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5日，日本千叶县，东京奥运会跆拳道竞逐十六强的比赛正在进行。对决台上，一方是中国观众熟知的名将赵帅，他是上一届里约奥运会的冠军，世界跆拳道选手中毫无疑问的佼佼者。他的对手，名叫Abdullah Sediqi，一位奥运会赛场上的新人，虽然属于同一个量级，但比赵帅矮了11公分，在这项运动中几乎没有优势可言。
人们原本以为赵帅将轻易取胜，但出乎意料的是，两人却共同贡献了一场精彩的对决，Abdullah Sediqi死死地将比分咬到了只剩两分，直到比赛结束的最后几秒，看起来似乎都有成为黑马的可能。
比赛结束之后，Abdullah主动和赵帅拥抱在了一起，上一秒还在攻防的对手下一秒化为朋友，这也是奥运会的魅力。
对于Abdullah Sediqi，“拥抱”也代表着一份来自中国的尊重和理解。在他的运动服上，绣有的logo，不是代表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而是代表奥林匹克的五环旗。五环旗旁是字母缩写：EOR。Equipe Olympique des Refugies，这是法语，奥林匹克难民代表队。
出生在阿富汗，如今在比利时得到庇护的Abdullah Sediqi，来自奥运赛场上一个特殊的群体，由29人组成的难民代表队。
一旦有难民选手获得金牌，赛场上会升起奥运会会旗，奏响奥运会会歌。但Abdullah并没有在短暂的东京之行中见到这一幕。
但没有人不会承认，奥运精神不只是关乎输赢，这些确实是在地理意义上跨越山海，才得以站在奥运竞技场上的人们，早已获得了属于自己的胜利。
自由之路
“我喜欢跆拳道的每一个部分，它的力量和速度。你需要做的只是，去战斗，一次又一次。”比赛结束后，Abdullah踏上了归途，这时我们联系上了他，这位年轻的运动员说，与赵帅的比赛是一次珍贵的回忆，也将成为激励他的动力。
某种程度上，他的一生都是这场比赛的前奏。他告诉了我们属于他，属于难民运动员的故事。
不到万不得已的地步，没有人愿意离开家乡。逃亡对于许多难民来说，意味着生存，但具体到Abdullah的选择，你会发现逃亡对他来说，是出于对跆拳道的纯粹追求。
在喀布尔，Abdullah的家庭处于中等水平，他的父亲去世得早，家中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他是同龄人里那个有条件选择自己爱好的孩子。
Abdullah在后“911”时期的阿富汗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因为阿富汗战争，曾经盘踞在阿富汗的原教旨主义一度让位于世俗化的进程，即使孩子也有了更多选择——在他和朋友们中，跆拳道成了*的运动，这可能与他的家乡曾经有过好几位跆拳道明星有关，总之从8岁开始，他的人生就与跆拳道结缘了。
跆拳道也很快选中了他。在家门口的俱乐部训练了6个月之后，Abdullah赢得了人生中的*枚奖牌，随后几年，他一步步成长为阿富汗当地最有潜力的年轻跆拳道选手，拿过几次国际性的大奖，上过电视做过访谈，成为了当地小有名气的运动员。那是一段快乐、和平、充满未来的日子。
但时移世易，极端势力在他的家乡重新抬头，往先被视为平常之物如今都被轻易打碎了。他开始遭到当地武装团体的跟踪与袭击，在极端分子看来，一切不属于传统的事物，比如来自朝鲜半岛的跆拳道，都是异端。他不敢随意上街，不敢在公开场合穿跆拳道服，甚至到后来，连日常往返训练馆都成了一次次冒险。
“*次时他们用刀袭击我，第二次他们又出现时，我不得不考虑逃到国外去训练了。”在一通越洋电话里，Abdullah回忆起当年的艰难，仅仅只是因为热爱的运动，就面临生命的威胁。但即便在最艰难的时候，对于他，放弃跆拳道都不是一个选项。
转机又或者一个足够大胆的想法出现在2017年，Abdullah21岁，他从网上看到，比利时安特卫普的一家跆拳道俱乐部可以为难民提供专业训练。只要他能到达比利时，并且成功申请难民庇护，他就可以在这个离家六千公里外的地方获得他梦寐以求的东西——日常的，普通的训练生活。
虽然无论欧洲还是比利时，对于他都是再陌生不过的地图上的名词，他最终作出决定，离开祖国。为了跆拳道。
4年前那个分别的夜晚，全家人聚在一起，送别家中*个也是*一个逃离阿富汗的孩子。两个姐姐一个哥哥，也曾希望最小的弟弟要是选择干点普通的工作就好了，这样一家人还能在一起。只有母亲从一开始就支持他的远行。
Abdullah说，他的母亲打心底觉得自己的孩子以后一定能成为世界上最*的运动员。
“Just go.”这是母亲的声音。
那个夜晚是怎么过的，母亲为他准备了怎样的告别晚餐，Abdullah全都不记得了，他在电话那头语音低沉，“Because everyone was crying.”
这是一个被泪水浸透的夜晚。
与Abdullah有相似命运的还有难民队里其他28名队员，准确地说，是这世界上8000万去国离乡的难民——对于生活在和平中的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难以想象的由苦难组成的庞大数字。
奥运难民队里，同样来自阿富汗的自行车手Masomah Ali Zada是位25岁女性，现在住在法国里尔。在逃离阿富汗前，她是喀布尔当地一位体育老师，同时也是一位自行车运动员。在喀布尔广阔的山地间驰骋，是她一生的爱好。
但随着局势的恶化，在喀布尔，女性骑行越来越成为被人指摘的“不道德”行为。Masomah与同队的女自行车手只能在凌晨5点或者夜里出门训练，躲避人群与目光。即使已经如此小心翼翼，出门训练依然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危险，有时是从路边商店扔来的蔬菜、土豆、苹果甚至石头，“他们手里有什么就扔什么”，有时是直接撞来的汽车。在阿富汗，Masomah陷入了重度抑郁，这是属于所有当地女性的困境。联合国的数据显示，相比2020年，今年*季度阿富汗的伤亡人数上升了近三成，其中增加人数最多的，是妇女与儿童。
但Masomah的幸运在于，她的经历被拍成了一部20分钟的纪录片。在法国播出后，一位退休律师帮助她申请了人道主义签证，她可以前往法国了。那位已经退休的年迈律师告诉她：“在这里，男人和女人骑自行车都没问题。”
这一年的东京奥运会，Masomah披着头巾，戴着自行车头盔，与Abdullah一同出现在了国际奥委会难民奥林匹克队的宣传照里。他们都来自阿富汗，但过去从未见过，直到同时出现在开幕式现场，这时他们是一个新的，由苦难和尊严组成的人类共同体。
一群非凡的人
对于Abdullah来说，走向东京奥运会的路开始于阿富汗，他先是在家门口离开了亲人，然后翻越群山到达伊朗，偷越国境来到土耳其，一路跋涉一路胆战心惊，然后面前是一望无际的幽蓝地中海。在闷热、缺水的狭窄小船里，他们在狂浪之中横渡，时刻面临倾覆之虞，然后来到希腊，如果还没有被发现、被驱逐的话，难民们便再次翻越阿尔卑斯山，进入欧洲内陆。
这些年，关于偷渡难民的报道太多了，那些死在海中、闷死在船上、在冰冷的阿尔卑斯山中被冻死的难民。
“Everything was dangerous.” Abdullah说自己很难准确地指出最惊险的是哪一天，整个逃亡历程持续了3个月，每一天都关乎存亡与否。“有时我漂在水中，有时候我在丛林里睡觉。”最艰难的时候，他每天都得走上12小时的路，找不到食物和水是常有的事，更恐惧的是丛林里看不见的野生动物，熊或者狼，在一个个精疲力尽之夜，支撑他的正是跨越一重重国境后，他与跆拳道可能拥有的未来。
因为被选进了奥运难民队，Abdullah与其他28个人的过往故事也被更多人看见。他们的逃亡让人惊叹，就像一次次传奇，比如23岁的游泳队女孩Yusra Mardini。
2015年，叙利亚内战后，Yusra和姐姐从土耳其出发，乘一只充气皮艇前往对岸的希腊。皮艇驶入爱琴海海域时，发动机突然发生故障，引擎熄火了。当时船上有20个人，大部分人不会游泳，最后是Yusra和她的姐姐——也是一名游泳运动员跳进海中，与另外两个难民一起将皮艇足足往前推了3个半小时，直到把一船人推到一座希腊小岛上。然后她们登陆上岸，徒步穿过巴尔干半岛，最后定居在德国柏林。
东京奥运会比赛后，我们没有联系上Yusra。在开幕式上，她是难民队的领队，9年前她代表叙利亚前往伊斯坦布尔参加世界短道锦标赛创下的400米自由泳成绩，至今依然是叙利亚的全国纪录。而少有人知道的是，当时在大马士革训练时，Yusra曾见证过一枚手榴弹穿透泳池的屋顶，落入泳池——幸存着实只能归功于运气，手榴弹沉入水中后没有爆炸。Yusra不止一次地在接受采访时说，“游泳救了我的命”。
也正是因为如此，一位联合国负责难民事务的官员早在里约奥运会期间，就为难民队员写下了这样一句言简意赅的介绍：能够在战争、迫害与流亡中幸存下来，他们本身就已经是“Extraordinary people”，一群非凡的人。
电话里，被问到这3个月的路途是否改变自己时，Abdullah停顿了一下，随后笑了，真诚地用简单的语言回答，是的。“这并不是一段愉快的经历，但它让我学会去面对更艰难的生活，特别是当你一个人在国外，不认识任何人，不会说当地的语言的时候。”
在难民队里，有一则关于鞋子的故事。那是一位长跑运动员的逃亡经历：从埃塞俄比亚穿越整个西奈半岛前往以色列，当时只有12岁的他和朋友靠着鞋子辨别方向。这是他们的父亲说的：睡觉前脱下鞋子，让鞋子指着他们要去的方向，这样第二天早上醒来，他们就不会迷路了。
而Abdullah告诉我，那三个月的逃亡里，他心中的指引就是跆拳道。他知道在比利时的安特卫普，他会遇到更好的教练，他可以自如地穿上跆拳道服，不再担心遇到突如其来的袭击。他相信自己在跆拳道上的天赋，即使在异国他失败了，可那又如何呢，那个从他8岁时就开始全力支持他比赛的母亲，在他逃亡时已经留给他最掷地有声的祝愿：“去追逐，用尽全力。”
2020年，新冠疫情席卷全球，Abdullah的母亲感染后去世了。事情发生得很快，当时身在比利时的Abdullah从家人的电话里得知了这个消息。那时候，他已经接近4年没有见过母亲。
他再也见不到母亲了，Abdullah的泪水涌了上来。
家
尽管电话里的交流有限，但许多回答里，可以听出Abdullah是个诚实的人。比如入场式，难民运动员们是继希腊代表队之后第二个出场的队伍，身着低调的黑色西装，却由奥林匹克旗帜引领，这让他们显得足够特别。但当被问到*次踏上开幕式的感受时，Abdullah却说，没什么感觉，没什么特别的，“因为现场没有观众。”
同样诚实的回答还出现在一个关于“家”的问题上。
2016年的那个夏天，里约热内卢的马拉卡纳体育馆里*次飞扬起EOR的五环旗帜，时任奥委会主席说：“这些难民没有家，没有队伍，没有国旗，没有国歌。我们将为他们和所有运动员在奥运村建立一个家。”
5年后，当我把问题抛给Abdullah，难民奥运代表队给了你家的感觉吗？他的答案依然是否定的。“没有哪能取代我的故乡，就像没有人能取代我的母亲。”你不得不承认，宏大叙事永远无法弥合个体的哀伤。那是Abdullah逃亡4年的人生里，永远缺失的一部分。
如今不比赛的时候，他一个人住在比利时安特卫普的学生公寓。床头枯燥的白墙上，*的装饰就是一大摞跆拳道奖牌，那是他的家人们不曾见证的荣耀。安特卫普是个比喀布尔小太多的地方，中世纪的哥特教堂塔尖俯瞰这座宁静的小城，人来人往，游走自由，Abdullah有时也会感到孤独，这里没有他的家人，也没有多少朋友。在这个掺杂着德语、法语和荷兰语的国度，Abdullah还是用阿富汗的文字更新Facebook，几乎都是关于跆拳道。他会收到许多阿富汗朋友的留言，来自6000公里外的祖国。其中的一句评论是：“你是我们的英雄，祝你永远开心。”
7月25日的这场与中国运动员赵帅的比赛，是Abdullah在东京奥运会参加的*场，也是*一场比赛。他差一点创造奇迹，但最终落败了。
没有然后了，比赛结束。Abdullah卧倒在场地上，看起来像在啜泣，但很快又爬了起来，和赵帅拥抱，随后下台。这场他在东京*一次比赛，持续了13分钟。
Abdullah不知道他在阿富汗的家人们是否看到了他的比赛，就算看到了，是否有阿富汗当地语言的解说。但无论如何，他想他们会为他骄傲的，即使最该见证这一切的母亲已经不在了。
“我既是为我自己，也是为了我的母亲在奋斗。” Abdullah认真的说。在过去，跆拳道是他一个人的事，而现在，那是他和他母亲共同的事。也是跆拳道，陪伴着他离开家乡，穿越伊朗边境，跨山越海，在这一年的东京长出了一点新芽。
或许有一天，他会带着跆拳道，带着关于勇气和奋斗的一生回忆，再次回到故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