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产业的竞争，是国家与国家的竞争，但往往也是几个人与几个人的竞争。
01
中国重视半导体产业不算晚，方方面面的投入也不算少。
1958年前后，美国德州仪器的基尔比、仙童半导体的诺伊斯，几乎同时做出人类史上的*块集成电路，开启了半导体波澜壮阔的发展史。
当时已在德州仪器工作的台积电张忠谋，既和基尔比是好哥们，也和诺伊斯有很多交集。以至于他后来总是轻描淡写又诗情画意地炫耀，自己如何见证了奇迹：
“都非常兴奋，认为自己是天之骄子……在雪花飘摇中，唱着歌回到旅馆。”
在张忠谋雪夜回旅馆之前，中国就已高度重视半导体了。
1956年1月，新中国制定的*个发展科学技术长远规划——《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拟定了57项重大任务，其中就有半导体。
非但有，而且半导体在当时就已受到周恩来总理的高度重视。在他老人家拍板明确的四项攻关“紧急措施”中，其中一项就是半导体。
“文革”时期，半导体的发展受到很大影响，但也依然在推进。比如，1968年，当时的国防科工委就在重庆永川建立了我国的*个集成电路专业研究所。
总设计师曾经说过，对“文革”的拨乱反正实际上是从1975年就开始了，当时他就已经重新整顿新中国科技事业，这其中也包括半导体。
其时，参与创建了*个半导体物理专业的黄昆被北大改了行，总设计师听到汇报后气得拍了桌子：“周荣鑫（时任教育部部长）你查一查，为什么不叫他搞本行……北大不用他，可分配到科学院半导体所当所长，给他配党委书记，配后勤人员。”
很快，黄昆就真的做了这个所长。
重视不晚，投入不断，但几十年下来，我们非但没有像日本当初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那样，在半导体领域取得世界性成就并推动整个科技产业发展，反而让半导体沦落成了被卡脖子、拖科技发展后腿的产业。
为什么会这样子？讨论铺天盖地，理由层出不穷。
比如，产业门槛高、先发优势重要，而我国底子薄，人才不够，投入也不够；再比如，日本是被美国扶植起来的，韩国也是，但我们却被美国打压……
我以为，这些理由各有各的道理，但却少了最根本的一条。
这个根本就是：我们的半导体产业（这里专指狭义的半导体即芯片产业）领域，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是长期缺失的。
梳理中国有竞争力的每一个行业，我们都能从中看到一批优秀企业家，用10年、20年甚至大半生的勤劳智慧做大做强自身企业，也推动行业前进。
但在芯片领域，我们几乎找不到这样的案例。
02
2013年1月4日，国家发改委曾开出罚单，对韩国三星、LG等六大国际面板（液晶屏）生产商，实施了3.53亿元人民币的反垄断处罚。
这是一份迟到的罚单，也是一份值得玩味的罚单。
迟到在于，六大企业被罚是陈年旧罪：2001年到2006年，中国既缺芯又缺屏的最艰难时期，六大面板企业却抓住痛点下狠手，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先后召开了53次共商会议，联合操纵市场，高价收割中国。
值得玩味则在于，2013年的中国面板业正处在最后突围的关键时刻，这份罚单也可视为对本土企业的助攻。甚至，也是因为本土企业已有突围的基础，我们才敢开出这份罚单，而不用担心罚完之后被断供“卡脖子”。
如今，依然“缺芯”的我们，则早就把“缺屏”的“耻辱”丢进了太平洋。
业内预计，2021年，中国大陆显示面板出货量将占到全球总量的60%以上。龙头企业京东方已连续两年保持五大核心品类的全球出货量*，京东方之外，TCL科技（华星光电）等中国面板企业，也已快速崛起。而当年在面板领域卡中国脖子的，如三星、LG则已纷纷被逼退出大尺寸LCD市场。
曾经的产业之痛逆袭成产业之光，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企业家精神的支撑和引领。比如京东方和TCL，就离不开王东升、李东生长期、顽强且富智慧的抗战。
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大陆面板业是踏着中国台湾地区面板业崛起的。一位企业家甚至开玩笑说，离不开一个“坏蛋”和一个“笨蛋”的“支持”——
“坏蛋”是陈水扁，他在任期内严禁中国台湾地区面板企业到大陆投资，结果让京东方趁机把握住了已成熟技术的巨大市场，并以成本优势抢占份额，站稳脚跟；
“笨蛋”是马英九，他开放了投资禁令，但却限制中国台湾企业将*和产线引入大陆，进而给了已经打开局面的京东方，继续向中高端市场突袭的机会。
外部环境之外，政府的支持也对面板产业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比如京东方，2005年亏损16亿元，2006年亏损17亿……即便在*谷时刻，政府也坚定支持其发展。
但有机会并不意味着必然的成功，政府支持最终能转化为成果和成功，关键也还在企业自身，在企业家争气。
京东方能把握机会绝地逆袭，关键就在于以王东升为首的*团队，20多年来始终怀抱雄心，目标清晰，行动得力且以钢铁意志的持续战斗。
王东升曾提出一条行业生存定律：若保持价格不变，显示产品性能每36个月必须提升一倍以上，且这一周期正不断缩短。
京东方在此规律下持续追赶的漫长岁月里，曾遭遇无数的困难。王东升后来回忆说，最困难时刻，他经常失眠，感觉就像在天台上奔跑，随时会掉下去。但他和团队终是越战越勇，顽强坚持并赢到了最后。
TCL华星光电的成功，比京东方少了些惊心动魄，但也同样离不开曾经被“面板”羞辱的李东生，在最困难时刻的绝地反击。
尤其关键的是，直到京东方核心产品全部世界*，王东升都还是京东方的一把手，TCL李东生更到今天都还在奋战。
这种连续性，也极大地保证了企业家精神乃至战略眼光的充分贯彻。
而本土芯片企业，尤其原本有机会更大更强的企业，如中芯国际、华晶电子、华虹半导体等，却与京东方和TCL的企业家精神领航形成鲜明对比。
典型如中芯国际，不但创始人被驱逐、领导人换得像走马灯，还长期陷入无实际控制人、外行领导内行、严重内耗的困境。以致于在半导体产业最黄金的10多年里，非但没有把握住彼时相对友好的产业大环境，实现追赶与超越，反倒跟对手的差距越拉越大。
中芯国际如此，一些国家支持、国企参与或主导的项目，大多也是“官僚主义”盛行，效率低下，当官文化而不是工程师文化、创新文化当道。
有些还变成了欺骗国家感情和金钱的骗局和闹剧。
企业家精神的缺失，不但让中国芯片产业未能持续集中力量攻坚突围，也导致企业发展战略的失策，错过了可以更早追赶、甚至超车的可贵机会。
03
京东方和TCL今天已是世界*的面板企业，不但规模*，创新研发与盈利能力也*。
但这个*，是通过首先把不*但能做的技术和市场做到*，做到*最强去积累出来的，是通过在成熟市场的巨大量变，实现新技术新市场的巨大质变。
这种看上去不够高科技的突围之策，事实上也是后入者，包括日韩芯片突围的根本策略。
对比之下，我国芯片产业却既没有大质变——真正技术突破，也没有大量变——在成熟市场充分做大做强，简而言之，就是长期陷入“高不成，低不就”的失策与尴尬。
去年的“芯荒”，就尤其将这种失策与尴尬明显地暴露出来。
国际上，通常以28纳米为分水岭，将芯片制造工艺分为先进制程和成熟制程。28纳米以下为先进制程，主要是用在手机、计算机等更新迭代快的领域；28纳米以上为成熟制程，主要用于相对成熟、迭代较慢的领域。
提到芯片卡脖子，我们听得最多的是中国落后世界*技术多少代，这主要是指质变——也就是在芯片制程技术上的落后。比如，台积电已量产了5纳米，而中芯国际才做到14纳米。
但事实上，除了质变即*制程技术的落后，我国芯片产业在量变——已成熟制程技术的规模实力和竞争力，也是同样落后。
比如中芯国际，早在2013年就已攻克了28纳米量产的难关，但至今也没在这个市场真正做大做强，比如像京东方那样，做到可以影响世界格局。
数据显示，我国芯片制造自给率长期不足40%，2018年还一度跌至30%。而这种不足的很大部分，就是我们已技术突破，也原本有机会自足的成熟制程。
2020年，大陆一共进口了2.4万亿元的芯片，其中很大一部分也是成熟制程，属于我们本来在技术上有条件做好的。最典型的28纳米以上的汽车芯片，我们差不多90%都要依赖进口。
去年底至今，全球陷入严重的芯片供应缺口，而需求缺口*的产品，就是28纳米及以上，也就是中国已经有成熟技术的大尺寸芯片。
其背后原因是，最近十年来，全球芯片厂商都在追逐新制程，甚至减产、退出成熟制程，但物联网、可穿戴设备、汽车电子等需求爆发，却让成熟制程芯片需求急速暴增。以汽车为例。2000年，一辆汽车采用的芯片不到10颗，如今保守估计，也在100颗以上。而这些芯片，大部分使用成熟制程制造。
换句话说，如果中国芯片能像中国面板那样，有几家甚至一家龙头企业，像京东方那样首先在成熟技术和市场做大做强，我们是有可能利用这轮“芯荒”以及此后还将继续蓬勃的成熟制程市场去弯道超车，并夯实更高基础的。
然而我们却没有。
*技术领域，我们被技术死死地卡住脖子。当成熟技术和市场有爆炸性的超车机会到来，我们也只能因为产能不足，而望洋兴叹。
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巨大的教训，也是一个令人痛心的遗憾。
更戏剧的是，当“芯荒”如此，行业开始回头争夺成熟制程之时，中芯国际却又蹭热点，决定去投资153亿元扩建28纳米生产线。
让人忍不住要问一句：早干嘛去了？
此时追产，虽也是个机遇，但已是亡羊补牢，而且会补得很艰辛。
就在中芯国际宣布扩产28纳米之后不到一个月，曾明确看空过28纳米的台积电，就立即宣布将投资超过28亿美元，在南京扩产28纳米。
台积电早已是芯片制程的世界引领者，很多人因此认为，它在此时加码28纳米，目的就是要辗压中芯国际。
有人说，即便中芯国际等本土芯片厂像京东方那样，去大规模投入成熟制程市场，不也一样可能要长期亏钱，不也一样要被对手围追堵截吗？
这当然是肯定的，但同时也可以肯定，当时至少还可以去亏。
因为当时，对手还只打专利战和价格战，而不是举国甚至举全球产业链威力，来让你想亏都亏不成——中芯国际以及很多回过神来补课的芯片企业，迟迟买不到光刻机，甚至还会买不到光刻胶就是个例子。
再假想一下，如果我们的面板到今天还像芯片一样，参差不齐的企业一大堆，但没有一家真正能打的，美国恐怕不但卡我们的芯片，也会卡我们的屏。
虽然，用现在的眼光来检讨过往，非常马后炮，但我们还是不得不痛心地承认——
无论美国，还是其他竞争者，事实上都曾给中国芯片产业突围的机会，至少给过我们今天已求之不得的——只要能做出来，钱可以大把大把投的机会。
但很遗憾，我们错过了，虽然我们投的钱，其实也不算少。
可谓是打也挨了，肉也没吃到。
想要再吃肉，则要挨更多的打。
04
失去的已经失去，但教训不可不总结。
虽然面板产业和芯片产业不能同日而语，但对比其不同路径和结局，一个结论是显而易见的：
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家，对核心科技产业的攻坚突围是极其重要的。
而且，越是从落后开始追赶，越是产业难度高，越是重要。
高科技行业看起来日新月异，但即便是芯片发展到今天，也不过就是几波大的机遇和转折。如果机遇到来，只要能抓住其中的一波，也就有突围甚至*的机会。
日本接替美国在半导体产业崛起，韩国接替日本再崛起，都是如此。而要抓住机会，突围甚至*，一以贯之的企业家精神和经营管理团队是不可或缺的。
京东方、TCL在面板领域的崛起，是几十年如一日不换将，不折腾；美国、日本、韩国，包括中国台湾半导体产业的崛起，也都是一批企业家长期而顽强抗战的结果。
人人都讲长期主义，但长期主义不能只靠情怀，更关键是要有格局、智慧和眼光，要谋定看准，心里有数，才能持之以恒。
有定见、有定力，这也正是优秀企业家可贵的地方。
王东升的姑姑是做豆腐的，检验她是否成功只需要一天时间，凌晨做出来的豆腐，如果好吃，第二天就会有回头客。王东升说，“我显然不如她幸运，但这就是我的选择。”
成败不是短期可以看到，如何过好每一天，甚至清楚每一天的成败？显然不能只靠盲目的信心和决心。京东方能几十年专注于一业并最终成就大业的关键，也是靠了对产业的长期趋势格局看得准，谋得透，然后基于此制定了一系列战略策略，才坚定地走下去。
比如，王东升在互联网时代就看到了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发展对面板业的巨大需求和空间，看到了中国企业可以首先通过在成熟技术、市场的成本优势，去做大做强的现实路径。所以才敢于长期亏损，长期投入，进而在预期变成现实时，成了准备好的人。
而中国半导体产业（芯片）领域，除了近年脱颖而出的诸如华为海思等极少数企业，则是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都难找到真正的*企业家和团队。
比如，中芯国际等企业，如果能提前看到物联网、新能源汽车、可穿戴设备等未来趋势，看到成熟制程芯片市场即将爆发的机遇并且提前准备，也就不至于如今大浪打来才回头补课，甚至美其名曰抢抓机遇。
科技产业的竞争，是国家与国家的竞争，也是企业家与企业家的竞争；是关系到全民族利益的竞争，但落到最后，往往也是几个企业与几个企业，甚至几个人与几个人的战争。而这战局中的人，必须是企业家为核心，而不是其他。
当然，这里的企业家，绝不是只会经营管理并且善于把握一时的机会去做强做大企业的人。而是真正以创办一家伟大企业，服务民族和国家、服务人类社会为目标，既有企业家智慧和本领，也有家国情怀的大企业家。
中国芯片产业现在最缺、最需要的，不是资金，不是技术，不是光刻机，甚至不是一般的技术和管理人才，而是这样的企业家。
包括在产业引导和扶持上，如果不能选对真正的企业家，甚至扶持了一些要么干不成事、要么不干正事，甚至不干人事的“官僚派”和“坏分子”。
“芯痛”恐怕只会更让人心痛。
最后想说的是，去年以来，中国企业界可谓风云激荡，并催生出不少观点和舆论。其中两点是尤其值得警惕的：一是把反资本无序扩张，简单、粗暴地理解成反大企业；二是过度解读一些富豪企业家的财富积累，而忽视了他们在这一过程中的企业家精神包括产业贡献力。
对比芯片和其他产业的发展，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在中国企业向核心领域攻坚突围的当下，我们应该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视企业家精神，更重视让大企业去大发展与大担当，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
值得欣慰的是，最近10来年，中国已开始出现真正的企业家引领的芯片企业，并逐步走上舞台，甚至担当重任。真心地期待我们爱护、支持好这些企业家，让他们——
坚定信念，长期抗战，赢得伟大！
其他依然落后、长期被卡脖子的关键领域，想要突围和崛起，也是如此。
