通过语言考试。
美国？我愣了一下。在此之前，我对美国完全没有什么认知。只知道是一个有着微软、苹果、科比和变形金刚的遥远国度。依稀记得各种讲座上，老师们总是滔滔不绝地大谈中 美关系，那个新上任行事独特的特朗普，是大家经常调侃的对象。
班级同学一起出去聚会，大家讨论的都是留学出国、考雅思托福、国际新闻和政治，有的人很小就出国旅游过。我在一旁插不上话，这些东西对我来说，是完全不可想象的。这件事对我的冲击很大，潜移默化地，我也想像他们一样，出去看看更大的世界。
后来，我和大多数同学一样，进入了实验室打杂，那些日子我泡在图书馆和实验室里，看了数不清的论文。我的导师从美国的一所名校博士毕业，他告诉我，以后有机会了，一定要去那里看看，对人生会有好处。从那一刻开始，我萌生了留学的念头。一开始我什么也不懂，我在知乎上搜索相关信息，在小书店买了二手学习资料，开始没日没夜地复习准备。在每个清早和凌晨，在图书馆，在自习室，在操场，在食堂。
可是，有一天我猛然意识到，留学需要大笔的钱。我向同学打听过，美国的高校全额奖学金非常难申请，要想在美国读研究生，两年的花费大概在八九十万。我实在拿不出这么多钱，我的学费和生活费需要助学金支持，我甚至连托福的考试费都凑不齐。于是我陷入了巨大的纠结。无奈之下，我只好暂时搁置了梦想。和大多数人一样，我选择了本校保研，因为这样就可以不花什么钱继续读书了。
有一次开小组会，老师给我们分享他看到的论文和学界*进的研究成果，大多都来自国外。一些非常亮眼的工作，都是美国一些大学的研究者们做出来的。我们必须得承认，在某些方面美国确实还是占有*地位，话语权还在他们手里。当时我的导师跟我说，“如果你对学术感兴趣，还想继续深造，美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我终究还是无法放下心中的遗憾和执念。一天晚上，我在网吧里上网，无意间点开了一部泰国电影《天才枪手》，里面的主人公拼上一切，也要去外面看看，仿佛走出去就能改写命运。我独自在烟雾缭绕的网吧中沉默了许久，那一晚我想明白了，人生只此一次，所以我决定重新踏上这条路。
研究生期间，我找了两份实习，每天在汹涌的人潮中奔走，穿梭在西二旗和中关村之间，只为了能攒够考试和申请留学的经费。最难的时候，我每天六点半起床去挤地铁，路上通勤需要一个半小时左右。路上，我抓紧时间捧着手机背单词。白天需要上班，吃饭午休的时候我也在刷题。我拼了命的搞科研、发论文，下班后一头扎进实验室，主管给我发消息我也从来不回。做实验、处理数据、写论文，一直到十二点半再回寝室洗漱睡觉。我没有周末和节假日，即使是出差时候，在机场的车站我也背着破包处理实验数据。因为我明白，论文可以让我申请时更添一分胜算。
我没有什么兴趣爱好，工作和学习已经占据了生活的全部，一天的时间基本上不够用，也没有精力再去做其他的事情。只有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会听一听五月天的歌，从中找到前进的力量。
每当疲惫不堪的时候，我就和那些留美的同学朋友们聊聊，听他们吐槽学校，谈谈那儿的风土人情，参加的社团活动，好像他们就在身边一样。我在心里发誓，“总有一天，我会漂洋过海地来看你们。”
我就这样傻傻地努力着，很累，但很充实。似乎自己只能这样，仅有一个方向，已经不能改变。这一路，我发了TOP期刊，至少有四篇全英论文，拿到了国家奖学金，考过了GRE和托福。
也许是上天眷顾我的努力，最终，我被一所常年排名全球前十的著名美国高校PHD录取，并且校方将提供五年每年六万美金的奖学金。美国对我来说，不再变得遥不可及。拿到offer的那一刻，我的内心百感交集：二十多年了，我从茫茫大山里出发。曾经的我，“曾难自拔于世界之大，也沉溺于其中梦话”。现在的我，终于，终于，可以拥抱这个世界了。
但故事并不像预想中的顺利，一张禁令彻底击碎了我的梦想，我的母校上了所谓的制裁名单。疫情肆虐，更给我的前途蒙上了阴影。我安慰自己，等新总统上台，一切就能好转。命运多舛，新总统上任了，但这个政策依旧延续。
我从来没有感到这样无助，在一瞬间，我这么多年来所有的努力都失效了。
“消除恐惧的*办法是面对恐惧”
如果没有这个禁令的话，我现在应该已经是一个计算机博士了，我会在美国读书，实现自己多年以来的梦想。对于毕业后是进高校做科研，还是去大厂搞研发，我还没有决定好。眼下，这一切都离我远去。现在的情况是，拿不到签证，我的学业没办法顺利进行下去，我只能找一个公司先实习工作，至少能勉强维持生活，等待奇迹和转机出现。
在外面呆的越久，我跟家乡的亲戚朋友共同语言越来越少，我跟他们说自己要去美国，他们都很惊讶。我听到最多的话是，“你为什么要出国啊？在中国找一个挣钱的工作不好吗。”父母也不理解，他们觉得，老老实实呆在国内，找一份不错的工作就可以了，但他们不会阻拦我。
我很喜欢北京，我也很感激北京，北京从来不缺少机会。北京有全国最*的教育资源和数不清的发展机会，我在这里见识到了更广阔的世界，结交了很好的老师和同学，感受到了多彩的城市生活，这对于在小镇出生和长大的我来说是非常宝贵的。北京对我来说是一个公平的城市，像我这种出身不太好的人，也可以通过自己的奋斗过上更好的生活。
我以前经历的挫折，可能是论文做的不顺利，或者考试没考好，工作出了小差错，也可能是这个月的生活费没有着落。但是所有的这些，与这次的经历相比都不值一提。我拼命努力拿到了心仪的offer，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却要与它失之交臂，这种失落的感觉是前所未有的。
关于为什么一定要是美国，我想过很多。对我来说，美国已经不仅意味着一个国家，它是我这么多年努力的一个方向和实体。当我在大山里的时候，我想去大山的外面看看；当我来到北京的时候，我想去国外的世界看看。支撑着我一直走下去的理由归结成四个字，就是“出去看看”。
事情发生以后，网络上有很多反对和不理解的声音，甚至指责我们为何一定要去美国。我会有些担心，但我明白，这些说法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多元的社会，大家的立场和处境不同，看法自然也就不同。对我个人来说，作为一个学生，如果我想要提高自己，出国留学还是一个首要的选择。
与不公平的境遇抗争，也许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事件发生以来，我们成立了“学术无国界(ANB)”互助组。代表超过1000名中国留学生向50所美国大学发送了联名信，向祖国主管部门和学校请求帮助，在国内外社交平台和媒体奔走呼号，呼吁大家联合起来反抗这个不公平的禁令。美国高校也对我们的联名信做出了积极回应，美国大学协会（AAU）联合其他39个机构，向美国国务院发出了联名信，表达了对10043禁令的关切和担忧。
但是，禁令仍未解除。虽然民间多有同情和支持的声音，美国政府依然采取回避、淡化的态度。于是，我们打算起诉美国政府。
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确定诉讼计划之前，我们与多位美国律师展开过咨询，律师一致对案件难度做出了很高的预估，这在当时也超出了我们的预期。美国宪法在国家安全上给予了总统相当大的权力，在这一点上我们很难让法院做出完全推翻10043号总统令的判决。但同时，诉讼也并不是没有获胜的希望。除了通过诉讼扩大我们的影响力、让拜登政府意识到禁令的不合理之处，禁令本身的模糊不清、签证官员对禁令的简单理解和粗暴执行也给了我们起诉的空间。
我们已经确定好了代理律师，目前律师对诉讼的难度和工作量做出了估计：我们需要筹集至少35万美元才能开启诉讼进程，后续视诉讼进程可能需要追加15-65万美元，最多需要6个月的时间可取得初步结果。
这件事情是一定一定要抗争下去的，就算我失去了读博士的机会，我也依然会选择抗争下去。
一直以来，我的运气都不是很好，我不属于运气很好的那一批人。为了去美国，我花了很大的力气准备。2020年毕业，遇到了疫情无法入学，2021年，又碰上了10043禁令。但就像那句很流行的话说的那样，“消除恐惧的*办法是面对恐惧。”
如果一年之后还拿不到签证，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也许我会继续在北京工作，或者是再等两年再考虑出国，去美国是我的一个执念。如果年轻的时候有一个梦想，因为不可抗力而最终没能实现，我会后悔遗憾一辈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